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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向宇宙炫耀:指引文明来世的信标

2018年1月25日

假定有一个方法让我们可以在太阳系(或者更大范围)中散布能存在数十亿年的信标,记录我们文明的发展,这些信标会是什么样子?

给出一知半解的答案很容易,但是在现实中,我认为这是一个有深度的、在某种程度上无法解决的哲学问题,它是与知识、沟通和意义等方面的基石性问题相关的。

不过,我的一个朋友最近开始了一项严肃的工作,制造小石英盘,然后让它们搭乘航天器抵达太阳系各处。起初我认为这个想法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最后我还是同意担任该项目的顾问,至少尝试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弄清楚我们怎样做。

但是,问题在哪里?基本上,这是一个超出我们目前文化和智力背景的传达意义或知识的问题。想一想考古学,我们就能理解它有多困难。那些几千年前的石头排成的阵列意味着什么?有时候我们能明白它们在说什么,因为它们与我们现在文化中的某些东西类似。但是更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弄明白。

这些信标可能的使用场景是什么?一个可能的场景或许是备份人类的知识,这样即使我们当前的地球文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们依旧可以重新开始。当然,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们非常幸运地从古迹中获得了有关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明重启的所有文字记录。但是这件事之所以能够发生,一部分原因是语言上的延续,例如拉丁语和希腊语;更不用说我们人类对于这些材料而言,既是缔造者又是使用者了。

那如果这些我们打算散布在太阳系的信标的使用者是外星人呢?他们与我们没有任何历史上的连接。嗯,那应该是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了。

过去,当人们谈论到这个问题时,有一种意见是:“给他们展示数学就好:数学是全宇宙通用的,而且能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实际上,我认为以上关于数学的两个论断都不正确。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得深入研究一些基础科学了,很凑巧,我花费了多年研究它们。有人认为数学是全宇宙通用的沟通方法,其中一个原因是数学的结构看起来很精密,至少在地球上只有一个(现存)版本的数学,所以它看起来是与文化无关的。但是如果真的尝试一下在不加入任何假设的前提下讨论当前的数学(比如,我在《降临》这部电影中做的顾问工作),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要想用更简单的规则来处理计算过程,真的必须“低于数学”。

还有(至少对我来说)一个很明显的方向,就是元胞自动机。它可以很容易地详细展示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可以由简单的、预先定义好的规则生成,如下页图所示。

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有很多的物理系统基本上都是依据这样的规则工作的,最终也都产生了类似的十分精巧的模式。所以,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展示我们文明的成就的方式,那就错了。

不过一定会有一些东西可以让我们清晰地展示我们智慧的火花,我从不怀疑这一点。但是有一样来自我从事的基础科学研究的发现,我称其为“计算等价性原理”(Principle of Computational Equivalence),这个原理是说,一旦超越了一个基本的水平,每个系统都会展示出等价于其计算复杂度的行为。

因此,尽管我们为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计算机还有数学感到骄傲,但是它们本质上并不会产生出超越元胞自动机这类简单程序能创造出来的任何东西,也就是“自然存在”的物理系统能创造出来的东西。所以当我们不经意地说出“天气就好像有自己的想法”这样的话时,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愚蠢:导致天气变化的流体动态过程与很多过程,比如说我们的大脑中进行的计算过程,是计算等价的。

对于人类来说,坚信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文明的成就有特殊之处,这是很自然的、符合人性的想法。比如,人们可能会说,天气的变化是没有任何意义和目的的。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类事归因到某些目的上(例如它的“目的”是平衡各地的温度,等等),不过由于缺少更大的文化背景,我们很难说这些目的是否真实存在。

那么,如果展示深奥复杂的计算不能传达我们和我们文明的特别之处,什么才能呢?答案就是细节。复杂的计算在我们的宇宙中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我们自己的特别之处,最终还是有关我们的历史和我们所关注的事物的详细信息。

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我们能学到类似的事情。慢慢地,我们可以把人类能做的一些事情自动化,即使这些事会包含一些推理、判断或者创造。但是那些我们不能(大体上根据定义)自动化的东西定义了我们想做的事和我们的目标,因为那些与我们生物学上的存在相关、与我们文明的历史相关的细节,恰恰就是我们人类的特别之处。

但是,我们该如何传达这些呢?嗯,这很困难。因为,无须多言,它们与我们人类的特别之处紧密相连,而在这些方面,我们试图沟通的对象不一定与我们一样。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立项打算使用航天器发布信标。那么放在信标上最合适的事物是什么?我花了一生中重要的一部分构建了现在被称为Wolfram语言的东西,它的核心目标就是为我们人类和计算机在沟通人类文明积累的知识时提供一种精确的语言。所以或许它,以及我对它的经验,能有所帮助。不过首先,我们得聊一聊历史,搞清楚在过去哪些行之有效,哪些还不行。

几年以前我曾经参观过一个博物馆,见到了几千年前古埃及法老的墓葬中出土的木质生活场景模型。“真遗憾,”我想,“在他们的想象中,这些可以帮助他们在来世过得更好,但是它们并没有起作用,而是最终出现在了博物馆。”但是很快我就被深深震撼了:“不,它们起作用了!现在就是他们的‘来世’!”他们成功地把当时生活的精髓传递给了一个新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已经远远超越他们原来的世界了。

古埃及墓葬出土的生活场景模型

当然,看到这些模型,我们会发现其中很多是我们在现代生活中熟悉的事物:奶牛、带桨的船、卷轴。不过也有一些看起来并不熟悉,比如,船尾那些奇怪的东西是什么?它们有什么作用?挑战就从这里产生了:在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理解它们。

很凑巧,2017年夏天我去秘鲁参观了一个名叫卡拉尔的考古遗迹,那里有各种各样的石结构建筑,均超过了4000年历史。有些建筑结构的作用很容易看出来,但是有一些我看不出来,所以我一直在跟我们的导游请教。不过答案每次都大同小异:“这是举行仪式时用的。”

卡拉尔-苏佩圣城遗迹

这让我开始思考现代建筑物了。是的,我们有一些纪念碑和公共艺术作品,不过我们也有很多摩天大楼、体育场馆、教堂、运河、高速公路枢纽,还有更多类型的建筑。人们与这些建筑物互动时通常都有一套近乎例行公事的方式,但是在现代社会这个背景下,我们很少会称这些互动为“仪式”:我们认为每种类型的建筑物都有一个我们能描述的明确的目的。但是这些描述最后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相当深的文化背景。

我在英格兰长大,那时我经常在住所附近的树林里散步,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坑、护堤和其他土木工事。我问人们它们是什么,有人说它们是古代留下来的防御工事,有人说那些坑是“二战”中的炸弹留下的。不过谁知道呢,或许它们是自然界侵蚀作用留下的痕迹,与人类完全无关。

差不多在五十年前,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度假,在海滩上捡到了这么一个东西:

因为好奇它是个什么东西,我把它带到了当地的考古博物馆。“你来错地方了,年轻人,”他们说,“这很明显是一个自然生成的物体。”所以我又去了一所自然历史博物馆,但只得到了这样的答案:“对不起,这不归我们管,它是人造物品。”直到现在,这个谜团依然没有解开。(不过依靠现代材料学分析技术,它应该可以被分析出来——我显然应该去做一下!)

世上有非常多的东西,我们很难说清楚它是不是人造的。想一下我们在地球上建造的所有建筑物。我在写《一种新科学》这本书时问过一些宇航员,他们在太空中能看到的最显著的人造建筑物是什么,他们说是美国犹他州大盐湖上的一条线(如下图所示,那是一条1959年建造的30英里长的铁路线堤坝,周边生长着很多水藻,所以堤坝两侧看起来五颜六色)。

还有新西兰的一个直径12英里的环形物,一个位于毛里塔尼亚的直径30英里的环形物,以及一个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的直径40英里的环形物(如下图所示,看起来与电影《降临》中的外星文字有些类似)。

它们哪些是人造物?那是互联网时代之前的事了,所以我们得去联系相关人员以获得真相。一位新西兰政府研究员告诉我们,别误把这个火山锥形状的东西当成环形物的中心。“事实是,哎呀,实在没什么稀奇的,”他说,“这是一个国家公园的边界,外面的树被砍掉了,所以,它是个人造物。至于其他的环形物,它们与人类毫无关系。”

(从太空中寻找可见的人类存在的证据很有趣,比如美国堪萨斯州夜晚灯光组成的网格,或者遍布哈萨克斯坦的灯光组成的线条,以及近几年,迪拜一处7英里长的棕榈树景观。另一方面,人类一直尝试在月球的高分辨率卫星图像中寻找可能的“考古建筑”。)

好吧,让我们回到事物的含义的问题上。在下页上图这样的约7000年前的岩洞壁画里,我们识别出了动物的形状,还有手印。但是这些搭配在一起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实事求是地说,眼下我没有任何严谨的观点。

如果我们瞄准更接近“数学”的东西,或许会让事情变得简单一些。20世纪90年代,我在全球范围内做了一次搜寻,寻找早期的复杂单结构化图案的例子。我找到了各种各样有趣的东西(比如据传由吉尔伽美什在公元前3000年制作的马赛克图案,还有来自公元1210年的最早的分形)。大多数时候,我能分辨出生成这些图案的规则,尽管我不知道这些图案想要传达什么“意义”,又或者它们“仅仅是装饰”。

几种复杂单结构化图案

大约十年前,我了解到在叙利亚阿勒颇的一面墙上有一种1100年前的图案(见下图)。这是什么?数学?音乐?地图?装饰?数字编码过的数据?我们毫无头绪。

我可以继续给出更多的例子。许多时候人们会说:“如果有人看到这样那样的东西,那么它们一定是出于特定的目的被制造出来的。”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曾经提供过一个观点:如果人们看到沙子上画着一个正六边形,人们只能想象其“合理原因”。曾经当我看到石头上有一个六边形图案时,我就会考虑这个问题。几年以前,我听说沙子上的正六边形纯粹是由风的作用生成的。然而我知道的最大的六边形图案是土星北极附近的风暴图案,这大概不是出于任何通常意义上的“目的”而被“放在那里”的。

土星北极

1899年,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发现了各种复杂而奇怪的无线电信号,这种信号通常有点容易让人联想起莫尔斯码。他知道这不是由人类生成的,所以他的直接结论是这些信号肯定是来自火星居民的无线电信息。无须多说,它们并不是。实际上,它们仅仅是地球电离层和磁层的一些物理过程的结果。

还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它们有时候听起来居然有些像鲸歌。是的,鲸歌通常有各种各样的旋律和节奏,它的一些特性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语言。不过我们仍然不知道鲸歌是不是真的用来“沟通”的,还是仅仅是用来“消遣”或者“娱乐”的。

人们有时候会想象,通过现代机器学习技术和足够的数据,我们能训练出“可以与动物说话”的翻译器。毫无疑问,表达类似“你开心吗?”或者“你饿了吗?”这类意思非常容易,但是表达更加复杂的事物,比如说我们希望与外星人沟通的那类事物呢?

我认为这是很有挑战性的,因为即使动物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中,我们对它们如何思考事物也并不清楚。而且了解它们如何思考也并不见得有用,因为它们对于世界的经验可能与我们非常不同,比如说相比味觉更强调嗅觉,诸如此类。

动物当然也可以制造“人造物”,例如一种小河豚会用一周左右的时间制作出如下图所示的沙子图样。

然而这些图样是什么?它们意味着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些“鱼造物”当成河豚文明的伟大成就,值得整个太阳系庆祝?

有人会说,当然不是。因为即使它们看起来复杂,甚至有些“艺术性”(就像鸟鸣会有一些音乐特征),我们也可以想象有一天我们将会解码河豚大脑中用于产生这些图像的神经通路。但是那又怎么样?我们同样会有一天可以解读人类大脑中用于建造大教堂的神经通路,或者用于试图在太阳系放置信标的神经通路。

有一个我一直以来都认为很有用的思想实验:想象有一个非常先进的文明,他们可以随意移动像恒星或者行星这样规模的物体,他们会怎样排列这些星球呢?

或许他们会做一个“目的的信标”。又或许,正如康德所说,可以考虑排出一些“可识别”的几何图形,例如,等边三角形怎么样?然而不行,比如特洛伊小行星、木星和太阳,实际上已经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了,这是纯粹的物理结果。

很快人们就会意识到,外星人实际上并不能为“证明他们的目的”做任何事情。天空中恒星的布局在我们看来是随机的(当然,我们还是能从中看出星座)。但是如果能用合适的方式观察,很难说它们就不代表任何宏大的目的。

令人困惑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的确代表了。毕竟,从物理学角度来看,可以认为已经存在的布局是为了达成使某些量极值化的目的,这些量由物质和引力等的方程定义。当然,有人会说“这不算,这仅仅是物理学而已”。但是我们的整个宇宙(包括我们自己)都是按照物理学规则来运行的。所以现在我们回到关于极值化是不是“有意义”的讨论中了。

我们人类有明确的方法来判断什么对我们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无意义的。这种方法归结为我们有没有办法“讲一个故事”,用文化上有意义的术语去解释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一件事。当然,“目的”这个概念的演化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想象一下,向前文中提到的几千年前建造出卡拉尔古城的人解释以下概念:在跑步机上走路,在虚拟世界里买东西,或者把信标送进太阳系。

我们并不太会用“文化上有意义的故事”去讲述恒星和行星的世界(神话除外)。在过去,我们或许曾经想象过,无论我们讲什么样的故事,最终不可避免地,都远不如我们讲述自己文明的故事那么丰富和生动。然而这就是我所研究的基础科学发挥作用的地方。计算等价性原理告诉我们,这个判断是不对的,那些恒星和行星上发生的事,正如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文明中发生的事一样丰富多彩。

为了向宇宙“展示一些有趣的东西”,我们可能会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展示与复杂且抽象的计算相关的东西。但是这样做并不奏效,因为这些东西在全宇宙是普遍存在的。

相反,我们拥有的“最有趣”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我们特有的历史中明确而随意的细节。当然,人们可以想象宇宙中可能会存在某种复杂的东西,看到我们的历史如何开始,马上就可以推断出之后发生的每一件事。但是计算等价性原理的一个结果是我所谓的计算不可归约性,它意味着历史没有捷径,要知道历史的演化过程,就必须经历它,这让人们感受到了更多生活的意义。

现在,假设我们想要解释我们的历史,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无法展示发生过的每件事的每个细节。相反,我们需要给出一个更高层次的符号化的描述,把重要的内容都涵盖进去,而虚化其他内容。当然,“重要的内容”取决于谁在看它。

我们可能会说:“我们展示一张图片吧。”但是我们这时就必须讨论如何用特定分辨率的像素制作图片,怎么展示颜色(比如说用RGB),是用二维的方式展示还是用压缩的方式展示,等等。纵观人类历史,我们的确留下了一些有一定可理解性的图片,但是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视觉系统是建立在生物基础上的,这个系统始终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图片的特征只有在被“文化意义上吸收”时才会被注意到。例如,我先前展示的13世纪的嵌套图案被收入艺术史书籍,却被人们忽略了几百年,直到分形变得流行,人们才开始讨论它的方方面面。)

对于大规模的知识交流,我们已知的唯一的方法(或许也是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使用语言。语言本质上由一组符号结构体构成,能够以几乎无限的方式排列组合,用于表达不同的含义。

据推测,正是语言的引入,使得我们这个物种开始一代代地积累知识,并最终发展出我们所知的文明。以语言为中心去沟通人类达成的成就听起来也合情合理。

事实上,如果我们审视人类历史,我们最了解的文化恰恰是那些有书面记录,并且我们能够阅读的文化。如果卡拉尔的建筑有铭文,那么(假设我们能读懂它们)我们就更有可能知道那些建筑的用途。

世上有多种语言延续使用了几千年,例如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梵文和中文,现在我们可以很轻松地翻译它们。但是像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古希腊B类线形文字或者玛雅文等,它们的使用线索已经断了,所以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去破译它们(并且经常需要靠一点运气去发现罗塞塔石碑这样的东西)。事实上,现在依然还有很多种文字至今仍未被破译过,例如古希腊A类线形文字、伊特鲁里亚文、朗格朗格、萨巴特克文和印度河文字。

此外还有一些至今不确定是不是代表一种语言的情况。一个例子是古秘鲁人的结绳文字(见下页图),它大概是用来记录某种“数据”的,但是它可能记录了,也可能没有记录我们通常称之为语言的东西。

利用所有关于数学、计算等的抽象知识,我们现在当然可以发明出一种能被全宇宙理解的“通用语言”。我们当然也可以创造出一套正规的系统,就像元胞自动机一样,它依据自己的正式规则持续不断地运行。但是这些真的能用于广泛的沟通吗?

在实际运行中,系统仅仅是做它该做的事情。但是有选择的地方是实际的系统是什么,它采用哪些规则,以及它的初始条件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使用元胞自动机,我们可以决定下页图中这些元胞自动机就是我们想要展示的。

这是要表达什么呢?每条规则都有各种各样的详细特性和行为。但是作为人类,你可能会说:“啊哈,我看到这些规则里,输入长度都增加了一倍,这是关键点。”然而能做出这个总结是需要一定的文化背景的。是的,根据我们人类的知识历史,我们有简单的方法来阐述“输入的长度增加了一倍”。但是在另一个知识历史背景下,这可能就不是一个能描述的特性了,就像是艺术历史学家花费数个世纪也没有找到那些嵌套图案的奥秘一样。

假设我们选择传统数学的方案,我们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或许我们能在抽象系统中表达数学定理,但是对于每个定理而言,都会有这种情况:“嗯,好,按照这些规则,就像分子的形状一样,这是它们在晶体中排列的一种方式。”人们真正可以进行“沟通”的唯一的途径是选择展示什么样的定理,或者选择使用哪个公理系统。然而,解释这些选择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需要文化背景。

形式与实际可以相结合的一个地方是事物的理论模型构建。我们手头已经有了一些实际的物理过程,还有一些针对它们的形式化、符号化的模型——用数学方程、元胞自动机这样的程序或者其他什么实现。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些连接能立刻定义出我们的形式系统的解释,但是实际上做不到,因为我们的模型仅仅是一个模型,它包含了系统的一些特性,并且理想化了其他的属性。而理解它们的工作过程依然需要文化背景。

在这一点上,有一个小小的例外:假设有一个物理学的统一基本理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程序来描述,会怎么样呢?那么,该程序不仅仅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型,而且还是物理学的完整表达。关键是,关于我们宇宙的“基本事实”描述了物理学,而物理学又绝对支配了存在于我们的宇宙中的任意一个实体。

如果确实存在一个简单的宇宙模型,那么不可避免地,它直接描述的东西与我们日常感官体验中熟悉的东西完全不同。例如,它们可能“低于”我们所知的空间和时间等结构。然而,我们依然可以想象,我们能够通过提出一个终极版本的宇宙理论(如果我们能找到的话)来炫耀我们的成就。不过即使是这样,还是有一个问题。展示一个正确的宇宙模型并不难:你只需要看看现实中的宇宙就可以了!因此,抽象表达中的主要信息是抽象表达的基元最终是什么(你是根据网、代数结构还是什么来建立你的宇宙?)。

让我们暂时脱离哲学层面。假设我们正在将一个物体,比如一台航天器或者一辆小汽车,发射给我们的外星朋友们。你可能会认为问题会变得比原来简单一些。但是同样的问题又来了,我们需要文化背景相关的信息才能决定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这些铆钉的位置是在传达某种信息吗?还是代表一种工程上的优化?或者是一种工程传统?抑或是随意排列的?

拿航天器来说,航天器上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作为航天器建造的一部分被放在那里的,有的是人类设计者出于“某种目的”设置的,有的是制造过程中的物理特性和规律产生的结果。最终这台航天器就是这个样子。通过想象,你可以重建它的人类设计者的神经过程,也可以重建在它的某个部件退火时的热流。但是建造这台航天器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它在试图“沟通”什么?

把人类文明的成就当作消息发送出去,这是一回事,如果只发送我们的DNA又如何呢?是的,它并没有包含(至少没有直接包含)我们人类所有的智力成就,但是它的确记录了数十亿年来的生物演化,并代表了对在这个星球上生存过的种生物的某种纪念。

当然,我们可能会再次问自己:“这意味着什么呢?”事实上,达尔文进化论的要点之一是,有机体的形式(以及定义它们的DNA)纯粹是生物学进化过程的结果,并不存在任何“有意的设计”。更不用说谈到有机体的时候,人们总习惯于说“那些软体动物长有尖头的壳,因为这有助于它们把自己嵌入岩石中”之类的话,这种说法为生物进化的结果赋予了一个目的。

所以,当我们用发送DNA(或者完整的有机体个体)的方式来沟通,我们在传达什么信息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是在提供一段冰封的历史,而这是生物学历史。这里依然有一个背景的问题。人们如何解读一段脱离肉体的DNA呢?(或者说,需要什么环境才能让这个“孢子”真正发挥作用?)

很久以前,人们经常会说,如果宇宙中存在“有机分子”,那么这就是生命的信号。但实际上,即使在星际空间中,现在也已经发现了大量甚至非常复杂的有机分子。尽管这些分子无疑反映了各种复杂的物理过程,但是并没有人认为它们是生命的信号。

那么,如果外星人发现一个人类DNA分子,会发生什么呢?这个复杂序列会被外星人认为是“有意义的消息”吗?还是仅仅被认为是一些随机过程创造的东西?是的,最终幸存下来的现代DNA序列,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有机体能在我们特定的陆地环境中成功存活的原因,尽管生物体也在为其他东西创造环境,就像技术和语言一样,这也是一种反馈。

然而,一个DNA序列又能展示什么呢?这就好比一座人类知识的图书馆,它代表了许多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还代表了许多不可归约的计算。但不同的是,它并没有包含任何“人类意愿的火花”。

无须多言,正如我们讨论的,确定一个标志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我们观察迄今为止我们的文明创造出来的东西,它们通常可以通过简单的几何形状之类的来识别(至少我们目前认为是),比如直线和圆等。此外,讽刺的是,在我们的文明发展起来之后,我们的人造物看起来比自然形成的物体要简单得多。

我们不用非得考虑生物学,它包含了生物进化的全部进程和信息,也可以考虑物理学,考虑一下例如雪花、水花或者湍流这类形式。

正如我之前花了很多笔墨讨论过的,真正的核心点是,在所有可能的程序构成的计算宇宙中,实际上很容易找到一些例子,其中一些非常简单的底层规则最终会导致高度复杂的行为。这也是自然界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在我们所构建的事物中通常看不到这一点,唯一的原因是我们给自己设立的限制:尽量避免使用复杂的工程实践,以便我们能预见系统的输出。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的工作成果总是简单而且雷同。

现在我们对计算宇宙有了更多的了解,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它并不总是这样。事实上,一些程序(或者结构)最终被证明是有用的,并且与人们是否理解它的运作方式无关。我曾经为这些程序“挖掘计算宇宙”,并且在此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人们训练现代机器学习系统时,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最终会形成一个技术系统,我们能够确认它可以实现一些整体上的目标,但是其中的个别部分,我们不能认定它们在做有意义的事。

我的期望是,在未来人类创造的技术中,“可识别的”和“可理解的”部分越来越少。优化后的电路没有漂亮的重复结构,优化算法也是一样。显然,有时候真的很难说发生了什么。例如,扬声器上的那些孔的图案,是为了做某些声学上的优化,还是仅仅是“装饰性的”?

然而,我们又一次陷入了同样的哲学困境:我们可以看到事物运行的机制,我们可以想出一个故事来描述它们为什么会这样工作。但是,除了回顾人类和人类文化的细节之外,没有绝对的方法来判断这个故事是否“正确”。

让我们回到语言上来。语言到底是什么?从结构上来说(至少在我们目前所知的所有例子中),它是一组基元(词、语法结构等)的集合,这些基元可以依据某些规则被组装到一起。是的,我们在这个层面上看待语言,正如我们看待按照一定的规则贴瓷砖(镶嵌问题)一样。但是,语言之所以能够用来交流,是因为它的基元某种程度上与世界是相关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与知识绑定在一起的。

简单来看,一种语言中的词或其他基元在描述世界时是很有用的。我们为“桌子”和“椅子”选用不同的词,这是因为我们发现区分这些含义很有用。是的,我们可以通过描述桌腿排列的细节去描述桌子,但是出于各种目的,只需用一个词或者一个符号化基元——“桌子”就足够了,它描述了我们认知中的桌子。

当然,为了让“桌子”这个词在沟通中发挥作用,词的发送方和接收方必须对它的含义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实际上,对于自然语言来说,这通常是通过一种社会化的方式来达成的:人们看到其他人把此类东西称为“桌子”。

我们怎么确定哪些词应该存在呢?这是一个社会驱动的过程,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取决于如何定义那些重复出现、对我们有用的概念,整件事有一定的循环性。对我们有用的概念取决于我们生存的环境,如果周围不存在任何桌子(比如在石器时代),那么“桌子”这个词就没有多大用处了。

不过,一旦我们为一个事物引入一个词(比如“博客”),我们思考这件事就变得更容易了,并且,在我们为自己构建的环境或者选择生存的环境中,这类东西会越来越多。

想象一种以流体形式存在的智慧体(比如天气),或者想象一种习惯于流体环境的水生生物。许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描述固体或者位置的词将变得不那么有用,相反,会出现很多描述液体流动特征的词(例如,以某种特定方式变化的涡团),而我们从未将这些认定为需要词来表达的概念。

似乎存在于我们物理宇宙中的不同实体,在描述世界的方式上必然有一些共同点。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本质上这是计算不可归约性现象导致的结果。

问题是,计算的不可归约性意味着,实际上有无限多个不可归约的不同环境可以在我们的物理宇宙的基础上构建,就像有无限多个不可归约的不同的通用计算机可以由任何给定的通用计算机构建出来一样。更实际地说,不同的实体,或不同的智慧体,可以使用不可归约的不同“技术栈”,基于物理世界的不同元素(例如原子的、电子的、流体的、引力的等)和不同的发明链,去运行和操作。结果是,他们描述世界的方式将与我们有着不可归约的巨大不同。

如果给定关于世界的一些经验,人们应该怎么确定描述世界需要什么词或者概念呢?在人类的自然语言中,这似乎是通过一个大致类似于自然选择的社会语用过程得到的。在设计作为计算沟通语言的Wolfram语言时,我基本上借鉴了这个人类自然语言演化的过程。

那么,在一个与人类语言相距甚远的背景下,我们怎么看待词和概念的出现呢?在现代,这个问题有了一个答案,这就是最近出现的与外星智慧沟通的例子——人工智能。

取一个神经网络并开始向其输入数据,比如很多现实世界事物的图片(通过选择二维图像这一媒介,并采用特定的数据编码方式,我们本质上可以说是在让我们自己用特别的方式“体验这个世界”),现在我们来看神经网络是如何对这些图片进行聚类或分类的。

在实际操作中,每次运行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不过任何答案模式实际上都能够为一种语言的基元提供例子。

一个很容易看到结果的方式就是在图像识别网络(image identification network)中做训练。我们几年前开始做这件事,用了大约1万个类别中的几千万张样例图片。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观察网络内部,它做的有效工作是强化图像的特征,使其可以有效地区分不同的类别。

实际上,这些特征定义了神经网络中的新兴符号语言。我们对这门语言很陌生,它并不直接反映人类语言或者人类思维。它实际上是“理解世界”的另一个途径,与人类和人类语言现在采用的途径并不相通。

我们能破译这种语言吗?如果能破译,我们将有能力“解释”神经网络所“思考”的内容。但这并不容易,因为神经网络生成的“概念”在我们认知的世界里并不存在简单的对应。我们实际上是被困在类似自然科学的事情上,试图识别出一些现象,这些现象能让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事做出描述。

对于与外星人沟通这个难题,这或许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不要试图去给出“椅子”的正式定义(这将会非常困难),只需展示出大量椅子的例子,用这些例子定义符号化的“椅子”的结构。显然,只要人们展示了椅子的图片,而不提供实际的椅子,就会有如何描述或者编码事物的问题。虽然这个方法可能适用于普通名词,但描述动词或者更加复杂的语言结构会更具挑战性。

但是,如果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航天器上塞满各种样本物体(就像挪亚方舟一样),或许我们可以仅发送一台设备,让它来观察各种物体,并输出它所观察到的。毕竟,人类学习语言的过程也是如此,无论是在孩提时期牙牙学语,还是外出进行语言田野调查时都是如此。如今,我们当然可以发射一台小小的计算机,上面搭载一个高质量的人类水平的图像识别器。

但是问题来了,外星人将在计算机前展示他们熟悉的各种东西,但是我们无法保证他们展示的东西能与我们(或者图像识别器)已有的词汇对应。如果把下面这些人类抽象艺术输入图像识别器,就能看出问题了。而输入外星文明的产物,结果很可能会更糟。

那么Wolfram语言能解决问题吗?我创造它的目标是在人类想做的事和计算可以达成的事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如果我原本打算构建的语言不是给人类,而是给外星人用的,甚至是给海豚用的,我认为它都会不一样。

最终,一切都与计算有关,并以计算的方式表达。但是人们选择什么去表达,以及如何去表达,取决于人们所处的整个背景。事实上,即使对于我们人类,这也一直在变化。例如,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我一直从事Wolfram语言相关的工作,其间技术和整个世界都有了显著的发展,结果是该语言中也出现了各种有意义的新事物。(对于计算,我们在文化上的整体认识的进步,例如超链接和函数式编程变得司空见惯,也改变了我们在这门语言中使用的概念。)

当下大多数人认为Wolfram语言主要是人类与计算机沟通的一种方法。但是我会通常把它当作人类和计算机之间通用的计算交流语言,这很重要,因为它给我们人类提供了一种用计算术语进行思考和沟通的方法。(是的,这种计算思维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会超过在过去数学思维的重要程度。)

然而,关键是Wolfram语言用人类能理解的方式封装了计算。实际上,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对当下宇宙中我们人类真正关注的计算(在我们文明演进的当前阶段)的定义。

另一种说法是,我们可以认为Wolfram语言提供了一种人类文明核心内容的压缩过的表达(或者说,实际上是一个模型)。其中一部分内容是算法化和结构化的,另一部分是有关我们的世界和历史细节的数据与知识。

如果要把Wolfram语言变成一种完整的符号话语语言,可以全方位表达人类的意图(例如,编码完整的法律合同,或者人工智能的道德规范),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用现在的Wolfram语言,我们已经可以覆盖人类文明的广泛关切和成就了。

但是我们怎么把它传递给外星人呢?从某些程度上,它几GB的代码、几TB的数据只是定义了规则,就像元胞自动机的规则或者其他计算系统的规则一样。但关键在于,这些规则恰恰是被挑选出来的我们人类关注的用于计算的规则。

这有点像古埃及人墓葬里的模型,展示了古埃及人关注的东西。如果我们把Wolfram语言给外星人,我们本质上是在给他们一个我们关注的事物的计算模型。当然,除了向他们提供一门完整的语言,而不是一些单独的图片或实景模型,我们正在用一种更广泛、更深入的方式沟通。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正在试图创造的东西相当于一个时间胶囊。我们能从过去的时间胶囊中学到什么呢?很遗憾,历史并不是那么鼓舞人心。

1922年,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墓葬的发现,掀起了一阵有关时间胶囊制造的热潮,持续了超过50年,人们制造并埋藏了超过1万个时间胶囊。现实地说,到目前为止,这些时间胶囊中的大部分已经被遗忘了,主要是因为当时制造它们的组织机构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消失了。

我自己的电子邮件存档记录了早些年有关时间胶囊的各种各样的需求,今天看到它们,我想起来我们似乎在1998年为Mathematica十周年制造了一个时间胶囊。不过它眼下在哪里?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很典型的问题。尽管一个持续的档案(或图书馆等机构)可以有组织地跟踪事情,但时间胶囊往往是单一的,并且有一个惯例,那就是最终会被藏在一个很快被模糊和遗忘的地方。(也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况:人们相信某处应该有一个时间胶囊是约翰·冯·诺伊曼留下的,被设定为在他死后五十年再打开。不过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乌龙。)

至少非正式的时间胶囊频繁起作用的地方就是建筑施工。举个例子,在英国,每当使用五十年左右的茅草屋顶被翻修的时候,人们经常会发现以前的工人留下的消息。还有一个特别古老的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巴比伦时期,那就是把东西放进建筑物的地基中,尤其是建筑物的基石上。例如,通常会有一组铭文,诅咒那些拆除这座建筑并见到地基的人。

然而,比巧妙隐藏的时间胶囊更成功的是显露在外的石刻铭文。事实上,我们很多有关古代人的知识和文化都来自石刻。有时候它们是巨型建筑结构的残余部分,不过也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同时是楔形文字破译的关键),铭文被简单地刻在今伊朗境内的一座悬崖边上。

楔形文字石刻

铭文的顶部有一组等身大小的勇士人物浮雕,铭文翻译过来是:“吾乃大流士大帝,万王之王……”随后列举了76段大流士大帝的成就,其中许多是镇压了针对他的叛乱,在这些镇压中,他把叛军的领导者拖入了绝境。

诸如此类的铭文在古代很常见(如今内容更温和的铭文也很普遍),不过,它们的讽刺意味被我儿时最喜欢的一首诗巧妙地捕捉到了,这首诗就是雪莱的《奥兹曼迪亚斯》(诗题指古埃及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

客自海外归,曾见沙漠古国

有石像半毁,唯余巨腿

蹲立沙砾间。

…………

像座上大字在目:

“吾乃万王之王是也,

盖世功业,敢叫天公折服!”

此外无一物,但见废墟周围,

  寂寞平沙空莽莽,

  伸向荒凉的四方。

如果信标项目的招股说明书中有“风险提示”部分,那这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示例。

当然,除了有意“炫耀”的铭文之外,古代铭文还留下了大量的“文献废料”,这些废料至今仍以某种形式存在。比如,十年前,我曾经从网上买到了下图中这个大约公元前2100年的楔形文字牌(是的,我非常确信它是真品)。

原来这是一份合同,合同上说,某位卢南纳(Lu-Nanna)先生在杜木兹月(Dumuzi)收到了1.5古尔(约450升)的大麦,他应该在9月至11月间支付一些东西作为回报。

大部分留存至今的楔形文字牌都是这样的,不过仍有千分之一左右是关于数学和天文学的。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牌子的时候,能看到古巴比伦人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取得了如此成就,是很有意思的。但是,除了可能有一些天文学参数,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我们从这些牌子上学习不到任何东西。

这是对于我们现在付出的努力的一个教训。如果我们把数学或者科学事实放在信标上,那么它确实会展示我们已经走了多远(当然,为了给人留下最好的印象,我们应该尽量展示我们最前沿的科学成果,比如如今的数学,这种成果不是轻易取得的),但是这就好像我们写求职信,信中首先解释最基本的事实。我们能得到的回应只有:“是的,我们已经知道这些了,现在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你们自己的事情吧!”

然而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在过去,信息传递效率最高的载体是书面文字,而在现代世界,可能是视频,或者人工智能模拟。但是还不止于此,这一点我们已经在现代考古学中初见端倪了。事实上,几乎任何固体物都携带了它自身历史的微观痕迹,也许是一些游离分子,比如说食物器皿上残存的某些DNA,也许是材料本身的微小划痕或裂纹,表明了某种磨损的模式。

原子力显微术让我们开始能够系统地读出这些痕迹。随着分子规模计算的上线,这种能力会高速成长,这将使我们能够访问一个巨大的“历史废料库”。

我们不会马上就了解“卢南纳”这个名字,但是我们可能会充分了解他的DNA,他的抄写员的DNA,这块牌子是哪一天被制作出来的,黏土被风干的时候有什么味道甚至有什么声音。这些都可以被认为是“感官数据”的一种形式,这种数据再次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尽管并没有解释什么是重要的。

不过,我们的目标是把有关我们文明的信息散布到太空中。那么以前是怎么做的?到2018年1月为止,我们仅有4台航天器飞离了太阳系(还有一台正在路上),还有不到100台航天器完好无损地在各个行星表面(不考虑硬着陆毁坏、在金星上熔化的航天器等)。从某种程度上说,一台航天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信息载体”,展示了先进的技术以及其他方面的成就。

5台已飞离或正在飞离太阳系的航天器的位置

或许最丰富的“设计信息”会存在于微处理器中。尽管抗辐射加固的要求会迫使深空探测器使用的芯片比最新设计落后十年或更长时间,但像2006年发射的“新视野号”(New Horizon)这样的航天器仍然配备MIPS R3000型CPU(尽管运行频率仅为12MHz),拥有超过10万个晶体管。

MIPS R3000型CPU内部图片

还有大量的软件,通常它们被存储在只读存储器(ROM)中。当然,即使对于人类来说,它们可能也不太容易理解——就在2017年12月,为了在“旅行者1号”(Voyager 1)上启动37年没有使用过的备用推进器,人们需要破译一个早已淘汰的定制CPU的机器码。

航天器的结构反映了很多人类工程学以及它的历史的信息。为什么天线被组装成那个形状?因为它来自其他天线的传承,那些天线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被方便地建模和制造出来的,诸如此类。

那更直接的人类信息呢?在组件上通常会有制造商打印的小标签。近年来,有一种趋势是以版画、微缩胶片或者CD/DVD的形式发送人名列表(在“新视野号”上就有超过40万个人名)。(值得注意的是,MAVEN火星任务还携带了超过1000首公开募集的有关火星的俳句,以及超过300幅小朋友的画作,全部收录在一张DVD中。)但是对于大多数航天器来说,最显著的“人类沟通”的部分是一面旗帜。

“新视野号”航天器

然而,有那么几次,人们展示过明确的、有目的性的铭牌和物品。例如,在“阿波罗11号”(Apollo 11)探月舱的腿上,展示了以太平洋中央西经20度左右为界的地球两个半球的投影地图,以及这样一段话:“于公元1969年7月,来自地球的人类首次踏足月球。我们为全人类的和平而来。”后面还附有宇航员与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签名。

每一次“阿波罗”登月任务中,宇航员都会在月球上放置一面美国国旗(根据最近的高分辨率观测结果,大部分旗帜还在“飘扬”)。很奇怪,这让人联想到考古遗迹中发现的古代神祠。

“阿波罗11号”任务中,人类首次登上月球

历史上第一台成功登月的月球探测器(苏联的“月球2号”,Luna 2)将下图这个球状物带上了月球。它会在探测器撞击月面之前像手榴弹一样爆炸,将五边形碎片散落各处,上面写着:“苏联1959年1月”。

在火星上,有一块铭牌看起来更像是一份文件的封面,或者可以将其内容概括为“将一些‘人类小脑的输出’放到宇宙中”。(外星人可以根据这些签名做什么样的性格分析?)

“好奇号”(Curiosity)火星探测器上的铭牌,上有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及探测任务相关人员的签名

下图是另一份名单,这是为了纪念牺牲的宇航员们,被“阿波罗15号”(Apollo 15)留在了月球上。它还带去了一个小雕像,匪夷所思地让人想起我们在早期考古遗迹中发现的雕像。

实际上,也有其他航天器携带了小雕像。下页上图是飞往木星的航天器“朱诺号”(Juno)上携带的乐高积木小人。(左起分别为:神话中的朱庇特、神话中的朱诺,以及现实中的伽利略。积木还配有附件。)

这台航天器还有向伽利略致敬的内容(见下图)。不过当航天器脱离木星轨道时,为了避免污染任何卫星,这些都将被熔化、蒸发。

“朱诺号”携带的致敬伽利略的铭牌,引用了伽利略关于木星的观测笔记内容

各种随机的个人物品和其他小饰品也常常被留在月球上,这些都是非官方行为。一个例子是,“阿波罗12号”登月舱的腿上明显附着了一组微型艺术品(即使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也是令人摸不着头脑的):

还有一件“艺术品”(兼做色彩校准板)跟随命运多舛的“小猎犬2号”(Beagle 2)火星探测器一起被发射了出去:

几台火星探测器上都有“火星表盘”,用作日晷以及色彩校准板。更早的一批上还写有“两个世界,同一个太阳”,以及22种文字的“火星”一词。而更后面一批上的文字则没那么有诗意:“去火星,去探索”。

“好奇号”火星探测器上的日晷,上有“去火星,去探索”(To Mars,To Explore)字样

还有一个太空小饰品的例子,最近刚刚经过冥王星的“新视野号”携带了一枚四分之一美元硬币,在它的发射地点附近,这大概是相当容易得到又便宜的物品了。

不过最严肃,同时也是最知名的传递信息的尝试,无疑是“先驱者10号”和“先驱者11号”所携带的雕刻铝板(见下图及下页图),这两台航天器分别于1972年和1973年发射(很遗憾,现在它们已经失联了)。

我得承认,我对这块铭牌从来就没有感冒过。在我看来,它聪明过头了。我最不满意的是左上方的元素。有关这块铭牌的原始论文(第一作者是卡尔·萨根)表示,它“应该能被其他文明的物理学家轻而易举地识别出来”。

但是它是什么?作为一个人类物理学家,我能认出来:它是氢原子超精细跃迁的符号化表示,即所谓21厘米线,那些小箭头表示在跃迁前后质子和电子的自旋方向。不过等一等,电子和质子是自旋为1/2的粒子,所以它们都有旋量。是的,经典人类量子力学教科书上经常用向量来表示旋量,但这真的是一个很随意的约定。

哦,还有,为什么我们要用定域线表示原子中的量子力学波函数?据推测,电子应该“一直绕着”这个圆圈,这表明它是离域的。还有,是的,你可以对熟悉人类量子力学教科书的人们解释这种图示方法,但这真的是最晦涩难懂的,而且是人类特有的方法。另外,顺便说一句,如果人们想要表达21.106厘米的辐射,为什么不简单地画一条刚好这么长的线呢?或者做一块刚好是这个尺寸的铭牌(实际上它的宽度是22.9厘米)!

我还能说出很多这块铭牌的问题:这个(被广泛嘲笑的)人形展示效果,尤其是与航天器的展示效果相比;用箭头来表示航天器的方向(真的所有的外星人都经历过使用弓箭的时代吗?);用二进制零填补脉冲星周期精度的不足。

那篇原始论文中的官方说法没有任何帮助,事实上那篇论文列出了非常精细的“科学智商测试”,它们是用于解读这块铭牌上其他内容的关键:

在“先驱者号”搭载的铭牌获得广泛关注之后,1977年发射的“旅行者号”航天器在这方面做出了更有野心的努力。努力的结果是一张12英寸镀金的“旅行者金唱片”(Voyager Golden Record),带有一张“专辑封面”:

在1977年,留声机被认为是“普遍的显而易见的技术”。当然,今天甚至模拟录音的概念都几乎不见了。那么,左上方精心描绘的“唱针”还有必要吗?在现代,读取唱片的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对整个内容进行成像,而不需要任何追踪凹槽的唱针。

这个姑且不论,唱片里面是什么呢?那是55种语言的口头问候语(从现代演绎版阿卡德语开始),接着是90分钟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不知为何,我想到一个外星翻译家,或者一个人工智能,徒劳无功地试图将文字和音乐之间的信息联系起来。)此外,还有卡尔·萨根未来的妻子安·德鲁扬(Ann Druyan)录下的一小时的脑电波,很明显她当时在思考各种各样的事情。

然后是116张图片,用模拟扫描线编码(尽管我不知道颜色是怎么编码的)。很多照片是关于20世纪70年代地球上的生活的,有些是“科学说明”,至少对于21世纪10年代研究人类科学的学生来说,解读它们是很好的练习(尽管有一些问题,例如实数四舍五入有些奇怪,出现了“9颗行星”,在碱基对中用“S”代替了“C”,但模板和油墨的展示效果还是很迷人):

当我提议让电影《降临》中的科学家使用“外星人闪卡”时,我也是从二进制开始的,尽管如今显示连续数字序列的嵌套模式是很容易且自然的:

在“旅行者号”之后的相关工作中,有1996年发射失败的“火星96”(Mars 96)探测器上搭载的一张(非常有20世纪90年代风格的)CD,其内容是一部讲述人类“火星愿景”的虚构作品;还有在地球同步轨道上运行的卫星EchoStar 16上搭载的CD,它是一个2012年“时间胶囊”,其中包含了图像和视频:

1976年,LAGEOS-1卫星(激光地球动力学卫星1号)携带了一种略有不同的铭牌,原计划在绕地球的极地轨道上运行840万年。这块铭牌上面有二进制数字,让人联想起莱布尼茨的“二进制奖章”。此外有一张大陆漂移预测效果图(那海平面呢?),从年前到卫星寿命结束,这给我一种“那么,我们猜对了吗?”的感觉。

1997年,计划探索土星及更远的地方的“卡西尼号”(Cassini)上有一块差不多算刻有钻石的铭牌,但是由于人们的分歧,它实际上并未被发射出去,相反,在一种非常“奥兹曼迪亚斯”的方式下,探测器上只剩一个空的安装基座,其目的恐怕让人很难猜。

还有一类被发往广漠宇宙的人造物是无电线信号。在我们掌握很好的无线电沟通定向技术(5G就是)之前,我们实际上已经往宇宙中发射了相当多的(越来越多加密的)无线电能量。最强烈的持续信号依然是电线中50赫兹或60赫兹的嗡嗡声,以及几乎像脉冲星信号一样的弹道导弹预警雷达系统发出的信号。总之在过去,确实有过向外星人发送信号的尝试。

其中最著名的是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于1974年发出的信号。它的重复长度是两个质数的乘积,意在暗示矩形阵列的构成。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一次尝试破译结果图片的有趣练习。你能从其中(见下图)看到二进制数字的序列吗?或者像DNA一般的编码,以及它的组件的位矢量?望远镜图标?还是8位游戏中的小人?

人们还发送了其他信息,例如一个多力多滋(Doritos)的广告、一首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的歌曲、一些Craigslis上的页面、一个植物的基因序列,以及一些可以说是彻头彻尾令人尴尬的“艺术品”。

无须多言,我们经常从宇宙中接收到我们并不了解的无线电信号。但它们是智慧的标志吗?或者“纯粹是物理现象”?前文说过,计算等价性原理告诉我们,最终它们没有区别。当然,这对我们的信标项目而言是一个挑战。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发送东西到太空之外,人们还特地在地球上为至少几千年之后的未来留下消息。例如,美国胡佛大坝的2000年春分星图,以及一个计划了很久但还没有执行的,预计留存1万年的“远离,有放射性”的警告牌(或许它是一个“原子大祭司”,把信息一代代地传递下去),这个警告牌是为美国新墨西哥州东南部WIPP(Waste Isolation Pilot Plant,废物隔离示范工厂)的核废料库等设施而立的。(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消息”,但美国得克萨斯州西部在建的“1万年时钟”也是一个例子。)

讨论到地外沟通,就不得不提1960年的一本书《宇宙语:一种为宇宙间沟通而设计的语言》,我的那本最终出现在了电影《降临》的片场。这本书的思路是用数学逻辑的方法和记号去解释数学、科学、人类行为和其他“根据第一性原理定义”的事。该书作者汉斯·弗罗伊登塔尔(Hans Freudenthal)花费了数十年从事数学教学工作,试图找到为(人类)孩子们解释数学的最好方法。

宇宙语(Lincos)被发明的时间太早了,因此它无法从现代计算机语言思维中受益。事实上,它采用了怀特海和罗素1910年的《数学原理》(PrincipiaMathematica)中近乎滑稽的抽象方法,导致即使是简单的想法也会变得复杂。当用它来讨论人类行为时,宇宙语基本上只是给出了一些例子,就像舞台剧中的小场景一样,只不过是用数学逻辑符号写出来的。

是的,试着为这些事物定义一套符号化的表达很有意思,这也是我做符号语言项目的原因。不过尽管宇宙语充其量只是在解决这类问题的最初阶段,它仍然是1999年以来发送“主动SETI”信息的诸多尝试的源头,并且宇宙语的一些低分辨率位图已经被传输到了最近的恒星处。

对于我们的信标项目来说,我们想要创造出可以被外星人识别的人造物。相应地,外星造物是如何被识别的,这类问题在科幻小说中被多次提及。

最常见的说法是有些东西“看起来不自然”,要么是因为它们很明显是反重力的,要么就是因为它们过于简单或者过于完美。例如,在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当拥有1 : 4 : 9的精确比例的黑色立方体巨石出现在石器时代的地球或月球上时,它很显然是“非自然的”。

从另一个角度说,19世纪的人们在争论一个事实,一个复杂的人造的怀表看起来比一个有机体要简单得多,这意味着后者只能是“上帝的产物”。但是实际上,我们问这个问题只能说明我们的技术还不够先进,我们依然在极大程度上依赖工程学传统和结构,这让我们能轻易预见系统的每个行为细节会是什么样子。

不过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了。正如我花费多年研究的那样,在所有可能的程序组成的计算宇宙中,通常情况下,用于特定目的的最有效的程序在行为上看起来并不简单(事实上,这是更好地利用计算资源的必然结果)。结果是,一旦我们能够系统地挖掘这些程序(就像达尔文进化论和神经网络训练已经在做的那样),我们就会得到看起来不再简单的人造物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于计算等价性原理,这并不令人惊讶——这意味着未来我们的人造物通常会看起来更像是“自然系统”。我们现在的人工制品在未来可能的确会看起来像原始物品,就好像现代制造业之前生产的物品之于我们现在。

一些科幻小说已经探索过“看起来很自然”的外星造物,以及人们如何发现它们。当然,这也陷入了我在本章中一直在探索的相同问题,例如,很难判断最近观测到的穿越太阳系的奇怪的红色、细长星际物体是外星制品,还是只是一块“天然岩石”。

本章的主要话题一直是“沟通”需要某种共享的“文化背景”。但是需要共享多少才算足够?不同的人,至少是拥有不同背景和经验的人,通常可以彼此充分理解,以使社会运转,尽管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大,此类理解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纵观人类历史进程,人们可以想象一个大的文化背景网,它在很大程度上由地域和时间来定义(至少直到最近都是这样)。相邻的背景通常来说是紧密连接的,但是要想在时间上达到相当的距离,通常就需要经过一系列比较长的中间连接链了,这有点像一个人不得不经过一条中间翻译链把一种语言的内容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尤其是在现代,即使是在一个人一生的时间中,文化背景通常也会有显著的演化。但是通常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个人可以跨越他所遇到的文化背景。当然,也不乏老年人对年轻人的偏好和兴趣感到困惑(例如现代社交媒体等空间中)。事实上,如果有人在沉睡一个世纪后突然醒来,可以肯定的是,一些文化背景肯定会有令人困惑的不同。

但是,我们能想象得出如何为文化背景创造某种正式的理论吗?做这件事实际上需要描述所有可能的文明构成的空间。乍一看,这是绝对不可行的。

但是,当我们探索所有可能的程序构成的计算宇宙时,我们就是在观测所有可能的规则构成的空间。我们很容易用一些合适的规则去定义一个文明的部分特性,而不同的规则会导致截然不同的行为,就像在下图中这些元胞自动机里一样:

然而,在这一背景下,“沟通”意味着什么?一旦这些规则是计算上通用的(计算等价性原理表明,除了无关紧要的场景,其他情况下这种说法都是对的),那么就存在一些方法可以将它们相互转换。更确切地说,给定一个通用规则,一定存在适用这一规则的程序,或者存在一些初始条件,让程序可以模仿其他特定的规则。换个说法,必须能够为原始规则中的任何给定规则开发相应的解释器。

我们或许会想到为规则之间定义距离,这个距离由翻译它们的解释器的大小或复杂度来确定。但是尽管这在原则上看起来可行,在实践中它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还有,可解释性在形式上是不可判定的,所以规则之间的解释器的大小和复杂度显然并不存在上限。

不过至少在概念上,它给了我们一次机会去思考“沟通距离”可以如何定义。或许人们可以想象有一个类似简化版神经网络的东西,人们可以问训练一个网络使它行为上类似另一个网络有多困难。

对于文化背景空间的一个更接地气的比喻是,我们可以考虑人类语言,其中大约有1万种语言,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它们的单词,或者观察它们的语法结构来评估语言之间的相似度。尽管总的来说所有语言都可以谈论相同的事,但语言至少在表面上都有着显著的差异。

不过对于人类语言这个特殊的例子来说,有很多东西是由历史决定的。的确,人们可以定义出一整棵语言的进化树,它可以有效地解释语言间的远近关系。(语言通常是跟文化相关的,但是并不总是如此。比如,芬兰语作为一种语言与瑞典语相差甚远,但芬兰和瑞典在文化上非常相似。)

就人类文明而言,人们可能会用各种各样的标志来表示相似性。人类的人造物看起来有多类似?能被神经网络识别出来吗?人类的社会、经济或者宗谱网络有多类似?人类的法律和政体模式的量化指标有多类似?

当然,所有的人类文明共享通用的历史,并且毫无疑问,它们只占据了所有可能文明的空间中微乎其微的一部分。在海量的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中,期望我们刚刚讨论的有关人类文明的标志被定义过,恐怕很不现实。

所以人们如何描绘一个文明以及它的文化背景呢?一种方法是询问它是如何使用可能的程序构成的计算宇宙的。它关心这个宇宙中的哪些部分,不关心哪些部分?

现在,或许文明进化的终点就是充分利用所有可能的程序的空间。当然,我们实际的物理宇宙大概率是基于某个特定的程序的,尽管在这个宇宙中人们可以完美地模拟其他程序。

想必任何我们能明确视为具有明确的“文化背景”的“文明”的东西,必须在它想要明确提出的程序中使用某些特定方式的编码——事实上是某些特定类型的语言。所以一种描绘文明的方法是,想象一下它会发明什么与Wolfram语言类似的东西(或者更具普遍性地来说,什么符号语言)来描述事物。

是的,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为人类构建Wolfram语言这个唯一的例子。现在我想建议的是,想象一下这样一个空间,它包含了所有可能的类似语言,这些语言采用了计算宇宙中所有可能的采样和编码。

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与外星人的交流,这就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我们可以说我们只考虑距离我们几光年的外星人,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只考虑定义其文化背景的语言与我们的语言在一定“翻译距离”内的外星文明。

我们如何在实践中研究这一点?当然,我们可以考虑与我们共享地球的其他生物会认为什么样的类似Wolfram的语言是有用的。我们也可以考虑人工智能会认为什么是有用的,尽管这里会出现某种循环,因为我们制造人工智能是为了促进人类目标的实现。但是或许最好的方法就是想象与Wolfram相似的语言的抽象枚举,然后研究它们之间可能的翻译方法。

这里有很多复杂的智力和哲学方面的问题。如果我们想将关于人类成就的信标发送到宇宙空间中,在实践中发送什么是最好的?

有几点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即使看起来很“通用”,也不要发送大量形式上可推演的内容。是的,我们可以说2+2=4,或者阐述一堆数学定理,或者展示一个元胞自动机的演化过程。但是这样除了展示我们可以成功地做计算(基于计算等价性原理,这其实一点也不特别)之外,我们实际上没有沟通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实际上,唯一真正关于我们的信息是我们选择发送了什么:哪些算术事实,哪些定义,等等。

下页图是一个古埃及的模具。是的,古埃及人对于二十面体已经有了一些知识,并且选择使用它们,这很有趣。但是这个二十面体的细节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它和其他任何一个二十面体一样。

所以,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沟通关于我们自己的内容,就要发送对我们而言特别的东西,也就是各种有关我们的历史和兴趣的详细信息。我们可以发送一本百科全书,如果有更多的空间,我们还可以把整个互联网的内容发送出去,或者所有图书的扫描件,或者所有能获取的视频。

不过,到了某个点,我们就已经发送了足够的材料——基本上能回答所有有关我们文明和成就的合理问题所需要的原始材料。

但是如何使其尽可能高效呢?嗯,至少对于通用知识而言,我已经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解决这个难题,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Wolfram|Alpha解决的问题:创建一个系统,它能计算出尽可能多的问题的答案。

所以,是的,如果我们发送一个Wolfram|Alpha,我们就是在用一种集中的、计算的形式发送我们文明的知识,并准备让其尽可能地被广泛使用。

当然,至少Wolfram|Alpha的公众版本是仅仅关于通用的、公开的知识的。那么,关于人类和人类状况的更详细信息呢?

这世上总有一些类似电子邮件存档、个人分析及录音之类的东西。是的,我正好有关于我本人的过去三十年的数据,我之所以搜集这些是因为这么做对我来说很容易。

但是人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呢?我怀疑原则上说这些数据足够用于构建一个机器人版的我。换句话说,人们可以创造一个人工智能,它在应对事情时能做到与我基本一样。

当然,人们可以想象据此“追本溯源”,并开始读取人类大脑里的内容。我们仍然不知道怎么完成这件事,但是如果我们假定我们信标的收件人比我们发展得更远,那么我们可以假定给他们一个大脑,他们就知道该做什么了。

的确,或许最直白的方法(尽管这令人毛骨悚然)就是发送完整的低温保存的人了(是的,他们会在恒星际空间的温度中被保存得很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与古埃及人制造木乃伊的想法是多么类似,尽管我们的技术更好了(虽然我们依然没有解决人体冷冻的问题)。

那么还有更好的办法吗?或许更应该选择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而不是生物学。那么,我们现在有了另一个难题。是的,我认为我们最终有能力制造出可以代表我们人类文明所有方面的人工智能,但是我们不得不确定什么是“我们的文明中最好的部分”。

这与我们需要为人工智能定义的道德准则和“宪法”紧密相关,这也是直接涉及我们社会的驱动力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发送一个生物意义上的人,那么我们得考虑被发送者身上作为一个人的个性部分,无论它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发送人工智能,我们又不得不确定在无限范围的人类可能的特征中,哪些最能代表我们的文明。

不管我们发送什么(生物意义上的或者数字的),都不能保证沟通的成功。当然,我们的人或者我们的人工智能可以尽力去理解和应对接收他们的外星人,但是这很可能是毫无希望的。是的,我们的代表或许可以认出外星人,可以观察他们正在做的计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足够的一致性来交流我们认为可能有意义的任何东西。

当然,我们还没能识别出宇宙其他任何地方的地外智慧的迹象,这并不是什么令人鼓舞的事情。同样,即使在我们自己的星球上,我们依然未能成功地与其他物种进行正式的沟通,这同样不令人鼓舞。

但是正如大流士大帝,或者甚至是像奥兹曼迪亚斯一样,我们不应该放弃。我们应该把我们发送的信标当成纪念碑,或许它们对某种“来世”有用。但是就目前而言,它们可以作为一个集结点,促使我们思考文明成就中我们引以为豪的东西,以及我们希望以最好的方式表现和庆祝的东西。如果我能以过去积累的计算方面的知识为此做出一些贡献,我将不胜喜悦。

[28]全称卡拉尔-苏佩圣城,秘鲁境内一座古城,因拥有比埃及金字塔更古老的金字塔闻名。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古城围绕6座金字塔修建,中央屹立着圆形剧场和主寺庙。由于年代久远,金字塔因风化已和周围的山石融为一体。卡拉尔于1994年被考古发现,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29]吉尔伽美什(Gilgamesh)是古代两河流域英雄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的主角,也是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重要人物。关于吉尔伽美什,历史学家通常认为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苏美尔城邦乌鲁克的国王,其统治时间大约在古埃及早王朝时期的早期,文中的公元前3000年是一个粗略的说法。

[30]德国哲学家、作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其学说深深影响近代西方哲学,并开启了德国古典哲学和康德主义等诸多流派,被认为是继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后,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31]塞尔维亚裔美籍发明家、物理学家、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

[32]鲸歌或称鲸语、鲸咏,指的是人类在鲸类交流时通过仪器采集到的声音。由于某些种类的鲸(比如座头鲸)发出的声音模式常常是重复、可预测的,所以鲸类学家将其比作人类世界的歌声或语言。

[33]制作于公元前196年的石碑,用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埃及世俗体文字、古希腊文记录了古埃及法老托勒密五世诏书,是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重要材料。

[34]Rongorongo,智利复活节岛上发现的符号,被认为可能是一种文字或类文字。

[35]可参考Wolfram语言的Image Identification Project(图像识别项目)网站。——原书注

[36]波斯帝国皇帝。

[37]王佐良译本,摘自《英诗金库》卷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编者注

[38]也叫Tammuz,古巴比伦历法月份,在今公历6月至7月间。

[39]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火星大气研究探测任务,全称为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任务(Mars Atmosphere and Volatile Evolution Mission)。——编者注

[40]俳句(Haiku)是日本的一种短诗,通常为“五音-七音-五音”三句的格律,十七个音为一首。英语中也会借用俳句这一形式进行诗歌创作。——编者注

[41]朱庇特(Jupiter)为古罗马神话中的主神,朱诺(Juno)为古罗马神话中的天后。

[42]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寸合2.54厘米。——编者注

[43]Akkadian,主要由古美索不达米亚的亚述人及巴比伦人使用、约于公元前1世纪灭绝的闪米特人语言。译者猜测从它开始是因为按照英文字母顺序它排第一个。

[44]美国演员、制作人、编剧,主要作品有《宇宙:穿越时空的冒险》(<i>Cosmos: A Spacetime Odyssey</i>)、《超时空接触》等。

[45]EchoStar 16是由美国EchoStar公司运营的地球静止通信卫星,于2012年发射,提供高清电视服务。

[46]《奥兹曼迪亚斯》是雪莱的一首诗歌,本书前文曾提到过。奥兹曼迪亚斯指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位期间,他大兴土木,发动战争,功绩卓著,在广阔无垠的沙漠中建造了巨大的狮身人面像来纪念自己。诗歌描绘了百年后被沙漠和时间吞噬的狮身人面像面目全非、残破不堪的景象,通过鲜明对比表达了对历史轮回、世事变迁的感悟。

[47]美国知名零食品牌。

[48]英国知名摇滚乐队。

[49]美国一个大型免费分类广告网站。

[50]见1.6节。——编者注

[51]德裔荷兰籍数学家、数学教育家,1930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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