从米勒的多种称呼这一视角,重新审视那些研究基金文档(以及其他挑选出来的文档),我们可以看到,洛克菲勒的官员们面对各种障碍,通过文件和个人关系,混合运用各种主观姿态来建立跨境联系。这个视角强调了广泛优先于其他考虑(从政治的、知识的到意识形态的)的个人、机构和基础设施的价值。在米勒的三种称呼中,我们窥见了跨国科学的多重基础,这些分层次的非正式的、正式的和官僚的声音和自我,在20世纪中叶,把某种形式的跨国交流置于大规模的科学重构的中心位置。
红心大战与乒乓球: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选择
Weaver Miller Remarks.战间期,米勒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巴黎办事处的研究基金管理职位上获得了晋升,韦弗将这个办事处描述为一个狂热的网络建设场所,点缀着午餐时间的纸牌游戏和晚间的球桌运动。“我们那时很年轻,”他解释说,“而且精力旺盛。”韦弗认为巴黎办事处“工作比玩更辛苦”,而且并非“天天红心大战和乒乓球”。 但是关于战间期的工作,红心大战和乒乓球并不是一个糟糕的描述,这些工作最终支撑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战后研究基金计划,特别是在像数学那样的资源密集程度较低的领域。基金会官员们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收集信息,看谁有什么牌(人员、资源、需求和优先事项);他们每到一处都赢得了有益的友谊。
Reinhard Siegmund-Schultze,Rockefeller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Mathematics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Documents and Studies for the Social History of Mathematics in the 20th Century(Basel:Birkhäuser,2001);Reinhard Siegmund-Schultze,“The Institure [sic] Henri Poincaré and Mathematics in France between the Wars,” in “Regards sur les mathématiques en France entre les deux guerres,” ed. Liliance Beaulieu,special issue,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62,no. 1(2009):247-283.John Krige,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of Science in Europe(Cambridge MIT Press,2006),chap. 4.20世纪20年代,巴黎办事处成了洛克菲勒基金会跨大西洋努力的关键,这些努力是通过国际教育委员会实现的。它为洛克菲勒慈善事业在欧洲建立了立足点。国际教育委员会打算按照美国模式重建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机构,以机构竞争、初级学者的流动和企业家精英主义为特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略有不同的条件下,带着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动机,洛克菲勒基金会依然如法炮制。 在战间期,国际教育委员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集中精力建立和加强机构集中(针对数学,最显著的是在巴黎和哥廷根),以及支持旅行和交流计划,使得初级学者能够在欧洲内部流动,从集中的资源和专门知识中获益。
See Siegmund- Schultze,Rockefeller,chap. 2.国际教育委员会的官员们建立起一种智能化模式,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巴黎办事处的自然科学部时米勒就熟悉了这种模式,该部在20世纪30年代接管了国际教育委员会在科学方面的许多活动。 官员们四处旅行并详细记录他们的旅行情况以备将来参考。他们通过系统地资助可信赖的专家旅行,想方设法来补充这类第一手信息,后者则提供他们的观察和评估报告,以及系统地向那些旅行到洛克菲勒官员们身边的专家们收集信息。与此同时,他们和选定的科学精英们保持密切的顾问关系。定期的专业活动使得他们对自己的学科有着更加广阔的视野,这可以为洛克菲勒项目提供信息。
宏大的旅行帮助官员们建立起个人关系,并培养起对和他们项目相关的系统、需求和障碍的总体意识。例如,在1923到1924年,国际教育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威克利夫·罗斯(Wickliffe Rose)进行了一次穿越欧洲19国的旅行。罗斯撰写了大量有关当地机构状况和权威人士的报告。这些权威人士有助于促成交流并在今后提供他们自己的专家评估。与此同时,着眼于培养科学人才,罗斯关注有前途的年轻学者以及他们的研究和培训条件、就业前景、相关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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