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在中欧一处矿洞附近的车间内,男女工人们正在挑拣银矿石
早在几千年前,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城市和国家便已发展出我们今天所知的劳动关系。原始狩猎采集族群采取互惠劳动分工(见第一章),农民群体进行独立劳动并可能沿用互惠分配方式(见第二、第三章);此外,在当地最古老的那些城市中,还形成了贡赋—再分配制度(见第91—95页)。接着,在随后兴起的诸个国家,产生了最早的奴隶,并逐渐衍生出为市场服务的小个体生产者。大约从公元前1000年起,第一批雇主和雇工开始出现(见第96—112页)。但直到希腊化时期,古埃及仍主要实行贡赋—再分配制度(与奴役战俘的行为相结合),可以确定的是,后来的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新兴国家,以及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业社会(但未实行奴隶制)也是如此。
在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500年的两千年里,大部分社会中出现了上一章所介绍的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由此,产生了新型便利支付手段——铸币,用于日薪或时薪结算。这种小额货币是一项非凡创新,极大地促进了雇佣劳动的大规模发展(见第118—127页)。
在本章中,我们首先聚焦最早的深度货币化社会的发展,包括地中海、北印度和中国,以及这些国家在亚欧大陆不同地区的劳动力市场,重点关注其自由劳动力和非自由劳动力之间的比例波动(见第127—148页)。其次,我们将讨论上述社会形态的不同变化:第一,400—1100年,一度盛行于欧洲和北印度的深度货币化(社会)消失(见第148—160页);第二,无劳动力市场的贡赋社会形成,比如前述的新月沃土和古埃及的贡赋社会,以及本章将讨论的美洲出现的此类独立社会(见第160—172页);第三,小规模的狩猎采集社会仍然存在(但已逐渐减少),不论后续是否产生过新型农业形式,此类社会都没有形成过重要的国家。对第三种社会形态变化的研究已十分广泛,此处不再单独论述。
深度货币化的劳动力市场有可能在可持续的、成功的(城市化)国家中蓬勃发展。但有趣的是,它们也有可能再次消失。这也说明,工作的历史并不总是呈直线式演进。更有趣的是,在公元1000年之后,印度和欧洲的城市恢复了货币化的劳动关系(见第172—191页)。自此时起,整个亚欧大陆所有大型文化和经济中心的工作与劳动关系之间的相似度有所增加,到第五章所述时期将更为明显。
深度货币化劳动力市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雇佣劳动就由此盛行。事实上,有时情况恰恰相反。特别是在希腊世界,似乎同时存在以小额货币支付报酬的雇佣劳动,和以奴隶制形式出现的大量非自由劳动;在其他地方也有已知的实例。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处所述的几乎没有城市化的农业社会(虽未予深入探讨)缺乏活力。此部分介绍中仅简短举两个例子,即足以消除这种误解。
曾经的“伟大发现之旅”(人口迁移浪潮,见第81页)已经停滞了几千年,现在由农民再次开启,他们航行到太平洋上最后的无人居住的岛屿,并于公元800年到达夏威夷岛,1250—1300年到达新西兰。有些人甚至在波利尼西亚和南美洲之间“往返”,比欧洲的“航海大发现”早了几个世纪。可以作为证据的是,美洲的红薯(可能还有葫芦)传到了夏威夷、复活节岛和新西兰(关于波利尼西亚人对美洲文化或有贡献的争论仍在继续)。这一旅程需要穿越数千公里的水域,因此需要先进的船只(支腿帆船)和卓越的航海能力。自首次发现之旅后,这些相距甚远的岛屿之间就保持着定期往来。正如世界其他地方城市的兴起一样,这意味着大型船舶上存在影响深远的劳动分工和严格的等级制度。
游牧在世界各地广泛发展。约公元1000年,东非地区出现了游牧,以放牧牛群为主——埃塞俄比亚高地上的长角、驼背的桑格牛。由于当时还没有能供人类骑行的动物,所以牧民不得不与牧群一起步行——因此放牧范围相对较小。他们的主食是牛奶,其次是蔬菜[女性吃蔬菜多于男性;值得注意的是,马赛人(Maasai)的饮食中并不含蔬菜],以及肉类和畜血。
在突厥语民族的压力之下,萨摩耶人(Samoyed,曾经或为马鹿牧民)被迫向北迁往针叶林带,随后,约公元1000年,亚欧大陆北部苔原地区开始广泛流行放牧驯鹿,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一年之中,牧民有四五个月在冬季牧场放牧,两个月在夏季牧场,剩下的五六个月则是“转场季”——在两个相距几百公里的牧场之间迁徙。转场迁徙时,他们每天都要赶着鹿群(数量从几十头到几百头不等)前进。除去这种“大迁徙”,平常还有每月一次到三次的“小迁徙”。因此,牧民家庭的工作包括搬迁营地、步行或骑马迁移,以及照料畜群。他们的主要产品(也是他们主要的饮食来源)是驯鹿肉,此外还有少量种植物、猎物(渔获更多一些),以及从定居人口处交换来的产品。
在世界上最大的那些国家之外的地方,“工作”的形式各不相同。但我们的关注点不在于此,而在于更仔细地研究亚欧大陆不同国家中深度货币化工作(劳动报酬)的新形式,因为在现代读者看来,获得确切数额的报酬是世界上最正常的事情。我们同样必须探讨在什么情况下可能无法获得报酬,或者无法获得已商定的报酬。因此,在本章中,我们将对个体劳动者和雇佣劳动者的行为进行初步介绍,并特别关注其利益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
亚欧大陆的货币化和劳动报酬
铸币的发明不是雇佣劳动得以传播和发展的必要因素,但绝对是极大的推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元前500年前后的几个世纪里,铸币——这种以标准化金属片为形式,用符号(文本、数字、图像)表示价值,并由政府作保的货币——几乎同时出现在世界上的三个地方(中国、北印度和小亚细亚)。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地方是各自独立“发明”出铸币的。因为它们显然都具备了相同的条件:对易于管理的、标准化的日常交换手段有足够广泛的社会需求。
就人类工作史而言,我们关注的核心是:较小面值的铸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因为对于劳动报酬而言,较小面值的铸币可用于支付日薪,乃至更短时段的薪水。原因很简单:雇佣工人通常只有很少的资产或没有资产,赊购额度有限。例如,在实际生活中,工人购买食品杂货时,通常可以赊账一周(但不会超过一周)。一旦拿到以等价于一天工作价值的铸币支付的周薪,他就可以在周末用这笔钱还清赊下的欠款,从而不会遇上什么大问题。这同样适用于个体劳动者,如农民和工匠。尤其是后者,若无相当于定期工资的预支,他们就无法生存。随后,“零钱”(低值铸币)出现了,极大地便利了现金支付。除了与日薪等值的铸币,在完全成熟的、“深度”货币化的现金交易经济体中,一定还流通着更小面值的货币,其价值等于或低于时薪。公元前500年后的几个世纪里,上述亚欧大陆东部、南部和西部的三个地区显然都具备了这些条件。
铸币的发明——这一创举实现了从实物支付到货币支付的简单过渡,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不仅满足了雇佣劳动中的支付需求,而且在进入市场流通之后,反过来促进了雇佣劳动的发展。货币流通发达的经济体可以真正地被称为“市场经济”。雇佣工人相信,他们可以用酬劳做一些有用的事情;雇主们则相信,他们可以利用薪酬来吸引合适的劳动力。大体上,市场经济赋予了雇佣劳动者和个体劳动者更大的自由,他们可以按照自身意愿使用所获得的报酬,正因如此,市场经济于他们而言至关重要。
在对比希腊和印度在这方面的重大社会变革时,英国古典学者理查德·西福德(Richard Seaford)通过观察发现,人们的个体意识日益增强。在新社会中,
个体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财富,货币化社会中尤其如此。一个人在有钱后,基本上(尽管现实中并非总是如此)可以摆脱世俗关系(如互惠关系、亲属关系、宗教关系等)的束缚。这样一来,他就几乎可以完全依赖于自己的行为和信仰,成为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自我”(相对于“他者”)和“主体”(相对于“客体”)。
西亚和地中海
在某种程度上,铸币的发明并不足为奇。毕竟,必要的单个要素早已存在:交易中的计数、称量和登记(包括劳动量);实物支付;以及更重要的,随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发展而衍生的直接转账系统。与贵重金属和普通金属的提取、加工和提纯一样,“造型艺术”(雕刻或模塑物品,特别是带有反写凹刻图形的圆柱形印章)的产生和“陶筹”的使用(见第92—93页)也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将这些要素结合起来的关键性一步是建立美索不达米亚的度量衡体系,作为一种衡算单位条件,相较于以牛和奴隶总值为计量单位,该单位的明晰度更高、普适性更强、抽象性更强。最先形成的是“条”这一单位——通常是银条,即谢克尔计重制。然而,这些银条在支付薪酬方面的用途是有限的:只能支付一个工作队的酬劳,而不能支付单人报酬,更不能支付日薪或周薪。早期铸币也是如此,面值通常很大,足以支付月薪,但不适用于支付周薪。
然而,没过多久,大部分地区就出现了面值更小的铸币。关于这种小额货币的出现,原因是人们对简单的支付方式有需求——这一点即使不是决定性因素,也算得上关键因素之一。另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引入小额铸币是为了满足长途贸易的支付需求,但这种说法似乎不太可能。因为早在铸币出现的几千年前,贸易往来就已存在,且除清算(突发紧急的债务清偿)外,长途贸易也并非必须要用铸币结算。但事实是,铸币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几乎所有地方,面值不同,以小额铸币为主,普通平民皆可使用,而且并不用于富人之间的大规模贸易。当然,也会有这样的情况,但一般来说,富人都会使用最大面值货币(金币和银币)来进行交易。
小额铸币最早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的地中海地区。公元前600年初,在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王国,出现了第一批铸币——由银金矿(含70%黄金和30%白银的天然混合物)铸造,最小面值(0.15克)为最大面值的1/32,估值可达1/3只羊的价值,这表明这些铸币的使用范围仍然有限。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小亚细亚和爱琴海彼岸的希腊城邦纷纷效仿这种新的交易方式。波斯帝国使用的是大流克金币(daric)和西格劳斯银币(siglos,面值等于大流克金币的1/20,高于士兵的月薪),这两种铸币很少被细分为不同的面值,与此相反,希腊城邦大约从公元前500年开始就创造了多种面值的铸币。大多数小额银币的重量在0.25—1克,最小的只有0.05克,可供日常使用。希腊士兵的日薪(和妓女一次服务的报酬)一般是3欧宝[1欧宝=1/6德拉克马=0.72克银——欧宝(obol)、德拉克马(drachm)均为古希腊银币,前者面值最小],时薪约为1/3欧宝。几十年后,位于现今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希腊城邦中出现了信用铜币,价值等于面值最小的银币,但尺寸更大,因此更易于处理而不用担心丢失。得益于此,这些信用货币带来了极大便利,便于支付劳动报酬,尤其方便了雇佣工人和其他低收入工人在市场上购买食品。然而,并不只有农民和自由劳动者这样的小生产者可以得到现金报酬,奴隶也可以。奴隶主可以将他们的奴隶出租给手工业者和工厂主,或允许奴隶从事有偿劳动,并要求他们定期返还一定的金额(见第138—139页)。
当时的部分国家,尤其是雅典城邦,主要采用货币支付的方式,特别是用于发放陆军和海军士兵的酬劳。柏拉图在其最长、最晚的著作——《法律篇》(Laws)中,简明扼要地描述了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的情况:“在社会中,货币是必需物,以满足手工业者交易商品和支付酬劳的需求,所以一定要有铸币。”与美索不达米亚一样,希腊城邦对军事劳动力有庞大需求,特别是对战船桨手和其他船员的需求,极大地刺激了雇佣劳动的发展。从公元前480年开始,雅典成为希波战争中的主力。按照标准,一艘三层划桨战船要配约200人,包括170名来自劳工阶层(thetic)的桨手,每人拉一桨(上层的62名桨手最为重要,其次是中层和下层的各54名桨手),还有6名海军士官(含风笛手)、10名甲板手、10名重步兵和6名弓箭手。若发生碰撞,战船速度可达每小时13公里以上。但这种峰值速度需要每名桨手发挥1/14有效马力,所以维持不了多久,半小时已经算长的了。这种三层划桨战船上没有普通士兵(由运兵船运送),桨手通常是从公开市场上雇佣的——紧急情况除外,如公元前428年,需要同时部署42000名桨手对抗波斯人,所以雅典人不得不征召公民,甚至是梅蒂克人(metic,希腊语为metoikoi,即外国居民)和奴隶。
军队通常会给士兵预支一个月的酬劳,每人每天1德拉克马;但在战争期间,为了避免出现逃兵,会暂扣一半金额,直至下船才发放。且不说工作有何风险,从2欧宝的最低食物配给费——日薪总额的1/3来看,这样的报酬还算不错。这一制度在公元前5世纪时的施行情况相当不错,但到了公元前4世纪,雅典政府缺乏资金,只好让军官们自己想办法给士兵们发放酬劳,以致对敌人和朋友的同时掠夺,以及对盟友的勒索,日渐成为普遍现象。现在看来这可能不太文明,但是别忘了,船员们每天需要300公斤的食物和450升的水。在战场上为军队提供后勤补给一直是个难题,在海上更是难上加难。
实际情况是,如果连续多日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水,战争便会很快结束。对于那些惯常给士兵(尤其是舵手和上层桨手)发放奖金和预支酬劳的舰队而言,饥荒和逃兵是极其致命的,军队最终会在兵变中崩解溃败。对于这种困境,公元前4世纪的一名指挥官作出了精辟的总结:“我越是雄心勃勃地为我的战船配备优秀的桨手,我就比其他战船越容易被抛弃。……(我的桨手)认为自己的划桨技术过硬,可以随意去报酬更高的任何地方工作。”
希腊的铸币系统中,有许多含不同金属的小面值铸币,随后传播到罗马、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国,遍布亚欧大陆的西部。要想更好地理解产生铸币需求的社会条件,就得对难以发明铸币的国家——如第三章中的古埃及(见第111页)进行研究,从中获得相关信息。事实上,古埃及与希腊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也熟悉货币支付的方式(特别是支付外国雇佣兵的报酬和国际贸易),但相较于地中海其他地区,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很晚才开始引入货币,且发展十分缓慢。直到公元前332年,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后,埃及才开始使用铸币,最初的使用范围也十分有限。所以,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铸币都没有用于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领域——农业。在该领域中,有一项关键事宜,即向国家上缴粮食。而在其他经济领域,也是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成功引入货币,特别是那些希腊移民(占总人口的5%—10%,包括士兵和城市居民,特别是新亚历山大城的居民)活跃的领域,以及油、啤酒和一些纺织品制造业,这些行业以前由神庙管控,后来成为国家垄断行业。公元前3世纪60年代,除了银币外,信用铜币也开始流通。这使得政府开始对所有居民实行货币人头税,以铜币的形式支付。政府还规定,与垄断油生产相关的所有货币付款都必须采用铜币,在法尤姆绿洲(开罗以南、尼罗河以西的沙漠盆地),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垦工作的酬劳也要求采用铜币支付。起初,面值最小的铜币,即1查柯(chalkous),等于日薪的1/4,或一块面包的价值;面值最大的铜币,即24查柯或3欧宝,等于女性盐税的1/2,男性盐税的1/3。因此,人头税和一套包含五种不同面值铜币的货币体系的引入,促进了古埃及雇佣经济的产生。
其全部人口都被迫从事徭役,大多数本无货币储蓄的农民开始与城镇货币经济产生联系。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徭役变成了低酬劳的义务劳动,还包括季节性的庄园雇佣劳动。对此,有大量出土文献,德国古代历史学家斯塔·冯·瑞登(Sitta von Reden)对其进行了出色研究。我们现在知道,各种形式的雇佣劳动、个体劳动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一切劳动形式都产生于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埃及,付酬方式也是在该时期发生改变的。然而,采用何种形式的劳动视情况而定,主要是分包和直接雇佣这两种形式(也可能是二者的结合)——类似于埃及的佃契,也出现在希腊时期之前。此外,佃户可以只为自己工作,自行承担风险,支付农场租金,或从地主那里获得种子,预支季节性劳动的报酬,之后再进行偿还。
负责分包的承包方又会去雇佣下一级的工人,来完成承包的工作[在罗马法律中叫作“locatio-conductio operarum”(工作的租赁)]。这样的方式主要用于维护灌溉系统、切割石块、制砖、建筑、木工、制陶、粉刷、运输和非技术性的农业工作中,但可能对国家或大地主有利,因为通过分包,可以将雇佣和监管工人的成本转移给承包方,从而抵消预付原材料和工具款项、预支工人报酬的不便之处。当然,这样做并非没有风险,因此需要对不履行契约或不归还工具者进行惩罚,处以监禁。
直接雇佣工人意味着雇主自己承担监管费用,这样做也有好处,雇主可以更好地监控成本(避免承包方从中贪墨)和工作方法,也可以更精确地管理材料:“因此,直接雇佣劳动在家务劳动和家畜驯养(马、鸟和狗)以及所有非生产性劳动(如私人和公共事务的抄写和管理工作)中普遍存在……但在生产性劳动中,尤其是需要大批工人(或‘工作队’)的生产活动中,都是首选分包。”
此外,支付方式也有混合形式,在报酬支付中就有这样的例子:货币付酬(opsônion),实物付酬(sitometria,与前希腊时代的做法相同),或者大多数时候,两者兼用。不过,报酬的实际水平要视情况而定,不仅与实际完成的工作量直接挂钩,还与劳工的地位有关——地位的差异决定了所获粮食的质量。他们会每日领到面包、每月领到面粉作为口粮。传统上还会发放啤酒,但现在已不再包括在内,油料和亚麻布衣料也是如此,通常要在市场上购买。每月下发的实物报酬“大致足以维持两个人的生活”,由于公元前3世纪,“已婚夫妇和小型家庭是最常见的家庭类型”,所以这些东西似乎成了他们最重要的家庭收入来源。报酬虽然往往以粮补和货币的混合形式发放,但实际收入一般是稳定的,因为这一时期的粮食价格几乎没有波动,所以很少出现罢工(虽说罢工与报酬水平无关)。
在托勒密王朝晚期和罗马时期的埃及,市场继续扩大,在农村也是如此。在罗马时期,法尤姆绿洲的私人耕地增加到所有耕地的1/2,在尼罗河河谷增加到3/4。这些地主自己耕种部分土地,其他部分用于出租。公共用地也有部分出租。但不管怎样,农民都必须将部分收成上缴给国家,这是法老时代延续下来的惯例。他们可以直接在村里的打谷场上缴收成,也可以把粮食送到公共粮仓。此外,对于佃户而言,只要种了粮食,就可以直接将粮食交给地主抵扣租金;如果种的是其他作物,尤其是饲料(埃及对此需求量很大),则要以货币支付租金。同时,他们还需要用货币缴纳人头税,所有14岁至62岁的男性都要缴纳人头税。因此,小农户不得不在市场上出售部分收成,或者花一部分时间在大农场从事有偿工作,以挣得足够的货币。此外,他们可能会因为向地主借贷而对其产生严重的依赖性。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雇佣工人身上。当然,在大地主要自己开发的土地上,比如公元前3世纪法尤姆的阿皮亚努斯庄园(Appianus),就需要大量工人——工人很多,但他们的技能和报酬水平却千差万别。所以,奴隶劳工的使用不多,而是雇佣固定的居民工人(主要以实物付酬)、固定的非居民工人和只以货币付酬(时薪、件薪均可)的临时工。在收获季节,后者的数量通常占到总劳动力的一半以上。
与托勒密王朝和罗马时期的埃及相比,我们对地中海其他地区引入货币经济的情况了解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劳动关系改变与货币的使用同时发生。接下来会谈到这些市场经济中自由和非自由劳动之间的关系。但在此之前,我们要先把目光转向东方——北印度和中国,看看这两个地区,(小额)货币的引入是否产生了与西方类似的影响?
印度
通过前文叙述,我们对地中海地区(特别是埃及)货币经济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但对印度却知之甚少,而后者的情况也同样重要。现在,我们已经较为清楚地知道铸币首次出现的时间,以及得到传播的时间,但关于其与工作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只停留于猜测。虽然约公元前500年,西亚和南亚之间确实已有联系(例如,印度雇佣兵在波斯军队中服役),但北印度铸币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发生的,甚至可能是完全独立的。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铸币形式完全不同——北印度采用冲孔标记或模具浇铸的方式铸币,通常为长方形,而不是压铸的圆形铸币。
公元前5世纪,印度西北部(包括如今的巴基斯坦)发生了快速城市化和私有财产增加现象,此后,铸币就从大面值银币转为小面值银币。自此,便开始流通低品级的“弯条”形金属货币及其铸币。这些铸币特别重要:流通中的西格劳斯银币,除了有标准的5.5克重的,还有(5.5克)两倍重的,以及1/2、1/4甚至重量更小的——细分至1/20和1/40(0.13克)重的——总共有至少8种不同的面值。大约在同一时期,北印度的其他地区也出现了铸币,面值有大有小,但由于出土时保护不周,也未系统登记出土物,更无书面资料可供参考,因此无法就此展开阐述。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时的北印度除了现存的银币外,各地还出现了铜币,它们在实践中显然与前面提到的,地中海地区的铜币具有相同的优点。那么,这些铜币的用途究竟是什么?
通过孔雀王朝早期(前321—前185)遗留的一些珍贵文献,特别是《政事论》(Arthashastra,一译《利论》),可以获悉当时的经济状况。这部重要著作的已知最早版本出现在公元前3世纪,但目前尚不清楚的是,自成书以来的5个世纪里,具体什么时候往原文中增添了什么内容。该文献对奴隶、债役工、以工代税或以工代罚的无薪劳工、雇佣临时工、计件工人、固定酬劳的雇佣工人和个体劳动者进行了区分。给工人发放报酬,工人再拿着报酬到市场上购买商品,这显然都没有什么大问题。除了3.5克重的卡夏帕纳(karshapana)银币和其他3种小面值铸币(最小的为1/8帕纳,重0.44克),还有4种面值的小额铜币——从1/16帕纳到1/128帕纳。根据《政事论》,薪级最低的公职人员每月可获得以货币支付的5帕纳的酬劳,可知时薪约为5/200=1/40帕纳;因此,面值最小的铜币也就等于时薪的1/3。薪级最高的官员的薪酬是前者的800多倍,著名妓女安芭帕莉(Ambapali)每晚收费50帕纳。
孔雀王朝覆灭后,恒河平原出现了一段政治分裂时期,不过该时期也伴随着“城市化的急速发展和小范围货币经济的增长”。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印度次大陆南部和斯里兰卡,商人行会和佛教寺院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不过这一变化在几个世纪后才趋于明显(见第159—160页)。
中国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铸币的发明和使用情况拥有更多的记录;事实上,每天都在出现新的资料,这一点相当振奋人心。同时,这也使得本节内容具有时效性。玛瑙贝和后来的青铜仿制品(包括蚁鼻钱)、小型铲刀(农用锄头)和青铜刀,早在成为计价单位之前就已经被用作陪葬品,更不用说作为交换手段。
这种圆形方孔的铜铸器物最初重8克,刻有“半两”字样,可被视为铸币。最近发现的一些证据极具说服力,证明它们是在约公元前350年由黄河流域西部的诸侯国秦国引入的。接下来的100年里,在东北部诸侯国的货币体系竞争中,半两钱取代了立体的铲币(最小重量为半两)和扁平的刀币。这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就已发生,最终在公元前221年成为统一货币。当时只在南方有玛瑙贝流通,它经由印度洋进口到云南(也可能始于公元前12世纪),并在此后的500年里一直被用作货币。
公元前500—公元400年的劳动力市场、货币和社会:中国、古希腊和古罗马、印度
稍微夸张地说,得益于深度货币化,大约在公元前500—前300年,亚欧大陆主要文化中心的劳动力市场就已经发展成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代表着货币传播到了旧大陆的其他地方;直到哥伦布大发现,新大陆的人们才开始从这些制度创新中受益。但工作的历史没有那么简单。自发产生的历史现象具有两面性:首先,深度货币化的社会将大量工人挤出劳动力市场(但不是市场经济),特别是那些被迫工作却未得到可观货币报酬的工人;其次,这种社会也有可能再度“去货币化”。
这两种现象在历史中我们都可以找到案例。以下两节将基于三个案例讨论深度货币化社会中自由劳动与非自由劳动的结合:古代中国对劳动力的压迫程度;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制问题;以及印度种姓社会的出现。本章(见第156—160页)会接着讲述约公元400—1100年,亚欧大陆西部和南部戏剧性的去货币化现象——这与中东和中国的货币化所呈现的更强的连贯性和更高的繁荣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的国家与市场
与亚欧大陆的其他地方相比,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货币体系虽历经了两千多年的起起伏伏,却始终维持着单一货币制——使用面值极小的铸币(价值等于时薪),并人为赋予其信托性质。这最终使得此类铸币的生产和流通几乎达到了工业规模。
什么样的社会需要用到这种可供日常使用的货币?只能说,很多社会都需要,从强制干预劳动的国家,到施行仁政的政府,都有可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其墓葬中使用了规模庞大的“兵马俑”作为殉葬品;此外,秦还修筑了长城。秦因这两项工程而闻名于世。后人将秦称为“中央集权经济体”和古代历史上最成功的军事力量之一,并非偶然。
但这只是历史的一面。到公元前350年,秦的经济都非常繁荣,劳动力的使用也在其人口的承受范围内;近一个半世纪后,却出现了过度剥削劳动力的现象,致使王朝突然覆灭。但相较于秦末时期,秦初劳动人口的状况则远没有那么清晰,因为长城、道路、运河、宫殿和兵马俑都是在秦末修建的。因此可以假设,秦的经济是从末期才高度集中的。
地图4 深度货币化(前500—公元400)
战国时期,秦国国君秦孝公于公元前350年前后,在政治家和思想家商鞅的协助下,实行了“半两”货币制和其他许多制度创新,包括新的财政制度、度量衡制和征兵制,还大力推行公共工程建设。自此,雇佣劳动成为重要的劳动形式,但不是用于市场经济(当时没有土地市场),而是为国家军队和公共工程建设服务。军队管理实行择优任贤,比前几百年更具社会流动性,政府甚至将“爱民”定为施政目标之一。所有的经济活动,从农业生产、铁器制造到公共工程建设,要么由国家直接管控,要么受到国家的密切监督。最后,有多达15%—30%的男性生产力应征入伍或直接参与公共建设,并收到货币报酬。上述数字来自考古学家吉迪·谢拉赫-拉维的估计,但他也发表了如下评论:
有非常高比例的劳动人口迫于国家压力,退出了粮食和基本资源的生产。这些工程的间接负担肯定也相当沉重,不管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是罪犯还是应征服役兵,或者是能拿报酬的工匠,即使是只为他们提供最低水平的工具、食物、衣物和住所,所需费用也一定非常高昂。甚至都无须估计赋税(高达60%),就能看出农民的负担是极其沉重的。
此外,不愿遵守法令的人会被处以强制劳动的惩罚,其中一些人甚至永远成了官奴。
秦初,该制度似乎运行良好,相当一部分人的工作和收入得到了保障。到秦末时,秦二世狂妄自大,最终使王朝以一场噩梦而告终。随后,汉朝建立,承秦制之精华,削减部分工程的劳动力,不盲目追求高效,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农民起义)。汉朝仍大规模征召服役兵参与公共建设,但不同的是,它规定时间为农闲季的30天,避开了农忙时节。汉朝还发行了一种新铸币——五铢钱(五铢,计重量词),基本沿用半两钱的形制,但所印字样不同,重量只有约3.5克。当时的标准月薪一般是200钱,和半两钱一样,一枚五铢钱等于一小时的薪酬。五铢钱的产量巨大:平均每年铸造约2.3亿枚,这意味着在汉朝初期,人均拥有数百枚五铢钱。这是货币经济普及程度的最佳指标,特别是对劳动报酬的普及程度而言。虽说大部分劳动人口是农民,却也有不少从事个体劳动的人,具体占比多少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比例应该也很高。而在官营行业,以及当时的私营行业,也有相当数量的雇佣劳动。与此同时,尽管罪犯需要服苦役,却几乎没有奴隶现象。
关于国家和市场之间在劳动力问题上的关系,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发表了有力观点,他根据中国过去几个世纪的变迁,得出了以下结论: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另一位中国文人——白居易——则更关注现实,而非理论性总结。在《观刈麦》(作于806年)一诗中,他不仅表达了对劳苦人民的悲悯,还对工作酬劳的公平性提出了质疑: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
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
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
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
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在中国,从未真正且明确地出现过司马迁大力推崇的这种(劳动力)市场。中国古代史教授李安敦(Anthony Barbieri-Low)对中国汉代工匠的深入研究表明,自汉代开始后的几百年里,诸如应征工匠、罪犯工匠和官奴工匠,以及自由工匠等的工作,都具有高度的重要性。这一点并非巧合,如李安敦所述:
在早期中国,负责公共工程建设的高级官吏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来确定不同工程所需的劳动力数量、劳动季节、劳动期限和任务分配。……每个劳动组的成本将被加权,再将所有组的相加,以得出工程所需的总人日(即总工作量)。每组的定量标准都有严格的书面规定:冬季无工作量,春季有一定的工作量;刺绣活,男女劳动量相等;技术活,自由工匠要达到4个罪犯工匠的工作量。……作为官僚主义国家,早期中国不是由手握皇权的君王统治,也不是由高谈仁义道德的文人控制,而是由掌握民生信息的官吏治理。他们的信息库主要由各样相关联的名字和数字组成:户籍、持有土地的规模和质量、可供征用的成年男性人数、无家可归的流动人口数量等。如此海量的信息,其规模和复杂性对于一个尚未发明计算机的时代来说,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正是这些海量的信息,使汉朝具备了控制已知世界的能力。
从官僚制度的角度来看,汉是秦的真正继承者。后继朝代有强有弱,但是往往比不上前朝。各朝的劳动关系虽有不同,但都基于劳动力部署,有的是通过国家直接征募,有的则是通过劳动力市场雇佣。
所有这一切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关乎人类社会史上与工作史直接相关的最重要的辩论之一,即关于古典时代社会性质的辩论,辩论的一方是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罗斯托夫采夫(Michael Ivanovitch Rostovtzeff)的拥趸,另一方则是卡尔·波兰尼和摩西·芬利,最近,有关古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辩论也在展开。所谓的现代主义者认为“中国古代的经济生活和我们自己(西方)的资本主义萌芽经济非常相似,价格由市场驱动、货币化水平高、工业城市出现、长途贸易活跃——这些都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特征”。与此相反的观点出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盛行的原始主义,“古希腊和古罗马主要的经济活动是农业,而不是商业……私人贸易规模很小,而且通常只涉及奢侈品……古罗马的乡镇和城市……是寄生性的消费和再分配中心,而不是……工业生产中心……人们最关心的是获得地位,贷款和投资并不是出于经济用途”。
与此同时,现代主义再次盛行,现在似乎还出现了两种观点的综合体,也为新的研究提供了灵感。在下一节中,将会看到凯瑟琳娜·利斯(Catharina Lis)和雨果·索利(Hugo Soly)阐述的新方法,他们就前工业化欧洲的工作和工人有着广泛的著述,但在这里我们可以用李安敦的话来总结,他在研究中国汉代工匠时,是完全站在“现代主义者的阵营”的。
许多学者现在认识到,自国家兴起以来,所有经济体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商业化、技术专业化和市场一体化,同时还存在不同程度的互惠、再分配和国家管控。虽说古代经济并非沿着确定的直线式轨迹发展,但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历史环境下,位于各地的不同国家可能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过这样的变化。
李安敦的研究无疑证实了古代中国正是如此。下面将会看到,这一结论对古典时代的探讨也大有帮助。我们将考察它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第三大古代货币经济体——印度,以及在前哥伦布时代的南美洲、中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形成可称为“国家”的社会之后,它们的非货币化经济的情况如何。
希腊与罗马的货币化、自由劳动和非自由劳动
公元前500年以前,在希腊世界中大多数人为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农民。而那些缺乏足够土地的人会派遣探险队到其他地区建立“殖民地”。由此,希腊文化从爱琴海沿岸传播到黑海和地中海沿岸,主要集中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这些希腊人的身份不仅是农民,同时也是水手和士兵。
关于自由劳动和非自由劳动之间的关系,在诸多文明之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古典时代(前500—公元500)的地中海沿岸国家。长期以来,历史学家认为上述诸国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希腊人和罗马人鄙视体力劳动;二是他们的经济严重依赖奴隶劳动。尽管在古典时代伟大作家的著述中不难找到有关这两点的例子和引证,但对于在此观点基础上归纳出的总体社会特征,我们现在必须提出严肃的质疑。
首先,来看看关于“工作”的传统概念。从社会角度来看,受到高度重视的工作不仅有传统的战士(如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所述的),还有战士的另一重身份——农民(毕竟打仗不是全职工作)。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Hesiod)在《工作与时日》(TheWorksandtheDays)中优美地吟咏了这一理想。生产性劳动是希腊思想的核心价值,有关赫拉克勒斯的十二项传奇任务的故事或许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希腊的扩张和殖民很快就从粗放阶段进入集约阶段,在这个阶段,希腊城邦处于中心地位,城邦里的非农业居民越来越多,特别是个体工匠和雇佣劳动者(也有奴隶,见下文)。
非农业劳动力增加后,随之产生的问题是如何使现有的政治关系——最勇敢的战士社会地位最高——适应新的现实。因此催生出另一种政治制度,即著名的希腊民主制度(但并非所有希腊城邦都是民主的)。最初,根据该制度,政治权力不再只属于以武力行事之人(即战士),同样也属于所有从事农业生产的成年男性公民。毕竟,他们要亲自保卫自己的农场和长满庄稼的田地。后来,其他男性公民也纷纷效仿,为自己争取政治权力,在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他们采取的方式最为激进。公元前403年(一说公元前402年),他们重申了颁布于公元前451年(一说公元前450年)的《公民法》,根据该法,他们甚至可以在参加政治会议和履行政治职务时获得补偿收入损失的津贴。因此,在这个阶段,雇佣劳动者也可以参与民主政治。据保守估计,在公元前400年前后,这些雇佣劳动者和他们的同住者可能占到了总人口的1/3。
但这一转变在许多拥护旧精英式统治的争议性人物中引起了恐慌。他们中最能言善辩的人宣称,只有不依赖劳动获取收入的人(即非雇佣劳动者)才能真正自由地为公众利益服务。其中,他们还严厉批评了所有靠自己双手挣钱的人,并且在他们眼里,雇佣劳动者可以说与奴隶无异。伟大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他们之后的色诺芬(Xenophon)、斯多葛派哲学家(Stoics),以及基督教会和经院哲学的创始人,都为奴隶制辩护。他们有时会借用种族主义的论点(希腊人对蛮族),有时会将奴隶的命运归咎于自身(被囚禁时缺乏向死的勇气)。犬儒主义学派则持中间立场,提供了不同看法,认为受外部约束的个人仍然可以获得内心的自由。无论如何,这种观点在事实上承认奴隶作为人的身份、拥有人的权利打开了大门。只有少数智者派哲学家认为上帝赋予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由,当时唯一反对奴隶制的人也出自这个哲学学派。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对后世——希腊化时期、罗马帝国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思想,以及整体上的西方思想(包括受过古典教育的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正是因为这种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希腊人(以及他们的学生罗马人)鄙视雇佣劳动。然而,前面提到的利斯和索利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这种观点并不具备普遍合理性,尚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作为上述观点的反例,赫西俄德赞颂农民,工匠和在希腊的所有劳动者也因其才能和奉献而受到多方名人的欣赏与赞扬——不仅有诸如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欧里庇得斯等剧作家,还有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因其宇宙原子理论而闻名)和智者派等哲学家。当然,工匠也对自己表示赞赏。最好的证明就是,一些工匠会在作品上留下自己的名字。画工在著名的雅典花瓶上,雕工在雕像上,铸币工在钱币上,都留下了自己的签名,哪怕是不太有才能的人也没有落下。他们普遍对自己的职业感到自豪,女性也不例外。已知的例证是,当时的人们会在墓碑上注明亡者的职业,包括女祭司、助产士、护士,甚至是羊毛工人——尽管总的来说,这些职业严格意义上只是家庭内部的工作。
但是,古典时代真的有这么多自由劳动力吗?难道不是像许多教科书上所说的那样,奴隶才是主要劳动力吗?在古典时代,在奴隶制出现前不久的时期或与奴隶制出现的同时期,自由劳动力的数量不断增加,最多的是地中海和黑海一带的无数希腊城邦。对古典时代雅典的职业名称的分析表明,非农业领域/行业中有1万名自由公民,以及相当数量的非自由劳工;仅在这一领域的资料中就提到了170种不同职业。如此广泛的横向分工使得个人不可避免地需要从与其关系紧密的人——朋友、邻居和亲属之外获取商品和服务,而这些工匠和商人是铸币和小额货币的主要使用者。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称为雇佣劳动者,取决于其作坊的具体组织方式。他们都是拥有自己作坊的独立小工匠,还是有一部分人要通过为他人工作——或是以临时工身份,或是以分包方身份——来获取报酬呢?
在希腊城邦引入铸币之前,除了少数技术熟练的工匠外,自由劳动力仅以雇工(thetes)的形式存在,雇主定期给他们发放生活物资,不时地安排一些工作。与奴隶不同,这些雇工可以离开他们的雇主,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并不会这么做。而货币的引入则改变了这种状况,但并不是因为形成了新的劳动关系,“而是因为原本笨重而罕见的东西变得精简且普遍”。雇工这样的工种也就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其他工种,如隶农(penetes)、女佣(latreis)或雇佣兵(misthotoi)。他们通常按日计酬,但也有例外。他们单独工作或以集体为单位工作,他们的工资按日、按工资总额(一年的1/10)或按工作类型来计算。
在古典时代的希腊,劳动报酬无疑只出现在城市,而非农村,但货币关系对农村的影响可能比表面上所看到的更为深刻。希腊农民的劳动基础是所有家庭成员共同参与。下文将会谈到,这并不是说农村没有奴隶,而是说奴隶在农村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尽管许多农民家庭都想拥有一个奴隶,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很难买得起,因为奴隶一般并不便宜(大约是一个工匠一年的收入)。农民宁可寻找其他方法来减轻收成不佳带来的负担,例如,在紧急情况下为当地的领主做有偿工作;领主则为这些农民提供季节性雇佣劳动,发放劳动报酬予以援助。对于年轻的家庭成员,特别是男性,更普遍的做法是在其他地方从事有偿劳动,特别是划船、雇佣兵服务和牧羊等工作。
上文已就雅典的情况阐述了国家海军的划桨战船对货币经济的产生所起的关键作用。劳动力市场中对桨手的需求旺盛,同时,对雇佣兵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雇主为有意愿的人提供工作、工资和食物。但并非只有雅典才存在这种情况。据估计,整个希腊每年的(国家和私人)桨手需求量为50万至75万。此外,雇佣兵需求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4世纪时战争频发,需求量急剧增加,并在此后平稳增长。这种对桨手和雇佣兵的需求,本质上被描述为“一个相当庞大而无固定形式的劳动力市场,其规模不一,因地而异;但总的来说,它带来了相当稳定的需求”。
除了希腊,其他地方也有自由雇佣劳动力(包括兼职和全职),且比通常认为的要普遍得多,罗马帝国就是如此。当然,罗马最著名的还是数量极其庞大的军团士兵,他们可以获得职业士兵的服务报酬,部分为食宿补贴,部分为现金酬劳。罗马共和国时期,士兵的酬劳约为每三天一枚银币;自恺撒征服高卢凯旋后,士兵的酬劳提高到大约每两天一枚银币。
但在军事以外的领域,特别是农业领域,常常也有雇佣劳动者和个体小农。古典时代的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农村中也有奴隶劳动力,但存在巨大的空间和时间差异。一方面,像斯巴达这样没有货币系统的国家,奴隶(helots,黑劳士)集中存在于城镇中,为贵族阶层工作。克里特岛和其他一些地区也有这样的情况。另一方面,在许多政治体,非自由劳动力只占农村劳动力的一小部分。一般而言,一个政治体的经济越繁荣,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就越高(需求越大),不仅是自由劳动力,还有非自由劳动力。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希腊的阿提卡地区及该地区的主要城邦雅典。1200个雅典上层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依赖于城里血汗工厂、银矿特许开采区和农场的奴隶劳动力,以及许多其他自由劳动力。手工业者和中等农民可以拥有一两个奴隶。公元前4世纪,阿提卡总人口的1/3可能都是奴隶,此外,科林斯和埃伊纳岛也有大量奴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希腊”世界之外,例如,如今的也门和埃塞俄比亚,繁荣的经济同样依赖于奴隶的引入。
奴隶的供应依赖于一个完备的海上网络——包含奴隶贩子和奴隶供应商——尤其是色雷斯(巴尔干半岛东部)和安纳托利亚的弗里吉亚的海盗和军阀,而在地中海西部的迦太基也存在类似的网络。总而言之,在由上千个城邦组成的希腊世界中,贵族(和亚贵族)阶层所拥有的奴隶、佃农和雇佣劳动者的相对成本和产出,决定了这些从事农业工作的主要群体的人口比例。
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1世纪,罗马奴隶制达到顶峰,意大利总人口为600万至750万,而奴隶总数就高达200万至300万(与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的情况相似,其南方奴隶占总人口的32%)。在劳动力需求达到高峰时,特别是在收获季节,如果没有小农的自由雇佣劳动,奴隶劳动就不可能存在。此外,自由劳动力在城市中占主导地位,而这些劳动力中有许多是自由人——奴隶的前身。当时有一种著名的食品配给制(frumentatio,面向罗马公民的食品价格补贴制度),这对于日薪只有3/4个银币的非技术性受雇劳动者来说十分重要。这一特殊制度从食品扩展到生活必需品之后,例如公元2世纪初的免费油,或者是3世纪70年代初的免费酒,工作动力甚至有所减弱。但这是罗马城的情况,而非整个罗马帝国。
自由劳动力不仅是对奴隶劳动力的补充,也是维持奴隶制的一种必要激励手段。正如色诺芬所言:“奴隶比自由人更需要希望。”这意味着奴隶也有被解放的希望。这可能是主人的慷慨之举,例如作为对忠诚奴隶的奖励——释放他,或作为对女奴的奖励——迎娶她。但除了表现良好外,奴隶有时也可以用省下来的钱来换取自由。在这方面,罗马人有“私产”(peculium)与“任命总管”(praepositio)的制度。与希腊人和更早的先驱者一样,这项制度意味着奴隶——特别是其中的专业人员,以及那些具备管理技能的人——可以为他人工作,甚至可以自己保留部分收入。通过这种方式,奴隶可以为换取自由而攒钱,也可以参与货币经济。
从公元3世纪开始,深度货币化使得自由雇佣劳动力不断增加。中小面值铸币的生产仅限于贬值的安东尼尼安努斯(antoninianus),以及后来更小的统一铜币。在这方面,罗马帝国晚期的西部地区变得与中国相似,使用单一面值的铜币。公元270年以后,在帝国东部,新的大规模的帝国铸币厂取代了当地的铸币厂,这表明对小面值钱币的需求日益增长,从而出现了自由劳动力。那时,色雷斯、马其顿和高卢的城市正在衰落,与此同时,小亚细亚和北非的城市和建筑业则繁荣发展。也正是在这些城镇中,出现了行会式的工匠团体。
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奴隶劳动虽不占主导地位,却始终都是古典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它从何而来,如何发展?在荷马和赫西俄德所描述的时期,奴隶劳动力的规模还不大。奥德修斯的宫殿有50名宫廷奴隶,是奴隶服务贵族阶层的例证。然而,到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出现了大规模的殖民运动,希腊人乘船前往欧洲各地,从东北部的黑海地区直到西南部的马赛和西班牙;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则成为新的殖民核心区域。后来的迦太基人,再后来的罗马人也都做了同样的事情。历史学家特蕾西·里尔(Tracey Rihll)曾指出,“在海外地区,(殖民者)将原住民俘虏、杀害或驱逐之后,就得到了许多自由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奴隶劳动出现了,这也是殖民活动的本质所决定的。
里尔认为,这种殖民活动与货币经济的兴起和民主的出现有关,这种想法很有趣,却也只是推测。毕竟,非自由劳动力的存在也造成了自由希腊人道德的粗鄙化。这种“狂妄”(hybris,指有预谋的暴力羞辱)必须加以控制,否则希腊城邦将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于是,在经历暴政之后,许多希腊城邦提出了一种自由民主政体,作为防止(统治者)相互专制的最佳保护措施。用里尔的话说:“古希腊是第一个真正的奴隶社会,也是第一个政治社会。这并非巧合。奴隶让古希腊人有休闲时间参与政治;但更重要的是,古代奴隶制的发展促使希腊人创造了政治。”
在雅典,奴隶的数量出现过大幅波动。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雅典奴隶数量为2.5万人,到了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数量骤降,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公元前4世纪中叶,又增至3万多人,之后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下降到2万人。造成这种大幅波动的原因,除雅典政局动荡的影响外,还因为有这样一种规则——自由人父亲和奴隶母亲所生的孩子可以取得同父亲一样的社会地位。在希腊化时期,奴隶数量急剧增加,首要原因在于大量战俘的产生——亚历山大大帝及其继任者发动的战争,后来的迦太基和罗马对意大利发动的征服战争,以及这两国之间的战争(即布匿战争,最终以迦太基被灭国告终)。这几个世纪中奴隶价格的下降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除产生大量战俘外,战争对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当大。因此,罗马农民(小农)和工匠被征召入伍,如布匿战争,进而催生出对替代劳动力的巨大需求。我们认为,在希腊化时期之后的两个世纪,农业领域的奴隶劳动达到了顶峰,这是罗马帝国扩张的直接后果,但更重要的是手工业——因为作坊更容易监管,利润更高——采矿业和造船业以及家庭内的奴隶劳动(在罗马和其他地方,拥有奴隶还是地位的象征)。军队也会将奴隶用作营地随从,一旦需要奴隶积极战斗,就必须让他们恢复自由。
正如上文所述,公元前100—公元50年,奴隶占意大利人口的30%—40%,但就整个帝国而言,大约不超过1/6,其中男女各占一半。为了养活帝国数量庞大的人口,每年需要50万新奴隶。这些新奴隶将近一半是通过自然繁衍获得的,其余的则是通过奴役获得的。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通过奴役获得的奴隶大部分来自帝国内部,被遗弃的新生儿也是重要补充来源。难怪在这个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在第一代曾享受过自由生活的奴隶中,爆发了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始于公元前198—前184年)。其中众所周知的是,第一次(前135—前132)、第二次(前104—前101)和第三次(前73—前71)奴隶起义,最先发生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后来辐射至希腊和小亚细亚。最为著名的起义是最后一次,即斯巴达克斯起义。
斯巴达克斯在罗马人的色雷斯仆从军中担任骑兵。然而,这些士兵被派去对付麦迪人(Maidi,斯巴达克斯的同胞),因此他逃跑了,但很快就被抓获并被卖为奴隶,当时约25岁。后来,他没有像大多数奴隶那样被迫从事农业劳动,而是经由罗马被卖到了卡普亚的私人角斗场,并被迫参加一对一的角斗,供公众取乐,直到其中一人死亡后才能结束。到公元前73年春,斯巴达克斯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生活,就和70名奴隶同伴一起逃往维苏威火山。在那里,很快就有其他奴隶加入他的队伍——特别是来自高卢、日耳曼尼亚和色雷斯的奴隶,他们厌倦了在种植葡萄、橄榄和谷类作物农场中的强迫劳动,一些自由劳动者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斯巴达克斯很快就成为一名真正的将军,他的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人数最多时达到了4万人。两年来,他成功用佯攻蒙蔽了敌人,甚至击败了各个罗马军团,直到公元前71年3月底4月初,他在战斗中阵亡。后来,他的残余部队又继续进行了十多年的小规模战斗。被俘虏的起义奴隶遭到了可怕的惩罚:6000名斯巴达克斯的手下被钉死在阿皮亚古道上,这条大道从卡普亚一直延伸至罗马,足足有200公里长。
斯巴达克斯就像第二个汉尼拔一样,他的目标是征服罗马共和国。虽然他的部队主要由逃亡的农村奴隶组成(他们从未与来自城市的奴隶有过联系),但是,正如19世纪以来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他的目标并不是废除奴隶制,更不是推翻阶级社会。然而,他确实清楚地设想了一个更加平等的古代社会,将战利品平均分配给他的支持者,同时,不允许金银商人加入他的阵营。更重要的是,他和他的酒神女祭司妻子都来自色雷斯。这可能代表着更深层次的意义,“奴隶反叛文化与酒神信仰之间”的联系可能已经存在。
关于解放奴隶和推翻统治的要旨虽然模糊,却十分有效,并凝聚成情感和欲望的核心,能够从社会的最底层和最边缘化的阶层传播到奴隶世界本身。……在这种情况下,斯巴达克斯的女祭司伴侣肯定会重申这种联系,并且会以极具暗示性的方式来进行,因为她和斯巴达克斯一样来自色雷斯,在某种意义上,酒神狄奥尼修斯(Dionysius)正是他们的“民族”之神。
当然,随着罗马治下的和平时期的到来,帝国奴隶的重要来源已经枯竭,但弃儿仍然是其中的重要替代来源。因此,农业出现了向租佃制和分成制的过渡。根据一些人的说法,在这个时期开始时,奴隶人口仍占罗马帝国总人口的15%—20%。而另一些人,如研究古典学(尤指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美国教授凯尔·哈珀(Kyle Harper),则认为这个比例要略低,应为10%—15%,在4世纪,这一比例则不超过10%。根据哈珀的说法,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奴隶人口会通过自然增长保持在同一水平,而不是像常说的那样,又会因为战争产生奴隶。1/3的奴隶受雇于为市场生产的专业农场,剩下的2/3则受雇于富人,特别是超级富人。在这两种情况下,提供性服务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特别是对年轻奴隶而言。但是,哈珀的主要结论是,尽管雇佣劳动力稀缺且昂贵使雇佣奴隶的成本变高,但在此情况下罗马人依然被迫维持奴隶制。而在雇佣劳动者充足的地方,比如罗马时期的埃及,人口稠密,酬劳很低,奴隶就会明显减少。
人们一直认为奴隶劳动在罗马帝国晚期并不普遍,即使有奴隶劳动,也是以一种更温和的形式存在的。尽管如此,我们仍要对奴隶社会进行探讨,根据安德罗(Andreau)和德斯卡特(Descat)的说法——从4世纪开始,由于战争和掠奴活动,奴隶数量再次增加。尽管传统观点认为基督教的发展使得童奴的数量明显减少。然而,这场新的宗教运动从来没有废除奴隶制。
市场经济中的世袭职业:印度
正如我们所见,印度是世界上最早实现货币化的三个经济体之一。然而,同中国和希腊罗马世界一样,它也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非常重要,足以让我们从全球视角审视工作的组织安排。与此同时,印度所在的南亚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显著且最有仪式性的世袭职业制度:种姓制度,其主要特征是等级森严的社会中的家族职业由男性继承。这种制度是怎么出现的?更重要的是,它是什么时候发展起来的,是在印度发生深度货币化的快速传播之前、期间还是之后?最有可能的是后者,但有足够的证据吗?
毕竟,有人可能会说,一个完整的村庄层面的种姓社会,根本不需要市场,更不用说像铸币这样的交换手段。村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职业是什么,因为这是父母传给孩子的。唯一需要组织的是那些不自己种植粮食的人口的收获份额。因此,就有了贾吉曼尼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如果农民需要,村里的工匠就得向他们提供商品和服务,农民收获后,工匠就能从村庄总产量中获得预定份额的粮食。简而言之,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从出生起就是确定的,市场和交换手段可以说是多余的。因此,传统的印度村庄是一个基于声誉和强制性社会角色的大型信用社会。这与商人形成对比,商人总喜欢用货币购买商品和服务,而不是任何其他形式的信用。这种现象在中世纪开罗的犹太商人身上得到了体现。当时互助信用盛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死亡、继承遗产等)才发放货币,而非犹太本地人则混合使用信用和货币支付。只有对于遥远的,比如来自印度的贸易伙伴,才要求使用货币支付。
要找到前述问题的答案,首先需要厘清相关事件的确切年代——首先是种姓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贾吉曼尼制度)产生的确切年代,其次是印度发生货币化和去货币化的确切年代。对此,后面(见第159—160页)将有更详细的介绍,约公元400年,南亚的深度货币化就结束了。那么,最大的问题是:种姓制度是在公元400年之前的市场扩张时期出现的,还是在之后市场收缩时期才出现的?如果说种姓制度出现的时间更早的话,似乎不太可能。毕竟,正如我们之前看到过的(见第55、第94页),没有迹象表明种姓制度起源于哈拉帕文化,也没有迹象表明它毁于颜那亚文化的“雅利安人”。这些讲印欧语系的游牧牧牛人,于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初年进入北印度,长期以来,他们一直被视为种姓制度的创造者,因为印度教最古老的经典《吠陀经》(Veda)就是用这些移民的语言——古印度-雅利安语写成的。这样的“创造”是很有可能的,但更有趣的问题是,这些著作中描述种姓制度规范的内容是在什么年代写成的呢?这些规范又与哪些人口有关?与所有的神圣经典一样,《吠陀经》不是在某个特定时期创作的,而是根据文章段落汇编而成,第一部成书于公元前1500年,在今阿富汗东部地区,后几部则出现于公元前600年前后的德里地区。
此处谈到的是半游牧移民,他们(也懂得农耕)以养牛为主要收入来源,缓慢而坚定地从北印度平原的西北部跋涉到东部,沿途征服了许多以前从事农耕的地区。被征服的人大多是农民,但也有部分狩猎采集者,在《吠陀经》中被称为达萨(dasa)、达修(dasyu)和首陀罗(shudra),他们还被迫成为奴隶——就像当时亚欧大陆其他地方战争结束后的情况一样。这些奴隶被定期供奉给祭司。在一系列征战之下,约公元前500年,印度西北部出现了一种由四个阶层组成的社会:刹帝利(kshatriya,战士)、婆罗门(brahmana,祭司)、吠舍(vaishya,平民、农民和商人),以及首陀罗(被征服的人)——必须进行强制劳动,大多为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到目前为止,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甚至可能与亚欧大陆西部颜那亚移民的情况相同,只不过后者没有种姓制度。那时,“瓦尔纳”(Varna,即为后来的“种姓”)一词仅表示颜色——尤指肤色,因为皮肤白皙的雅利安人要将自己与肤色黝黑的原住民区分开来。
“种姓社会”的诸要素,比如高种姓的禁忌——禁止与低种姓的人一起吃饭,禁止接受最低种姓的水或与之接触,禁止与本种姓(亚种姓)以外的种姓通婚,禁止由本种姓(次等种姓)以外的种姓继承其职业——直到很久以后才形成,并且十分缓慢。这些要素是用来控制社会的向上流动性的,有两部经典对此作出了记载。第一部是前面讲过的理想型国家理论《政事论》,由考底利耶(Kautilya)在阿育王时期(前268—前231)撰写。第二部是《摩奴法典》(Manusmriti,约公元150年,又称《摩奴法论》)。
《政事论》中包含了对所有居民的简单分类,从雅利安人开始,他们被分为了四个种姓:婆罗门——祭司;刹帝利——战士;吠舍——商人;首陀罗——大多数农民(通常也含受国家援助的殖民者)和手工业者。每个种姓成员都应与同种姓者结婚。此外,考底利耶还非常现实地列出了违反该法令可能面临的所有后果。因此可以推断出,违反法令的现象并不少见。关于更细的分类,如后来出现的阇提(jati,即亚种姓),本书不再赘述。最重要的非雅利安人被迫生活在城市或村庄外围,由于严重违反行为准则而成为“弃民”;在雅利安人向东、向南扩张时,被他们征服的原住民也是如此[最常提到的是“旃陀罗”(chandala)]。在许可的范围内,他们常把这些人派去担任警卫和士兵。最后,还有外来人口。
前面已经提过,这种分类并不是唯一的。出于对经济的极大兴趣,考底利耶还对以下人群作了区分:奴隶,债役劳工,以工代税或以工代罚的无酬劳工,雇佣零工,计件工,固定薪酬劳工,个体劳工(包括受国家援助的首陀罗殖民者),以及120个不同的工种。
几个世纪后,《摩奴法典》进一步区分了不同的人口群体(不少于61个种姓),强调了内婚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惩罚的差异化选择和执行——即种姓等级越低的人,受到的惩罚越严厉。针对这种想要将社会不平等制度化的尝试,有很好的佐证:规定人人都可得到大米、豆类、盐、黄油和酥油,但仆人只能得到身份显赫者1/6的大米和1/2的酥油。分得物品的质量也有区别:需要大量营养的劳工得到的是米糠,奴隶得到的是碎米糠。这里也让我们想到了伐罗诃密希罗(Varahamihira)的理想型社会,即“婆罗门的房子应该是五室的,刹帝利四室,吠舍三室,首陀罗则是两室……对于不同种姓,主室的长度和宽度应按种姓顺序而变化。”
这严重违背了平等的自然理想——最初狩猎采集者的社会状态,一旦征服者的方法行不通,就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来解释尖锐的社会差异。在《奥义书》(Upanishads,后来出现的《吠陀经》注释书)中,有一种灵魂转世的说法:“前世的行为决定了灵魂转世时是生而幸福还是生而悲伤。由此衍生出业论(因果报应论,‘业’即行为),宣扬今生行为会影响来世。”这可以看作解释人类苦难的一种尝试,而受害者或作恶者都无法或无须改变现状(今生已是命定)。相比之下,后来的毗湿奴派宣扬,四大种姓的所有人,即便是首陀罗,都可以通过个人对神的奉献,在来生获得最终的解脱。印度历史学家D.N.杰哈(D.N.Jha)指出,这种奉献精神在吠舍和首陀罗中十分常见,并得出结论:“显然,这种信仰不允许大众认为他们的痛苦是人为的,而是强调必须遵守传统上为他们所属种姓规定的义务。”
然而,种姓社会的发展绝非势不可当。相反,种姓制度遭到过强烈反抗,《政事论》和《摩奴法典》就可以看作婆罗门为使这场思想斗争于自己有利而作出的尝试,而不是为了反映他们那个时代的一般社会状况。因此,在笈多王朝时期之前,上述这些思想在印度的影响一定相当有限,至少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是如此,因为它们在印度次大陆的传播非常缓慢,首先是从北印度的西部传到东部,然后才传到南部。更重要的是,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出现了反对运动,特别是耆那教和佛教的两场反对运动。虽然二者都没有在原则上反对种姓制度,却引发了对婆罗门种姓绝对领导下的现有社会秩序观念的讨论,还特别强调了对不幸者的同情,让女性和低种姓者更多地参与到运动中来,并相信贱民也可以达到涅槃(这无疑影响到了毗湿奴派)。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只有佛教典籍中记载了工匠的专有名称,包括皮革工人,这在婆罗门眼中是不可思议的。毕竟,皮革加工被认为是最低贱的职业之一。要指出的是,耆那教更适合城市人口,而佛教则符合农村人口的需求。
几个世纪以来,这两场运动都有大量追随者:孔雀王朝的统治者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不断扩大摩揭陀国的疆域,最终成为印度第一帝国(从西部的坎大哈到东部的孟加拉和南部的迈索尔)。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是国王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皈依了耆那教,然后是阿育王宣扬佛教。几乎毫无例外,孔雀王朝的所有主要继任者,以及在公元前后几个世纪内的那些成功经济体,他们的宗教都是融合的。比如印度-希腊王国和印度-帕提亚王国[国王冈多法勒斯(Gondophare)与基督教国家关系融洽;据说他实际上是东方三王之一的加斯帕],百乘王朝(前50—公元150)和贵霜帝国(127—320)。如前所述,繁荣的对外海陆贸易,尤其是与地中海和波斯湾的贸易,与城市化、贸易和工匠行会(特别是首陀罗的工匠行会)以及深度货币化密切相关。
这种繁荣景象从3世纪开始逐渐结束,特别是北方的笈多王朝时期(该王朝盛行印度教,约公元320—450年短暂繁荣)。当时发生了十分异常的现象——铜币突然停产,并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与前几个世纪中大量生产的所有旧铸币一同留存下来。与小额货币的停产相反,白银和黄金在一段时间内仍继续作为货币流通。当然,笈多金币的货币化是众所周知的,但不要被这些精美的高质量金币所迷惑。种姓制度最终是在何时全面确立的?在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时,笈多王朝时期显然是最有可能的,主要因为在其后发生了长达500多年的去货币化运动。这种去货币化(同样适用于银币和金币的生产)的背景是对外贸易、城市化和整体经济的衰退,但对于我们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影响是种姓制度中非货币化的劳动关系的发展。
在印度历史上,这几个世纪的社会变革类似于欧洲所谓的“封建化”(feudalization)。关于“封建化”这个词有很多反对意见,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祭司、僧侣或战士手中掌握的,由债役农奴劳作经营的庄园正在成为主导的组织原则。例如,佛教僧侣需要全身心投入宗教工作,这意味着其他人必须为他们提供四种必需品:衣服、食物、寝具和药品。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大型中央王朝消失了。工种数量急剧下降。贸易的乡村化和行会的合并产生了新的种姓。这也意味着贾吉曼尼制度的突破,在这种制度下,农民会雇佣同村的世袭工匠,拿出集体收成的一定份额来换取这些工匠的技能服务。杰哈认为,女性的经济独立也受到了影响。
法律制定者……制定了继承规则,剥夺了女性的财产权,降低了结婚年龄,剥夺了她们选择丈夫的自由。未婚女性必须依赖父亲,妻子必须依赖丈夫,寡妇必须依赖儿子。根据《摩奴法典》的说法,女人总是水性杨花的。
对独立的佛教尼姑(四处云游化缘)现象的抵制,可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在婆罗门印度教中,顺从的妻子是女性贞操与宗教虔诚的唯一典范。
原始佛教的分裂促成了这种激进的社会变革,该变革还意味着婆罗门对其他宗教信仰的压制。与之相伴而生的是约公元前300年开始的巨大斗争,《往世书》(Purana)将其描述为“社会危机时代”,也称为“迦利时代”(kaliyuga),造成“高种姓和低种姓之间尖锐对立,导致首陀罗拒绝履行生产职能,吠舍拒绝纳税”。
市场的消失与重现:欧洲和印度(400—1000)
公元前500年以来的几个世纪里,亚欧大陆的重要地区出现了自由劳动(服务于市场的小规模独立生产)和雇佣劳动现象,但发展并不稳定。而自由劳动和非自由劳动之间的关系也同样不稳定。我们已经看到多个这样的实例,比如在罗马帝国的漫长历史中奴隶数量占比的波动,古代中国对臣民劳动的不同程度的依赖,以及印度种姓制度错综复杂的起源与发展。然而,公元400/500年到1000/1100年的这段时期,很好地证明了这种不稳定性,特别是这片大陆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在这片大陆的核心区域——拜占庭帝国、萨珊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简略地概括为“中东”)——有很长一段时间,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自由劳动和非自由劳动是相互影响的。
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和矛盾在中国并不常见,所以本节仅对此简要介绍。但这并不是说汉至明时期的中国历史不够吸引人——对研究劳动史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段历史也很吸引人——而是因为那里深度货币化的程度波动较小,持续的时间也较短。货币体系从未完全中断,最重要的是,以往朝代的铸币仍然是法定货币,在价值上没有大的波动。可以区分出铸币产量增加期(宋朝)和减少期(明朝),这也与劳动关系的变化有关。在铸币产量较低、中央集权较弱的时期,中国几乎完全由纳税的小农组成——以货币计算赋税,但以布或粮食认缴。
从晚唐时期(8世纪末)开始,到后来的宋朝,情况就完全不同。尤其是宋朝,它是儒家传统的一个例外,儒家传统主张建立仁政国家,尽可能减轻农民的负担。总的来说,宋朝积极发展经济,以货币税收来增加(国家)必要收入,是为了花钱买和平或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经济史教授邓钢认为,宋朝时,中国距离自己的工业革命只有一步之遥。他认为:“反过来说,如果游牧民族和宋朝之间的对峙再持续二三百年,中国可能真的会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贸易和工业迅速发展,城市也是如此。从乾道年间(1165—1173)到咸淳年间(1265—1274),都城临安的人口翻了超过一番,从约55万增加到约124万,成为继半个世纪前的开封之后第二个人口过百万的城市。南方地区的总人口从1159年的约1680万增长到1179年的2950万。可以肯定的是,大量的城市人口不仅包括个体劳动者,还包括大量的雇佣劳动者。
在本节中,我们将进一步集中讨论西欧、印度以及中东地区的发展并进行对比研究。出土的标准化石再次表明了铸币的分布情况——深度货币化是衡量自由劳动力的一大指标。在中东,该指标保持在稳定的水平;但在中东两侧的西欧和印度,这一指标都有大幅下降。因此,我们必须问,与中东核心地区和中国更具连续性的市场经济相比,西欧和印度的劳动组织有何不同?
罗马劳动关系的延续与改变:拜占庭帝国、萨珊帝国和阿拉伯帝国
无论名义上还是事实上,拜占庭帝国都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对于新的邻国和敌国,即南部的伊斯兰帝国和北部的斯拉夫帝国,拜占庭对其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当然,在其存在的千余年中,也发生了许多改变。
我们可以先从劳动关系的连续性谈起:除自由劳动外,奴隶劳动依然存在。就像罗马帝国最后的几个世纪一样,奴隶制并未随着基督教的兴起而结束。然而,基督教确实要求提高奴隶的待遇,并反对奴役同样信奉基督教的人——基督教社会中人人平等。此外,古典时代公民的核心身份逐渐被信徒身份取代。这种情况同时出现在拜占庭帝国和自7世纪兴起的伊斯兰诸国,对奴隶制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这主要是因为,拜占庭帝国的公法凌驾于私法之上。11世纪的拜占庭法学家对此作了简要概述:“与君权相比,父权无足轻重。”这对于皇帝掌握奴隶控制权产生了很大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则在于,皇帝是宗教团体的首领,对家庭关系和性行为有特定的要求。在基督教中,一夫一妻制婚姻的夫妻不可分离,这一理想很难与主人和奴隶之间的自由性关系相调和,自由人与奴隶之间的婚姻同样与上帝面前信徒人人平等的理念相冲突。教堂婚姻只能在自由人之间缔结。如果主人想娶女奴,就必须释放她或为她赎回自由,他们的孩子自然就是自由人。在同样的背景下,犹太人和穆斯林不得拥有身为基督徒的女性奴隶。
然而,尽管没有像古典时代那样明确的数据,但拜占庭帝国仍然有大量的奴隶,无论是在富裕的家庭中,在城市贸易中,还是在农业中。当然,新奴隶的主要来源是在帝国不断卷入的战争中俘获的战俘,尤其是当这些人为非(东正教)基督徒时,如巴尔干半岛的异教徒、穆斯林、萨珊帝国的琐罗亚斯德教徒,以及拉丁基督徒。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自己卖身为奴或将孩子卖为奴隶是一种普遍习俗;被卖为奴也仍然作为一种惩罚形式而存在。
伊斯兰国家的奴隶制和奴隶贸易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显著差异。关于婚姻问题,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看法大不相同,在伊斯兰国家,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各种爱慕关系非常普遍。另外,主人和女奴的孩子是自由人,母亲也不再会被贩卖。与罗马法相比,古希伯来和晚期巴比伦的法令也是如此规定的。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都不能奴役同宗信徒(当然,战俘例外),而且,穆斯林还禁止自愿卖身为奴。因此,伊斯兰世界的奴隶必须通过战争或奴隶贸易获得。由于拜占庭帝国试图尽可能地垄断北方的奴隶来源,特别是巴尔干半岛,所以伊斯兰帝国除了战俘奴隶外,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其他来源。9、10世纪,犹太商人(Radhaniyya)在西欧-中东的奴隶供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斯兰帝国还采取了不同于其竞争对手的另一做法:将奴隶充作士兵。这种情况于9世纪上半叶首次发生在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后来又系统性地出现在马穆鲁克埃及。
与罗马帝国一样,拜占庭也有大量自由劳动力,甚至更多,还大量生产铜币(特别是在6、7世纪,以及9—13世纪),生产的是与时薪等值的弗里斯(follis)铜币。普通人的名义日薪似乎是10铜币,而像职业士兵和工匠这样的专业人士,日薪则是普通人的3—10倍。雇佣劳动者主要出现在城市里,大多数奴隶也是。
最初,拜占庭帝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萨珊帝国。后者的劳动关系是如何组织的尚不清楚,但其与对手拜占庭和阿拉伯之间有一个明显区别:不强迫战俘进行奴隶劳动,而是把他们当作殖民地开拓者。这些战俘被束缚在分配给他们的土地上,远离边境,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他们是自由的。拜占庭帝国还有一支重要的职业军队,并大量铸造扁平的大银币用以支付士兵酬劳,也会辅以小银币或铜币,所以几乎不存在深度货币化的问题。而在军队之外,雇佣劳动可能没有那么重要。
在拜占庭和萨珊的较量之中,阿拉伯帝国成了最终的大赢家。起初,阿拉伯沿用了拜占庭的混合劳动关系体系:大量使用奴隶(尤其是在城市),但也有大量的自由雇佣劳动力。就像前面讨论古希腊和古罗马那样,我们也必须认真思考奴隶制之于伊斯兰国家的重要性,以及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将其称为奴隶社会。虽然在新征服的地区早已有着悠久的奴隶制历史,并因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征服战争而带来了新的奴隶——战俘奴隶,但最终数量却下降到很低。在这方面,似乎受到了津芝起义(Zanj rebellions)和伊拉克南部东非裔奴隶的集体逃亡(869—883)的影响。
从那时起,奴隶,特别是女奴隶,主要以仆人的身份出现在富裕家庭中。奴隶在出身背景、社会地位和专业分工上存在很大差异,可从下面这段关于萨马拉的生动描述中窥见。萨马拉是9世纪60年代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公元861年,第十任哈里发穆塔瓦基勒(Mutawakkil)遭到暗杀后,他的奴隶被驱散。其中,有一个名叫马布巴(Mahbuba,意为“心爱的人”)的女奴,是已故哈里发的挚爱之人,还是一位天赋极佳的歌者和歌曲创作者,会用乌德琴(‘ud,阿拉伯语原意为“木头”琴)为自己伴奏。她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另一个奴隶——突厥族军事指挥官老布格哈[Bugha the Elder,下称“瓦西夫”(Wasif),意为“男奴”]的家里。诗人阿里·伊本·贾姆·萨米(‘Ali ibn al-Jahm al-Sami)回忆了两人之间的故事:
有一次,我去找布格哈喝酒。当时,他下令掀开遮挡表演者的幕布,把演唱者召集起来。她们戴着各种珠宝,穿着华丽的服饰,缓缓踱步而来;马布巴身上既没有珠宝也没有华服,只穿了一身朴素的白色衣服。然后她坐了下来,低着头,完全不说话。瓦西夫邀请她唱歌,她谢绝了。他说:“我求你了”,并命人将一把乌德琴放在她面前。她看到自己别无选择,只好作出回应,便将那把琴放在胸前,一边弹奏,一边即兴唱了几句。
如果不再有贾法尔,
生活还有什么乐趣?
有位君主,我看见他
浑身是血,满身尘埃。
所有(因悲伤而)失去理智
或生病的人都早已痊愈,
除了马布巴。
她看见死神在招手,
死神会抢走她手中的一切,
然后将她埋葬。
他继续回忆道:瓦西夫对她大发雷霆,命令把她关起来。她被关进了监狱,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关于她的消息。
9世纪后,中东地区奴隶数量减少(肯定不是消亡),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奴隶的工作条件有所改善,而是意味着多种可能性。一方面,有一技之长的奴隶,比如10世纪时,凯鲁万城中在婚礼和婴儿出生仪式上唱歌的女奴,可以保留自己挣来的钱;另一方面,主人有权与其女奴发生性关系,而无须顾其个人意愿——如果他喜欢当着别人的面做这种事情的话,情况就会变得更加极端了。
不过,农业和工业中占主导的还是自由劳动力。重要的是,虽然阿拉伯部落成员为快速完成军事征服贡献了力量,但并没有因此被赐予土地,而是被安置在新建立的驻军城镇,如巴士拉(20万居民)和库法(14万居民),以及后来的新首都瓦西特(9世纪前后,首都变更为巴格达,有50万居民)。实际上,他们是被迫放弃田园生活的,现在他们的收入来源于固定酬劳(最低薪资为每年200迪拉姆)和退休金。不久之后,这种模式还出现在了埃及的富斯塔特(旧开罗)和亚历山大、土库曼斯坦的梅尔夫以及帝国的其他地方。只有安达卢斯(中世纪,穆斯林对伊比利亚半岛的称呼,此指西班牙)没有驻军城镇,但新来的人似乎都成了有产者。
此外,在一些工业城市,如哈伦·拉希德(Harun al Rashid)治下的叙利亚拉卡,有证据表明这些城市也采用货币支付的方式。因此,大量自由劳动力进入无数的城市玻璃厂、肥皂厂、陶瓷厂和纺织厂中工作。在核心地区,大庄园迅速消失,随后出现的是佃农和雇农。许多小农业城镇蓬勃发展,得益于灌溉渠道的改善,种植业得到了加强。法律制度也为自由劳动力提供了充分保障。
但经济繁荣与经济衰退通常交替出现。在接下来的两个半世纪里,小额货币消失了,城市被掏空,工业也消失不见,靠土地为生的游牧民族开始成为雇佣劳动者。一个世纪以来,唯一没有经历衰落的是周边地区,如法蒂玛王朝的埃及,以及中亚和伊朗东部。而阿拉伯地区的第二个经济增长期大约要到公元1200年。
在结束对中东繁荣的讨论,并将其与中世纪早期西欧和北印度的国家和市场的消失进行对比之前,我们仍要考虑一个问题——女性的角色(尤其是劳动女性的角色)是什么?在伊斯兰语境下,这是当下社会辩论中的一大话题,且最后总是会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的教义。女性的角色是否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而有所改变?如果有改变,那么是在哪些方面?
在许多方面,伊斯兰教中劳动女性的角色似乎是拜占庭帝国的延续,甚至是古典时代的延续。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看到了高度的连续性:与其说是革新,不如说是对古典传统的巩固。据说,公元前166年的执政官苏尔比基乌斯·加鲁斯(Sulpicius Gallus)与妻子离婚,是因为有一天,她没戴面纱就出门了。他说:“根据法律,只有我才能看到你(的外貌)……如果被其他人看到的话……你就有罪……”但是,无论在古代,还是在伊斯兰国家,这种观点对女性的日常工作意味着什么呢?所有已婚女性都必须待在家里,靠做家务实现自己的价值吗?
不一定。事实上,伊斯兰教以女性财产权的形式带来了复兴。从此,女性可以独立挣钱,丈夫不能理所应当地将她们挣的钱占为己有。女性财产权产生的具体影响与她们自己的身体有关,这从当时对母乳喂养的观点中可以明显看出来:
许多法学家同意,母乳喂养是一种有报酬的活动,并赞成不能强迫母亲给孩子喂奶,哪怕不喂奶可能会导致致命性后果。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女性的乳汁事实上并不是丈夫的财产,而是被视为一种商品。这在法律上似乎有直接规定,即妻子的身体及其生殖能力是她自己的财产。对这一点的认识也可以从乳母行业的法律表述中看出,提供哺乳服务要签订雇佣合同,这实际上是公证章程中唯一规定的女性雇佣合同。根据这份合同,哺乳期的母亲有权受雇从事这项工作,并有权根据婚内财产分割的规定,不将报酬交给丈夫,而是自己保管。但丈夫必须在合同上签字,因为他得同意在妻子受雇哺乳期间不得与她发生性行为。
但女性面临一个困境,因为根据古典时代公认的规范,一方面,她们必须尽可能多地待在家里;但另一方面,她们又拥有个人财产权,可以通过工作获得财产。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很简单:女性尽可能多地在家里工作,包括作为雇佣劳动者。因此,她们大量出现在城市家庭手工业中,主要从事纺纱、编织和刺绣等工作。开罗等城市的犹太女性也跟随这一潮流,进入纺织业工作挣钱。除了这些室内工作,文献中还提到了一些必须在其他地方进行的职业,不过涉及的人数要少得多,比如刚才提到的专业乳母,还有诸如小贩、医生、助产士、术士、占星家、算命师、婚庆组织者、入殓师和专业送葬人等。
没有市场的西欧和北印度(500—1000)
中世纪早期,在拜占庭帝国和萨珊帝国建立的同时,西欧和印度的劳动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方向完全不同。欧洲的人口急剧下降,甚至可能减少了一半,降至2000万,并保持这一水平达半个世纪之久。罗马帝国灭亡后,随着传染病的暴发,城市几乎消失,而农村人口也在不断减少。
铸币的流通也几乎停止,至少与古典时代的水平相比是如此。这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罗马帝国统治的结束意味着小额货币不再流通,表面上看,这一事实微不足道。但其带来的后果却不堪设想。如果没有可靠且大量的铸币,雇佣劳动就无法正常存在。”这种状况持续了500多年,即使是加洛林便士的出现,也未改变这种状况,因为货币的复兴相对来说已不再重要:“便士具有高交换价值,且普遍保存完好,都证明了其并未在社会中快速流通或服务于雇佣经济的需求……在加洛林王朝,正规的雇佣劳动是不存在的……没有人靠报酬生活。”从理论上讲,西欧停止生产铸币并不会阻碍以往各时期生产的铸币的流通,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中世纪上半叶,西欧民众渐渐不再将雇佣劳动和商品生产作为他们的重要收入来源,但问题是,该时期主要的劳动关系是什么:非自由劳动,更加自给自足的劳动,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最有可能的是,回归前罗马铁器时代的形式,即自给自足的农业。西欧有几十座居民数超10000的城市,以及部分人口在500—10000人的地方,前者累计占总人口的1%—2%,后者占5%。除此以外,绝大部分人口是农民,他们能够实现自给——食物和其他基本生活物资,如亚麻、羊毛、皮革、木材、黏土和其他建筑材料,还会用牛来耕地。
然而,在一望无际的乡村中,恢复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农业,并不意味着农民可以保留他们生产的所有产品。我们不知道公元500—1000年,西欧的农田所有权比例是怎样的。但在这一时期结束时,分配情况大概为:1/3归教会所有;1/3为公共财产,也归贵族所有;剩下的1/3则属于自由农田。这可能也是前几个世纪的情况,尽管当时的贵族要少得多。假设约有2/3用作耕地,不过其中最肥沃的农田肯定都在教会领主和世俗领主手中,会有半数以上的农民要听命于他们,只是程度不同。这些人被称为“奴仆”(servus),但不是指古代的“奴隶”(slave),而是指“农奴”(serf):耕地农民被迫放弃自己的部分生产活动和劳动时间,来为领主们服务。这可能要占到农奴家庭劳动力的1/3。剩下的生产和时间,他可以和同住者一起劳动完成。从加洛林时代开始,就发展出了基于庄园生活和工作义务的庄园世袭权。
庄园制主要出现在法国北部和莱茵地区,而在西欧的其他地区,如荷兰北部、德国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则出现得较晚或根本没有出现。庄园中普遍是自由农民,拥有犁和轭等农具的农民大家庭还可以轮流雇佣一两个农奴;但小家庭就要全家人一起参与劳动。因为在这几个世纪里,几乎没有什么辅助农具,因此,农业生产是极度劳动密集型的劳动,需要很多人劳动才能养活一小部分人。例如,法国欧坦的圣辛弗里安基督教分会(Chapter of Saint Symphorian)拥有大约100个农场,但几乎不够供养15名教士和几个仆人。
与罗马时代和中世纪盛期相比,这一时期在没有城市和市场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市场经济,因此也没有劳动专门化。几乎每个人都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除了少数小镇,劳动专门化主要出现在罗马帝国末期随着基督教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修道院中。在这几个世纪中,出现了几千座修道院。这些修道院中不仅有修道士(或修女),还接纳了在俗修士,他们每天的时间划分为祈祷8小时、工作8小时和睡眠8小时。除了自给自足,修道院还从下属庄园(拥有欧洲大约1/10至1/3的耕地)获得收益,因此一些修道士可以从事农业以外的活动。修道院的规模大小不一,虽然传统上只需1位修道院院长和12位修道士便足矣,但有些修道院的规模则要大得多。
除了建造、维护和装饰修道院,修道士最主要的任务是誊抄和阐释书籍(西方在中世纪末期才发明书籍印刷术)。本笃会修士阿尔库纽斯(Alcuinus)写道:“抄写圣书是一项完美的任务,抄写者永远不会错失他的报酬。与其照料藤蔓,不如抄写手稿。前者为了生计,后者升华灵魂。”每位修道士都应识字,具备阅读能力,光是为日常祈祷和礼拜仪式准备的羊皮纸手稿,修道院里就有几十份。此外,他们还要为教区神职人员提供手稿,这就至少还需要几份。这些数字给人的印象并不深刻,也揭示了识字普及的实际局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修道士懒惰;请记住,修道士完成一本书的誊抄是需要几年时间的。人们可能会觉得抄书很容易,但这并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例如,一位西班牙修道士已经连续抄写了3个月,970年7月27日,当天抄到第八个小时时,他感叹道:“抄写使我身体弯曲,四肢无力。”
尽管继罗马人之后掌权的所有日耳曼人都是奴隶主,但由于经济衰退,奴隶数量出现了大幅减少。这也许就是为什么,782年,查理大帝在凡尔登将一些撒克逊人献给他的4500多名同胞处决了。很明显,他并不需要这些撒克逊人。奴隶制扩张的关键是要有足够的需求,而不是扩大供应,更不是供应商缺乏道德品质。正因如此,800—1000年,欧洲中世纪的奴隶贸易达到了顶峰,当时伊斯兰世界对奴隶的大量需求促进了北欧海盗在西北欧和东欧的袭击掠夺网的形成。而在南欧,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冲突则加剧了这种掠夺,最终,基督教为打击波罗的海的“异教徒”而进行的十字军东征也达到了这一效果。实际上,拉丁语中的“奴仆”(servus)与“斯拉夫人”(sclavus)可以对应阿拉伯语中的“萨卡里巴”(saqaliba);这种对应表明,奴隶制的主要地区正在转移到以斯拉夫语为母语的欧洲部分地区。奴隶制衰落的过程中,经济变革比意识形态变化(如基督教的兴起)带来的影响要重要得多。
毫无疑问,解放奴隶是基督徒的虔诚之举,但绝不是领主的义务,更不是奴隶的权利。然而,反对贩卖基督徒奴隶的呼声日益高涨。以下引述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约1095—约1143)的话:
这些人从英格兰各地购买男奴,再把他们卖到爱尔兰,希望从中获利。他们会在床上玩弄女奴,她们怀孕了,就把她们卖出去。看到那些可怜人被捆在一起,你会止不住地叹息。那些野蛮人就喜欢这样年轻的男男女女,喜欢这些青涩而又美好的外表,但他们每天都会把一些人卖掉,使自己的亲人,甚至自己的骨肉,沦为奴隶!真是天杀的行为,简直是奇耻大辱,他们冷酷无情,禽兽不如,会遭天谴的!
然而,教会从未废除奴隶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教会奴隶仍然十分常见。一直到后来,即使出现了向穆斯林出售异教徒奴隶的现象,德国神职人员也对此视而不见。
对于中世纪早期的历史,学界更关注西欧,较少关注南亚。但一切都表明,在这几百年里,南亚与西欧的劳动关系发展大体相似——城市和市场不断减少,货币化程度急剧下降,农村化出现,大多数农村人口的自给自足程度急剧增加。
前面谈论过,在强大的笈多王朝时期——4世纪时,北印度就已不再生产铜币等铸币,稍晚些时候,铸币开始不再流通,直到13世纪时伊斯兰苏丹国扩张,才恢复生产和流通。而一二百年前,南印度和锡兰发生过复兴的深度货币化,10世纪的朱罗帝国也是如此;而在这一时代初(中世纪早期),却几乎没有生产任何铸币,只是仍在使用罗马铸币[特别是第纳里银币(denarii)]。
对于早期佛教寺院,以及后来的印度教和耆那教寺院中的劳动组织,特别是位于德干苏丹国(其境内的埃洛拉石窟群为世界上最大的石窟寺建筑群之一)和比哈尔邦的劳动组织,“封建化”可能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就如其在西欧发挥的作用一样。寺庙和修道院获得了大量土地,其中一些寺院还成为学术中心,比如,建于5世纪的那烂陀寺就发展成了一所大学,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学生。根据7世纪中国佛教求法僧玄奘的游记,相传这所大学有1000名教师和10000名学生,藏书多达900万册。即使没有这些数字,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知识分子、雕塑工人、漆画工人和其他建筑工人都无须缴税,就需要有大量农奴来承担这些税赋。由于国力极其薄弱,特别是北印度国家,所以农奴向世俗领主上缴的收成可能没有西欧的那么多。最后,如前所述,留下来的是无数小村庄社群,种姓制度在其间扎根发展。
毫无疑问,印度的文化和宗教给东南亚带来了巨大影响,所以在这一时期,该地区可能同样盛行这样的劳动关系:非货币化的农业社会,专门从事水稻种植,也向寺庙和与之相关的贵族上缴部分收成。与印度不同的是,此前东南亚并未经历过货币时期,种姓制度的作用也不同,而且作用也小得多——至少在后来是这样的。这可能是由于佛教的盛行,佛教从其发源地印度向北、东、东南方向传播,最终却屈服于印度本土的印度教。
在最成功的政治体中,如吴哥的高棉帝国,必须有庞大的徭役系统,以完成大型建筑工程,还需要有奴隶和市场,但这些都是基于物物交换和布料交换等其他交换手段建立起来的。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政治体,尤其是墨西哥的阿兹特克(见下文)。但在东南亚,还有一个更好的选择——放弃以货币支付的劳动力市场。毕竟,与美洲不同的是,在印度和中国,货币的使用早已有之——只是人们普遍决定暂不使用货币,直到很久之后才将其再次投入使用。
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另一种国家形式:美洲文明
在西班牙殖民者到来之前,美洲的伟大文明对工作史学家来说仍然是个谜。美洲原住民和希腊、罗马、印度以及中国的原住民一样,也创造出了壮观精美的建筑,不同的是,他们并未创造出任何金属货币。那么,他们如何组织必要的工作,工人们是否接受实物付酬,工作是否由无报酬的奴隶完成?或者,所有这一切是否都通过将徭役——不论是否按照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贡赋—再分配方式——强加于原本自给自足的农民身上来实现?而其他形式的工作,比如士兵的征募与付酬,以及最重要的耕地活动,又是如何组织的?
在最近一项关于亚欧大陆和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大陆的全球调查中,奥地利历史学家瓦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指出:“各国政府想要人民为国家进行工作时,都可以在下列两种工作方式中作出选择:一是签订工作合同,二是诉诸强制手段。前者通常通过对私人资产和产出征税来维持,后者则往往需要将劳务作为一种特定形式的税收。”根据沙伊德尔的说法,强制义务劳动是惯例做法,但也有一大特例——希腊和罗马依靠市场机构承担建筑工程。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在本章所涵盖的时期,沙伊德尔提到的两种极端方式之间有许多混合形式,强制劳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对此,让我们深入探讨一下美洲最著名的前哥伦布社会,厘清其劳动关系发展的来龙去脉,其所采用的解决方法与此前讨论的其他地区呈现出何种程度的相似性,以便深入了解公元1500年之后工作在美洲的地位。
尽管无数较小文明的情况也十分有趣,但此处将不予介绍(本节末尾再进行讨论)。我们在此重点关注最大的那些文明:印加文明、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如果我的理解正确,即雇佣劳动是由大量交换手段的刺激而产生的,那就可以假定,在这些没有金属货币的物质发达的社会中,工作的组织方式和报酬的发放形式将有所不同。
这一观点得到了匈牙利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的大力发展,他对人类学研究(如马歇尔·D.萨林斯)、考古学研究和古典考古学研究(尤其是摩西·芬利)都产生了非凡影响。卡尔认为,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历史中,互惠互换比市场交换重要得多,许多文明也是基于再分配原则而存在的。因此,所有的生产和劳动成果都要上缴给神庙,再由在神庙中供职的贵族重新分配给民众。从定义上看,这些都是等级社会,但其中的共同宇宙信仰和公平分工促进了普遍的繁荣与幸福。第三章中已经提过这方面的例子,其中包括古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
该模式显得过于简单,因此有批评人士公正地指出,一定有确凿的迹象表明,这些社会专设了大型仓库负责粮食供应的重新分配。能建造出宏伟壮丽的神庙,却没有金属货币?他们对此表示怀疑,并督促考古学家更积极地寻找市场存在的痕迹。这些批评人士也警告称,不应将没有市场的印加和市场繁荣的阿兹特克过分鲜明地对立起来,也不要将本节末尾将会提到的,介于两者之间的所有其他文明过于鲜明地对立起来。显然,这对我们是一个预警,在下文关于前哥伦布文明的讨论中要注意这个问题。
小规模农业社会变为复杂的贡赋—再分配社会
美洲最著名的贡赋社会是安第斯山脉的印加帝国(1431—1532/1533)。和墨西哥的玛雅帝国、阿兹特克帝国一样,印加也沿用了先民——如秘鲁的奇穆帝国(850—1450)——的悠久传统制度。如果没记错的话,其他大多数发达的美洲政治体也是采用“贡赋”制度,但这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另外,还有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即对“哥伦布相遇”或“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后的事件)之前的中美洲和南美洲地区的高度发达政治体进行研究。毕竟,“它们代表了独立平行的社会经济自然演变的结果:在长达1.3万年没有信息传递的情况下,新旧大陆出现的任何制度上的相似点都必须视为真正的对等物,视为应对类似挑战的类似解决方案”。
考古学家试图综合分析关于阿兹特克、印加、玛雅以及约1500年前的其他美洲文明的考古资料和历史证据(源自西班牙语的记载和美洲印第安人的象形文字),由此重现自公元前2千纪以来的复杂社会的兴起。通过总结其最新研究成果,我们能够更多地了解整个美洲地区的贡赋—再分配劳动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情况。
美洲最早的贡赋—再分配社会
假设中世纪晚期美洲最发达的社会(至少是物质层面上的最发达),特别是印加、玛雅和阿兹特克,都实行贡赋—再分配制度,那么就会产生两大问题:首先,这种特殊的工作组织方式和劳动关系的起源是什么?其次,再分配的程度如何?最后,这些社会中是否存在一套能保障内部平等或至少能消除不平等的广泛认同的宇宙信仰和价值观?虽然本书内容的起点是狩猎采集社会——美洲曾大量存在此类社会,现仍小范围存在于亚马孙河低地——但是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跳过这一社会模式,从最早的农业社会开始讲起。这是因为,早期农业社会能够产生盈余,为劳动关系的重大转变开辟了道路。那么,早期农业社会与安第斯山脉的印加、中美洲的玛雅和阿兹特克之间,存在多大程度上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
农业作为人类的生存之本,与定居生活紧密关联。公元前2000—前1400年,中美洲的农业就得到了充分发展。除了尚未完全放弃的狩猎外,早期农业形式主要包括刀耕火种,有时还辅以梯田耕种。中美洲的重要作物是南瓜和玉米,主要家畜是狗和火鸡,而安第斯山脉则是牧养美洲驼和羊驼。只有在这个时期,村庄才得以发展起来,随后在不同时期,各地村庄开始发展为城镇。
在中美洲,墨西哥湾沿岸的奥尔梅克文明可能是最早发展出人口超过几千人的城镇的社会之一(公元前1100—前950年,圣洛伦索的居民约有1万到1.5万),其次是恰帕斯州的马萨坦地区。这意味着中美洲已经有了大规模的劳动分工,但主要问题是,这是否也意味着该地区存在等级社会,并改变了原有的共有和互惠的劳动关系,就像世界各地的狩猎采集社会和最早的农业社会的情况那样。关于这个问题,已有针对瓦哈卡地区(位于墨西哥南部,奥尔梅克以南,马萨坦以西)的深入研究。
根据考古学家亚瑟·乔伊斯(Arthur Joyce)的分析,一直到公元前700年,萨波特克文明的城市阿尔班山(Monte Albán)兴起时,瓦哈卡才开始出现(地位)世袭导致的长期社会不平等。他认为先前的时期更具有“过渡性平等社会”模式的特征——在没有制度化的世袭地位差异的情况下,不平等却有所加剧。这种不平等通常表现在祭司和贵族身上,他们在乔伊斯所说的“圣约”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乔伊斯认为这就是社会关系的本质。这些“宗教从业者”负责举行仪式,沟通神灵,祈求丰收和繁荣。在中美洲和南美洲,这种祈祷仪式需要活人献祭(包括自愿成为祭品和献祭他人,后者主要来自战俘)。在瓦哈卡,农业是在公元前7000—前4000年引入的,但公元前1900—前1400年才在定居的村庄中形成。在“过渡性平等主义”时期,对于农业甚至是手工业而言,最大生产规模也未超过家庭,交易也是在家庭之间进行,没有社群或地区当局的参与。约公元前700年,随着阿尔班山的出现,这一时期才结束,所以其在墨西哥南部的瓦哈卡大约持续了1000年。
在这个新城市时期的初期,社会地位的差异相对不大,但渐渐地,贵族们获得了权力,可以“调用物品和劳动力作为贡品或祭品,以制定圣约,促成他们代表其拥护者向神请愿”。从根本上来讲,这不应被视为自上而下的集权,而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
社会身份因受与手工艺水平、关系亲疏、财富地位等相关附属关系的影响而日益分化。人们还会通过在公共建筑和墓碑上刻下自己的名字,来塑造个人社会身份,获得社会认同感。有证据表明,诸如大型建筑工程和公共仪式之类的从属关系实践是集体努力的成果,而不是在中央集权指导下实现的成就。
地区间(而非地区内)的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初由贵族、后来由祭司进行的“人祭创新”,决定了许多战俘的命运。贵族日益膨胀的权力与主流的社会原则产生矛盾,移民随之而来。留居阿尔班山的人则部分构成了一个以“贡赋劳动关系”(tributary labour relation)为特征的社会,并延续了两千年之久。引用乔伊斯的表述:
阿尔班山居民与农村社群成员都有的贡赋形式包括,上缴贡品(可能是以作物盈余的形式)、应征为士兵和劳工,并参与纪念性建筑的建造。还有一种可能的贡赋(“迫贡”)形式,就像西班牙殖民时期那样(尽管在考古学上很难考证),平民在贵族的土地上劳作——以劳代贡。作为回报,平民可以参加在主广场举行的仪式,还可以从权力日益强大的城市领导人处获得诸如装饰陶器和绿宝石等贵重物品。贵族可以裁决臣民之间的纠纷。
有趣的是,这些变化和玉米烹饪方式的变化几乎同时发生。最初烹饪玉米的方式是做成稀粥或烤玉米棒,“烤盘”(comales,一种陶制煎锅)出现后,人们开始将玉米制成玉米圆饼。这一创新的原因和结果都与劳动有关。与稀粥或烤玉米棒相比,玉米饼易于运输,煎后可保存几周。因此,玉米饼非常适合阿尔班山周围村庄和小城镇的居民,因为他们要从事贡赋劳动、军事行动或参加仪式,这需要有适合高强度劳动的食物,从事此类劳动的人数增加后,准备食物的工作量也因此增加,尤其是对女性而言。此外,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也带来了人口的增长,主要体现在家庭规模的扩大。
或是由于传统领导层与贵族之间的紧张关系,阿尔班山出现了剧烈的政治动荡,这座城市的辉煌故事就这么戛然而止。尽管考古学家在其他早期美洲文明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为了更详细地研究工作和劳动关系,还要尤为深入地了解三个最新的,因而也是记录最完整的大政治体的信息:安第斯山脉的印加帝国、中美洲的玛雅帝国,以及后来的阿兹特克帝国。
位于安第斯山脉的印加帝国
印加帝国的成就相当惊人。截至1532年向西班牙入侵者投降时,印加帝国的领土从智利和阿根廷北部一直延伸到哥伦比亚南部,人口1000万到1200万,在山区修建了4万公里的道路,连接了2000个公共设施。此外,帝国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造计划,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山坡上修筑梯田,并将西半球最高冰川上流下的水引来灌溉。军队规模高达10万多人,且无须耕种全部耕地也能供养得起”。
这个新生的帝国诞生于14世纪中叶,是一个以库斯科为中心的地区性国家,其主要扩张始于15世纪初。这些材料证明,其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这是怎么做到的,又该如何解释?主要是要结合前述不同文明的各种因素来理解,其中最重要的方式是强迫和说服其大部分人为国家工作。他们还将这种工作与重要的资源再分配结合起来。最关键的是,印加人既没有市场,也不使用货币。
在简要介绍大量劳动的进行方式之前,重要的是要明白这个国家并没有控制所有劳动力的工作。在向南北方向动荡扩张的过程中,印加人征服其他政权后,就得应对许多不同的社会(情况),以及这些社会中相当不同的政策。相当一部分人(200万名25—50岁的男性及其家庭成员——大型家庭是一种资产)必须履行劳动义务,大约有300万—500万人要迁居到新的地方。这种劳动主要包括农业生产,其次是牧养骆驼(美洲驼、羊驼、原驼和骆马)——既可作为驮畜,又可提供肉食和皮毛,然后是纺织生产。一些被征服的人还要承担特殊的义务,比如服兵役。作为对所提供的劳动和专业知识的回报,政府会支付维护所需物品和设施的费用。
耕地分为三部分:国家专有的,宗教组织的,农民自用的。用贝尔纳维·科博(Bernabé Cobo)神父的话说,耕作方式如下:
宗教田地播种完后,就立即播种印加农民的田地,而且在耕种和收获时也遵循同样的顺序。所有在场的人都聚集起来,从领主到最重要的酋长和总督,都穿着最好的衣服,唱着适宜的歌曲。耕种宗教的田地时,唱的是赞美神祇的歌曲;耕种国王的田地时,唱的则是赞美国王的歌曲。按照上述划分,第三部分土地是公地,即土地是国家财产,社群只拥有土地的用益权。尽管每个省和城镇都获得了足够的土地来养活其人口,但无法确定这一份额是否与其他地方的份额相等或比其他地方的更大。每年,酋长都要将这些土地分给臣民,但要根据每个人的子女和亲属的数量来分配;份额的多少与家庭成员的数量成正比。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每个人分配到的土地都只够养活他自己,即使有大量休耕和未开垦的土地。……到了播种或耕种的时候,所有的上税人都会放下他们的其他工作,一起劳动,无人缺席,如果有紧急的工作需要做,比如战争或一些紧急事件,社群的其他人就会替上缺席的人到田地里干活,除食物外,不要求也不收取任何报酬,做完这些后再回到自己的地里去耕作。社群对缺席成员的这种帮助使每个人在完成工作后都能安心地回家;因为当他们工作很长时间后回到家中时,可能会发现一派丰收之景,自己既没有播种也没有收割,庄稼就已经颗粒归仓了。
从这一描述中可以看出,互惠的家庭劳动与神庙和国家的等级—再分配工作相结合。至少印加社会的核心土地的社会基本要素,包括农田和灌溉水的使用权,促进了这种劳动的动员。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社会资源持有单位,比如秘鲁和玻利维亚北部的氏族公社(ayllu)。这些公社人口可达几千人,允许各个家庭通过用益权获取资源,并集体使用这些资源,但公社中的贵族成员可以获得更多样的生产空间。劳动是这些社群得以持续存在的根本,不能进行买卖。虽然明显具有创新精神的印加人改变了他们的经济活动,却是在三种条件并行的情况下进行的,即土地、财产及其收益不可动摇,不存在市场,劳动是一种社会关系。
除了现有的、前印加时期的安第斯社会的互惠原则和再分配制度外,还有一种类似的国家制度,要求轮流参加徭役[“米塔制”(mit’a,通常拼写为mita)意为“轮流”,是一种定期的公共劳动服务],这就需要在全国各地建造巨大的国家仓库,以养活所有被迫工作或服役的人。从15岁到50岁的所有人,除有65天的时间可用于自给自足的农耕外,其余的工作时间都必须为国家服务,国家不仅详细组织所有活动,还负责给为政府工作的人提供食物和娱乐。
在印加帝国末期,该制度从徭役转变为设置若干专门的劳动分工。在300万至500万重新定居的殖民者中,个人(yanakuna)被分配了永久职责,其中包括为贵族阶层做农活和家务;女孩(aqllakuna)则与家人和氏族公社分开,被分配住在受隔离和严格监督的建筑中,在里面织布和酿制玉米啤酒,直到嫁给有地位的男人。
在这样一个高度军事化的社会中,强制劳动固然重要,但并不能充分解释印加模式的成功。印加模式的效率不仅增加了贵族阶层的福利,也促进了广大民众的福祉,他们能更容易地获得食物和纺织品,从而提高了生活水平。此外,宫廷陶器和青铜饰品的普遍分布,促使“国家意识形态扩展到仪式盛宴和礼服中”。因此,对于为印加作出以上所有努力的人,他们的动机或许可以用太阳崇拜及其仪式和公共宴会的吸引力来解释,包括儿童活祭和宗教斗争。然而,这种仪式的吸引力是有限的,到了殖民时代早期,太阳崇拜的突然消失就证明了这一点。
位于墨西哥南部、危地马拉和伯利兹的玛雅帝国
虽然古玛雅帝国在西班牙人到来时就已不复存在,但仍有部分小的继任者一直存续到17世纪。因此,除了玛雅象形文字文献、考古挖掘和调查外,还可以利用对殖民时期的描述来分析玛雅的劳动关系。奇琴伊察的古玛雅文明见证了从“家庭经济”到高度等级政治体的转变,在这种政治体中,除了简单生存所需的劳动外,所有劳动都被组织起来,用于建造和维护排水渠道,从而实现农业集约化、建造城市和神庙。
这些发展对劳动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古玛雅似乎很适应这种将大型仪式中心与以农业为基础的“低密度城市化”结合起来的国家模式,大致同时期但规模更大的南亚和东南亚政治体也是如此,如斯里兰卡和柬埔寨,后者拥有大型佛教建筑群。之所以能取得高收成,还得归功于集中组织的令人惊叹的水利设施,如水库、水坝和运河,但最大的功劳在于小农。他们必须为建造和维护这些基础设施和宗教中心提供必需的食物和劳动力。
最终,奇琴伊察古老且“高度专制的皇权和王朝制度”在“面对广泛的人口过剩和资源枯竭”时是不可持续的。玛雅潘联盟也是如此。取而代之的是规模更小的政治体,这种政治体对农业的依赖性更小,而对海洋资源的依赖性更大。与此前的情况一样,它们本质上是高度城市化的,人口集中在5千人至1万人。因此,这些晚期玛雅政治体并未沿袭公元800年之前早期玛雅社会所实行的更简单的互惠制度。相反,“古典时代的贵族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供养少数贵族群体的方式融合在一起的,这种方式的成本相当高昂,但后古典时代的人口则很可能是通过提高生活水平而融合起来的,这种生活水平被锁定在大规模人口参与的强调经济效率和大众消费的商业中”。
市场经济的兴起:位于墨西哥中部的阿兹特克帝国
和印加帝国一样,阿兹特克帝国也是前哥伦布时代最后的伟大国家之一。该帝国始于13世纪的墨西哥中部,由讲纳瓦特尔语的移民(最初是北方的游牧猎人)建立。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由于频繁的战争和扩张,阿兹特克帝国及其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城诞生了。
随着1519年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és)的到来,阿兹特克帝国成为美洲第二大帝国,仅次于印加帝国。在短短的两个世纪里,墨西哥谷地的人口从17.5万激增到92万,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220人,这一密度对于前工业社会来说是非常大的。墨西哥中部高地的总人口估计有300万到400万。人口的极端增长和密度数据引发了有关生存手段和劳工关系发展的问题。14、15世纪的文明依赖于一种或多种形式的集约农业。在阿兹特克,集约农业涉及诸如梯田、灌溉、培高田地和屋地菜园等技术。早期的中美洲文明就有这种集约化的方法,但阿兹特克农业的集约化程度更高,将自然环境转变为了耕地景观。虽说国家显然参与了灌溉渠系的建设和维护,以及沼泽台田的初步耕种,但大多数农民依然可以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工作。但是像玉米和豆类等主食的大部分农业生产,“几乎可以肯定,完全是按个体农户的规模来组织和开展的”。这是阿兹特克与印加的本质区别,后者大力建设中央集权的基础设施。
显然,阿兹特克农户种植粮食、棉花、龙舌兰(一种用于纺织的龙舌兰属植物,由妇女纺织),制作陶器、石器(尤其是用黑曜石制作的石器)、纸张或绳索,都不是纯粹为了自给自足。这些货物中有许多是用来缴纳实物税(除徭役形式的征税外)和用于市场交易的——市场形成的唯一原因在于城市人口已经相当庞大,这些人口约占墨西哥谷地所有居民的30%(或墨西哥高地的10%)。
市场——在阿兹特克人到来之前就已存在——对所有商品的交换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在首都之外也有很多市场。首都每天都会开办集市,其他城市和城镇则每五天办一次,较小的地方举办频率更低。卖家既有生产商品的工匠,也有职业商人。亚欧大陆普遍使用不同形式的金属货币,但在阿兹特克,可可豆是面值最小的“货币”,标准长度的棉布[称为“夸奇特利”(quachtli),用来制作斗篷]是中等价值的“货币”,T形仿青铜轴和其他贵重物品(如鹅毛笔中的金粉或小锡碎片)是最昂贵的交换媒介。一颗可可豆可以换取一个西红柿、一个新鲜采摘的仙人掌果、一份玉米卷或一捆劈开的柴火。一块普通等级的棉布,按照长度可以分别换取65颗、80颗和100颗可可豆,而20块棉布就够换得一个特诺奇蒂特兰城平民一年的生活所需。按照这种思路,1颗可可豆的价值可能就等于时薪的价值。
作为价值储存库(但就可可豆而言,其寿命有限)和交换媒介,整个货币综合体带有发展中的货币体系的特征,尽管不是所有商品和服务都能交换。考古学家迈克尔·E.史密斯(Michael E.Smith)得出以下结论:
显然,阿兹特克的经济高度商业化且充满活力,但它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在这种经济中,没有雇佣劳动,土地不是可以买卖的商品(特殊情况除外),只有外出经商的职业商人(pochteca)才有投资机会。市场贸易为阿兹特克平民和商人提供了自我提升的机会,但也只是一定程度上的提升。因为阿兹特克的市场和整体经济都根植于一个严格的社会阶级体系,再多的经济成就也无法让人实现阶级跨越。
我们该如何描述那些必须纳税并为贵族提供服务的独立生产者的劳动关系呢?史密斯对此强调:“这些巨大的不平等可能表明,阿兹特克平民是受压迫的农奴,过着凄凉的奴役生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平民对领主(占人口的5%)的这种义务通常由领主的臣民轮流承担,每个家庭每年都要为领主工作几周。”除了纳税,平民偶尔还得参与徭役,如修建神庙或运河系统,当然还有兵役,因为当时没有雇佣兵。阿兹特克的大部分战争发生在旱季,因为旱季几乎没有农业工作要做。他们的军队规模非常庞大,据西班牙方面的估计,约在4万人到10万人。整个教育系统的宗旨就是训练体格健壮的男子服兵役。因此,这些军队并不是职业军队,平民肯定是要应征入伍的。
关于必须为贵族提供劳动和服务的农民的劳动关系的性质的讨论,让人想起社会历史学家吉斯·凯斯勒曾批评那些片面强调俄国农民“非自由”性质的言论,因为这些言论没有考虑到,俄国农民实际只有很少一部分时间是为贵族做义务劳动的。除了这些独立的生产者,阿兹特克并没有雇佣劳动者。(性质上)接近雇佣劳动者的是贵族家庭中的仆人,但由于并无证据表明贵族会给他们支付酬劳,所以这个结论也很牵强。相比之下,关于奴隶的情况则有充分的记录。例如,阿斯卡波察尔科(Azcapotzalco)和伊佐坎(Itzocan)城镇的市场被称为“奴隶市场”。沦为奴隶的原因是负债或受惩,而非生来就是奴隶;奴隶不是世袭的。大多数奴隶在领主的府邸里工作,以做纺纱工和织布工的妇女居多。这听起来还算好,但有的奴隶可能会被杀死,为酋长陪葬。事实上,专属于战俘的“荣誉”似乎才是最可怕的,他们会专门被用来献祭神祇,而不是像同时期亚欧大陆和非洲的习惯那样,被当作动产奴隶去工作。
然而,我们不该只根据本章对印加帝国、玛雅帝国和阿兹特克帝国的着重描写,就认为前哥伦布时期美洲所有农业社会都是“专制的”。人类学家理查德·布兰顿(Richard Blanton)认为,当时的美洲也有许多较小的农业社群是“集体社会”。这种划分可能有点过于绝对,但重要的是要理解中美洲社会,如特雷斯萨波特斯(前400—公元300)、萨波特克(位于阿尔班山,前500—公元800)、特拉斯卡拉(1200—1520),甚至是特奥蒂瓦坎(100—550),更多的是合理征税的农户,而不是担负繁重徭役的农奴。
在公元1000年前后的世界上,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从简单社会到复杂社会一应俱全,还有各种各样的劳动关系。正如前文所述,亚欧大陆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即将改变。
欧洲和印度劳动力市场的回归(1000—1500)
500—1000年,亚欧大陆不同地区间的劳动关系存在巨大差异;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种差异得到了弥合。欧洲和印度的经济也在复苏,约1500年,即航海大发现开始之后,全球化开始明确,欧洲、中东、南亚和中国的经济开始趋同化发展,甚至比一两千年前更为相似。
这些经济的共同点是:农业生产率高,可以养活大量从事其他活动的城市人口;货币化程度深,可以促进大规模的雇佣劳动和小规模的独立生产;奴隶制的重要性加强(奴隶数量增加)。此外,自由从业的城市小生产者和雇佣劳动者的专业分工程度,也随着服务质量和专业团体的组织而显著提高。
在本节中,欧洲和南亚,尤其是印度的“赶超”,将比伊斯兰国家和中国受到更多的关注(后两者的市场经济已经持续了1500年,虽然偶有波动)。此外,本节还将着重讨论西欧中世纪晚期的情况,因为这是欧洲近代早期扩张的基础,也就是本书第244—275页的主题。对于西欧,更重要的是,劳动者的反抗运动早已有了雏形,这从本章开始时对古希腊、古罗马及同时代的劳动者的描述中就可以看出来。但我们现在才第一次研究个体劳动者和雇佣劳动者的颇具系统性的战略和策略。因此,除了劳动关系和劳动力市场等结构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反映劳动人民想法、代表劳动人民行动的代理机构。
农业经济是亚欧大陆核心地区劳动关系趋同的根源。因此,我们将分别简要介绍自公元1000年以来欧洲和印度的发展情况,最后再介绍整个亚欧大陆的情况。
农业产量提高与城市化进程:欧洲
欧洲和印度对中东和中国的赶超始于粮食供应的改善,最初是因为农业产量的提高。我们发现,最早的农业改进之一是从约公元900年开始的,发生了轮耕制度的转变——从“二圃制”转变为更密集的“三圃制”。三圃制允许在同一块耕地上,第一年先种植春季作物(第一耕期),如大麦、燕麦和豆科作物(春季播种,夏季或秋季收获),此后进入休耕期(第二耕期);第二年种植冬粮(第三耕期),主要是面包谷物,如小麦或黑麦(秋季或初冬播种,初夏收获),继而又是休耕(第四耕期),以此类推。在以前的二圃制下,第一年种春粮,第二年休耕,第三年种冬粮,以此类推。在这两种耕作制度中,都要有休耕期,以恢复土壤肥力,但在三圃制中,由于豆科作物能从空气中固氮,增强土壤肥力,所以在春季作物中增种豆科作物也能起到相同的作用。此外,还可以将牛圈养在休耕地上,用牛粪为土地施肥。
这种向新的三圃制的转变大大提高了土地的每公顷生产率(当然,前提是有足够的人力和畜力)。燕麦和大麦产量增加,农民能够分出一部分来喂养马匹,并将耕畜由牛换为马,来牵引大型犁具。但这种做法在有了马具,尤其是马辔头,以及蹄铁(也用于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
使用耕畜也节省了人力。奴隶制迅速衰落和农奴制下人类劳动力的发展不足,成为发明和应用这类节省劳动力的工具的催化剂。1935年,法国社会史学派——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对此提出了以下“有效假设”:“这些发展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节省劳动力有着同一需求。那么,奴隶制就是因为这些发展而衰落的吗?绝非如此:这些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可以算作诱因,促成了一场技术革命的发生,而这场革命,自不必说,又注定会对社会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
虽然轮耕制度转变的原因和结果很难厘清,但几个世纪后,随着平均产量比(谷物播种与收成比)的大幅提高,最终的结果也逐渐显现出来。法国和英国在1250年之后率先施行,作物产量提高了60%—70%,随后低地国家也跟着实行这一新制度。除集约增强外,可用的农业耕地面积也显著扩大——主要是在中欧和东欧,形式是开拓殖民地,由来自德国北部和荷兰的农民参与,他们缺乏耕地,但精通筑堤排涝。到1300年前后,可能有50万殖民者参与了这些殖民项目。德国的吕贝克是中东欧殖民运动的出发地,美洲殖民运动的出发地则是西班牙的塞维利亚。除了这些有利的发展外,由于蒙古的扩张,整个亚欧大陆的白银供应量大大增加。因此,白银成为中国、印度和欧洲的共同结算单位。日本经济史学家黑田明伸将这一时期称为“第一白银时代”。
比对农业工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自罗马帝国以来,西欧的粮食产量首次上升,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口能够从事其他活动,并向城镇聚集。但粮食仍然是不够的。而另一项发展——北海和北大西洋的海鱼供应量不断增加,使人们获得了更多营养丰富的食物。这十分重要,一方面是因为海鱼具有营养价值,另一方面是饮食多样化得到了促进。在欧洲西北部的农村地区,农场通常不是很大,但农民(farmer)和雇农(cottar)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农民是拥有6—12公顷土地的佃户,必须为地主履行劳动义务。但雇农的耕地面积不足4公顷;在13世纪的英国,4公顷是养活一个四口之家的最低土地需求,所以这些家庭的农民就得从事额外的工作以维持生计,比如在大农场干收割和打谷工作。在法国,农民(laboroureur)和雇农(manouvrier)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关系。
由此,欧洲城市(人口在1万以上)的居民比例从中世纪早期的1%—2%增加到鼎盛时期的5%和晚期的6%—7%,如果把人口在500以上的城镇也算进去,以上数据就分别增至6%—15%、8%—15%和20%—25%。在大多数城市化地区,如佛兰德斯,这一比例可能高达1/3。下文将会谈到,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劳动专门化,以及农村工业的扩张,即所谓的原始工业化。
市场回归与城市化:南亚
尽管在这一时期,甚至是在1800年之后,南亚的人口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仍是一个未知领域,但有足够的迹象表明,1100—1500年,南亚大陆也在“迎头赶上”。目前虽不清楚其成功的背景,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300年之后,印度也受到了“第一白银时代”的积极影响。不仅出现了居民占比高达15%的城市,还再度兴起了货币化经济。北印度有两个成功的国家,为典型城市和高度货币化经济的复兴创造了条件:德里苏丹国(1193—1526)和孟加拉苏丹国(1205—1576),而位于这两国之间的较小的江普尔苏丹国,在15世纪也很重要。
像德里苏丹国这样的伊斯兰国家的建立对现有的劳动关系有何影响?目前尚不清楚。此前,我们讨论过伊斯兰国家带来的关于工作的新理念,尤其是关于女性工作的新理念,而且这些理念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现有社会经济结构之上的。所以就这一点而言,新旧理念并不会有多大的差异。但是,又该如何区分新旧二者呢?新的变化是,人们有机会通过皈依伊斯兰教来完全或部分摆脱严格的种姓限制。在这方面,个人皈依也许比集体皈依更有效,因为如果整个城市的职业劳动群体都皈依了新宗教,他们就会不自觉地因循以前的群体规范,种姓制度也不会随着伊斯兰化而自动消失。
但不管怎么说,城市以外的工作情况也有所好转,这可以从城市周围的农业和园艺产业,以及德里周围运河的建设上看出。对于较贫穷的农村人口来说,在旱季也有机会工作,因为没有太多的农活可做,就可以去做雇工来贴补收入,从而也可以获得新的身份。江普尔的农民会专门从事这种次要工作。例如,在北方邦的穆斯林——巴尔哈萨义德人(Barha Sayyids)中流传着这样的话:“去年我是约拉哈(Jolaha);今年我是谢赫(Shekh);明年,如果物价上涨,我就会成为赛义德(Saiyad)。”对于这个部落来说,入伍当兵显然被视为一种提升社会地位的方式。当兵也确实是最重要的雇佣劳动形式之一,而且不仅仅是在江普尔。据说德里苏丹阿拉丁·穆罕默德·卡尔吉(Alauddin Muhammad Khalji,1296—1316)每年要花1000万塔卡银币(tanka)在他的2万名马穆鲁克奴隶兵身上,另外还要花2.1亿在他的90万骑兵身上——当然,骑兵的数量有所夸大,但都是为了凸显他们的社会重要性。此外,也有女性的雇佣劳动;事实上,在前面提到的苏丹统治下,由于沉重的税务负担,就连大农场主的妻子也不得不在穆斯林家里做雇工。
中世纪孟加拉苏丹国的首都勒克瑙也发展迅速。1300年,勒克瑙有一个长达一英里的市场,到1500年,城中居民人口达到4万,其中包括许多来自遥远的阿富汗、伊朗和中国的外国商人。据一名葡萄牙游客说,勒克瑙城的建筑面积为12公里×16公里,“街道和小巷都是用砖块铺成的,就像里斯本新街那样”。手工业者和贸易商,比如盔甲商、马鞍商、丝绸和棉花生产商,都集中在特定的街道上。除了勒克瑙,孟加拉苏丹国还有五座重要的内陆城镇,都是工业中心和广泛的国际贸易中心,但也有海军驻扎。在农村,水稻一年收割三次,因此一位苏丹将迦摩缕波称为“稻米之乡”(Mulk-i-Chaulistan),该地既是铸币厂所在地,也是著名的水稻种植中心。摩洛哥知名学者和探险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满怀钦佩地写下了有关14世纪孟加拉苏丹国货币化农业的情况:
我从未见过哪个国家的商品卖得比这里更便宜。……我在这个地方的市场上看到大米的价格是德里的1/25——1第纳尔(dinar)银币。……我在孟加拉见过一头奶牛只卖3第纳尔。……15只鸽子卖1迪拉姆……一块30腕尺长的上等细棉布卖2第纳尔。
除了明显的劳动专门化外,孟加拉苏丹国的主要劳动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但能够确定的是,当时的经济是深度货币化的(玛瑙贝是除主要银币外的首选辅助货币),税收也以货币形式征收。这表明孟加拉苏丹国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手工业者,可能还有雇佣劳动者。
在此期间,印度次大陆南部也出现了强大的政治体——朱罗帝国和毗奢耶那伽罗帝国,其货币经济同样发达。从10世纪到13世纪,朱罗帝国蓬勃发展,在一段时间内,还吞并了锡兰,并对马尔代夫、孟加拉和印度尼西亚群岛进行了军事远征。从14世纪开始,领土逐渐为毗奢耶那伽罗帝国所吞并。这两个帝国的情况都表明,南亚(印度)深度货币化和雇佣劳动并不一定都是受外部因素影响而产生的,但北印度的发展可能会造成这种误解。
在许多方面,以坦贾武尔为首都的朱罗帝国非常成功,比任何早期的南印度国家都要成功得多,国际交往更频繁,利用灌溉技术种植水稻,并大规模建造神庙。其中所需的劳动力来源于农民、工匠和农业工人,男女皆有。朱罗帝国在印度和锡兰都大量生产铜币,这有力地说明了个体劳动和自由劳动是主要的劳动形式。徭役显然是次要的,奴隶也还存在,但主要从事家庭服务劳动,以偿还债务,例如,在饥荒期间,人们把自己卖给神庙作为最后的生存手段。
经济繁荣所必需的专业分工与种姓制度的强化齐头并进,使得社会分层日益复杂。其中一种具体情况就是,手工业者和农业劳动者中出现了所谓的“左右手(Right-and Left-Hand)”群体。前者认为自己比后者优越,从而导致了种姓竞争。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社会和地理流动性成为可能,许多宗教派别和宗教运动证明了这一点。
后来的毗奢耶那伽罗帝国及其同名首都,在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与朱罗帝国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其城市化进程十分壮观,首都的居民短时间内就增加到至少20万人,最多50万人。其他城市规模较小,但仍有10万至15万名居民。此外,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该国已有市场经济,虽然缺乏确切的数据,但小铜币的流通量可能不低于朱罗帝国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将其称为深度货币化。税收和关税也必须用货币支付,而农民则专注于为城市市场种植经济作物。
就像在朱罗帝国时期一样,由个体农民组成的村庄社群合理地独立运作,保留自己的账款,并集体缴纳征收的税款。这些税款针对水田作物以实物形式征收,对旱地作物以货币形式征收,这个过程中增加了一定程度的强制市场参与。非政府组织的份额也分配给村里的雇工,包括铁匠、木匠、皮革工人、运水工和放债人等,作为他们一年中提供货物和服务的报酬。因此,农民和农产品与互惠的贾吉曼尼制度或巴鲁塔(baluta)制度共同存在。
手工制品,如陶轮、金属工具和器皿,很大程度上是在家庭作坊里制造的,并在国内和国际上进行交易。当然,修建无数的灌溉渠、水池和引水渠需要很多人手。1520年前后,葡萄牙人多明戈·派埃斯(Domingo Paes)报道称:“在工地里,我看到许多人在工作,肯定有1.5万人到2万人,多得看起来像蚂蚁,密密麻麻,甚至看不到他们走过的地面。”这样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应该是通过徭役系统进行招募的:“国王将这项大工程分配给他的队长,每个队长都有责任确保他手下的人完成各自的工作。”在没有关于扩大徭役系统的进一步报告的情况下,这可能是使用雇佣工人的一次性替代方案。1428—1429年,农民和手工业者对沉重的税收负担进行了有组织的抗议,这也许间接表明了存在雇佣有偿建筑工人的情况,而不是强制参加徭役。庞大的常备军,包括穆斯林和后来的葡萄牙炮兵,以及从森林非农社群中招募的步兵,都是以货币支付酬劳的。
亚欧大陆概况(1500年前后)
大约在1500年,欧洲和印度重新回到了这场竞争中,几个世纪以来,亚欧大陆上主要政治体之间似乎比以前有了更大的平衡,这些政治体具有类似的经济和文化成就。从西往东来看:西欧,尽管它在政治上是四分五裂的;西亚,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帝国日益团结;南亚,庞大的苏丹国,以及后来的莫卧儿和毗奢耶那伽罗帝国;中国的明朝;以及稍后日本的德川幕府。通过比较亚欧大陆大城市在1100—1500年的分布情况,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尽管这些类型的量化分析带来了种种问题。文献中关于中东的数据差别很大,但毫无疑问,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都可以在那里找到。莫卧儿帝国12.5%—15%的人口可能生活在城市里。
我想强调的是,这一时期亚欧大陆主要政治体之间的“更大的平衡”。当然是与更早的情况相比,当时阿拉伯世界和宋朝文明处于领先地位,后来西欧开始脱颖而出。但是,当涉及薪酬水平、平均收入和其他基本经济指标的绝对标准,以及这些成就的实现方式时,我们都是在黑暗中摸索。因此,一些人想知道,是否有可能找到造成中世纪不同欧亚社会优劣发展的根本原因(所谓的“大分流”,另见第245—248页)。换句话说,现在的关键问题是,1500年前后,亚欧大陆这些在政治和文化上实力相当的文明中心,是否已经存在深刻的差异,从而最终导致了随后几个世纪的大分流。
在此无法展开关于此问题的全部内容,下文将重点讨论工作与劳动关系可能发挥的作用。许多著名经济史学家认为,我们必须研究规范市场交换的制度,包括行会之类的工作组织形式、工作报酬(尤其是熟练工人的工作报酬)以及公民对法律体系的利用。在前文关于“追赶者”欧洲和南亚的比较中,已经讨论了其中的一些方面,但我们将在简述工作本身的性质后,再对此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中世纪晚期劳动力的专门化和素养的提高
此前已经讨论了农业,所以现在将关注其他领域。到目前为止,城市中最重要的工业是纺织品加工,尤其是西欧的羊毛工业,比如意大利和佛兰德,以及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城市。13世纪,纺织品加工主要集中在小作坊,由工匠以及少数熟练工和学徒完成。他们实行外派制/外包制,这意味着织布机是他们自己的,但原材料是从商人那里获得的,他们负责加工,按件计酬。生产出来的成品由商人拿到市场上出售。在其他地方,城市工业普遍由纺织业主导,主要生产棉织物和丝织品,而不是羊毛制品。
14世纪中叶,欧洲暴发黑死病之后,城市手工业者更加专注于奢侈品的生产,而纺织品的大规模生产则转移到了农村。商人发现在农村的生产成本更低,因为生活成本更低,当然,这些农村织工也会从事农耕。这意味着他们的薪酬水平通常低于城市。此外,这些家庭作坊织工一般不会成立行会。而商人们则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比如1380年成立的大拉文斯堡贸易公司(Grosse Rawensburger Handelsgesellschaft),就迅速地在瑞士的一些州组织了亚麻和亚麻制品的生产。
在城市中,当大师傅开始将工作委托给小工匠时,“集中生产”就随之出现,这违反了手工业行会的官方平等主义思想。因此,小工匠成为事实上的雇佣工人。食品价格上涨期间,这可能会导致这些小工匠和熟练工人的反叛,他们在非法密设的行业熟练工社团(compaynonnage)中联合起来,比如1378—1382年在法国、佛兰德斯、英格兰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其中最著名的是1378年佛罗伦萨的羊毛工人和其他平民以及小工匠的起义。
专业职业需要获得和传授专业技能。除神学家、律师和医生外,人们很少通过正规学校教育的方式来实现专业技能的获取与传递,相反,人们更倾向于在工作中学习技能。在小作坊,学徒模仿师傅及其助手的工作,但是大工程需要更多人手。为了建造教堂、寺庙、清真寺和其他高层建筑,必须协调大型建筑工地上的许多专业人员,以便让所有人都能协同工作。
当然,之前几千年里的情况也是如此,可追溯至巴别塔的建造,但在中世纪,我们有足够的数据来比较亚欧大陆的概况。经济社会史教授马尔腾·波拉(Maarten Prak)比较了哥特式教堂、拜占庭式教堂,还有从土耳其到德里的清真寺、印度和柬埔寨的寺庙以及中国宋代的佛塔等的实际建造方式。这当中需要具备什么知识?这些知识是如何传递的?这的确是个问题,因为同一工地上有数百名工人,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一般都是文盲,并且由于职业性质,其中一些人还是来自各地的流动专业工人。这就要求当地的工匠和流动的工匠之间进行合作与交流。
这种比较的结果揭示了亚欧大陆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极大的相似性。根据波拉及其同事戴维斯的说法,模块化知识可以且确实取代了理论化知识。连贯的比例尺寸集有利于建筑者之间的交流,而模板,例如石匠使用的模板,就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这种模块化的知识同时也是集体性的,在整个亚欧大陆,通过不同的社会机构习得,如家庭、建筑会社、行会以及宗教机构,在中国则是通过政府。
大教堂的建造和其他商品的生产一样,需要三种专业人员,“有些需要脑力劳动者,有些需要掌握多项技能者,有些只需要体力劳动者”。根据英国建筑历史学家约翰·哈维(John Harvey)的说法,是这样区分的:
中间这类人与其他两类人不同,他们具备普遍技能,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一种工作转换到另一种工作……相反,如果一个人的特殊技能是通过职业培训获得的,那么他就只能依靠这一种手段谋生……这是划界争端频发的原因……那些掌握相似技能的人,都结成了一个防御同盟(有时是进攻同盟)来对抗任何可能威胁他们生计的人。同样,如果他们的技术很复杂,他们可以选择保密。
而这一关键要素反过来又与珍视仪式联系在一起,“人们认为仪式能带来好运、确保生育、赋予权力”。英语单词craft(工艺)与德语单词kraft(权力)之间的关联,并非全无道理。哈维将以下观察结果与此联系起来:
部落或民族的仪式中普遍存在工匠的联合,且不受客观真理或基本理论的影响。我们是接受物质工艺是从超验仪式中发展出来的这一假设?还是接受仪式是从先验的物质需求中发展出来的这一唯物主义假说?这都无关紧要。在后一种情况下,工艺技能的影响力仅由其有效性决定;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影响力是非物质性的,但它为物质运作注入了生命。
这是中世纪时建筑专业知识传承的背景。多年度的正式学徒制(中世纪的英国是七年学徒制)是逐渐掌握一门手艺的方式之一。到1300年,学徒制在伦敦是强制性的。其本质是“学徒长时间接触且有机会重复模仿每道工序,并通过死记硬背来学习食谱或其他工艺秘诀”。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学徒有时也有义务到其他城市的大师傅那里去实习,即所谓的“游学制”(tramp,见第234—235页)。
这些工匠都在哪里工作?答案是主要在家里。前文谈到过,至少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乡村和城市的商业规模都很小。但也有大量工人一起工作的工作场所,这引发了一种特殊的动态发展。这主要与水手和士兵有关,特别是陆军和舰队所需的必要基础设施(枪械铸造厂、码头、绳索步道等)。事实上,这些是当时仅有的大型企业。继奥斯曼帝国之后,欧洲最大的单一工业企业是威尼斯兵工厂,拥有2000名到3000名工人。最后,当然,许多工人在大型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中是由于偶然才在一起工作的。说到欧洲大教堂和城堡的建造,一定会想到数百人成群结队同时工作的画面。例如,在温莎城堡的建造过程中,连续好几周有多达500人同时在现场工作,有一周达到了720人。因为这类工程需要花费数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有时甚至因为缺乏资金而根本无法完成,所以实际上,大多数时间里真正工作的人很少。
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亚欧大陆在许多活动的技术组织上几乎不存在根本性差异,但这并不是说一切都是相似的。本章的最后一部分将重点介绍劳动者捍卫自身利益的战略和战术。如前所述,我们必须特别关注相关体系。首先是家庭内的(包括家庭结构和婚姻模式),其次是家庭以外更大范围内的,各种所谓的市场制度。经济史学家认为,经济体系的质量与平均收入水平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当然也包括影响个体劳动者和雇佣劳动者薪酬的市场制度的运作。这种观点认为,成功的经济体系——假设有“保护弱者不受强者压迫”的愿景——应有自身的法律体系,重视书面规定,还应有解决公民集体行动问题的组织。
本书前文多次提及,劳动人民可以通过抵制现有条件的恶化,通过努力维持现状和争取改善工作条件,来捍卫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时期比以前的时期有更多数据可供参考,那这一时期的情况会是怎样的呢?我们又在多大程度上同意关于西欧早在中世纪晚期就已有一套相对完善的制度这一假设?相比之下,在南亚和东南亚运转良好的市场中,这类制度就少得多。在中国,这与其历史上的第一次商业革命(宋朝)和第二次商业革命(明末)有关;在日本,则与德川幕府有关。下一章将会介绍后两种情况,但会重点关注西欧与南亚和中国宋朝的比较。
个人利益的保护与家庭
现有的婚姻和家庭组成标准对职业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女性而言。她们结婚越晚,就可以在生儿育女之前获得越多的工作经验,一旦结婚,往后几年里的大部分时间就要忙于生育和抚养孩子。如果配偶的年龄比自己大得多,她们在婚姻中就不太能独立行事。如果婚后和姻亲住在一起,就会更加限制她们的行动自由。就像印度的情况一样(至少近几个世纪以来是这样),如果上述所有限制因素都存在,就可能会导致该地与世界上坚持其他规范的地区产生重大差异。
对于西欧,早在11、12世纪,教皇就强调婚姻最终取决于伴侣双方的意愿,而不是父母或第三方的同意。父母强迫孩子结婚甚至被认为是有罪的。1348年暴发的黑死病,导致此后一个世纪里的劳动力短缺,尤其是欧洲西北部,但此时全球范围内开始出现一种非典型婚姻(许多现代读者对此已经非常熟悉)。首先,从雇佣劳动者开始说起。由于劳动力的短缺,雇佣劳动者能够提出条件,他们的薪酬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大幅上涨。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农村的女性比男性从中受益更多。虽然以前她们的薪酬只有男性的一半,但现在已经基本持平。这样一来,年轻男女就可以为婚礼攒钱,并独立地寻找合适的伴侣。因此,西北欧人的平均结婚年龄是20岁。寡妇也常常会再婚,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CanterburyTales)中的巴斯夫人就结过五次婚。不是每个人都会结婚或者拥有美满的婚姻,也有很多人是不结婚的,这一点可以从女修道院数量的增加中看出。因此,核心家庭取代了多代同堂家庭在劳动收入中的核心地位。这对女性的独立有利也有弊。核心家庭中养家糊口的人如果有一两个离开了,其他成员就更容易受到影响,尤其是到了晚年。所以就有了对穷人的公共和社团形式的照顾,以期应对这个问题。
在这方面,欧洲南北部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但与亚洲的差异更大。经济社会史学家凡·赞登(Van Zanden)、德摩尔(De Moor)和卡迈克尔(Carmichael)将欧洲(西部)的婚姻模式与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婚姻模式进行了对比。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宋朝时就广为践行,但从明朝开始更加严格——非常重视父权制的农民家庭。在儿女很小时,父母就为他们包办了婚姻,许多女孩自幼就被交给了未来的公公婆婆。在身为农户的公婆家中,这些女孩在婚前和婚后都要提供劳动,而且永远都不能离开,就算成了寡妇,也不可以再婚。毕竟,如果改嫁的话,这个父权制家庭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劳动力来源。一切都是为了延续男系血脉,这体现在只有男性家长才能在家族祠堂里祭拜祖先。汉族女子缠足的习俗,让她们无法出门工作,这种做法最初出现在城市和士大夫阶层之间,后来(17—18世纪)也传到了农村。同样,女儿的受重视程度也很低,还出现了杀婴现象,如果不能以其他方式传宗接代,他们就会收养儿子。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印度偶尔会被拿来作比较。因为近几个世纪以来,印度的父系婚姻制度、新娘和新郎之间的显著年龄差异、禁止寡妇再婚(甚至自焚,即自焚殉夫,尤其是婆罗门寡妇)以及女孩的存活率低于男孩等现象屡见不鲜。中世纪时,这些现象是否就已存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影响?是仅限于贵族阶层,还是更普遍适用?目前都不得而知。不过,前文提到的朱罗帝国和毗奢耶那伽罗帝国的发展呈现出一些不同的情况:强大的社会动力,如城市化程度的大幅提高、雇佣劳动和粗放式管理的村庄进行独立管理。
不管怎样,印度女性在各方面的地位都得到了改善,因为她们皈依了伊斯兰教,葡萄牙人到来后,又皈依了基督教,稍后又皈依了锡克教。虽然女孩的结婚年龄只提高了几岁,与配偶的年龄差距也缩小得不多,但在新宗教下,寡妇可以再婚。此外,正如前面所看到的,伊斯兰女性独立拥有财产的权利对其工作权利产生了重要影响,至少可以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室内工作。
个人利益的保护与市场
一旦进入市场,重要的是获得优质且高薪的工作,对工匠而言则是获得优厚的佣金。对工匠和雇佣劳动者来说,技艺越精湛,报酬就越高。这就是所谓的技能溢价,通常体现在熟练工匠与非熟练劳动者的酬劳差异上。在中世纪晚期的西北欧,获得高薪工作特别重要,因为有1/4—1/2的家庭完全或部分地以雇佣劳动维生。此外:“就生命周期而言,劳动力市场的广度甚至可能比这还大。十几岁和20岁出头的年轻人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从事雇佣劳动(或作为仆人、学徒等),对于几乎所有生活在英国和低地国家的农村和城市人口而言,雇佣劳动是他们每个人一生中都做过的事情。”这种依赖性意味着人们日益重视工作培训和常规学习,识字率和计算能力也显著提高。在荷兰,成年男性的识字率高达1/2,女性的识字率为1/3。城市和农村在这方面也存在差异。据估计,城市人口的识字率或为1/4,而农村只有1/20。在欧洲南部和亚欧大陆的其他地区,对识字的依赖性要小得多。这对工人的性质、质量和流动性产生了严重影响。
水手也选择了离开,从13世纪开始,他们越来越多地从个体劳动者(他们此前一直是赚钱的水手,船长的合伙人,也可能是商人)转变为更普通的雇佣劳工。如果发生无法胜诉的劳资纠纷,他们就会选择逃跑。在地中海,这意味着:
1250—1350年的100年间,船长们一直努力保障给水手发放报酬,这与中世纪航运业传统劳资关系的最终破裂非常吻合。……13世纪中叶之前,商船上的逃跑行为并不多,但在这100年间,在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等港口,这种逃跑现象首次成为一个重大问题。14世纪初,帕莱奥罗格·扎卡里亚(Paleologo Zaccaria)在热那亚和拜占庭之间经营着一支小型贸易船队。他的日常活动之一是聘请专业的收款代理人向逃跑的水手收取赔偿金。帕莱奥罗格在许多不同的船上雇了数百名水手,这种做法是减少损失的最有效的方法。对于水手们来说,逃跑行为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赌博,当他们拿到了预付酬劳,就在那些中世纪晚期不知名的港口溜之大吉。13、14世纪的船主希望减少逃跑事件发生率,显然,保障水手的酬劳是重要方式之一。
黑死病不仅导致西欧出现了不同的婚姻模式,也为工人保护自身利益开辟了新的道路。图尔奈(比利时西南部城市)的一位修道院院长曾评论道:前一年(1349)的死亡率很高,葡萄种植者、苦力、各行各业的工匠和家庭中都死了很多人,以致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短缺。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幸存的体力劳动者因死者的财产而变得富有,其他人则希望能获得薪酬优厚的工作。
由于黑死病造成劳动力短缺,工人要求提高薪酬水平,这使得欧洲有史以来第一次颁布了国家劳工法。这些法律旨在以打击乞讨为幌子,限制城乡工人的流动。普罗旺斯和英格兰起了带头作用,分别于1348年和1349年颁布了《劳工条例》(Ordnance of Labourers),强迫所有身体健全者工作,随后在1351年通过了《劳工法令》(Statutes of Labourers)。所有60岁以下无收入的健壮男性和女性都必须参加工作,薪资相当于1325—1331年的平均水平,任何地主或承包方都不得支付高于这一水平的薪酬,也不得雇佣与前雇主毁约的人,更不得施舍强壮但拒不劳动的乞丐。
西班牙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1349年在阿拉贡,1351年和1381年在卡斯蒂利亚。1381年的法令规定,任何抓住流浪乞丐的人都可以让他无偿工作一个月。1349—1401年,葡萄牙颁布了一系列类似的法律,包括采用护照来阻止移民和遏制乞讨行为,以及在1357年,颁布了一项约束劳工从事其传统职业的法律。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类似措施,这些措施都有着同样的目标,但都收效甚微,这一点可以从该时期的薪酬上涨趋势看出。然而,如果没有这些措施来大规模抑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薪资水平或许会上涨得更快。简而言之,所有这些阻止雇佣劳工和工匠流动的立法在西欧几乎没有效果。自11世纪,随着城市兴起而慢慢出现的自由权并没有突然消失。
集体利益的保护
中世纪晚期,直接处理工作和收入问题的集体行动,在农村以农民起义的形式出现,在城市则以饥饿暴动的形式出现。此外,还广泛存在手工业和服务业行会,是历史上首次广泛记载的行会。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不同。后者发生在13、14世纪的荷兰、德国北部和瑞士,是大农成功抵抗封建领主和国家扩张进行的运动,持续了数年之久。相比之下,农民起义的结局就不那么好了。由于薪酬暴跌,农民的收入减少,他们因此发起了短暂而激烈的农民起义。时间是在黑死病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急剧下降。其中最著名的是巴黎北部的扎克雷起义(1358),至少有2万名受害者是心存报复的贵族。另一个例子是1381年瓦特·泰勒(Wat Tyler)在埃塞克斯和肯特郡发动的反对人头税的起义,这些起义也发生在丹麦、马略卡岛,后来在德国也有发生。在泰勒起义期间,其中一位领袖牧师约翰·鲍尔(John Ball)将劳动作为其核心思想。他的布道中有一句话很有名:“起初,人人生而平等:人的奴役是由恶人的不公正交易引入的,是违背上帝意旨的。当初亚当耕田、夏娃织布之时,哪有什么乡绅阶层呢?”伦敦也加入了起义行列。同一时期,在英国的罗拉德派和捷克地区的胡斯派中,也可以看到福音派的元素。
毫无疑问,在工业化之前的城市,有时也包括农村地区,最重要的劳动人民组织形式是行会。它们出现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甚至在古代,但后来又随着城市一起消失了。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行会表现出以下特征:它们或多或少是由从事相同或相似职业的人组成的独立自治组织,旨在促进他们在几乎所有方面(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或宗教)的共同利益。其中,行会的出现和发展有四大因素:城市化、政治经济、人力资本和社会关系。
首先是城市化,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类似的行业和职业很可能集中在城镇,而不是农村。然而,正如我们将在第五章中看到的那样,行会可以成为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组织模式,以至有可能在近代早期,在欧洲农村的原始工业地区被复制。然而,在中世纪,跨地区和非城市类型的行会组织并没有完全消失。就英国而言,我们知道德文郡和康沃尔郡锡矿铁匠的特权可以追溯到1198年迪安森林的自由矿工,其中最重要的是共济会。后者,反过来又启发了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共济会的成立,共济会拥有德意志皇帝认可的“根据英国风格自由砌筑”的特权。从13世纪起,德意志帝国的矿工也有类似的组织形式。
但城市化本身是不够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必须允许这样的制度存在。在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王朝(废除了旧的拜占庭行会)、波斯和伊拉克的蒙古人、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或明朝以前的中国,情况并非如此。然而,在中东的奥斯曼帝国、中国的明朝和日本的德川政权出现之后,行会和类似行会的机构出现了新的可能性。
人力资本也是一个先决条件,职业群体的组织顺序就证明了这一点。首先是10世纪以来欧洲的商人,接着是13世纪的手工业者,最后是临时工(字面意思是日工),但程度要小得多。一个社会的文化程度越高,职业群体组织起来的机会就越大,例如,意大利北部和低地国家。至于商人和手工业者行会的战略和战术,通常是与城镇政府合作设定的,城镇政府也有权处理对同业行会的投诉。这对临时工来说是不同的。17世纪之前,他们基本上是无组织的,但在基于行会的行业中工作,他们受益于主人的保护,但并不总是如此——当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可以展示自己的权力,也非常清楚自己拥有的自由。
最后,家庭关系的强弱也很重要,因为为了获胜,行会必须承担起宗教、种姓或亲属关系所不能承担的职能。因此,血缘关系较弱的社会,如中世纪晚期以来的欧洲,比拥有强大种姓网络的印度,为行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印度北部和东北部,中世纪晚期的经济繁荣导致了劳动专门化形式出现,影响深远,其中出现了新的职业群体名称。新兴的纺纱和织布职业属于一群被称为约拉哈(Jolaha)的人;从事蔗糖制作的,是种姓制度中,或“阇提”亚种姓制度中的摩达卡(Modaka);从事棕榈糖制作的,则是“阇提”亚种姓中的西乌里(Siuli)。这些职业群体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何时聚集在一起,或作为一种行会,或作为一个种姓,正如后来几个世纪中不可否认的那样,仍然难以确定。在中国,最初行会的建立以会员的职业和出生地为基础,从而为常见的准家族机制提供了清晰的说明。同样,来自同一地区并活跃在远方城市的商人,也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组织成一个准家族。行会会员,无一例外都是男性,把他们的住家熟练工和学徒当作家庭成员,且对后者拥有绝对的权威,就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根据这种“家庭模式”,女性很难作为工人为外部家庭的主人服务;因此,女性也大多在自己家里工作,受男户主的管辖;而且,如果男户主恰好是某个手工业行会的会员,那么她们可以在行会的规定甚至保护下间接工作。但是,世界各地的正式私人行会几乎完全排斥女性,这意味着尽管寡妇可以成为户主,但她们必须向行会申请特别许可才能留住丈夫的熟练工或学徒,而自己不能成为行会会员。
***
事实证明,现有市场经济的深度货币化对于自由劳动力的发展至关重要,无论是个体劳动者还是雇佣劳动者——他们都在为市场工作。公元前500年后,地中海、北印度和中国的历史以及所有沿着这条道路发展的社会都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正如我们所见,这些货币化的市场经济绝不稳定,尤其是在最初的1500年里。此外,由于与非自由劳动力的多种组合以及国家干预婚姻和家庭制度程度的差异,市场经济存在许多差异。我们还观察到世界上非货币化地区的其他动态,即南美洲和中美洲贡赋—再分配社会的蓬勃发展。
行文至此,我们对劳动条件以及劳动人民,尤其是雇佣劳动者的个人和集体策略有了更多的了解。尽管精英们持相反观点,但许多社会的普通人对个人技能充满喜爱、对工作充满自豪,他们的证词被保存了下来。这可以参见马布巴,或者司马迁和白居易对民间的观察。这就包括一起工作的价值。现在,被奴役者的思想和行为也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最明显的是奴隶起义,特别是斯巴达克斯起义和津芝起义。对个体劳动者和雇佣劳动者不公平报酬的抗议以及随之而来的集体行动和组织也证明了市场社会中平等主义的普遍理想——同样,不管精英阶层的相反观点如何——反对奴役的抗议也是如此。
本章中对上述主题只进行了简要的探讨,但当进行到下一个时代,也就是1500—1800年的几个世纪时,我们将会有更广泛的讨论。西欧女性和亚欧大陆其他地区的女性,就其基层(即家庭)地位而言,已经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根本性的差异?这个问题目前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回答,尤其是在缺乏南亚的可靠数据的情况下。
[387]Kirch 2010;Pagel 2012,36-7;Roullier et al.2013;Reich 2018,199-204.
[388]这也意味着远距离以物易物的可能性,甚至意味着某些岛屿(如雅浦岛)恢复了某种采集者的生活,其货币制度令人费解。参见:Gillilland 1975.
[389]Khazanov 1994,41-4,111-15.
[390]J.Lucassen 2007a(introduction),2014b,2018a;Mooring,Van Leeuwen & Van der Spek 2018;cf.Maurer 2006;Haselgrove & Krmnicek 2012;J.M Hall 2014,275-81;Seaford 2020.Kuroda(2020)提供了货币史的最佳介绍。
[391]Seaford 2020(quotation on 61;italics in original);cf.Kuroda 2020,41,145,202-3.
[392]Haselgrove & Krmnicek 2012;cf.Aubet 2001,138-43;Leick 2002,99,125;Kuroda 2020.Heymans(2018)指出,囤积的“黑木耳”数量很少,但与工资支付无关。不过,Jursa(2010)确信这种联系。
[393]P.Spufford 2008.
[394]H.S.Kim 2001 and 2002.
[395]Cohen 1992,xiv,22(fn.92);Garlan 1995,77;Schaps 2004,156;J.M Hall 2014,277(公元前5世纪,最小的雅典银币重0.044克或1/16欧宝,或1/48标准日“最低工资”);D.M.Lewis 2018,40,43.参见 Jursa(2010)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6世纪长时期使用的低重量银片。
[396]J.Lucassen 2007a,Introduction(after Garlan 1995;Cohen 2002;Burke 1992).
[397]Loomis 1998,257;Trevett 2001,25;Ashton 2001,92-4.
[398]J.Lucassen 2007a,Introduction,23.
[399]After Gabrielsen 1994,ch.5.
[400]Gabrielsen 1994,124.
[401]Von Reden 2007 and 2010.奴隶制在托勒密时期也处于次要地位,特别是在生产部门(131-6)。关于罗马时代:Howgego 1992;Van Heesch 2007;Verboven 2009.
[402]Von Reden 2007,ch.2,303-4.
[403]Von Reden 2007,60-5 [男性每年的盐税为1.5德拉克马(=9奥博尔=72查柯),女性为1德拉克马].
[404]Von Reden 2007,81(在中埃及的大片地区,60%的人口为耕种者;40%为兼职农民).
[405]Von Reden 2007,148.
[406]Von Reden 2007,138(quotations),147-8.面对工资和收入的长期急剧下降(Scheidel 2010,453;cf.Brewer 2007,144),冯·瑞登(2010,ch.6)强调了公元前3世纪价格的稳定性和内部市场的高度一体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元前2世纪价格的剧烈波动(2010,ch.154)。
[407]Rowlandson 2001;Harper 2015;Erdkamp 2015.
[408]Rathbone 1991;cf.Bagnall 1993.
[409]Launaro 2015,177.
[410]Witzel 2006,460-2.
[411]Thapar 2002;Chakrabarti 2006(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非自由劳动).
[412]Bopearachchi 2015,I,82-92.印度西格劳斯的含银量低于波斯西格劳斯(属于完全不同的钱币),参见:J.Lucassen 2007a,28-9;Bhandare 2006;Shrimali 2019.
[413]原文此处为“公元3世纪”(third century ce),但经查证公开资料,该著作成书时间应为公元前3世纪。
[414]Kautilya 1992;cf.Chakrabarti 2006;Jha 2018.
[415]Bhandare 2006,97.
[416]H.P.Ray 2006;Majumdar 2015;关于印度洋贸易:Seland 2014;Mathew 2015;Boussac,Salles & Yon 2018.
[417]See Wang 2004,9-16;J.Lucassen 2007a,29-32;Scheidel 2009,137-43;Haselgrove & Krmnicek 2012,239-40;Thierry 1997 and 2015;B.Yang 2019.
[418]Thierry 2015.
[419]在中国,牛粪的货币功能经常引起误解,导致作者过早地将牛粪的货币用途推定为货币(Harari 2014,197-8)。然而,正如 Yuan(2013,337)所说,商代早期墓葬中发现的牛粪没有货币功能。参见:Jing et al.2013;Shelach-Lavi 2015;B.Yang 2019.
[420]Pines et al.2014,320(fn.8 to ch.6 by Robin D.S.Yates):公元前221年之前,“如果一个人很穷,无法支付罚金,那么他可以通过为政府工作来偿还罚金,如果你得到了食物,那每天可以得到6现金;如果你没有得到食物,那每天可以得到8现金”。这意味着,可以用1/4的工资获得每日口粮,这与沙伊德尔(2009,p.182)的说法相矛盾,即秦朝的应征入伍者没有收到现金工资。
[421]Thierry 2015,442.
[422]Pines in Pines et al.2014,234.
[423]Pines et al.2014;cf.Falkenhausen 2006;Shelach-Lavi 2015,ch.11.
[424]根据文献记载,秦国半两钱始铸于战国初期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
[425]Cf.Barbieri-Low 2007,7-9.
[426]Pines et al.,2014,19-28;cf.Falkenhausen 2006,417.
[427]Shelach-Lavi in Pines et al.2014,131.
[428]Pines et al.2014,27(Introduction),223(chapter by Robin D.S.Yates),310 fn.18(chapter by Gideon Shelach-Lavi);Barbieri-Low 2007,10,212ff.
[429]与玛雅帝国覆灭的比较:Shelach-Lavi 2015,121,132-3,308.
[430]Shelach-Lavi 2015,137-8;M.E.Lewis 2015,286-94.
[431]Wang 2007,67.
[432]Scheidel 2009,11,199.
[433]Scheidel 2009,4,19,76;M.E.Lewis 2015,286-94.
[434]Barbieri-Low 2007,43(translation Burton Watson).
[435]原文出自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序》。
[436]Thomas 2009,533-4(translation Arthur Waley 1919).
[437]Barbieri-Low 2007,254,256.
[438]Barbieri-Low 2007,26-9;cf.Lis & Soly 2012;关于古代中国后期的工匠:Moll-Murata 2018.
[439]Barbieri-Low 2007,27.
[440]Barbieri-Low 2007,18.
[441]Banaji(2016,14)更倾向于将罗马(晚期)经济描述为“原现代”,而非“前资本主义”。
[442]Lis & Soly 2012,其中颠覆了关于希腊人蔑视劳动的现有理论(例如:Arendt 1958,ch.3);Budd 2011;Hofmeester 2018;关于中国,参见:Barbieri-Low 2007,36-66.
[443]Lis & Soly 2012,28.
[444]Lis & Soly 2012,48-51.
[445]E.M.Harris 2002,70-3;Vélissaroupolos-Karakostas 2002,134-5;Kyrtatas 2002,144-5;D.M.Lewis 2018.
[446]Schaps 2004,153-74(quotation on p.153);J.M.Hall(2014,214-21,262-8)将公元前500年前的佃农、雇佣劳动者和债务抵押人描述为“各种非自由身份的阶层”(p.219)。
[447]Cohen 1992,61(雅典人偏好按日计酬可能与“社会价值观禁止公民在他人控制下持续工作”有关),70-3.
[448]Gallant 1991;D.M.Lewis 2018(他有时与同行意见相左,例如:Garlan 1995;Andreau & Descat 2011);Zurbach 2014.
[449]Gallant 1991,134(严格来说,这段引文与赛艇手有关,但与他后来在文中对雇佣军的论述完全一致).
[450]Van Heesch 2007;Verboven 2009.
[451]Mainly after D.M.Lewis 2018;cf.Garnsey 1998;Temin 2012;Erdkamp 2015;Launaro 2015.
[452]Cf.Hrdy 2009,275;Ehret 2010,131-5;Rotman 2009,57,198.
[453]Kolchin 1987,53;cf.D.M.Lewis 2018,281,fn.45.
[454]Cf.W.V.Harris 2011,38.
[455]Andreau & Descat 2011,88.
[456]Andreau & Descat 2011,82-91,107-8,149-56.
[457]Verboven 2011;Garnsey 1998,77-87,154-62,see esp.86;Launaro 2015,177;Erdkamp 2015,31-2;Banaji 2016.
[458]Rihll 1996;Andreau & Descat 2011;D.M.Lewis 2018.
[459]关于这个日期,参见:Van Dommelen 2012.早在 10世纪,殖民活动就已少量开始。与大多数作者一样,里尔(1996)也将殖民高潮推到了6—8世纪。
[460]Rihll 1996,111;D.M.Lewis 2018.
[461]Garlan 1995,71-3;Rihll 1996;Schaps 2004;Jameson 2002,171.
[462]Garlan 1995,40,61.
[463]Andreau & Descat 2011,120-8.
[464]Andreau & Descat 2011,46-65.关于罗马奴隶贸易,另见:W.V.Harris 2011,ch.3.
[465]Schiavone 2013;cf.Andreau & Descat 2011,141-9;W.V.Harris 2011,286.关于希腊世界的奴隶起义,参见:D.M.Lewis 2018.
[466]Schiavone 2013,97-103;Gregory of Nyssa(公元前4世纪)是在呼吁废除奴隶制方面影响最深远的古典作家,但即使是他也没有呼吁真正废除奴隶制:Andreau & Descat 2011,136,169.
[467]Schiavone 2013,41-4,59-61,116-17.
[468]Schiavone 2013,27-8,68-9(quotation on p.69),74;Andreau & Descat 2011,144.
[469]Andreau & Descat 2011,14,41-52;Harper 2011,38-60;另见:W.V.Harris 2011,61.关于约公元前400年和公元前350年至公元前310年的雅典,Garlan(1995,61-6,72-3)得出的数字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这可以解释为战争导致大量供应的时间更短。关于雅典的自由劳动力,参见:Migeotte 2009,93.
[470]Harper 2011,67-91,this in contrast to W.V.Harris 2011,62-75,88-103.
[471]Harper 2011,59-60:罗马社会最上层的1.365%拥有罗马社会5%最底层的奴隶;关于奴隶的主要作用,参见:Harper 2011,ch.6.
[472]Harper 2011,150-1,157-8,162-79;cf.Rotman 2009,114-16;J.Lucassen 2013,annex 1.
[473]Andreau & Descat 2011,158.
[474]另一方面,父母可以将子女的劳动力出租 25年:Andreau & Descat 2011,162;H.Barker(2019)对基督教所谓的减轻影响持批判性态度,她称之为“基督教改善叙事”。
[475]Sharma 2014.
[476]Stillman 1973.
[477]我将不讨论其他种姓社会,例如非洲(Ehret 2016,218-26)和太平洋地区,尤其是夏威夷(Flannery & Marcus 2012,332-48);Barbieri-Low 2007,56-63: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中国工匠并不受其职业的种类束缚,因为他们似乎至少享有一定的社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478]Jha 2018,2020.除非另有说明,我遵循他的解释,他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Damodar Dharmanand Kosambi和R.S.Sharma的启发。Cf.Thapar 2002;H.P.Ray 2003;Boivin 2005;Chakravarti 2006;Parasher-Sen 2006;Witzel 2006;Stein 2010;Olivelle & Davis 2018.Seaford(449 7002_CC21.indd 2020,213-16)将种姓制度的全面发展的时间定得太早。关于印度移民运动的最新年代,参见:Reich 2018,ch.6.
[479]Klass 2020,21-5.
[480]Kautilya 1992,33-53,69,88-9,446-55;cf.Thapar 2002,62-8,122-5,154.
[481]Jha 2018;cf.Witzel 2006,482-3;Olivelle & Davis 2018.《摩奴法典》后来于18世纪末在英国流行,是印度教徒的神圣法律(shastras)之选。
[482]Fernández-Armesto & Smail 2011,145.
[483]Jha 2018,160.
[484]Jha 2018,59-60.
[485]Jha 2018,161-2.
[486]See also Witzel 2006.
[487]Cf.Thapar 2002,164-73;H.P.Ray 2003,esp.245ff.;Falk 2006;Parasher-Sen 2006,441-4;Witzel 2006.
[488]H.P.Ray 2003,165-87;Kearny 2004,31-55;Tomber 2008;on guilds:Subbarayalu 2015(cf.Verboven 2011 for Rome).
[489]Jain 1995,136-8;S.R.Goyal 1995;Sharma 2014.另见:Wicks 1992,ch.3;Shankar Goyal 1998;Thapar 2002,460-1.Shrimali(2002)令人信服地驳斥了 Deyell(1990)的主要论点(该论点受到广泛好评:Subrahmanyam 1994,11-15);cf.Deyell 2017;Shrimali 2019.
[490]迄今为止,遗传学家发现的强制群体内婚制的最古老年代是3000年至2000年前安得拉邦的一个维西亚族群(Reich 2018,144)和1500年至1000年前古吉拉特邦的一个帕特尔族群(Pemberton et al.2012);cf.Chaubey et al.2006;Bittles 2005.这可能与我关于种姓和货币化同时发生的时间一致。如果我们承认内婚制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在社会中传播的,那么这可能与我提出的种姓突破与去种姓化同时发生的时间相吻合。
[491]对这一类比的反对意见,参见:Stein 2010,106-8.
[492]与此同时,直到 12世纪,《政事论》等政治经济学文本也是如此,参见:Pollock 2005,63-4(cf.Kautilya 1992,823).关于南方的连续性:H.P.Ray 2006.
[493]Jha 2018,128,159;H.P.Ray 2003,224.
[494]Jha 2018,130-1(quotation),155;Stein 2010,87-90;Falk 2006,147-53;Jamison 2006;Kautilya(1992,69-70)讲述了他所处时代的女性劳动:以纺纱和织布为生;卖淫(在国家妓院);住家仆人;以及奴隶。Shrimali(2019,186)注明了我们这个时代初期外姓或首陀罗女仆的价格为50卡夏帕纳。
[495]Jamison 2006,204-9.
[496]Thapar 2002,462-6;Jha 2018,130,153(quotation),161;Sharma 2014;Habib 2004.
[497]J.Lucassen 2005,430-2;M.E.Lewis 2015;Deng 2015;Guanglin 2015.
[498]Deng 2015,326(quoting Eric Jones).在这方面,他将宋朝与晚清进行了比较。令人震惊的是,正是在这两个时期,而且几乎只是在这个时候,多种钱币被制造出来,从而导致古代中国两次出现了短暂的多币种货币体系。
[499]Deng 2015,326;cf.M.E.Lewis 2015,302.
[500]关于约公元650年后埃塞俄比亚的非货币化,参见:Ehret 2016,201-7,283.
[501]Banaji 2016;Rio 2020.
[502]Rotman 2009,176,179(quotation).
[503]Rotman 2009,32,41,121;cf.Rio 2020,136-41,225-30;H.Barker 2019.
[504]Rotman 2009,173-6.
[505]根据T.Taylor(2005)的研究,这些奴隶中包括大量性奴隶,他们在运输过程中和被卖掉后都会受到剥削。阿拉伯编年史家(如重要的Ibn Fadlan,他于 10世纪20年代从巴格达前往伏尔加河畔的喀山)对女奴和男奴的称呼,即 jariyeh和ghulam,都带有明显的性含义;cf.H.Barker 2019.
[506]Rotman 2009,159.
[507]Rotman 2009,57-81;cf.Ott 2015;T.Taylor 2005,229-30.
[508]Zürcher 2013;Chatterjee & Eaton 2006;H.Barker 2019.
[509]J.Lucassen 2007a,38-9,after Laiou 2002,in which C.Morrison 2002;C.Morrison & Cheynet 2002.Also Rotman 2009,95-107,198-200.
[510]Rotman 2009,33-4,36,44.
[511]Heidemann 2010,53-4.
[512]Shatzmiller 1994,38-40;Shatzmiller 2007,150;更详细的讨论,参见:Heidemann 1998,2006,2007,2009a,2009b,2010,2011,2015.
[513]Kennedy 2015,401;Van Bavel 2016,84-5.
[514]贾法尔(Ja’far)通常指古阿拉伯帝国宰相贾法尔,他执掌国玺,善于辞令,备受宠信。此处疑似代指马布巴的爱人,即那位已故的哈里发。
[515]Gordon 2011,73-4;cf.Toledano 2011.注:白色是哀悼的颜色。
[516]Shatzmiller 2007,98-9,159-60.
[517]Kennedy 2015,391-7;cf.Hofmeester 2018.
[518]Heidemann 2006.
[519]Nasr 1985;Udovitch 1961;J.Lucassen 2013.
[520]Cf.Kennedy 2015,390ff.
[521]Sebeta 1997,535;关于希腊:Barber 1994,273-83;关于伊斯兰世界(犹太人):Hofmeester 2011,146;H.Barker 2019.
[522]Shatzmiller 1994 and 2007(quotation on p.101).
[523]Shatzmiller 2007,129.
[524]Hofmeester 2011,151.
[525]Russell 1972;Verhulst 1999;Buringh 2011,71-5,78,290.关于罗马帝国:Scheidel 2009,11.
[526]J.Lucassen 2007a,40,heavily inspired by Bloch 1954,11-33 and P.Spufford 1988.
[527]Epstein 1991,28-38.
[528]Hodges & Cherry 1983,141.
[529]有关这方面的特点,参见:De Hingh 2000.
[530]Buringh 2011,432;Rio 2020.
[531]Slicher van Bath 1963a;Rio(2020,135)表明,家庭奴隶制更有可能产生强硬的不自由做法。
[532]Slicher van Bath 1963a,49;Slicher van Bath 1963b and 1963c.
[533]Buringh 2011,77-94.
[534]Buringh 2011,81.
[535]Buringh 2011,347.
[536]Wyatt 2011 and Rio 2020.他们指出,在古代之后,奴隶制(尤其是妇女)并没有从欧洲消失——当然也没有废除——对战俘的奴役也没有消失。另见:pp.157-9.
[537]McKitterick 2008,104;cf.Harper 2011,497-509.
[538]Rio 2020,33.
[539]Arnoux 2012;Toledano 2011;H.Barker 2019.
[540]J.Lucassen 2014b;Deyell(1990)认为低价值钱币填补了公元500—1000年银币消失后留下的空白,但这一观点并不令人信服。参见:Shrimali 2002 and 2019.尽管很难确定牛粪作为小额零钱在孟加拉发展的时间,但自 14世纪以来,牛粪在孟加拉的存在肯定有据可查(B.Yang 2019),在奥里萨邦和比哈尔邦直到 19世纪也是如此。
[541]Thapar 2002,344-5;H.P.Ray 1986,82-9;Fletcher 2012.关于印度的手稿制作,参见:Buringh 2011,104-5,150-1,156-7.
[542]Thapar 2002,chs 9-10.
[543]Wicks 1992;Coe 2003;Lieberman 2003;Scheidel 2015a;见:B.Yang(2019)关于牛粪作为 1300年的货币的论述。
[544]Scheidel 2015a;Monson & Scheidel 2015;更细致的方法:Barbieri-Low 2007,254-6.
[545]万花筒般的概述,参见:Mann 2006.
[546]Cf.Feinman & Garraty 2010.另见:Maurer 2006(他将波兰尼的著作描述为“一个关于‘我们’已经失去的世界的道德故事和外来事物的汇编”)and Peebles 2010.
[547]Feinman & Garraty 2010,175.关于玛雅,另见:Pines et al.2014,among others,p.308(notes).See Diamond 1998,53-63.
[548]Scheidel 2015a,2.关于工作和劳动关系的历史,与美洲相比,非洲的早期资料仍然稀少。参见:Kusimba 2008;Monroe 2013;Ehret 2016.
[549]M.E.Smith 2012b,31;Joyce 2010,51-3,66-83;Kolata 2013,123.
[550]Lau 2013.
[551]Joyce 2010.
[552]Joyce 2010,111.
[553]Joyce 2010,116,142.
[554]Joyce 2010,147-8.
[555]主要基于:D’Altroy 2002 and 2015;Kolata 2013;cf.La Lone 1982 and 2000;Morris 2008.关于早期文明:Kolata 1993;Lau 2013.
[556]D’Altroy 2015,31;D’Altroy 2002,ch.9.
[557]Kolata 2013,139-45.
[558]D’Altroy 2002,ch.9,esp.207:“一般原则是对投降者宽容”。关于几个前印加交战政治体的替代方案,参见:Lau 2013,ch.4.
[559]Quoted by Kolata 2013,101-2.
[560]D’Altroy 2002 and 2015;Kolata(1993,205-42)认为,安第斯的蒂瓦纳库文明(约500—1000)在农业生产的社会组织方面与印加文明有许多共同之处。
[561]D’Altroy 2002,chs 8-9;D’Altroy 2015,49,54;Morris 2008,310-2;Gil Montero 2011;Kolata 2013,92-6,110.
[562]Earle & Smith 2012,277-8.
[563]Morris 2008,309-10;D’Altroy 2002,ch.7;Kolata 2013,ch.5.
[564]D’Altroy 2002,176,cf.also 286.
[565]250—800/1000年的古典时代,首都位于蒂卡尔;后来大约800/850—1100/1200年首都位于奇琴伊察,大约1100/1200-1441年,位于玛雅潘。
[566]Demarest 2004;M.E.Smith 2012a,14-15;Canuto et al.2018.
[567]Andrews 1993,54;Canuto et al.2018.Demarest(2004)非常不愿得出这样的结论。
[568]Fletcher 2012;Pyburn 2008(heavily inspired by Netting 1993 and Stone,Netting & Stone 1990).
[569]Andrews 1993,49-52.
[570]Andrews 1993,48-9;Canuto 等人(2018)估计公元700/800年,玛雅中部低地总人口约为1000万,即大约每平方公里100人;cf.Demarest 2004.
[571]Andrews 1993,59(quoting W.L.Rathje).
[572]M.E.Smith 2012b and 2015;为了解早期连续性,参见:Hirth 2008.
[573]See M.E.Smith 2012b,69;see Earle & Smith 2012.
[574]M.E.Smith 2012b,77.
[575]Earle和Smith(2012,240-1)对比发现印加帝国采用由国家提供资金的常规经济(staple finance)策略,商业化程度很低;而具有霸权性质的阿兹特克帝国家采用财富经济(wealth finance)策略,商业化程度高;关于霸权不同用途的研究,参见:Kolata 2013.
[576]Sinopoli 2001,456;Joyce 2010,50(指出这“提高了女性劳动力的需求和价值,使女性站在抵制增加贡献要求的最前沿”);Beckert 2015,15.
[577]M.E.Smith 2012b,81.
[578]M.E.Smith 2012b,94-107(所有的奢侈手工业者和一些实用手工业者——其中一些组成了行会——都居住在城市里).
[579]Earle & Smith 2012,264.
[580]M.E.Smith 2012b,111,116-19,125,170;Giraldez 2012,152.
[581]Giraldez 2012,154.
[582]M.E.Smith 2012b,126.
[583]M.E.Smith 2012b,134 for quotations.
[584]M.E.Smith 2012b,52,61,130-4,142-3,154,161-3,321;M.E.Smith 2015,73,102-4.
[585]Kessler 2012;see Chapter 5.
[586]Giraldez(2012,154和其个人通信)质疑,为什么在 1518年,搬运工人和其他当地劳工会要求西班牙人用可可豆支付工资,除非他们以前就知道这种做法。
[587]M.E.Smith 2012b,134,136,145-6.
[588]M.E.Smith 2012b,112,116,125,141-2,161,212,214,225;D’Altroy 2002,172(与印加人祭相比,印加人祭的牺牲者要多得多,而且牺牲者主要是印加年轻人);Berdan 2014,190-1.
[589]M.E.Smith 2012b,154,161,210,222-5;cf.Joyce 2010,50,62.
[590]Wade 2017.
[591]Guanglin 2015.
[592]Slicher van Bath 1963a,1963b and 1963c;Arnoux 2012.
[593]Bloch 1967,176-82,quotation 182;Arnoux 2012.他还强调了什一税的再分配效应,它不仅为神职人员带来了收入,也使村里的穷人和残疾人得以生存;Beck,Bernardi & Feller 2014.
[594]Scammell 1981,40-7.
[595]Kuroda 2020,ch.6.
[596]Hoffmann 2001.
[597]Lis & Soly 1979,1-8,14-16;cf.Arnoux 2012.
[598]Buringh 2011,74,290-1,图书产量的增加证实了这一点,当然,现在也出现了商业性图书出版,超出了修道院的范围;Buringh 2011 348-58,427-40.
[599]Guha 2001;Lardinois 2002;Krishnan 2014.
[600]Chandra 2014;Grewal 2014;Hussain 2003.
[601]Moosvi 2011.
[602]Kolff 1990,10,18-19(quotation on p.18),58.约拉哈或织工,被认为是最低贱的种姓,而 谢赫则代表社区中的学术和宗教职能。无偿劳动:Levi 2002;Hussain 2014,114-16.
[603]J.Lucassen 2014b,30(after Deyell 1990);cf.Kulke & Rothermund 1990,168-81;Subrahmanyam 1994;Habib 1994(第103页关于女性的引文3);J.F.Richards 1994.
[604]Hussain 2003,esp.ch.8;cf.Wicks 1992,ch.3;Beckert 2015 for cotton.
[605]Hussain 2003,260.
[606]Wicks 1992,104;B.Yang 2019 for cowrie currency.
[607]K.Hall 1994;Thapar 2002,ch.11,关于雇佣劳动:esp.p.378;Ramaswamy 2004,2011.
[608]Sinopoli & Morrison 1995;Sinopoli 2001;K.D.Morrison & Sinopoli 2006;cf.Appadurai 1974.
[609]Sinopoli & Morrison 1995,91.
[610]Sinopoli & Morrison 1995;Kulke & Rothermund(1990,193-6)赞同Burton Stein对将毗奢耶那伽罗帝国描绘为“军事封建主义”的批评。
[611]Chandra 2014;K.Davids & Lucassen 1995;Shatzmiller 1994,55-68;Van Bavel 2016.
[612]关于测量和比较这些水平的尝试,参见:De Matos & Lucassen 2019;De Zwart & Lucassen 2020.
[613]Van Zanden 2008;Van der Spek,Van Leeuwen & Van Zanden 2015.
[614]Lis & Soly 1979,ch.2;Cohn 2007;Van Nederveen Meerkerk 2008;Riello & Roy 2009;Beckert 2015;Van Bavel 2016.
[615]Lis & Soly 1994;Harvey 1975,38-9.
[616]Prak & Wallis 2020.
[617]Prak 2013;cf.K.Davids 2013b;Harvey 1975;Erlande-Brandenburg 1995,80-85;Ramaswamy 2004.
[618]Harvey 1975,8-18(quotation on pp.8 and 9);Victor 2019.
[619]Harvey 1975,ch.3(quotation on p.48);Victor 2019.
[620]Zürcher 2013.
[621]Scammell 1981,132;Ágoston 2005;J.Lucassen 2012a and b.
[622]Harvey 1975,71;Erlande-Brandenburg 1995.
[623]Van Zanden 2008,337,351.
[624]Van Zanden 2008,337,349.
[625]Van Zanden,De Moor & Carmichael 2019;然而,Segalen(1983)认为西欧并未显著偏离印度模式。
[626]Van Zanden,De Moor & Carmichael 2019,24,27,39,42,46,53,56,233-43.
[627]Van Zanden 2008(quotation on p.348);Van Zanden,De Moor & Carmichael 2019.
[628]Buringh 2011;关于后期,参见:M.Spufford 1995.
[629]Jackson 1989,esp.627-8;cf.K.Davids 1994.
[630]Blockmans 1980,845-6;cf.Beck,Bernardi & Feller 2014.
[631]Lis & Soly 1979,48-52;Harvey 1975,39-40;Cohn 2007;Humphries & Weisdorf 2019.这也是欧洲最早的例子之一,国家而非城市(经济和劳动政策此前由城市负责)开始介入这个问题。Cf.Brady 1991,137;Prak 2018.
[632]Cohn 2007;Dumolyn 2017.
[633]Slicher van Bath 1963a,189-94;Lis & Soly(1979,52)还提到朗格多克、莱茵、西班牙、波希米亚和斯堪的纳维亚。
[634]Slicher van Bath 1963a,192;cf.Arnoux 2012,chs 6-7.
[635]另见:5b and also 6c and 7b;关于秦朝的情况:Pines et al.2014;更早期的例子:Verboven 2011;Subbarayalu 2015.
[636]J.Lucassen,De Moor & Van Zanden 2008.
[637]Harvey 1975,24;Lis,Lucassen & Soly 1994.
[638]Sonenscher 1989;Lis & Soly 1994;Knotter 2018,ch.1.
[639]Hussain 2003,264-5;Mazumdar 1969.
[640]我们可能还会补充热带非洲的母系小型政治体(500/1000年后逐渐转向父系且更加不平等,另见第71页;从约1000年开始,萨赫勒地区也在跨撒哈拉接触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参见:Ehret 2016 and Green 2019);也许在地方农村层面上,是印度的贾吉曼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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