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不认为历史法则可能建立,但亨普尔(Carl G. Hempel,1905—1997)则在其引人注目的名篇《普遍法则的历史功能》(“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一文中,肯定历史能由法则规范,相信实验科学之因果率能解释历史事件,强调人文与自然现象的解释结构并无不同,所以不认为史家可以仅凭理解之“同情”(empathy)治史。亨氏在自然科学当红的20世纪,固然希望将史学建设成科学,认为自然科学里的普遍法则可用之于历史研究,唱之甚力,故欲在史学范畴内建立“科学解释的逻辑结构”(logical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相信在普遍法则或规律引导下,历史事件可以得到预期的解释,因经由理性、合乎普遍法则的逻辑推理,也就是亨普尔所说预测不是凭空预言,而是“理性的科学预测”(rational scientific anticipation) 。亨普尔不可能看不到历史科学化的困难,但他认为即使在自然科学内,普遍法则与理性推理也经常是可能的假设,不一定放诸四海而皆准,不是铁律而是机遇率。此外他觉得史家虽不能作货真价实的科学的历史解释,但至少可以科学模式作为指引。类此说法只能说是权宜,而非放弃原则。亨氏之说被称为“覆盖法则”(covering law) ,但他承认史学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严格,只能见其大概,可称“科学之初阶”(rudimentary science) 。即使如此,亨氏仍遭到挑战,学者大多认为历史不可能在封闭的演绎系统中运作,史事也不可能重复出现,历史研究的成果更不可能像科学那样超然公正 。“覆盖法则”既被否定,又有哲学家拟以“通则”(generalization)取代法则,认为历史解释是一综合的过程,使事实的细节得以明朗 。唯心派如英国哲学家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1901—1990)强调历史乃特殊而又不会重复的事件,不可能适用科学模式,直言若将史实视为普遍法则之例,“是无史矣”(history is dismissed)!他认为历史是“变”(change)与“常”(continuity)环环相扣的过程,史家不宜用“通则”(generalization)来治史;他不认为任何法则有助于历史事件的变迁与延续,也从未考虑历史事件之间是否有通则可寻 。唯心史观讲得最具体的是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1889—1943),他指出人世间之事与自然现象迥异,不能用同一种方法来理解。自然现象可从外部观察,人事更需要内省;不仅要发掘人事,而且要洞见呈现人事的思想;也就是说,历史人物的作为,另有可资了解其作为的思想,所以史家要理解历史人物的作为,必须重新思考历史人物之所思,包括对其所处情境的概念、知识、理据、信仰、规划,以及应该如何作为在内 。他不讨论没有思想面的人事,也不提如何处理非理性的思维;不过重要的是,他提供了解历史的准则,也包括非自觉的或非理性的思维在内。可见柯林伍德对历史的看法,若非形而上的自由意志论,至少也足可比拟“真正的自由思想”(thetruth of libertarianism),与实证派截然异趣 。类此争论见诸现代西方,而传统中国与传统西方均无之。更有学者强调,史家不讲究法则,而是作可能的解释,所优为者无非是总结、校勘、衡量,无须如科学之严密 。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直指历史是不同于科学的人文价值与志趣,两者在心智上有异,科学需要“解释”(erklären),而历史需要“理解”(verstehen),根本是不同的学科 。史学科学化遂被史家讥之为“精致的呓语”(sophistical flimflam) ,可说史学从科学全面撤退,以承认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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