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政府和印度政府本可以利用《知识产权协定》所具有的灵活性对生物技术作物知识产权进行限制,维护农民的权益,特别是第27条第3款(b)项在当时仍处于审查阶段。菲利普·库雷特(2005b)认为,印度本来可以根据符合《知识产权协定》规定的专利法,对微生物的可专利性做出限制。这一类限制可以采用一种规定的形式,声明:“微生物仅在孤立状态下受到保护。植入另一种生物,且这种生物本身不能依照《专利法》获得专利的情况下,微生物不受保护。”(Cullet,2005b,3609)这种观点与印度《专利法》第3条(j)项排除种子可专利性的规定具有一致性,并能够防止法院将专利权人对基因序列的权利扩展到种子和植物(比如孟山都诉施迈泽案中的情况)。政府同样可以确立相关原则,确保专利权和私人分许可协议不得凌驾于农民根据《植物品种保护法》保存种子的权利之上。通过彼得·纽厄尔(Peter Newell)的以下描述可以看出,在生物技术作物知识产权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企业游说和政府的疏忽产生了重大影响:
2005年,阿根廷召集了一次南方共同市场农业部长会议,为反对孟山都公司针对大豆作物收取特许权使用费寻求支持。巴西和乌拉圭最初向阿根廷提供了支持。然而会议之后,这些国家的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以本国私营部门正在与孟山都公司进行协议为由,撤回了支持阿根廷的立场。(Newell,2008,263)
总而言之,《知识产权协定》的框架之下存在生物技术种子知识产权方面的多种管制方法,但各国并未对相关方法进行探索,放任孟山都公司为所欲为。
大豆和棉花产业链中的农民与其他参与者发现全新的专有权制度所带来的影响之后,便开始针对孟山都公司的知识产权与相关做法向法院提起诉讼。农民认为孟山都公司的特许权使用费和种子的相关费用过高,对孟山都公司的强硬做法感到愤恨不已,包括农民与谷仓进行交易时必须对谷物进行转基因检测的做法。来自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的一名谷物合作社经理曾向国会议员说道:“孟山都公司的那些人在谷仓里十分蛮横。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局面了。”
巴西大豆生产商路易斯·费尔南多·贝宁卡曾直言:“(孟山都)是一家不道德的公司,会为了获得利益而不择手段。它不尊重任何东西。这家公司最终会对自然和人类犯下严重罪行,而谁阻挡这家公司,谁就会被消灭。”(访谈,33)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段话出自巴西左翼农业运动成员之口,但实际上,贝宁卡是一名具有保守政治倾向的大地主。贝宁卡的这段话证实了我的观点:围绕知识产权和生物技术作物的法律纠纷,促使那些来自不同阵营的群体团结了起来。
其实,质疑生物技术种子知识产权合法性的人,并非围绕健康和环境法规提起诉讼的群体,也没有参与粮食和种子主权方面更广泛的运动。本书第二章曾提到,巴西抗农达大豆集体诉讼的起因在于,大豆农场主路易斯·费尔南多·贝宁卡对特许权使用费感到非常不满,他未能获得联合会的支持,于是自行寻求了律师的帮助。贝宁卡认为自己所处的联合会已遭到拉拢,于是通过当地的农村工会提起了诉讼。不久之后,另外两个农村工会以及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农业工人联盟参与了这次集体诉讼。巴西农村存在两极分化现象,在这场集体诉讼的过程中,农村大规模生产者与小农之间结为联盟,这种现象十分罕见。如果说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是农村工人阶级和农村群体出现分化的关键要素(Edelman and Borras,2016),那么所有的农民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种子的获取渠道和繁殖种子的能力。
在印度安得拉邦的Bt棉花案中,附属印度共产党的两个左倾农民组织——全印度农民联盟和安得拉邦农民组织(Rythu Sangam)于2005年首次针对孟山都公司提起诉讼。相关纠纷在2015年后由德里高等法院审理,包括印度种子公司和孟山都公司在内的印度公司和跨国公司取代了农民组织,成为案件的主要当事人。印度本国的种子公司争取到了极具影响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的支持,其中包括代表农民群体的组织,共同对抗孟山都公司。
另外,印度小型非政府组织“环境支持组织”(Environment Support Group)单独发起Bt茄子生物剽窃方面的诉讼,通过战略性诉讼推进了环境事业的发展。规模更大的“无转基因印度联盟”(GM-Free India Coalition)没有为本案提供积极支持。从上述概况可以看出,转基因作物知识产权诉讼当事人极具多样性。这些当事人同样有别于那些广泛动员反对转基因作物的组织,比如“无转基因巴西运动”(GM-Free Brazil Campaign)、“无转基因印度联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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