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5至1077这数年间里,沈括经历了令人喟叹的大起大落。1075年他被神宗皇帝任命为权发遣三司使,成为国家财政的核心人物之一。次年,沈括又被神宗擢升为权三司使,这进一步加强了他在三司使的领导地位。但是,仅仅八个月之后,沈括就被贬出京城、出知宣州。在被贬官发配之时,沈括几近一无所有。不仅事业被迫中断,个人名声也狼藉不堪。王安石一反之前对他的信赖和扶持,再三严厉抨击他的人品。在同辈士大夫的议论里,沈括作为一个“反复”小人的形象似乎也深入人心。这几年的时光可以算是沈括服务新法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沈括试图在他对新法的具体检修基础之上开创一条独立于王安石之外的中间道路。但在党争尖锐的年代,走中间路线绝非易事,这恐怕正是他在人品上被非议、事业上被贬谪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章伊始,笔者将介绍变法期间党争的基本面貌以及在此背景之下王沈矛盾的来龙去脉。接下来的三节将以募役法、盐政以及货币改革为例讨论沈括的中间路线。在结尾的一节中,笔者将重点讨论沈括的政治声名问题,尤其是他的政治经济政策是如何引致道德审判的。
沈括这数年里跌宕起伏的经历必须要放到新旧党争这个大背景中进行考量。因为党争而被突然贬谪的北宋官员在这个时段并不少见,沈括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员。党争是北宋政治的一大特色,绵延于整个11世纪,并在1070年代登峰造极。 王安石推行新法触发了长达三十年的两党相峙,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针锋对立、咄咄相逼。这场斗争在1070年代达到的高度可从王安石本人的经历中窥见一二:这位深受皇帝信任的铁腕宰相被迫在1074年和1076年罢相两次,足见党争的力度之大,以及反对势力之强劲不可小觑。
概括说来,这场新旧党争的核心问题在于厘定国家的角色和地位。在王安石看来,国家机器应有渗透在各个领域的广泛调控权力。所以,他的新法往往注重“创新”,即不断地建立新部门、推出新机制,从而造就一台权力深广的国家机器。司马光则与他意见相反,他认为旧制本来就足够完好,所以强烈反对国家机器的扩张;司马于是以“复旧”为主旨,即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
对国家角色的不同理解也引起了一系列有关公权和私利之间的争论。特别是在国家财政方面,一个最大的争议就是公权是否应当干涉和掌控私利。王安石的答案是肯定的。他的新法正是优先考虑和发展国家的调控能力。 在王安石看来,一个“大有为”的国家机器扮演了两个重要的角色:首先,它通过直接垄断和间接税收参与了经济发展;其次,它实现了国家权力对发展经济的承诺。 司马光强烈地反对这个立场,他认为私利就应当由私人把握,公权不应多作干涉。在司马光眼中,国家应当精省财用,而公家与私人当各司其职、各谋其利。
新旧党之间的矛盾当然不仅仅限于治国意见上的不同;在意识形态辩论的背后也是两党之间无休止的争权夺利。这场党争史无前例的激烈程度部分源于王安石的行事风格,尤其是他的一意孤行和对异见的打压。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之前,他大权独揽,独享皇恩,得以独擅用人之选,并把持言路,广建各种新机构。上一章提到的几桩人事纠纷都与王安石培植亲信和翦除异己的举动相关。在他眼中,实现“上下心意一统”(ideological unanimity)也是他全面胜利的指标之一。 所以,他在排除异见上毫不手软;但是,以专断实现统一反而导致了相反的结果。很快,王安石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负面循环:他越是大力铲除异见,异见之声就越为激烈。
长久的对抗令王安石陷入了更深的不安,所以他最终把伐异的矛头也指向了自己集团的内部。在他第一次罢相之后,变法派内部开始出现了罅隙。王安石的继任者吕惠卿迅速着手清理王安石的亲信,瓦解他的集权。吕本来是王的弟子,他的行为在很多人看来是背叛之举,所以引发了新一轮的党争,也触怒了神宗。1075年,神宗令王安石复相以对抗吕的权势扩张。 这一轮下来,王安石虽然复位,但是他的不安也愈发深重了。复相之后的王安石不仅失去了皇帝的绝对支持,也必须面对变法党内部已经公开的分裂。在这个情势下,王对异见愈发敏感,他的疑心于是让不少变法党人一夜之间变友为敌。所以,沈括不是唯一一个被自家党派驱逐的人,他的大起大落也不算罕见。党争的时代里,稳定是最大的奢望。不管是新党还是旧派,任何一个位居高位的官员都很难独善其身。
对沈括人品的批判也反映了新法党争的另外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它以道德为表、权谋为里的话术。这套话术的中心思想很明确:一个来自政敌的异见之所以不足为道,是因为它直接反映了该政敌的道德缺陷。所以,判断一个政见的好坏,往往与这个政见本身的内容无关,而与发表这个政见的人的德性有关。而这事实上又构成了一个循环逻辑:一个异见反映了该意见者的不当动机,而任何一个发表这种异见的人则必然德性有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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