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美国从过去到现在都有两套官方程序,用来决定一个外国人能否合法地进入美国。它把签证政策和出口管制的监管线索结合在一起。首先,出口管制的管理为是否颁发签证提供了以知识为基础的决定标准。其次,如果签证已经颁发,出口管制则被用来限制和管辖外国科学家在美国境内旅行时的知识获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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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官方做法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纠正和丰富了至今仍然充斥于冷战文献中的故事情节。它把论证集中于未保密的敏感知识,超越了加利森(Galison)、丹尼斯(Dennis)、韦勒斯坦(Wellerstein)以及其他人的工作;它把注意力集中在二战后10年里对跨国流动的限制上,充实了已有的研究。当然,研究冷战的历史学家非常熟悉麦卡锡时期对外国共产主义者或左倾研究者的旅行限制。而且正如现在再度强调的,仅仅是政治忠诚和国家忠诚就足以作为拒绝为一个有可能访问美国的人办理签证的理由。但意识形态审查仅仅是旅行管制中的一个维度,还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此历史编撰者把注意力放在意识形态上,特别是反共歧视的故事上(尽管它们是相关的、重要的),分散了对其他常常是更为平凡而日常的实际做法的关注。这些实际做法透露了给那些想进入美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研究者办理签证的决定。因此,大部分学术文献忽略了,和执行签证管制结合在一起的出口管制是如何妨碍了那些头脑中和手中有着敏感知识的人们的交流的,这正是本章要填补的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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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o Daniels and John Krige,“Beyond the Reach of Regulation? ‘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 in Early Cold War America,” Technology and Culture,in press.我们不要被互联世界的大量的知识传播所迷惑,认为出口管制对于签证的裁决只是次要的。因为,正如约翰·克里格和我在其他地方表明的,体现了“科学国际主义”的广阔而无监管的空间和出口管制制度是共同构建的。这种制度有意把某些种类的知识(尤其是基础科学)从政府管制中排除出去。 正是这种(以及其他)标准的官方应用,给那些来自非目标国家的学者留下了获取签证只不过是例行公事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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