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记载的内容同样以战国时代以后的社会为前提。为人所熟知的「衣食足则知礼节」出自上面列举的第一条〈牧民篇〉,原文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若以现代的角度来解释,指的是当所得(衣食)充足,便能理解法律上的善恶(荣辱);当储蓄(仓廪)充足,便能理解维持社会秩序的行为(礼节)。
然而,春秋时代并没有普遍要求农民遵守礼节。春秋时代由贵族经营各自的领地,而农民附属在贵族之下。此外,反映西周时代盛行的农奴制,春秋时代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农奴。
另一方面,由于战国时代从贵族制转向官僚制,农地交由各个农家独立经营,同时盛行迁移(第九章详述)。在这样的情况下才首度开始要求农民『从远方迁来』,以及『知礼节』。
正如是,《管子》也是后代人的假托,而非春秋时代的历史事实。『衣食足则知礼节』并非是管仲的言论,而是战国时代思想家的主张。
《管子》形成的过程众说纷纭,其中最有力的说法是,较早的篇章大约在战国时代中期(西元前三○○年左右)撰写,较晚的篇章则要等到前汉中期(西元前一○○年左右),最后的编纂则是在前汉末期(西元前一世纪末)(金谷一九八七)。《管子》是在管仲死后超过三百年才开始撰写,又经过三百年时间才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此外,『管子』的记述也与春秋时代的法律和战争型态矛盾。
上面列举的第二条法禁篇记述法律由官府严格执行,国家因此安定。然而,春秋时代尚不存在成文法(写成文章的法律)。
春秋时代是贵族制的社会,贵族根据习惯法治理各自的领地,同时处理贵族之间的关系。虽然可以从资料的记述间接推论习惯法的体系(宇都宫二○一二、水野二○二○等),但并没有留下春秋时代以前的法律相关文字资料。
另一方面,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官僚制普及,成文法定义了官僚的职掌和俸禄,也开始根据法律管理各自的行政区域。君主若要透过掌控官僚统治整个国家的土地和人民,成文法是较有效率的做法。
因此,战国时代各国开始制定成文法。成文法最早出现于西元前五世纪后期,而最古老的确实资料则可追溯到西元前四世纪前半(第九章)。
即使从战争型态来看也相同。春秋时代的主力兵器是战车,步兵不过是辅助部队(攻城战或攻打位于山岳地区的犬戎时也会看到步兵部队的活跃表现)。推论基本上是由上级至中级贵族操控战车,步兵则是由下级贵族担任。此外,也没有征召农民当兵(吉本二○○五)。图表5-2是出土的春秋时代战车(马和车身),是贵族的陪葬品。
殷代开始使用战车,而在西周时代确立贵族制之后,成为了贵族使用的兵器。从社会结构来看,贵族透过参加战争保卫国家来维持自身的特权,属于一种交换关系。
相对于此,战国时代的贵族阶层式微,取而代之成为主力的是被征召的农民兵士(步兵)(第九章详述),也就是从战车战转变为步兵战。上面列举的第三条〈小匡篇〉记述平时的行政区划在战时成为部队单位,但这也是以战国时代的征兵制为前提,不可能发生在春秋时代的社会。
此外,农民与贵族不同,即使参加战争也无法获得特权,所以缺乏战斗意志。因此才有必要由平时的官僚担任队长,监督农民兵士。上面列举的第四条〈七法篇〉反映了这种情况。
齐桓公是最初的霸主,正如之前所述,他并不是靠着管仲献策才成为霸主。那么齐桓公是如何成为霸主的呢?要了解这一点,首先必须知道春秋时代初期的国际关系(图表5-3是春秋时代的地图,仅列出主要诸侯)。
若想要还原春秋时代的历史,《春秋》和《春秋左氏传》是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前者是春秋时代鲁国的外交关系纪录,内容值得信任(山田二○○四A、小林二○一五等)。后者是战国时代针对《春秋》所写的注疏(解说书)(以下将《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两者皆以鲁国君主的在位年分为标题。此外,「春秋时代」的称呼正是来自书名《春秋》。
《左传》不仅仅是语句的注释,更加入了许多评论与故事(参见图表5-4《左传》一例)。当中虽然包含了许多《春秋》所没有的资讯,然而由于是在春秋时代结束一段时间之后才写成,因此这些内容也未必可靠。《左传》名义上是由春秋末期的左丘明所着,因此被称作「左氏」,但实际上是后代人的假托。
具体而言,《春秋》记录的对象是西元前七二二至前四八一年,而《左传》则是在战国时代前期撰写(西元前四世纪中期)(吉本二○○二A)。两者之间有百余年至将近四百年的时代差距。《左传》收录了许多在这个期间创作的故事。
整体而言,《左传》当中关于当时的国际关系和重大事件的描述(本书称作「地之文」)较为可信,但人物的私下行为和会话等记述则完全不值得信任。确实地区分两者非常重要。本章之后的第二部基本上以《春秋》和《左传》的「地之文」当中值得信任的部分为中心,重新建构春秋时代的历史。
此外,作为春秋时代的同时代资料,虽然延续西周时代,同样有一些金文,但数量和内容都相对匮乏,在历史研究上的价值不如《春秋》(在《春秋》较少提及的南方地区,则金文是重要的资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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