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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第七章 夫差与句践——卧薪尝胆

在春秋时代后期崭露头角的诸侯为吴越两国,吴王阖闾、吴王夫差与越王句践都是响当当的历史人物(有些资料记载为「阖庐」或「句践」,本书为求统一,一律记为阖闾与句践)。下列是从《左传》与《史记》节录的内容。

吴王阖闾伐越,反被越王句践击败而死,故阖闾之子夫差命人于庭院站立,在其出入之际大喊「夫差啊,你忘了越王杀父之仇了吗?」夫差也回答「没忘,杀父之仇决不敢忘」。到了第三年之后,发兵报复越国(《左传》定公十四年=西元前四九六年)

句践于会稽山败给夫差后,获释返回国都。于是逼自己在坐着或躺着的时候,都要舐一舐苦涩的胆囊,每次吃饭时,也得尝一尝胆囊的苦涩,还会对着自己说「你忘了会稽之耻了吗?」(《史记.越王句践世家》)

后者是《史记》的记载,也是《尝胆》这篇故事的起源。前者在《左传》的时候,还未成为『卧薪』的故事;到了近代之后,才慢慢演变成《卧薪尝胆》的故事。下列是从元代(蒙古帝国时代)的《十八史略》节录的内容。

吴国攻击越国后,吴王阖闾负伤死去,其中夫差即位。夫差要求自己早晚睡在坚硬的柴薪上面,并且命人在他出入之际大喊「夫差啊,你忘记越国的杀父之仇了吗?」越王句践于会稽山战败后,获释返回国都,便于房中悬吊苦胆,每当坐卧,必仰头一尝,告诫自己「你忘了会稽之耻了吗?」

为达目的,不惜忍辱负重的『卧薪尝胆』便来自这番故事。

其实与吴越两国有关的故事非常多,例如下列就是吴王阖闾的臣子伍子胥的故事,主要是引自《史记.伍子胥列传》的摘要。

伍子胥原为楚人,但是当楚平王(共王之子)听信谗言,误杀其父伍奢之后,他便辗转流亡各国,最终于吴国落脚,侍奉吴王僚与其侄光(后来的阖闾)。后来光(阖闾)杀僚,登上王位,伍子胥也被任命为行人(外交负责人)。

阖闾即位三年后(西元前五一二年),与伍子胥一同策画对楚战争。第九年(西元前五○六年)率全军攻击楚国,五战皆胜。楚昭王(平王之子)逃亡,阖闾入主楚都郢。由于昭王逃亡,平王已死,所以伍子胥便刨开平王之墓,鞭尸三百次。此举为楚国旧知批判,但伍子胥只回答「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自此,在他人死后仍然继续攻击或批判的行为便称为「鞭尸」,年纪老迈,却未能达成目的则以成语「日暮道远」形容。

在事奉吴王阖闾的人物之中,孙子(孙武)也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下列是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节录的内容。

孙子为齐人,因兵法见长而受到吴王阖闾赏识。孙子奉阖闾之命操练宫中妇人时,将一百八十名妇人分成两队,同时让吴王的两位宠姬分别担任队长。

孙子让所有人手握长戟,传授操练内容之后,便下令操练,没料到妇人们只顾着大笑,于是孙子便说「军令不明、号令不行乃将军之罪」。之后虽然多次说明与发号施令,妇人们仍只是哈哈大笑。于是孙子便说「军令既明,但号令不行乃队长之罪」,便打算处死两名宠姬。尽管阖闾制止,但是孙子却说「吾既受命为将,君命便有所不从」,还是处死了两名宠姬。之后发号施令,妇人们莫敢不从。

自此,阖闾深知孙子用兵之道,奉其为将军。阖闾之所以能于日后西破楚国,入主楚都郢,北退齐晋,威震诸侯,全拜孙子之赐。

上述便是于《史记》记载的孙子故事的大部分,就份量而言,不如伍子胥。虽然孙子是《孙子》的作者,实际的行动却很少留下记录。

在刚刚列举的故事之中,『卧薪尝胆』当然是后人的创作,因为于战国时代前期编撰的《左传》都没有『卧薪』与『尝胆』的记载,而『尝胆』的故事是于前汉(于《史记》记载)出现,《卧薪》的故事则是近代根据《左传》的记载所捏造。由于《卧薪尝胆》是很新的故事,所以不难分辨它的真伪。

至于伍子胥的故事,虽然《春秋》没有相关的记载,但是《左传》却已经提到其父被谗言所害以及后续的复仇,但没看到与「鞭尸」或是「日暮道远」有关的记载,所以至少这两则故事是由后人所编造的。

春秋时代,让来自他国的人士担任要职的例子可说是凤毛麟角,所以重用亡命天涯的伍子胥,恐怕也不是事实。进入战国时代之后,任命他国人士担任要职才变得常见,所以这部分的内容也有可能是后人的创作。

伍子胥的故事以及后续他与夫差之间的争执虽然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但就现况而言,实在无法作为春秋时代的史料使用。

就结论而言,孙子的故事也属于后人的创作。本章结尾的专栏将进一步说明孙子以及文献资料的《孙子》是如何编撰而成的。

与越王句践相关的故事也非常多,最有名的就是让吴王阖闾战死的「囚犯部队」。下列是从《左传》节录的内容。

吴国攻击越国,越王句践于檇李布阵防御。由于吴军布阵严谨,因此陷入苦战的句践命令死士(敢死队)攻击吴军。尽管攻击了两次,却无法动摇吴军,于是句践命令囚犯部队排成三列,并让罪人在大喊「我们犯了军令,无法避免刑罚,只能以死谢罪」,之后以剑自刎,然后趁着吴军分心发动攻击,也因此拿下胜利(定公十四年=西元前四九六年)。

命令罪人一起自杀实在太不合常理。话说回来,春秋时代没有让罪人充兵成为部队的管理技术,直到战国时代,才有这种概念(于第九章介绍)。顺带一提,连《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也觉得这段历史有假,在《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将自杀的那群人记载为死士而非罪人。

不过,从如此荒诞无稽的故事都会被当成事实来看,便可得知吴越两国是距离中原十分遥远的世界。从当时的资讯流通方式以及交通的顺畅度来看,吴越两国比现代人认知的外国还要遥远。

从其他的文献也可以发现许多因为中原的华夷思想而对周边地区产生的误解与幻想。比方说,于战国时代后期编撰的《山海经》(图表7-1)就根据『南方人』的记载绘制了想像图。右图为『长臂国的人』,主要是基于『为了捕鱼,所以拥有长臂』的想像绘制,左图则是长了翅膀的『羽民国的人』。虽然这些都是十分极端的例子,却也是中原人对于周边地区的一种认知。

与吴王阖闾、夫差以及越王句践的虚构故事的确众所周知,但其实吴越两国的确具有撼动全中国的影响力。在进入主题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吴越两国跃上历史舞台的过程。

前一章提过,晋霸于成立之初并不稳固,直到虫牢会盟(西元前五八六年)之后,统治范围才得以扩大,也才奠定了统治基础。

此时于诸侯之姿登场的就是长江下游流域的吴国。吴国自称始祖为『周文王之兄』,但应该只是势力较为强大的土著(贝冢hoka2000),「阖闾」与「夫差」这类特别的名字也证实了这点。此外,《史记》的系谱将晋国视为周的同姓诸侯,但这应该也只是操作系谱的结果(吉本二○○三)。

《春秋》首次提到吴国是西元前五八四年的事情,当时的吴国接二连三与楚国发生战争。

霸主晋国为了坐收渔翁之利,以「敌人(楚)的敌人(吴)就是朋友」为藉口,与吴国交好。对吴国来说,「敌人(楚)的敌人(晋)」当然也是朋友,所以双方算是互相利用。到了西元前五七六年之后,吴国参加了由晋国召开的钟离之会(当时的国际关系请参考图表7-2)。

自此,楚国同时承受了来自北方(晋国)与东方(吴国)的军事压力,这或许也是楚国在西元前五七五年的鄢陵之战战败(参考前一章)的原因之一。之后便进入晋霸的全盛时期,吴楚战争进入白热化,晋楚战争反而减少(吉本二○○五),甚至在宋的世族向戌提倡之下,晋国与楚国还在西元前五四六年召开了和平会议,此为「宋之会」,也因为目的是「平息战事」,所以又称为「弭兵之会」,自此,晋楚两国几乎未见战事。

由此可知,吴国的崛起与吴楚开始交战,都让晋楚两国之间的战争减少,也让晋国的霸权得以安稳,而且这也是晋霸瓦解的远因。

晋国的霸权是于西元前四九七年开始瓦解,但是造成晋国霸权瓦解的原因除了国际关系之外,也与晋吴吴内的贵族权力增长有关。

由于身为霸主的晋国禁止同盟国互相交战,所以诸侯(君主)很难扩张自己的权力,因为君主想要扩大权力就必须透过战争扩张领土,再将土地分封给亲近的人士,由他们负责管理,但是晋国的霸主体制已维持百年之久,所以很难再维持上述这种模式。

另一方面,春秋时代继承了西周时代的贵族制,所以各国的世族(上级贵族)都拥有莫大的权力。世族除了拥有分封的领土,也是军事方面的将军,换言之,同时握有经济权与军权。除此之外,也负责外交,拥有国际权利(吉本二○○五)。由此可知,世族是透过世袭制度在诸侯国内扩张权力。

当时的君主不知该如何扩张自己的权力,但是世族却因为世袭而不断扩张权力,这与停止扩大的西周王朝与其大贵族(参考第四章)的关系非常类似。最终,在进入春秋时代后期之后,各国都出现了足以威胁君主的世族,其中最为知名的就属鲁国的三桓氏(鲁桓公的三家子孙)或是齐国的田氏(原本为陈氏,是从陈国流亡而来的公子的子孙)。

身为霸主的晋国也面临了相同的困境,君主与世族或是世族之间屡屡爆发内乱。下列就是一些例子。

西元前六○七年 君主灵公与世族赵氏对立,赵氏杀害灵公,拥立旁系的成公

西元前五七四年 君主厉公与世族郤(编按:音「夕」)氏对立,厉公攻击郤氏,并且流放郤氏

西元前五七三年 栾氏与范氏杀害厉公,拥立旁系的悼公

西元前五五二年 范氏流放栾氏

除此之外,晋国内部本来还有孤氏、先氏、胥氏这些世族,但这些世族随着权力斗争与内乱消失,于西元前五五二年的时候,只剩下赵氏、知氏、范氏、中行氏、韩氏与魏氏,这六氏也统称为「六卿」。

在晋国君主的部分,由于身为霸主的晋国君主与中原各国结为同盟,所以也很难透过战争扩张领土,因为一旦晋国攻击同盟国,同盟的正当性就会消失,而且世族杀害灵公或厉公,也妨碍了君主扩张权力。

当晋国的六卿不断扩张权力,便拥有如同中小诸侯的军力。此外,维持半世纪之久的六卿体制也造成世族之间的对立不断高涨。

造成晋国霸主体制瓦解的远因就是前述的弭兵之会。一如第五、六章所述,春秋时代的霸主体制奠基于「施与受」的互惠模式,霸主排除敌对势力是为「施」,让同盟国遵守条约与纳贡是为「受」。

不过,晋国的霸权随着弭兵之会稳定之际,楚国也不再北进,同盟国需要晋国保护的情况也减少,换言之「施」的部分减少了,对中原的中小诸侯来说,霸主体制只剩下「受」,也就是纳贡与遵守条约的部分。

早在弭兵之会之前,中原的中小诸侯就被迫向身为霸主的晋国纳贡,而且为数不少。比方说,《左传》的内文就曾提到「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诸侯需要向晋国缴纳大量的钱财,郑国百姓因此苦不堪言,襄公二十四年=西元前五四九年)。在弭兵之会结束后,中小诸侯不只要朝见身为霸主的晋国,还得朝见楚国,这也是相当沉重的负担(贝冢一九六○、吉本二○○五)。

当晋楚两国「维持和平」,便造成同盟国的诸侯不满,也让晋国的霸权瓦解,以及陷入长期的内乱。这便和平引发战争的例子。

最先带头反抗晋国霸主体制的是旧霸权的齐国。西元前五二○年,齐国开始干涉同盟国的内政。

到了西元前五○三年之后,齐国甚至明目张胆地与郑国结为同盟,也在攻击卫国之后,与卫国结成同盟,同年又攻击鲁国。此时晋国的军力并未减弱,甚至是非常强大,在齐国攻击鲁国之前攻击了楚国(西元前五○六年),以及在西元前五○七—前五○五年之间,攻击了白狄的都市鲜虞(应该是日后的中山国)。

齐国应该是发现晋国的世族对立才决定发难,由此可知,晋国的霸主体制之所以瓦解与外部的压力无关,纯粹是因为诸侯的不满以及世族之间的对立,而从内部开始崩坏。西元前五○二年,晋国攻击郑国与卫国,希望两国重返同盟,但是郑国与卫国反而投奔齐国,鲁国与宋国也投靠齐国。

之后,晋国的世族对立演变成内乱,范氏与中行氏于西元前四九七年对担任正卿(首席大臣)的赵氏公然造反,此为范氏中行氏之乱,赵氏也暂时躲回自己的领地避难。由于君主(晋定公)与其余三卿(知氏、韩氏、魏氏)支持赵氏,所以赵氏重掌大权,轮到范氏与中行氏逃回自己的领地。

不过,齐国与列国(晋的同盟国)公然支持范氏与中行氏,所以晋国的内乱越拖越久。《春秋》与《左传》的内文有下列的记载。

鲁与齐、卫于牵地会合。鲁与齐、卫会合,旨在救援范氏与中行氏(定公十四年=西元前四九六年)

秋天,齐与宋为了范氏于洮会合。(同年)

齐、卫攻击晋。此时的齐与卫为了拯救范氏而于干侯会合。之后,鲁与鲜虞加入齐、卫阵营,攻击晋,占领棘蒲(赵氏的领地)。(哀公元年=西元前四九四年)

齐送粟(谷物)于范氏,郑负责运输。(哀公二年=西元前四九三年)

最终,范氏与中行氏于西元前四九○年败北,造反就此结束,范氏与中行氏流亡至齐国,这场造反很有可能出自齐国之手,而晋国的霸权也因这场范氏中行氏之乱瓦解。自此以晋国为盟主的大规模会盟不再召开,便可知道霸主体制已然瓦解。

顺带一提,与晋霸同病相怜的还有第五章介绍的古希腊提洛同盟。于西元前四七八年成立的提洛同盟与霸主体制相同,城邦必须参与战争与纳贡,而霸权国雅典则可决定军事费用的用途。

不过,当雅典与波斯帝国的战争在西元前四五○年左右结束,各城邦就只剩下纳贡的义务(服部二○○六、桥场二○二二),也开始对雅典的权力感到不满,斯巴达也因此造反(伯罗奔尼撒战争)。于西元前四三一年开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断断续续持续了二十年以上,雅典也于西元前四○四年失去霸权。

图表7-3是霸权的标准结构。霸权的前提是①来自敌国的军事压力,接着由②霸权国排除军事压力,之后则是③要求中小国家纳贡与承担其他义务,所以当来自敌国的军事压力减轻,就不再需要排除军事压力,中小国家也只剩下纳贡的义务。

这种情况也同样在现代世界发生。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盟主的NATO(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正当性下降,敌对的苏联也消失,所以同盟国只剩下对美国纳贡的义务。因此在二○○三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法国与德国才会从NATO的内部反对出兵伊拉克。

不过,当中国崛起,中东也陷入不稳定的状态,俄罗斯侵略他国后,美国才又得以维持霸权。

当敌人太强,霸权就会因为军事失利而瓦解,例如宋襄公就是其中一例,不过,当敌人消失,霸权就会失去正当性,也会从内部开始瓦解。晋霸与提洛同盟就是最佳范例。换言之,要维持霸权就需要「适当的敌对势力」。

在晋楚维持和平,晋霸瓦解的同时,于南方展开的是吴楚战争。吴楚战争是于西元前五八○年陆续展开,一开始,双方都出师不利。长江流域多为湿地,所以很难攻入彼此的阵地(地图请参考图表7-4)。

到了西元前五四○—前五三○年之后,楚国明显占了上风。西元前五三八年,楚国率领郑、蔡与其他小诸侯攻入吴国(朱方之战),一时之间还吞并了蔡国(之后迁都,重返诸侯的地位)。

不过,吴王夷末于西元前五二七年死去,由其弟吴王僚继承王位之后,情况生变(系谱请参考图表7-5)。西元前五一九年,吴入侵州来(蔡的新国都),击溃了楚与陈、蔡的联军,隔年又进攻楚的势力范围。

西元前五一五年,夷末之子光发动政变,杀了吴王僚之后即位,他就是吴王阖闾。吴的国势在阖闾的时代尚未衰退,到了西元五一二年之后,灭了位于淮水下游流域的徐,此时淮水下游流域是由楚国控管。隔年又进攻楚国的势力范围。

从此时开始,吴也与南方的越交恶,西元前五一○年,吴越战争爆发。越以「敌人(吴)的敌人(楚)是朋友」的关系与楚国联手,而此时晋霸体系尚未瓦解,所以晋与吴之间仍有合作的空间。

到了西元前五○六年春天之后,以晋为首的齐、宋、郑、卫、鲁联军攻击楚,由楚统治的蔡也投靠晋国阵营。同年冬天,吴蔡联军于柏举之战击溃楚国,一时之间,楚国国都郢被占领。这就是本章开头提到的「鞭尸」与「日暮道远」起源的战役。

到了隔年,越在吴军移动至楚地时,趁隙攻击吴地,秦也出手救楚,所以吴大败,阖闾不得不从郢撤退。秦以「敌人(晋)的敌人(楚)是朋友」这个理由与楚合作。不过,损失惨重的楚一时之间,无法恢复原有的军力。

在北方的晋霸体系开始瓦解之际,吴王阖闾也跟着灭亡。西元前四九六年,阖闾出兵伐越,却于檇李之战被越王句践所杀。这就是本章开头的《卧薪》与「囚犯部队」的故事缘由。

在当时的大国之中,晋陷入内乱,楚则因吴的攻击而陷入混乱,吴也遭受越的打击。

最快摆脱混乱的是吴国。阖闾之子夫差继承王位后,于西元前四九四年出兵伐越,越王句践于会稽山被包围后投降,这就是本章开头的『尝胆』的故事缘由。

比起出兵伐楚,夫差更想进军中原,所以出兵攻打陈、蔡与鲁,而且还在西元前四八六年于长江、淮水之间开凿运河(邗沟),宣示北向之志。由于当时的长江与淮水之间处处湿地,所以这条运河似乎不像后代(隋朝)那般规模庞大。另一方面,齐国想趁着范氏中行氏之乱13重返霸主地位,但是君临齐国约六十年的齐景公于西元前四九○年死去,其子也因为内乱而陆续被杀。西元前四八四年,景公之孙简公即位,但实权仍被世族国氏牢牢握在手里。

在这种状况下,同年爆发了艾陵之战,吴王夫差与鲁国联手攻齐,也顺利抓住国氏,齐国也因此无法重掌霸权。自此,大规模的会盟不复存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建构霸主体制。

由此可知,吴除了是晋霸体制瓦解的远因(弭兵之会),也是让楚国弱化(例如柏举之战)的因素,更是阻止齐国重掌霸权(艾陵之战)的国家,在春秋时代的尾声充份发挥了影响力。

西元前四八二年,吴与晋于黄池会合,互争盟主宝座,这也是吴王夫差最强盛的时期。不过,当吴王夫差于同年与越王句践再次交战,吴越战争就断断续续爆发,到了西元前四七五年之后,越国包围吴国国都,吴王夫差也于西元前四七三年被杀。

由于越王句践也志在北方,所以在西元前四六八年与鲁国结盟。然而句践于西元前四六五年死去后,越国的势力便跟着衰退。

话说回来,为什么吴国能在春秋时代的末期成为军事大国呢?《史记》认为原因在于夫差的努力、伍子胥的复仇之心以及孙子的才能,但一如前述,这些都是后世捏造的故事。

真实的原因,也是最大的原因,应该是他们用了步兵作为主力。一如前述,春秋时代的战争以贵族的战车为主力,而且贵族为国作战才能保障特权的正当性,这也是采行贵族制的中原诸侯与楚国无法放弃战车战的原因。

另一方面,吴国与越国不像中原诸侯与楚国采行贵族制(浅野一九九七),而且湿地丛生的长江下游流域本来就不适合以战车作为主力(汤浅二○一五),因此很早就开始采用以剑、矛作战的步兵战。

图表7-6是吴国与越国铸造的剑。右图(临摹)有「吴王光」的铭文,是吴王阖闾使用的剑,左图(照片)有「越王鸠浅」的铭文,而「鸠浅」是「句践」的另一种标记方式。这两把剑都铸有精巧的纹路,所以应该不是实战使用的兵器,而是于典礼使用的道具,但是在春秋时期其他地区的诸侯都没看过这种君主刻入铭文的剑(到了战国时代才有),由此可知,这两把古剑象征了吴越地区的步兵战多么发达。

以战车为主的部队以及只有步兵的部队若是人数相同,则前者较强,但是步兵有方便征兵的优势。战车部队的军马与车体本身都非常昂贵,而且训练也旷日废时。反观步兵部队的武器与防具均较为廉价,而且容易训练,所以只要动员较多的步兵,步兵部队就能占有优势(浅野一九九七)。

具体来说,春秋时代的大诸侯大约拥有千台左右的战车,中诸侯约有三百台左右(根据《左传》的内文所述)。步兵人数约是战车的十倍(《左传》闵公二年、僖公二十八年),由此估算,大诸侯的军力约在一万数千人之谱,中诸侯则在三千人左右。

另一方面,当时的吴越地区虽然人口密度较低,但领内的人口应有五十万人左右(山田一九九八),只要能将其中的百分之几征召为步兵,就是拥有多辆战车的大诸侯也不能匹敌的规模,中诸侯更是望尘莫及。

因此,只要吴越两国与中诸侯联手,就足以与大诸侯对抗。吴让蔡打先锋占领楚都,或是与鲁国联手打败齐国,靠的绝对不是伍子胥的执念或是孙子的军事天才。

此外,一说认为,春秋时代的军制以下列的记载为标准(白川一九九八、刘/稻畑二○○五),但在军队的编制或是战车与步兵的比率上,与《左传》的记载有出入,应该是根据战国时代的军制编造的故事。

上古时代,每六十四井(「井」为土地的单位)可征召军马四匹、战车一台、甲士(战车兵)三人、步兵七十二人。大诸侯拥有六万四千井的土地,因此可征召军马四千匹、战车千台(士兵的总数为七万五千人),是为「千乘之国」。坐拥六十四万井的天子则拥有军马四万匹、战车一万台(士兵总数为七十五万人),是为「万乘之主」。(《汉书.刑法志》)

一台战车配置七十二名步兵,就春秋时代的军制而言,明显是编制过剩。于战国时代的齐国编撰的《管子》(参考前揭的图表5-1),部队长「里司」也只率领五十名士兵,由此可知,上述这两种军制都是以战国时代之后的征兵制与步兵战为前提。

此外,不管是战国时代还是秦代,部队长也都会使用战车,例如秦始皇的兵马俑就重现了站在战车上的部队长率领多名步兵的模样(袁二○○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前揭的文章可说是反映了后代状况的故事。

再者,春秋时代之前的战车为两匹战马、双人搭乘的型态(黄二○○七),与每台战车配置军马四匹、甲士三人的记载互相矛盾。到了战国时代后期之后,以部队长搭乘军马四匹、三人搭乘的战车为主流,所以这也是根据后代军制编造的故事。

顺带一提,春秋时代最强大的部队是最盛时期的晋霸同盟军。除了晋国之外,齐、宋、卫大概动员了四千台左右的战车(《左传》昭公十三年的内文)。一般认为,军力约为五万人左右。不过,当吴国与越国崛起,各国便于春秋时代末期试着增加步兵,到了战国时代之后,又进一步采用征兵制(将于第九章叙述),因此到了战国时代中期之后,大国的军力约为十万人左右,最终甚至能动员数十万人。

由于军队得拼死作战,所以基本上较为保守,不太可能采用没有成功前例的军事制度,换言之,吴越的成功成为各国改采征兵制的动力,贵族阶级也因此没落。从这点来看,吴越两国的确改变了时代。

吴王阖闾、吴王夫差、越王句践的故事多半是后世的创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故事就是『卧薪尝胆』。若问后人为什么会编造这个故事,应该与吴越两国强弱多次互相逆转有关吧。

吴王阖闾虽然得以占领楚国国都郢,却在一次的战争之中被越王句践所灭,父亲被杀的吴王夫差虽在短短两年之后打败句践,但是句践后来又灭了夫差,吞并了吴国。

对大部分的人来说,这些大逆转的事实背后「应该经过一番呕心沥血的努力吧」,所以最终才会出现『卧薪尝胆』这种故事,不过一如前述,吴越两国的故事都是后代的创作,并非事实。

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吴越地区并非集权社会。这个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良渚文化(参考第一、二章)衰退之后,并未出现有力的集权国,呈现都市国家林立的状态(中村一九九六、刘/稻畑二○○五),因此,从属关系很容易被推翻。

类似的情况以后代的北方游牧民族最为有名。比方说,前汉的「匈奴」虽然多次入侵中原,但其实「匈奴」并非单一民族,而是由匈奴统治多个部族的部族联合国家。之后出现的「鲜卑」、「柔然」14也都只是换人统治而已,民族的整体结构没有什么改变。

吴越地区的都市国家也一样。夫差强盛时,就跟随夫差,服从句践有利可图的话,就服从句践。到了之后的秦代,东海与南海的沿岸地区依旧是维持着非集权社会,也统称为「百越」。

除此之外,后人虽然根据「吴越两国的强处」编造了本章开头介绍的伍子胥、孙武的故事,但其实这些都是不了解吴越地区社会状况的中原人士的想像而已。

孙子(孙武)与《孙子》的关系相当复杂。在中国最古老的文献目录《汉书》艺文志(于后汉初期成书)之中,冠有「孙子」之名的兵法书包含《吴孙子兵法》与《齐孙子》。「吴孙子」指的是春秋时代的吴国的孙子,也就是孙武,至于「齐孙子」则是战国时代的齐国军师孙膑。长年以来,都不断地讨论传承至现代的《孙子》到底出自上述两位人物何者之手。

在一九七二年发现的汉代竹简(《银雀山汉墓竹简》)除了内容与文献资料的《孙子》(以下简称为文献《孙子》)相同,也记载了内容不同的「孙子的兵法」,后者也发现了与孙容时代的齐威王、齐国将军陈忌(《史记》记为田忌)的名字,所以「孙子的兵法」的「孙子」明显是指孙膑,所以「孙子的兵法」通称为《孙膑兵法》,这也让相关的讨论变得困难重重,也衍生出各种说法。

最初最为有力的说法是,文献《孙子》是由孙武所着的《吴孙子兵法》,而《孙兵法》则是孙膑所着的《齐孙子》;但是后来又出现文献《孙子》与《孙膑兵法》都是《齐孙子》的一部分,而且包含了孙武与孙膑的著作(渡边二○二二)的说法,以及文献《孙子》为孙膑的兵法,《孙膑兵法》为后来的著作,而且《孙膑兵法》已经佚失,所以《孙膑兵法》既非《吴孙子兵法》,也不是《齐孙子》(甲田二○○一)的说法。

首先孙武这号人物当然不可能出现在《春秋》之中,于战国时代前期编撰的《左传》也完全没提到他,更有甚者,战国时代后期的《吕氏春秋》也只提到孙膑,完全没提到孙武,而且即使是于前汉中期编撰的《史记》也未具体记载孙武的事迹,只提到本章开头介绍的《孙武练兵》这个故事,而且早有人指出这个故事荒诞无稽,根本不是事实(伊藤一九七七)。

关于文献《孙子》的内容有下列的记载,但不是「春秋时代的吴国孙武」所写的内容。

以速度较快的战车千乘,速度较慢的战车千乘、步兵十万人、粮食需运往千里之遥的战争而言,一日需耗费千金方能支付杂费、外交费用、调度需要的胶与漆(军备的材料)与供给足量的车与铠,才能驱使十万兵力的军队。(作战篇)

前面提过,春秋时代的诸侯采用的是由贵族驾着战车的战法,军队的人数并不多。尽管吴越两国采用的是步兵战,但是在人口本就不多的情况下,不太可能动员「十万」兵力。二千台战车与十万名步兵的规模要到战国时代之后才得以实现,因为征兵制到了战国时代才普及,而且也只有大国才有这般能力。就推算而言,大概是到了战国时代中期(西元前三百年前后)的时代,才有能力动员如此庞大的兵力。

顺带一提,战车与步兵的比率为五十倍这点,与在战国时代的齐国编撰的《管子》吻合,《管子》一书提到,每五十名士兵配置一名部队长「里司」(前述)。

此外,以「千金」调度军备一事,也是战国时代普及的青铜货币为前提,绝不是在以自给自足为主的春秋时代发生的事情。

另一方面,尽管孙膑的人物设定是「西元前四纪中期的齐国军师」,但是就如第九章所介绍的,这也是虚构的故事,完全不是事实。简单来说,孙武与孙膑都不是实际存在的人物。

故事与这两本书的编撰过程应该如下(以下的年代皆为推测)。首先是《齐国军师孙膑》这个人物的形成(西元前四世纪末期)。相较于充满故事情节的《孙膑兵法》,文献《孙子》是以原则论为主,所以后者应该是假借孙膑的形象所编撰的(西元前三世纪初期)。此外,文献《孙子》在经过语言学的分析之后,认为应该是于西元前三世纪之前成书(山田二○○四C)。

之后,有人同样假借孙膑的形象编撰了《孙膑兵法》(西元前三世纪后期),但这本书提到了齐威王的名字,所以《孙膑兵法》与孙膑的关系也不证自明,但是文献《孙子》却未提到能厘清时代的人名,所以先成书的文献《孙子》与孙膑没有关系,而为了替文献《孙子》寻找归处,才另外编造了《春秋时代的吴国的孙子》的故事(西元前二世纪初期)。

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进一步介绍孙膑的故事(西元前三世纪初期),而且故事也与《孙膑》《孙武》一起收录于《史记》,自此《孙膑兵法》被当成《齐孙子》,文献《孙子》也被视为《吴孙子兵法》。

一如「加上说」(参考第一章结尾的专栏)所述,时代设定更加久远的《吴国孙武》其实比《齐国孙膑》更新,更后来才成书。

不论如何,「春秋时代的吴国孙武」非实际人物这点已不需争辩,但是却让人难以接受。由于文献《孙子》的内容实在太过优异,而且除了兵法之外,还提及心理战、国家经营理念,所以现代仍有许多「孙子迷」。

大家可将「文献《孙子》是优异的兵法书」与「春秋时代有位名叫孙武的兵法家」分开来看,不一定非得将两者绑在一起。但是「孙子迷」似乎总是不由自主地认为「既然文献《孙子》是一本优秀的兵法书,那么撰写这本兵法书的孙武也一定很优秀」。

其实优秀的书籍并非一人之力所能写,必须累积不少研究成果。尽管我们不知道文献《孙子》是由谁所写,但是从优异的内容以及记述的广泛程度来看,将文献《孙子》视为齐国稷下之学(参考第五章结尾的专栏)的集大成之作较为妥当。

13 编按:公元前四九七年至前四九○年间,晋国六卿(赵氏、智氏、韩氏、魏氏与范氏、中行氏)之间发生内战,之后其他诸侯国纷纷加入演变成多国大战。结果范氏、中行氏灭亡,晋国剩下四卿并立。↺

14 编按:鲜卑是出自古西伯利亚的蒙古游牧民族,柔然亦是蒙古游牧民族建立的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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