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久的中国传统史学意识似乎早已认定历史就是文字的记录。例如潘荣有言:“圣贤吾不得而见之矣,而得见圣贤于书;治乱吾不得而见之矣,而得知治乱于史。事纪于言,理寓于事,非事则理不可见,非言则事不可传。大哉,书与史之功乎!” 汉字史的意涵不是指史官,就是指史书,所载也认为是曾经客观存在之往事。6世纪之初,刘勰所写的《文心雕龙·史传篇》,明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就是说今日之所以知道过去的事,唯有靠文字的记载。除了文字记载之外,根本无从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事。刘勰之后,唐代史家刘知幾继续发挥此意,认为不朽完全要靠“书名竹帛”,即《隋书·经籍志》所说:“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 。如果没有竹帛,没有史官记录,则过去所发生过的事,一旦物化便将永灭。反过来说,如果“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 。所谓“书之,则与日月长悬;不书,则与烟尘永灭”者也。大唐以后出现“史事”一词 ,也应指史册所载的往事。所以,后史点明所谓历史仅出自史家手笔,可获吾华史学传统之认同。
然而西方现代史学认为史书用科学方法,从文献资料着手,经过实证可以重建既往真实的历史;易词言之,书写的历史能等同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德国史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尤重档案史料,深信历史可以如实直书 ,他认为历史可以既科学而又客观,不受制于当代任何政治或哲学系统,历史也不能预知将来,兰克因而被公认为“现代史学之父”,建立了被称为信而有征的学院派史学。书写客观而真实的历史,足以与学院内其他学科并肩。兰克主导下的现代史学,力求往事之重建,相信史家经过严格的方法训练,利用充分的档案数据,便能够将往事写成客观、公正而真实的历史,建立了兰克的实证史学典范。所以现代史学基本上认为历史乃客观之存在,而由史家来面对、来叙述,史家且有能力摆脱政治、宗教、意识形态等影响,能够分辨事实与价值。史事有其内在理路,公正的史家自可发现客观存在的历史而重建之。再者,现代史家凭借理性思维可以掌握历史的实质,叙事也能遵循进步史观,有日臻完善的进程。最乐观者更深信史学之精确,直可比拟自然科学。英国史家伯里(John B. Bury,1861—1927)就曾说过:“史学是不折不扣的科学”([history] is herself simply a science,no less and no more) ,其所谓科学,指的是自然科学,但是伯氏晚年及时觉悟到史学科学化之不可能实现,黯然放弃旧说 。傅斯年自欧洲留学归国,欲将史学建设为像地质学、生物学一样的科学,显然在呼应伯氏,惜傅氏不及知伯氏晚年已迷途知返。其实早在1930年代,哲学家金岳霖已经明白辨别科学与历史之异,科学永远是可以证实的,科学实验可以屡试不爽;科学之观察可以一再复制,但历史不能。他引幽默大师比尔博姆(Max Beerbohm,1872—1956)之言说:“历史从来不会重复,只是史家彼此一再重复。”虽语带讽刺,但历史事件确实不可能重复,故而无从获致普遍的法则;有之,仅仅是具体的历史事实与人物 。
其实伯里之名言乃一口号,因现代学者大都不认为史学是不折不扣的科学,实证派更想用普遍法则来解释历史,既然要历史信而有征,必须在概念上或书写结构上靠近科学。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虽说因果解释的逻辑,历史与科学相同,都从普遍法则演绎而来,但历史只能假定法则而不能组成法则。历史与科学解释的逻辑虽都与预测相关,然预测不是未卜先知而是测试假设;两者虽说不异,无奈历史具有特殊性格,无法重演,不可能成为由普遍法则来规范的科学。所以波普尔也并不认为科学是历史追求的目标 ,他虽力挺历史的客观性,但仍得承认历史难以试验,更何况每一个世代有其自身的问题,必有其自身的利害与见解 。波普尔虽有心捍卫客观信史,然因其对客观的严格定义,不得不有“史不足尽信”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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