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颗种子都在发表政治声明。
——马努·穆吉尔(Manu Moudgil,2017)
商业引进转基因作物之后的十年时间里,巴西和印度在生物技术种子的知识产权方面一直处于混乱状态。21世纪初引进的转基因作物,要求两国将专利制度扩展到微生物和微生物工艺,并为植物品种提供某种形式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些要求在法律格局方面引发了广泛变动。巴西和印度为了实施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协定》而进行立法改革,引发了一些复杂的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其中的主要问题在于,某一品种的生物技术作物是否应受到植物育种者权利的保护,或者是否因含有基因工程序列而受到专利法保护。《知识产权协定》措辞中的一些含糊之处同样出现在一些国家的国内专利立法中,比如第27条第3款(b)项对微生物的定义等。巴西和印度为农业领域引进知识产权制度的时间较晚,因此严重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另外,孟山都公司在巴西和印度的专利问题上缺乏透明度,蓄意混淆事实,加剧了有关问题的混乱局面。
相关领域存在巨大的灰色地带,孟山都公司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在金融领域,交易员有这样一条交易路线:“我们知道自己不能做的事和我们确信可以逃脱的区域之间存在一个灰色地带。我们对这个灰色地带加以利用。”这种交易路线很好地描述了孟山都公司对待知识产权的方式(Brown,2018)。比如2002年至2006年,孟山都公司针对BollgardⅠBt棉花收取了极高的特许权使用费(性状费),费率高达种子总价的75%。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孟山都公司在印度并未获得专利。而在巴西,抗农达大豆专利到期后的两年半时间里,孟山都公司仍然在收取特许权使用费。
早年围绕转基因作物的大肆宣传使得巴西和印度等农业大国的政府、科学家以及农民都急于获取这项技术。孟山都公司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情绪,通过游说与合作强行实施了私营特许权使用费制度。孟山都公司在美国开发的经营模式包括有效的专利权、农民在购买种子时签订的广泛许可协议,以及为了保障遵守协议而精心设计的监督系统,等等,这些内容无法适用于巴西和印度。比如在印度,数百万名农民各自掌握着小块土地,执法困难,起诉农民在政治层面不具有可行性。印度非政府组织“基因运动”主席苏曼·萨海(Suman Sahai)曾道:“起诉农民侵犯专利无异于自取灭亡。不要在印度起诉农民。(访谈,9)”
孟山都公司在巴西和印度实施的特许权使用费制度与美国类似,均以私人合同方面的法律规定和分许可协议为基础。不过,该公司针对特定国家的主要作物与农业条件,对这种模式进行了调整。在巴西,孟山都公司在农民向粮仓与合作社出售抗农达大豆时收取特许权使用费。而在印度,孟山都公司与生产Bt棉花种子的公司签订了分许可协议,在棉花产业链上游收取费用。
实际上,特许权使用费在这两个国家剥夺了农民保存种子的权利:抗农达大豆针对农民收获的谷物收取费用,Bt棉花则通过协议把Bt性状限制在杂交品种。简言之,巴西和印度的法律虽然都允许农民保存种子重新种植,但孟山都公司的特许权使用费系统在实际层面上规避了相关法律规定。
巴西和印度各行政区域可能不像美国和加拿大那样积极支持引入专有权利制度(Pechlaner,2012),但在实施层面同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里,我同意费利佩·菲洛梅诺做出的评价。他认为在南美,“孟山都公司特许权使用费制度的实施有赖于对一些农村生产者协会、当地种子企业以及国家政府的胁迫与合作,其合法性存在问题。”(2014,13-14)
沙利尼·兰德里亚(Shalini Randeria)对全球南方国家的约束性代理角色进行了概念化,对国家在生物技术作物知识产权制度实施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析(2003a,2007)。根据兰德里亚的观点,全球南方国家在有选择地将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国际规范转移到国家层面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为了免除国家对本国公民的责任,利用了本国存在的弱点(Randeria,2003b)。在Bt棉花的案例中,印度政府以履行《知识产权协定》第27条第3款(b)项的国际义务为由,在孟山都公司未持有有效的印度专利的情况下,为该公司赋予了排他性权利。卡尔·普雷和拉莎·纳加拉扬(Carl Pray and Latha Nagarajan,2010,300)在Bt棉花的案例中发现:“印度监管机构使马海可孟山都生物技术公司短暂获得了Bt基因的垄断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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