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情”,即人情,首先是亲子之情。汉代以前,《吕氏春秋》便有“商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36〕的记载。可见,“孝”是上古氏族社会非常重要的规范要求,由来久远。汉代以来,则法律明文规定,父母杖子不犯法,殴打父母则是大罪,甚至死罪,并明令禁止子女讼告父母。法律本身将这种不平等确定下来,以坚决维护父子一伦的差等关系。在涉及忠孝方面,依据孔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孟子》舜可以携父逃亡的著名命题,后世法律规定,除谋反“大罪”外,允许亲属相互隐瞒,不构成伪证。“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致也,岂能违之哉。自令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37〕(汉宣帝诏)。这位一向被史家评为“信赏必罚”〔38〕、“持刑太深”〔39〕、反对“纯任德教用周政”〔40〕的汉代著名的“法家”皇帝,却如此明确维护“爱结于心”的仁厚“天性”即孝道的具体实现,可见这种“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41〕(宣帝语),便不简单是两种手段和策略,而是有意识地将儒学仁爱输入法家的政治实践中,并定为基本原则。表面上,似乎是法家利用儒学,实际上却恰好相反。汉宣帝因为还处在这个“儒法互用、礼法交融”的起始阶段,法家色彩仍然浓厚;其后,特别是晋代以后,〔42〕儒学所强调以亲子关系为基础的尊卑、长幼、亲疏(如五服丧制)的等级秩序,便更为具体地细致地逐一被纳入正式法律条例中。父子相隐、无异财、反分居(与商鞅当年鼓励分居适成对比)、存留养亲(亲老无人奉养可缓刑、减刑或免刑)等等,成了明文规定。并由孝亲一伦更扩展至其他社会关系和人情。明代著名“清官”海瑞说:“窃谓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其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户;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43〕又如,“有一案,两人因财产问题诉讼,法官已判明真情,洞悉‘小人奸状’,只因两家是亲戚,‘岂能为小失大’,因此押下本箱,唤邻里从中劝和,务要两平”,〔44〕财产纠纷事小,亲戚失和事大。
总之,“读律尚己,其运用之妙,尤在善体人情。”〔45〕什么人情?儒学所倡导的“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的伦常纲纪之情。这“情”因为与社会关系、秩序、风俗、习惯、观念意识紧相联结,是社会结构的黏合剂,其地位和作用之重要,便远在法律所要求的公平、正义之上。从而,以亲子为基础的“人情”礼俗重于具体案件的曲直是非,甚至可以发展到是非不问、曲直不分来“屈法伸情”。自汉代以来,传统儒学认为只有维护、遵循这个“人情”,才能“敦风俗,厚民心”,以保持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屈法伸情”是在“儒法互用、礼法交融”中“儒”取得上风地位的表现。例如,一方面要求欠债还钱(法的形式性),另方面反对“见利忘义”(礼的实质性);两者交互为用,但后者更被宣扬和倡导。因为“义”也就是具有情感因素在内的“礼”的基本原则。中国人讲的信义、忠义、道义、节义等等,都正是某种情理交融的混合体,而并不是单纯的理性原则。
2 “原心论罪”
原典儒学一贯强调“民情”和“民心”(实即氏族成员们的政治态度和心理状况)对稳定统治秩序的极端重要性。“礼乐”固然是为了稳定民心,刑罚也是为了杀一儆百,“端正”民心。包括云梦秦简也说:“是以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于是上述儒学津津乐道的上古礼乐的内在情感原则(“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46〕“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47〕),在这里便以“原心论罪”的明确方式进入法律制度中。即是说,对比起客观行为效果言,更重视以当事人的主观动机、目的来作为衡量裁判的法律标准。董仲舒标榜春秋笔法的原则是“从其志以见其事”,〔48〕“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49〕强调重视内在的“心”、“志”,由“志”见“事”,以“事”求“志”。或如《盐铁论》所云:“法者,缘人情而制……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恶而合于法者,诛。”〔50〕下面便“以春秋决狱”的董仲舒所裁决的案件为例:
乙、丙相斗,丙以刀刺乙,乙之子甲以杖救父,而误伤父,当何罪?或曰:按律,殴父母枭首。董仲舒以为:“臣愚以为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垢父也。《春秋》之义,许止(人名)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51〕因为如果按照秦代法家“诛名而不察实”的形式规定,甲应判死罪无疑,但上述董仲舒“以春秋决狱”的判决却显示,即使用法的普遍形式来强制推行“孝道”(如殴父死罪)时,也仍然需要置放在实际的亲情基础之上来考量。从而,依据内在的人心和实际的情感来具体推论,便比固守僵硬形式原则(“杀人者死”的法的明文条例)更为重要和“合理”,这里要求的是“情”(人情)与“理”(事理)的统一。这也就是中国人常讲的所谓“合情合理”或“合乎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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