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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旧说四种:说巫史传统

二 “礼”“法”交融

所谓“儒法互用”,远不止如经常理解“阳儒阴法”的软硬两手:即一面宣讲仁义道德,一面实行峻法严刑。当然,历代中外统治者和统治术都确乎有这两个方面和这两种手段,以相互补充、互相帮助。所谓“儒法互用”,也不止于历代儒生们以儒学经典的仁义道德,来批评和限制皇帝和法家的“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即现代学人所谓儒学以“批判精神”来对抗法家的专制统治。如汉代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的激烈争辩,以及后世的御史、谏官、“清流”以儒家学说来阻挠和反对行政方面(皇帝、宰相)的过度措施(军事征讨、财政聚敛等等)。在这些方面,儒学也的确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以为,汉代儒学所完成的“儒法互用”,却比上述这些远为深刻和重要。因为他们所做的,是将先秦原典儒学的基本精神,移植到法家政刑体制内,进行了“转化性的创造”,使之成为这一体制的灵魂和基石。这才是关键所在。

什么精神?原典儒学所强调的以亲子情为主轴、对人际等级关系和人性积极情感的培育和规范。这种精神被输入汉代政刑体制中,构成了所谓“以孝治天下”这一独特标记。本来,在大一统专制帝国中,对各级臣下及子民所要求的应该是“忠”——忠于皇帝、忠于朝廷。但汉代统治者所突出倡导和宣扬的却是“孝”。汉代皇帝都谥号“孝”。前面讲的平吴王濞后废分封为郡县,也是以“父慈子孝”的“推恩”名义进行。与郡县制度同样重要的汉代文官选拔制度,其具体途径是“举孝廉”,即所谓“取忠臣于孝子之门”。在意识形态方面,以《孝经》作为最基本的教科书,其地位在《论语》之上。“孝”当然有小农家庭的社会基础作现实支撑,但原典儒学讲求的“孝”,并不只是父母子女之间物质上的抚育和供养,更突出的是他(她)们之间双向的慈惠、亲爱、尊敬、依恋的关系和感情。并由父子扩充到其他“四伦”,所谓“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夫义妇顺”、“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等等。它所规范的既是人际关系,又是人性情感。《论语》屡次记载“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9〕也都是强调外在行为规范只有以内在情感作为根本依据,才是真正的“礼”。如前所说,原典儒学产生于也服务于上古氏族统治秩序。这个秩序的特色是,一方面明确等差级别、上下尊卑等等差异,另方面又重视在整个等级系统中成员之间情感的一致与和谐。所谓“礼乐并行”就是为此:“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情矣。”〔20〕但是,“礼废乐崩”,氏族体制早已崩毁,汉代中华帝国的两大支柱,即上述忠于中央的地域性(非原氏族宗法)的郡县性和忠于天子的选拔性(非原氏族世袭)的文官制,既然都是以理性形式为标尺的统治体系,将情感性极重的“孝”突出到如许地步,这是如何可能和必要的呢?

在希腊,柏拉图认为“家”乃个人小事,家庭小哀乐阻碍人的智力发展,无益于公共事务。亚里士多德虽然肯定家庭,但也主张家国分开,家乃私人事务,国才是公共政治。包括东方的日本也强调“家”“国”分离。〔21〕唯独中国不然,总是由“家”及“国”,“家”“国”相联,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仍然以“保家卫国”的口号来动员民众,参加战争。先秦儒学讲“齐家治国”有其氏族体系背景,前面已讲;秦汉以后也讲“修齐治平”,那么,“齐家”又如何能与“治国”、亦即“孝”如何可能与“忠”相衔接呢?这在理论逻辑上是如何可能的呢?

这个衔接的根本基础,我以为,在理论上便是以“始推阴阳,为儒者宗”〔22〕的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的天人宇宙观。汉代儒学的主要贡献就在这里:它吸取了道法家和阴阳家的学说,承续并完成了自思孟、《周易》以来的、以阴阳五行为构架和话语的、具有“相生相克”的反馈机制的天人宇宙图式。这个图式涵盖整个天时、物候、人体、政制、赏罚……,真可说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宇宙万物都在这个相互影响、制约、牵涉的天人系统中。这个系统本身也就是中国人的上帝。它主宰、决定、控制着一切。“天地君亲师”则是这个系统的主要支柱,从而成为人们崇拜、敬爱和服从的对象。这个阴阳五行的儒学天人系统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一直有着重要的影响。〔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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