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所谓“原心论罪”,也就是强调要察考犯罪嫌疑人的主观的意图、动机、目的,突出了这种人际关系和其内心情感的方面。因为“心”(主观意图)当然不止于“理”,而且有“情”;这“情”与“理”又是合在一起的。这也即是人际情感是与亲疏关系(即传统社会的“礼”与“理”)是合在一起的。这种“情理”因不同具体境况而大有其特殊性和变异性,很难以一种规范了的理性标尺来衡量裁定。所谓“人情冷暖”只能“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原心论罪”的原则给法律判决留下了极为宽泛的伸缩余地,大为削减了法的理性形式所要求的普遍性。
3 重视行“权”
“经”与“权”是原典儒学和上古礼制中的一对重要范畴。“权”是相对于“经”(原则性)而言的灵活性。它们相互补充,相反相成。在法制统治的帝国体系里,“法”成为理性形式的原则规定后,在实践中如何能“合情合理”,除上述“原心论罪”外,更大部分是依靠“权”来实现的。仍以董仲舒决狱为例:
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养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52〕
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而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53〕
第一例可能会使后儒咋舌,因为打的毕竟是生父。董仲舒却以为父既不慈(不养育),“于义已绝”,承续原典儒学中社会关系具有相对性、条件性的精神,判为无罪,这是相当“合乎情理”的。例二则更明显。可见,儒学所强调的“礼制”和“孝道”,具有相当的伸缩性和灵活性,随着具体的环境、情况、条件而重视具体的不同运用(至少汉代儒学尚如此),这就是原典儒学的“权”。孔子讲“可与立,未可与权”,〔54〕孟子有以手援嫂之例,〔55〕都说明这种“灵活性”的重要。它在专制体系里,便以具体的情境、人情、情感关系突破和冲淡了法的普遍形式的严格性。尽管儒学强调“权”必须从属和服从于“经”,但这个“经”并不是指“法”的理性形式,而是指“礼”的原则。“礼”的原则也就是情感性极重的“亲亲尊尊”,恰好可以成为行“权”的依据。可见,“法由礼断”,“礼”高于“法”,“人情”渗入法律裁决,是通过“权”来具体实现的。
4 “必也无讼”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56〕上古礼制和原典儒学为了氏族统治的长期稳定,一贯重和睦,反诉讼,主调解;重预防,轻惩治;强调教育为主,刑罚为辅。自汉以来,这一儒学“礼治”特征也日益明确地作为原则渗入政法理论和具体实践中。《隋书·刑法志》说:“礼义以为纲纪,养化以为本,明刑以为助”。唐永徽律疏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均是。在具体案例中,则如“亭人陈元者独与母居,而母诣览告子不孝……(览)亲至元家与母子饮,因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成孝子。”〔57〕“况逵为光泽县尹,有兄弟争田。逵授以伐木之章,亲为讽咏解说,于是兄弟皆感泣求解,知争田为深耻。”〔58〕这一“必也无讼”的儒学要求,一直延续到后代。如清代也有关于兄弟争产的类似案例:有兄弟争讼,县官不问“谁曲谁直,但令兄弟互呼,此呼弟弟,彼呼哥哥,未及五十声,已各泪上沾襟,自愿息讼”。判决书强调:不能“以身外之财产,伤骨肉之至情”,〔59〕所有这些都是强调要用骨肉关系和兄弟情感来感化人心,平息诉讼。于是,“法”失去其应有的普遍性的理性价值,从属在情感原则所维护的伦理关系和社会秩序之下,要求在实际运用中成为施行儒学教化的手段。所谓伦常教化,在儒学传统中,除了一再确认长幼、尊卑、亲疏、远近的伦理关系和社会秩序这一现实层面外,另一方面也就是极力培育人们对这一关系和秩序的心理认同,亦即情理合一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感情。它构成了中国“人情”的核心部分。中国传统社会以亲子、兄弟、家庭为核心,扩展辐射为家庭、宗族、同姓、同乡、同学、同省籍(清代各省会馆、民国的各省、县同乡会)的关系认同和情感认同,至今仍有其微弱的残存。而避免对簿公堂,重视通过家族、宗族、亲朋戚友的“自行处置”和“民间调解”,则几乎从古至今,延续而成为中国社会的某种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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