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 陈昊
左娅的Shen Gua's Empiricism一书 ,将以《沈括的知识世界:一种闻见主义的实践》为题,在北京的中华书局出版中译本。中译由左娅自己完成,并嘱我为序。我能呈现的,是一个读者的旅程,而旅途则是文本的演进和左娅关于沈括的思考的展开。这场旅程,从我阅读她201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完成的博士论文开始 ,到2018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以及她围绕相关问题所发表的论文 ,再到现在中文译本的出版。而故事则需要从她遭遇沈括开始说起。
沈括是谁?在中文语境里,听起来是有些愚蠢的问题。这当然是因为沈括在中文世界里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但他是为何而家喻户晓?与回答沈括是谁一样,开启了在当代理解一个历史人物的种种可能。在研究的世界中,可能性也许无限,但理解的路径却受限于之前的研究传统。1926年,竺可桢在一本叫《科学》的杂志上发表了《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其中称:“我国文学家之以科学著称者,在汉有张衡,在宋有沈括。……自来我国学子之能谈科学者,稀如凤毛麟角,而在当时能以近世之科学精神治科学者,则更少。……正当欧洲学术堕落时代,而我国乃有沈括其人,潜心研究科学,亦足为中国学术史增光。惜当时人君不知学术为何事。” 这段论述部分起源于竺可桢与《宋史》卷三三一《沈括传》的遭遇 ,但似乎只有《沈括传》的最后一段对竺可桢有意义,即:“(沈)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又纪平日与宾客言者为《笔谈》,多载朝廷故实、耆旧出处,传于世。” 而《沈括传》从开头对“沈括是谁”的回答:“括字存中,以父任为沭阳主簿。……擢进士第,编校昭文书籍,为馆阁校勘,删定三司条例。……迁太子中允、检正中书刑房、提举司天监,日官皆市井庸贩,法象图器,大抵漫不知。……” 历官是叙述的主轴,他的知识兴趣则作为为官“业绩”的附庸散于(shattered)历官之下,但在竺可桢的视野之中,历官不再是关注的重点。现代写作者将沈括的知识取向赋予“科学”之名,却也将其与沈括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官仕生涯分隔开来。在这里,“科学”和“科学家”,作为一种赋名的方式,将一种时代错置的(anachronistic)历史叙述带入了沈括的世界中,将沈括描述成了一个割裂的个体,这种割裂既在他的知识兴趣与时代之间,也在这种知识兴趣与他在宋代社会中的身份角色之间。时代错置的叙述并非毫无意义,它一方面推进了关于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与科学发展之间关系的种种争论 ,另一方面也使得对沈括的追问超越个体研究:沈括为何会在这个时代出现,是否意味着,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历史变化?这样的历史变化是否可以构成沈括及其知识出现的背景?或者说,对沈括的讨论能否成为管窥中国历史变化的途径?
但是,在这些宏大的争论之下,如何理解沈括却依然是一个问题。席文(Nathan Sivin)在谈论沈括时将两组标签对立了起来:现代的(modern)、科学的理性—经验主义者(a scientific rationalist-empiricist)和与时代格格不入(out of time)、意外的起源(a genetic accident) 。时代错置带来的学术观察,处处彰显着沈括的格格不入,也使得用沈括作为例证来呈现宋代特征的研究,可能遭遇挫败。
在这样的学术脉络背景之下,左娅选择了一个看似依然是时代错置的切入方式,英文书名将沈括和empiricism的并置,似乎来自将沈括视为科学家的既有研究传统。但是左娅借由张载对“闻见之知”与“德性所知”的区别,将empiricism转化为了闻见主义。左娅认为,宋代的士人用这两个概念来描述物的双重性质所对应的两种认知方式,其背后则是认知之官的差异,即耳目与心的差异。个体的物,具有可以被耳目所感知的各种属性,即,色形声臭。这种感知只会停留在物的个体性的阶段,它是一种表面的交流,无法深入到表层的背后。而其背后的原因,是耳目不思,使得这种感知是“物交物”。德性所知借由“心”,可以深入到其背后,不仅理解到个体的物,也理解到物所构成的世界的关联与秩序。由此看来,闻见之知与empiricism确实呈现出可比较的相似之处。但,这不仅是找寻empiricism在中国历史和思想中的对应物,也并非强调宋代的士人或者沈括已经走向与欧洲近代相似的知识论,而是将其转化成了分析沈括以及宋代知识的概念工具。这个概念工具是建立在区别/连接之上的。一方面,左娅承认,闻见之知与empiricism的差异,是在宋代不存在rationalism-empiricism的相伴而行;另一方面,她也承认,沈括并未对闻见之知有直接论述。那么,要如何将闻见之知与沈括知识论立场的出发点相关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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