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山都)是一家不道德的公司,它会为了获得利益而不择手段。
——巴西大豆种植者、诉讼当事人,路易斯·费尔南多·贝宁卡(Luiz Fernando Benincá)
20世纪70年代早期,孟山都公司为一种名为草甘膦的化合物申请了专利,并采用了“农达”(Roundup)的品牌,将其作为除草剂进行商业化。草甘膦可以通过抑制一种叫作EPSPS的酶来消灭植物,这种酶可以制造植物生存所必需的氨基酸。到了20世纪80年代,农达已成为市面上最畅销的广谱除草剂之一,同时也成为孟山都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Charles,2001)。
十年后,孟山都公司农达工厂里的科学家发现,部分细菌在工厂污水池里出现了抗草甘膦的特性(Charles,2001)。他们从这些细菌中分离出遗传材料,通过基因工程转移到大豆的基因中,开发出一种可以耐受农达除草剂的大豆。这种具有农达耐受性的基因工程基因获得了专利(Event CP4 EPSPS),抗农达大豆上市。
当时,巴西的农民与世界各地的农民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种植大豆控制杂草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自1973年就在巴西南部种植大豆的大规模农业生产者路易斯·费尔南多·贝宁卡回忆道:
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孟山都公司,因为孟山都公司发现了草甘膦这种广谱除草剂……当时我们花了一大笔钱防治害虫,使用了两三种品牌的除草剂,有时还会混合使用。但是这样做的成本非常高,我们负担不起。所以当孟山都公司发明了农达,我们都感到非常惊讶。后来它通过在美国改造基因开发了抗农达大豆,我们全都疯了,心想:“这个东西简直可以救我们的命!”(访谈,33)
然而事实证明,孟山都公司对农民的拯救十分短暂。他继续说道:
感谢上帝,大自然十分强大。后来,由于一直大量使用这种产品,草甘膦的效果出现了选择性。之前不太重要的害虫成为严重的问题。害虫问题飞快发展,我们不得不使用更多其他产品。现在,草甘膦无法发挥作用,我们正在使用各种其他农药。
在选择性带来的巨大压力之下,杂草对农达产品产生抗性只是时间问题。抗农达大豆等转基因作物非但没有帮助农民摆脱农药,反而推动他们必须购买农药。
农民选择抗农达大豆的原因可能在于它有助农业生产,而孟山都公司开发抗农达大豆的动机则复杂得多。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达曾是孟山都公司的旗舰产品。2000年,孟山都公司在美国的专利即将到期,其他公司将能够合法销售与农达类似的仿制产品,孟山都公司将失去利润最高的收入来源。从商业角度来看,随后出现的抗农达作物堪称神来之笔。在农达除草剂进入公共领域之际,孟山都公司借助抗农达作物打造了全新的独家市场。
1998年,孟山都公司向巴西国家生物安全技术委员会(Comissão Técnica Nacional em Biossegurança)申请批准对抗农达大豆进行商业规模生产,不过批准流程随即遭到了阻碍。一个消费者维权组织援引预防原则,成功申请了法院禁令,禁止政府在缺乏环境影响评估和食品安全标签规范的情况下授权销售与种植抗农达大豆。这项禁令事实上对转基因作物进行了司法禁止。
与此同时,在巴西最南端的南里奥格兰德州,农民正在种植从阿根廷走私到境内的抗农达大豆。当地农民向巴西政府施压,要求批准种植和销售这些大豆品种。2003年3月,卢拉·达席尔瓦(Lula da Silva)总统签署了一项总统令,授权抗农达大豆商业化。这是达席尔瓦总统上任以来的首批重大决策之一,在实际层面解除了1998年以来的司法禁令(巴西联邦税务局,2003)。第一项总统令之后,第二项和第三项总统令先后出台。2005年,经过7年的法律斗争和政治博弈,修订后的《生物安全法》(Biosafety Act)出台。这项法案规范了转基因生物方面所有类型的活动,抗农达大豆最终获得批准(Peschard,2010)。
2003年第二项总统令出台之后,孟山都公司迅速采取行动,开始对抗农达大豆收取特许权使用费。费利佩·菲洛梅诺指出:“这项法令规定大豆种植者全权负责抗农达种子的培育工作,其中包括涉及‘第三方权利’的义务,暗示了孟山都公司所拥有的(知识产权)权利。”
2003年9月,孟山都公司在巴西的主流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致大豆种植者的通知(图2.1):
图2.1 2003年9月,孟山都公司致巴西大豆生产商的通知
鉴于大豆必须在几周时间内开始种植,孟山都公司建议种植抗农达大豆的农民根据2003年9月8日巴西地区联邦法院的决定,继续暂停抗农达大豆的种植。
除商业发布活动外,种植抗农达大豆的农民必须在出售有关作物的同时支付抗农达技术使用费。(孟山都,2003)
这种特许权使用费为全球首例,完全出乎大豆农民的意料。从传统角度来看,种子产业此前一直把特许权使用费包含在种子价格里,从未针对收获的产品收取特许权使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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