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3年,沈周长于吏事的声望为他带来了一个新的职业转折点:调任开封。对大多数北宋士人来说,汴京是政治文化的不二中心,又是物质繁华的大都市,在京都做官是他们一生的梦想。 在做了五年开封府判官以后,沈周大约因健康抱恙之故,以古稀之龄离开了京都,回到了祖籍地出任江南东路安察使。三年之后,他告老致仕,在家乡钱塘去世。
沈周一生致力于地方行政,以吏才立身,以宽和柔善的作风闻名。 在知泉州时,他任内讼案特别少,有些纠纷在他看来可以简化时,会先以道理调停之,令诉讼双方先自我反省,往往就免去了正式的刑狱处罚。 沈周宽厚的名声正是擢升开封府判官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一生尽管并无耀眼过人之处,但却数十年如一日的循良有信。沈括一直以父亲为荣,在日后,他常常提起父亲,以父亲为自己的官场生涯里的榜样。
沈括的家庭不仅让他早早对宦仕生涯熟悉于心,也让他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沈括的启蒙老师是他的母亲许氏。 许氏出身苏州一个官宦人家,自小就喜读书且博识强记。 与许多精英阶层的妇女一样,许氏以教育子女为己任。 沈括或许也通过母亲受到许家其他亲戚的影响。许氏的哥哥许洞是一个文武兼通的能人。 他进士出身,精通《春秋左氏传》,且对兵家颇有研究,著有一部《虎钤经》,后成为宋代兵书中重要的一种。 沈括出生在许洞过世之后,但似乎也受到了些许这位母舅的影响。他对《春秋》颇有兴趣,撰写了篇幅可观的《春秋》传;对兵法也颇有钻研,未尝不与幼年就能翻阅到《虎钤经》的经历有关。 总的来说,沈括双亲的家学分别在他的成长中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养分。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沈括自然对士大夫的身份和地位有着充分的了解。他目睹了父亲的宦仕生涯,也时有耳闻家中曾祖、祖父、叔舅的为官经历。他在母亲的指点下诵读经书,也为侄子沈遘的中第而欢欣鼓舞。在沈括的私人经验里,宦仕和为学的荣耀是毋庸置疑且无处不在的,也正是他幼小心灵中春笋欲发的理想。
在典型的宋代士大夫家庭经历之外,沈氏家族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他们世代居住江南,沈括因此从小就被打上了南方文化的烙印。沈周从江南到西南又到福建的职业生涯也使年幼的沈括见识到了南方内部不同文化区域的面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沈括的确是地道的南方之子。
11世纪的南方有着蒸蒸日上的活力,沈括身处的世界必然令他目不暇接。在他的出生地江南,烧制青瓷的窑场烟火相望,生产贡罗的织房中机杼声声相和。 幼年沈括或对西南蜀地也有些许印象,那里水道纵横,稻香千里,绿茶在山谷的云雾中茁壮抽苗。 少年时代的沈括则来到了东南沿海。泉州港往来贸易兴隆,海上商船凌波纵柂,贡使和外商济济相聚。 对于一个少年来说,这必然是生机盎然、激动人心的图景。
作为南人的背景在彼时也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在沈括成长的年代,南方士人在科举考生和官僚集团中所占的比例仍是小于北方士人的。有宋一代建都开封,和唐及以前的诸多朝代一样,依然是以北方为中心的政权。赵氏皇族本身就是北人,历史与现实相照应之下,自然也更加偏好起用北方士人。
当沈周于1040年代来到北地并供职于开封府时,新一代的南人已经开始扭转这种局面。越来越多的南方士人进入京都就职,有一些已经打入了最高权力层。 他们的到来令政治风向由北向南的过渡越来越明显。当十二岁的沈括站在开封城门外仰望这座彼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时,他恰好与最好的时代相逢;作为一个希冀着追寻父亲足迹在帝国心脏一展身手的新一代南人,此刻正是梦想可以成真的好时机。
不幸的是,沈括的美好愿望很快就撞上了坚硬的现实。自1051年后的整整十年,他都以小吏自居,冗务缠身,郁郁寡欢,离昔日的士大夫梦想渐行渐远。 尽管在这十年里沈括也有些许进步,譬如积累了不少实干经验,也获得了汴京周边的任职,但是总的来说,这是他清贫困顿、职业上彷徨不前的一段漫长岁月。
1051年无疑是沈家最艰难的一年。这一年沈周去世,身后留下许氏和两个年轻的儿子。即使是在沈周在世时,沈家也不是大富之家,沈周身后似乎也未留下多少积累的财富。对沈括来说,丧父和失去家庭稳定收入是迎头一击,他和兄弟沈披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扛起家中生计了。因为沈周是当朝去世的官员,沈括两兄弟很快就通过荫补入仕。宋代的恩荫制度规定中高级官员的子弟可以绕开科举,由荫补得官。 沈括于是告别了学生生涯,出任位于江苏北部的沭阳主簿。 沈披也获得一职,赴今安徽境内的宁国出任县令。 这就是沈括自述“十年为吏”的开始。在沭阳主簿之后,1055年他得官出任摄东海县令; 在此之后,他又经历了数个类似的低阶职位。于是乎从1054年到1062年,沈括辗转各方,却始终不得升迁,徘徊在最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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