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前五一五年,夷末之子光发动政变,杀了吴王僚之后即位,他就是吴王阖闾。吴的国势在阖闾的时代尚未衰退,到了西元五一二年之后,灭了位于淮水下游流域的徐,此时淮水下游流域是由楚国控管。隔年又进攻楚国的势力范围。
从此时开始,吴也与南方的越交恶,西元前五一○年,吴越战争爆发。越以「敌人(吴)的敌人(楚)是朋友」的关系与楚国联手,而此时晋霸体系尚未瓦解,所以晋与吴之间仍有合作的空间。
到了西元前五○六年春天之后,以晋为首的齐、宋、郑、卫、鲁联军攻击楚,由楚统治的蔡也投靠晋国阵营。同年冬天,吴蔡联军于柏举之战击溃楚国,一时之间,楚国国都郢被占领。这就是本章开头提到的「鞭尸」与「日暮道远」起源的战役。
到了隔年,越在吴军移动至楚地时,趁隙攻击吴地,秦也出手救楚,所以吴大败,阖闾不得不从郢撤退。秦以「敌人(晋)的敌人(楚)是朋友」这个理由与楚合作。不过,损失惨重的楚一时之间,无法恢复原有的军力。
在北方的晋霸体系开始瓦解之际,吴王阖闾也跟着灭亡。西元前四九六年,阖闾出兵伐越,却于檇李之战被越王句践所杀。这就是本章开头的《卧薪》与「囚犯部队」的故事缘由。
在当时的大国之中,晋陷入内乱,楚则因吴的攻击而陷入混乱,吴也遭受越的打击。
最快摆脱混乱的是吴国。阖闾之子夫差继承王位后,于西元前四九四年出兵伐越,越王句践于会稽山被包围后投降,这就是本章开头的『尝胆』的故事缘由。
比起出兵伐楚,夫差更想进军中原,所以出兵攻打陈、蔡与鲁,而且还在西元前四八六年于长江、淮水之间开凿运河(邗沟),宣示北向之志。由于当时的长江与淮水之间处处湿地,所以这条运河似乎不像后代(隋朝)那般规模庞大。另一方面,齐国想趁着范氏中行氏之乱13重返霸主地位,但是君临齐国约六十年的齐景公于西元前四九○年死去,其子也因为内乱而陆续被杀。西元前四八四年,景公之孙简公即位,但实权仍被世族国氏牢牢握在手里。
在这种状况下,同年爆发了艾陵之战,吴王夫差与鲁国联手攻齐,也顺利抓住国氏,齐国也因此无法重掌霸权。自此,大规模的会盟不复存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建构霸主体制。
由此可知,吴除了是晋霸体制瓦解的远因(弭兵之会),也是让楚国弱化(例如柏举之战)的因素,更是阻止齐国重掌霸权(艾陵之战)的国家,在春秋时代的尾声充份发挥了影响力。
西元前四八二年,吴与晋于黄池会合,互争盟主宝座,这也是吴王夫差最强盛的时期。不过,当吴王夫差于同年与越王句践再次交战,吴越战争就断断续续爆发,到了西元前四七五年之后,越国包围吴国国都,吴王夫差也于西元前四七三年被杀。
由于越王句践也志在北方,所以在西元前四六八年与鲁国结盟。然而句践于西元前四六五年死去后,越国的势力便跟着衰退。
话说回来,为什么吴国能在春秋时代的末期成为军事大国呢?《史记》认为原因在于夫差的努力、伍子胥的复仇之心以及孙子的才能,但一如前述,这些都是后世捏造的故事。
真实的原因,也是最大的原因,应该是他们用了步兵作为主力。一如前述,春秋时代的战争以贵族的战车为主力,而且贵族为国作战才能保障特权的正当性,这也是采行贵族制的中原诸侯与楚国无法放弃战车战的原因。
另一方面,吴国与越国不像中原诸侯与楚国采行贵族制(浅野一九九七),而且湿地丛生的长江下游流域本来就不适合以战车作为主力(汤浅二○一五),因此很早就开始采用以剑、矛作战的步兵战。
图表7-6是吴国与越国铸造的剑。右图(临摹)有「吴王光」的铭文,是吴王阖闾使用的剑,左图(照片)有「越王鸠浅」的铭文,而「鸠浅」是「句践」的另一种标记方式。这两把剑都铸有精巧的纹路,所以应该不是实战使用的兵器,而是于典礼使用的道具,但是在春秋时期其他地区的诸侯都没看过这种君主刻入铭文的剑(到了战国时代才有),由此可知,这两把古剑象征了吴越地区的步兵战多么发达。
以战车为主的部队以及只有步兵的部队若是人数相同,则前者较强,但是步兵有方便征兵的优势。战车部队的军马与车体本身都非常昂贵,而且训练也旷日废时。反观步兵部队的武器与防具均较为廉价,而且容易训练,所以只要动员较多的步兵,步兵部队就能占有优势(浅野一九九七)。
具体来说,春秋时代的大诸侯大约拥有千台左右的战车,中诸侯约有三百台左右(根据《左传》的内文所述)。步兵人数约是战车的十倍(《左传》闵公二年、僖公二十八年),由此估算,大诸侯的军力约在一万数千人之谱,中诸侯则在三千人左右。
另一方面,当时的吴越地区虽然人口密度较低,但领内的人口应有五十万人左右(山田一九九八),只要能将其中的百分之几征召为步兵,就是拥有多辆战车的大诸侯也不能匹敌的规模,中诸侯更是望尘莫及。
因此,只要吴越两国与中诸侯联手,就足以与大诸侯对抗。吴让蔡打先锋占领楚都,或是与鲁国联手打败齐国,靠的绝对不是伍子胥的执念或是孙子的军事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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