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虽如此,视同出口咨询委员会同意这些监察长所说的,用永久居住权来评估某个在国外出生的人可能给美国带来伤害的风险是一个弱标准。事实上,他们注意到,自己知道的违反出口管制监管条例的大多数刑事犯罪者都是美国公民和美国的永久居民——这些人不受视同出口条例的限制。委员会顾问也不相信出生国有那么重要,他们认为,重要的不是一个人出生在哪里或者是否有绿卡,而是他对美国的忠诚;确实,拒绝给予一个外国人接触敏感知识的许可的第一理由,就是他缺乏这种忠诚。要回答“此人的忠诚是否专属于某个国家?”这个问题, 就必然要求实行相较于现在的“更广泛的评估”:“确定潜在被许可人的国籍,[应该]包括考虑其出生国、曾居住国、现在的公民身份以及个人以前和现在的活动特点。”
Wang,“A State of Rumor,” 420-421.Beyond Fortress America:National Security Control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 Globalized World(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09).这种思想中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即从国籍转到忠诚,从容易记录的个人生活史的客观特征,转到被视为政治忠诚象征的定义模糊的“以前和现在的活动”。的确如此,出口管制一直是外交政策的工具,但其本身也受到冷战时期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的驱使。简而言之,在那个时代,一个国家意识形态上的忠诚度是用来决定货物出口或和一个外国人分享技术资料是否需要许可的筛选工具。在全球知识经济中,“对美国忠诚”亦服务于意识形态目的。问题是,当要决定是否给予出口许可或究竟一个人是否需要出口许可时,确定一个人的“忠诚”是非常随意的,比起公民身份或有国家的永久居住权(通常都有官方文件作为证据)它更容易受到偏见的影响。杰西卡·王把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扎根美国的忠诚-安全体系描述为,假定“存在某种私人的真正的自我,它可以通过间接的手段被了解。在这个自我里,一个人的阅读材料、组织归属、政治老友、异议倾向、对当权的抵制以及表达的政治信仰都可以为可靠性和忠诚度提供线索”,她继续写道,在这种环境里,“黑白分明的刻板印象、爱国的美国精神为指导忠诚-安全体系及对人格的评估提供了文化资源”。 比起公民身份和永久居住权,“忠诚”是更具侵略性的标准,它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以便于广泛应用,很容易被指控为是在意识形态上满足“美国堡垒”支持者的工具。
The deadline for public comments (see n. 66)was extended to September 2008,after which the issue disappears without a trace in the Federal Register.Samuel A. W. Evans and Walter D. Valdivia,“Export Controls and the Tensions between Academic Freedom and National Security,” Minerva 50(2012):169-190.我不知道视同出口咨询委员会的建议是否已经执行或如何执行, 在此要强调的重点是,现在美国研究系统中一如既往不受阻碍地产生和传播的知识,要受到不断协商的监管的约束,这些约束取决于涉及个人的国籍/忠诚与不保密知识和专业技术的特点。至少“基础”知识在全球是“自由”传播的——这个观念是虚构的谎言,正如约翰·里斯·罗斯懊恼地了解到的,对他的惩罚意在杀鸡儆猴,其威慑效果因他年老多病而被放大。这个策略似乎已经奏效。我们看到,在20世纪80年代,当国务院采取措施将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学者和来访者的行程管制在仅限校园时,某些大学发出了强烈的抗议。 这些限制现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是确保国家安全(反对生物恐怖主义以及其他威胁)和对中国的经济竞争力的工具。在冷战晚期还有可能的知识在学术界传播的相对自由,甚至也正在被削弱:国际科学交流是一个协商出来的、脆弱的社会成就。
结语
众所周知,出口管制是神秘、曲折而模糊的。它们也几乎被研究科学技术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忽视,他们大概认为出口管制只是监管全球贸易流动的工具。确实如此——但出口管制也是监管技术(被理解为科学—技术的信息、知识和专业技术)跨国流动的重要工具,因此它们在本书研究的项目中也具有核心重要性:这个项目把知识的传播确定为科学技术跨国史的关键对象(参见本书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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