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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历史真相辨

曼德尔鲍姆认为:历史事件独立于史家的心志之外,有其自身的秩序、意义与一贯性。史家弄清史事有赖于“相干”(relevance)与“缘起”(causation)两概念。史事之间是否相干,绝非由主观或心态决定;前事既然与后事相干,欲明后事必先知前事,其间有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相干与缘起实不可分,因史实之间的干系取决于史事之间的缘起关系,每一史事都有缘起相互联结,史事陈述之间的相干性即须先明其缘起。史事之间的因果是一种“互存”(existential dependence)关系,大小史事就在互存中凝聚。某一史事包含所有相关的小事,环环相扣,缺一即不足以成事。当史事间关系不够清楚时,史家可用假说试之,而假说并非凭空而出,而是基于对史料的深切理解。曼德尔鲍姆的结论是借助缘起来分析历史发展有其可能性。更何况史学方法中尚有最基本的内外考证,外考证确定文献的来源、作者以及出版时地;内考证则考订内容的真伪,也足以为历史求真的辅助 。曼德尔鲍姆深信,将相干与缘起运用到史料,再经由缘起分析后获致的综述,应可破历史相对论者的陈见。于此可见,曼德尔鲍姆批判历史相对论殆尽,成为历史客观求真的大力维护者。

不过曼德尔鲍姆不免将相对主义与怀疑论混为一谈,以至于对了解相对论者的正确立场有所偏差;怀疑论疑真相之不真,而相对主义只是否定单一的、绝对的、公正的、普及的真相。所以相对论者并不否定真相之可得,只因社会、时代与方法有异,所以真相并无固定的标准。曼德尔鲍姆或因比尔德不认为兰克史著中有客观真相,误把比尔德当作怀疑论者了。比尔德仅仅说兰克史著无论选择史料、落笔轻重、史事呈现,都与其人有关 。曼德尔鲍姆之论点至二次大战后更受重视,显然也与时代有关。事缘二次大战自由主义对抗集权主义,战时思想动员,力求一致,无怪乎相对主义在自由世界受到批判与压抑。史学界里的美国史家赫克斯特(John H. Hexter,1910—1996)说:贝克尔之相对主义与纳粹暴政有密切的关系 ,虽言过其实,但诚如相对论者所谓时代可以决定观点。学界受时代之影响,追求确实,扬弃相对,波普尔之科学认知论遂大受欢迎,所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一书 ,即以意识形态为开放社会之仇敌,而主张科学的思维模式,从而即有真理与真相可求。科学实证之学遂于1950年代又若枯木逢春,而战后学术机构蓬勃发展,学院专业之加强,学术自主之提倡,为史学而史学之呼声响亮,都在强调学术独立于外界之影响,敢于说出真相,史学也因而能成为严密而完整的学科,史家也重获建立客观历史真相的自信。

客观信史既然不能受到意识形态的污染,故英国史家巴特菲尔德有自由派论史偏见之说 。西方世界于二战后之冷战时期,不能接受马列史观,认为有“以论带史”之嫌。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历史相对论亦遭到拒斥,于是持相对论者为避风头选择销声匿迹,连戈特沙尔克(Louis R. Gottschalk,1899—1975)也不敢维护乃师比尔德,说是:“比尔德提出历史相对论,若相对论正确,则其本身也是相对的,其终究之消逝,乃势所必然。” 美国思想史家莫顿·怀特(Morton G. White,1917—2016)极力批判比尔德相对论以维护客观史学之余,不久对史学的客观性又有所修正,若谓史家“综合所选择的史料往往基于价值判断,对重要性的标准也是相对的” 。分析性历史哲学家丹托(Arthur C. Danto,1924—2013)的意见与怀特此见相似,但得到更为明确的结论:“历史相对论终究是正确的,应该说大致上是正确的,我们难以想象没有组织的历史,而有组织的历史又难以区隔组织者的特殊利益。” 换言之,客观信史的关键在于史料的选择,而天下绝无免于价值观的选择,所以历史知识不可能完备。然则史学具有相对性质的问题终未解决,若视之为魔障,则亦必须与魔共存矣。史学于二战后益趋专业化,也得到蓬勃发展,史家力主史学之“自主性”(autonomy,sui generis),各显其能,而将争议留给历史哲学家,故史家很少再关切抽象的议题,在华语世界中之史家,更少注意有关相对论的议题,但是议题犹在,终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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