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反复以吏自居自然是一句怨言。从制度上严格来说,“吏”是与正式官员分离的一个阶层,是服务于后者的。吏通常没有受过正式教育,平日的职责也多是官员不涉足的饾饤琐屑之事,他们身处精英士大夫的阶层之外,属于官场边缘人士。 也就是说,沈括的职业生涯虽然始于官阶底层,但始终在正式官僚的范围之内,从来就不是真正制度或社会意义上的“吏”,更不用说他本来就出身中层官僚的精英阶层。
除开一些自怨自艾的成分,沈括在这十年里的感受确实反映了一部分北宋底层官僚所面临的现实:进入官场并不意味着立即名利双收。事实上,在沈括的这段经历里,富贵与发达基本与他无缘。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他长期身陷底层官阶,几乎找不到升迁的途径。这一点是以荫补入仕的一个特色。尽管绕过了科举,但是恩荫得官的人在升迁机会上不如科举出身的人。 北宋中低级官僚的磨勘升迁速度已经非常缓慢,而荫补出身者则更缓慢,受限制更加明显。所以,荫补作为特权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个玻璃天花板。对很多荫补入仕的人来说,如果他们不回到试场争取一个出身,可能一辈子都徘徊在官场的底层。这正是沈括的处境。
除了升迁缓慢,经济上的拮据也是北宋底层官僚所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宋代早年的官僚固然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但是经济收入却并不与之匹配。即使是在真宗和仁宗朝数次系统性的涨薪之后,底层官员的俸禄也不尽人意。 沈括的俸禄每月大致在六千到八千文之间。 而其时一斗米的价钱大致在七十到一百文之间,猪肉一斤六十文。 一支质量尚可的毛笔约一百文,而一方上好的砚台则可高达一万文。 沈括此时已经成家,需要供养他的第一任妻子、大儿子以及母亲。 他反复提及自己在经济上的捉襟见肘,情形似乎是非常艰难。正如他一次向朋友倾吐:“至于衣服米盐,一日不得则无聊,某何以异于人?”
除了经济上的困顿,沈括似乎也对他的日常工作感到厌倦,大量的琐务对他来说既无尊严也无新意。他曾经向一个叫崔肇的朋友倾诉,形容自己的工作“最贱且劳”,日程为“往还吊问,岁时膢腊,公私百役”所占满。为了完成工作,他疲于奔命,“乍而上下,乍而南北”,以至于“懵懵跦跦”,难以振作,“不知天地之为天地,而雪霜风雨之为晦明燠凉也” 。
沈括的现状与他过去生活在父亲羽翼之下的情形相去甚远;至少,与他记忆中的过往差别迥异。大抵现下越是沮丧,回忆就显得更加美好。沈括尤其怀念士大夫生活的尊严感,哀叹自己不复能“高视阔步”, 也不再享有与“天下士大夫”往来的风雅。 蜷缩在这个狭小困顿的角落里,他哀叹自己只能寄望“求于一官”而“尽于一身”。
怨气之余,沈括在工作上还是尽职尽责,并努力适应“吏”之角色的。他自陈“及今为吏,则与乡人之为吏者校能契艺,不能有以异也” 。“能”和”艺”是吏的特质,是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处理各项大小事物赖以依靠的能力储备,可能涉及到一系列具有技术难度的任务,譬如治水利。沈括在这点上是言行一致的。他确实在具体技术上学得快、用得准,迅速脱颖而出;在日后的生涯里,这些具体的技艺也一直是他的知识视野和实践中的一部分。
沈括自小在江南长大,对河湖稻田有一种天然的熟悉和亲近,这大概也是他能首先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崭露头角的缘故。在他看来,江南地区多山多水,可耕地多在低洼处,所以尤其需要在水利上下功夫。 他和弟弟沈披都喜欢钻研水利,并很快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兄弟二人在官场起步时,对水利的洞见都成为了他们重要的职业资本。
在他官僚生涯的头十年里,沈括在胶东半岛即齐鲁沿海地区先后担任数职,把一个江南人对水的熟稔带到了北方。齐鲁地区邻近首都开封,所以其农业生产力不仅是当地人口生计的保证,在国家的层面上也是很重要的。 自赵宋建国,朝廷就一直在扶持齐鲁地区的水利建设。 沈括任沭阳主簿时,也贡献了一份自己的力量,曾经“疏水为百渠九堰”从而“得上田七千顷”,显著地扩张了可耕农田。
随后,在1060年代初,沈括协助弟弟沈披开始在家乡江南地区建设水利。沈披时任宁国县令,在转运使张颙、判官谢景温的支持下,拟修复当地的一处防水堤万春圩。万春圩在10世纪晚期被洪水冲垮,已废弃了八十多年。沈披和张、谢二人仔细查看了地况,力排众议,驳斥了数条反对意见,终于令项目上马。修复后的万春圩运作良好,当地农民因此得以恢复了不少可耕良田。 在沈披进行这项工程时,沈括正好在他家小住,所以目睹了全过程并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万春圩工程应当是沈披的功劳,不过就沈括记录的细致程度来看,他多少也有协助参考之功。
除了在水利方面的特长,沈括也努力学习治理技术。他以懂民情、顺民意为目标,立志要行仁政。根据沈括自陈,他获得从沭阳主簿到摄东海县令这一步小小升迁,正是因为他得当地民心之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民皆自附”。 沈括自谦自己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但是颇为自豪自己能体恤民情,在制定政策时能根据当地民众需要而量体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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