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欧洲不同,美国承认自己与欧洲的文化相似性和历史债务,这些都暗示着美国有义务去恢复当地的稳定和繁荣,而战后早期的大多数美国人对日本没有什么认同感。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几十年的反日情绪达到了顶点。恶毒的仇恨文学比比皆是,把日本人描述成病态的、不可救药的劣等种族。在拘留日本移民及其后代(包括许多美国公民)的美国政府政策中,种族主义处于核心地位。 虽然战争的结束淡化了大部分人的内心厌恶,但是战后美国人的情绪继续反映了对以前的敌人(众所周知日本被占领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比作12岁的小男孩 )的某种优越感和家长作风。这些态度在1945年后并未消失,在某种程度上直到今天继续影响着美国对日本的立场。战后对相互价值的拥抱并不能压倒所有现存的偏见,然而,在新秩序的建立中,对现代化的信仰有助于通过形成集体未来的想象来取代共同过去的缺失。通过建立由共享价值观协调的知识生产的共同路线,美国和日本的学者一起重新设想了美国霸权下的世界。
新知识,旧生产者
Miriam Kingsberg,“Legitimating Empire,Legitimating Nation:The Scientific Study of Opium Addiction in Japanese Manchuria,”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38,no. 2(2012):325-351.尽管日本有着悠久而杰出的学术传统,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西方风格的社会科学及其伴随的机构(包括大学、博物馆和研究组织)才在这片国土上扎下根来。最早一代的日本社会科学家主要是通过留学或向在国内的欧洲或美国老师学习来精通这些领域的。就像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一样,德国的社会理论和方法特别有影响。仅仅几十年之内,日本学者就证明了自己不仅能够精通而且能够发展社会科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日本人参与国际会议和用外文发表论文的比率迅速飙升。
Kawamura Minato,“Dai Tōa minzoku”no kyojitsu(Tokyo:Kodansha,1996);Nakao Katsumi,ed.,Shokuminchi jinruigaku no tenbō (Tokyo:Fūkyōsha,2000);Sakano Tōru,Teikoku Nihon to jinruigakusha:1884-1952-nen (Tokyo:Keisō Shobō,2008).作为最早获得承认的、合法的创新知识生产者的非西方强国,日本在国际学术界有着某种跨国的,而不仅仅是欧美实体的地位。然而,事情发展太快,20世纪30年代战争的爆发,为日本学者参与知识生产带来了新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甚至是物理的边界。日本不再继续培养和大国的知识联系,而是集中精力发展新兴帝国内的学术网络。为了追求职业地位和资源,研究者努力为日本民族的优越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利和义务(即所谓的神圣天皇对亚洲、大洋洲一些民族的强加统治)寻找证据。在调查当地民族的身体和行为的同时,田野工作者提供信息来加强对被征服领土进行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掠夺、安抚、管理,以及促进日本帝国内人口的同化。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在遥远的、充满抗争的领土上的安全和效率,他们成群结队地去那里冒险。参与者从几个到几百个不等,这些探险队在知识阶层和帝国主义及战争合谋的同时,在社会科学家中建立了某种职业的团结感。
1940年开始,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最终促使美国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反对轴心国的敌人,同盟国集结在代议制政府、自由市场及和平的旗帜下。正如那时流行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所教导的,这些价值是发展的终极目标,普遍适用于所有(美国监护的)社会。即将到来的同盟国的胜利似乎是这种信念的“客观”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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