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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2 齐作为霸主的实际情况

西周王朝因内乱灭亡,旁系的东周王朝迁都洛邑,从此进入春秋时代。在春秋时代,由于周王朝失去军事权力,各诸侯展开独立的外交活动,建立国际关系。从本章起,有时会称诸侯为「国」。

春秋时代之初,从大诸侯到城邦,存在数百个国家。当中,最初的霸主是齐国的桓公,于西元前六八○年左右称霸。而当时辅佐齐桓公的宰相是名为管仲(管夷吾)的人物。

下面是文献《春秋左氏传》的部分摘要,记载齐桓公任用管仲的过程。

齐国内乱,公子小白(桓公)与子纠在干时交战。子纠兵败被杀,子纠手下的管仲成为俘虏,被交给桓公手下的鲍叔处置。鲍叔在堂阜放了管仲。回国后鲍叔向桓公禀告:「管夷吾治理国家的才能高过高傒 (上层贵族)。桓公接纳此意见。」(庄公九年=西元前六八五年)

《史记》也有更详细的记载。下面是《史记.管晏列传》的摘要与概述。

管仲年轻时经常与鲍叔往来,鲍叔知道管仲是贤能之人。管仲家境贫穷,经常骗取鲍叔的财物,但鲍叔从未因此产生怨言。

鲍叔侍奉齐国公子小白(桓公),管仲则侍奉子纠。小白战胜即位为国君,子纠被杀,管仲成为俘虏。然而,鲍叔向桓公推荐管仲,在齐国主持国政。之后齐桓公成为霸主,召集诸侯,使天下复归于正,都是靠管仲的献策才得以实现。

管仲说:「当初我贫穷时,曾经与鲍叔一起做买卖,我多分钱给自己,但鲍叔却不认为我贪财,因为他知道我贫穷。我三次出仕都被免职,鲍叔却不认为我愚蠢,因为他知道我还没遇到适合的机会。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

管仲与鲍叔的交情被称作『管鲍之交』。

文献资料《管子》整理了管仲成为宰相后对桓公提出的建言。以下是部分摘要与概述。

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就会迁来。开垦土地就能留住人民。粮食富裕,人们就知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荣辱。(〈牧民篇〉)

法令规章不许私议,则民不敢相互营私。刑杀不宽赦,则民不敢忽视为善。赐爵授禄的大权不假旁人之手,则臣下不敢作乱于人君。三者掌握在官,则为法,推行至全国,就成俗。其余不费力国家就可治理。(〈法禁篇〉)

五家为一「轨」,轨有「轨长」。十轨为一「里」,里设「里司」。四里为一「连」,连有「连长」。十连为一「乡」,有「乡良人」。五乡为一「帅」。军事上(一家征兵一人),五人为「伍」,由轨长率领;五十人为「小戎」,由里司率领;二百人为「卒」,由连长率领;二千人为「旅」,由乡良人率领;一万人为「军」,由五乡之帅率领。(〈小匡篇〉。参照图表5-1)

国贫财用不足则兵弱,指挥官不督战则战不能胜,守不能固。(〈七法篇〉)

《管子》记载的政治思想,简言之就是着重「富国强兵」与「法治主义」。

上面列举文献资料中记载的管仲故事,但这些实际上皆是后世的创作,不符合春秋时代的社会情况。

首先第一个重点是,春秋时代的各诸侯国采用的是贵族制。西周王朝在中期转向贵族制(参照第四章),而春秋时代的各诸侯同样采用世袭的贵族制。诸侯之下有大贵族,大贵族之下有中小贵族,这个结构也相同。春秋时代的上层贵族被称作「世族」,中下层贵族被称作「国人」(吉本二○○五)。国人包括身份较高的「大夫」和下位的「士」。

春秋时代的贵族也拥有向君主领取一定土地和俸禄的权利。管氏和鲍氏属于中至上层贵族,不可能如《史记》所说『家境贫穷』,且『三次出仕』也是不符合春秋时代的矛盾记述。

此外,春秋时代一般都是由上层贵族出任大臣,就连中层贵族也甚少担任要职(吉本二○○五、宇都木二○一二等),更遑论『管夷吾治理国家的才能高过高傒 (上层贵族)』等言论,不可能正式被记录下来。

再加上春秋时代的身份制延伸至社会底层,区分为贵族层、农民层、商工层。因此,位居高位的贵族阶层不可能『做买卖』。若不幸因为某种原因沦落,则无法重返贵族阶层。

另一方面,到了战国时代,随着世袭的贵族制崩坏,转向非世袭的官僚制(第八、九章详述)。为此,即使是官僚,也有可能出现「年轻时贫困」或「沦落为商人」的情况。可见『管鲍之交』明显是在贵族制崩坏的战国时代以后才创作出的故事。

此外,战国时代由于贵族制崩坏,人事权掌握在君主手里,只要是知识份子,不光是身份低的人,甚至来自外国的人才也可能受到任用(第八章等详述)。『三次出仕』也是以战国时代的人事制度为前提的记述。

《春秋左氏传》是上述列举的资料当中最早创作的文献,即使如此,其基础部分是于战国时代前期完成(西元前四世纪中期)(本章之后详述),距离桓公的时代已经过了三百年。相对于此,以现状而言,同时代的资料没有看到桓公任用管仲当宰相的记述。同时,虽然管氏和鲍氏是实际存在的贵族,但却无法证明管仲(管夷吾)和鲍叔是否是真实的人物。因此可以合理认为『管鲍之交』等,全部都是创作的故事。

《管子》记载的内容同样以战国时代以后的社会为前提。为人所熟知的「衣食足则知礼节」出自上面列举的第一条〈牧民篇〉,原文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若以现代的角度来解释,指的是当所得(衣食)充足,便能理解法律上的善恶(荣辱);当储蓄(仓廪)充足,便能理解维持社会秩序的行为(礼节)。

然而,春秋时代并没有普遍要求农民遵守礼节。春秋时代由贵族经营各自的领地,而农民附属在贵族之下。此外,反映西周时代盛行的农奴制,春秋时代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农奴。

另一方面,由于战国时代从贵族制转向官僚制,农地交由各个农家独立经营,同时盛行迁移(第九章详述)。在这样的情况下才首度开始要求农民『从远方迁来』,以及『知礼节』。

正如是,《管子》也是后代人的假托,而非春秋时代的历史事实。『衣食足则知礼节』并非是管仲的言论,而是战国时代思想家的主张。

《管子》形成的过程众说纷纭,其中最有力的说法是,较早的篇章大约在战国时代中期(西元前三○○年左右)撰写,较晚的篇章则要等到前汉中期(西元前一○○年左右),最后的编纂则是在前汉末期(西元前一世纪末)(金谷一九八七)。《管子》是在管仲死后超过三百年才开始撰写,又经过三百年时间才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此外,『管子』的记述也与春秋时代的法律和战争型态矛盾。

上面列举的第二条法禁篇记述法律由官府严格执行,国家因此安定。然而,春秋时代尚不存在成文法(写成文章的法律)。

春秋时代是贵族制的社会,贵族根据习惯法治理各自的领地,同时处理贵族之间的关系。虽然可以从资料的记述间接推论习惯法的体系(宇都宫二○一二、水野二○二○等),但并没有留下春秋时代以前的法律相关文字资料。

另一方面,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官僚制普及,成文法定义了官僚的职掌和俸禄,也开始根据法律管理各自的行政区域。君主若要透过掌控官僚统治整个国家的土地和人民,成文法是较有效率的做法。

因此,战国时代各国开始制定成文法。成文法最早出现于西元前五世纪后期,而最古老的确实资料则可追溯到西元前四世纪前半(第九章)。

即使从战争型态来看也相同。春秋时代的主力兵器是战车,步兵不过是辅助部队(攻城战或攻打位于山岳地区的犬戎时也会看到步兵部队的活跃表现)。推论基本上是由上级至中级贵族操控战车,步兵则是由下级贵族担任。此外,也没有征召农民当兵(吉本二○○五)。图表5-2是出土的春秋时代战车(马和车身),是贵族的陪葬品。

殷代开始使用战车,而在西周时代确立贵族制之后,成为了贵族使用的兵器。从社会结构来看,贵族透过参加战争保卫国家来维持自身的特权,属于一种交换关系。

相对于此,战国时代的贵族阶层式微,取而代之成为主力的是被征召的农民兵士(步兵)(第九章详述),也就是从战车战转变为步兵战。上面列举的第三条〈小匡篇〉记述平时的行政区划在战时成为部队单位,但这也是以战国时代的征兵制为前提,不可能发生在春秋时代的社会。

此外,农民与贵族不同,即使参加战争也无法获得特权,所以缺乏战斗意志。因此才有必要由平时的官僚担任队长,监督农民兵士。上面列举的第四条〈七法篇〉反映了这种情况。

齐桓公是最初的霸主,正如之前所述,他并不是靠着管仲献策才成为霸主。那么齐桓公是如何成为霸主的呢?要了解这一点,首先必须知道春秋时代初期的国际关系(图表5-3是春秋时代的地图,仅列出主要诸侯)。

若想要还原春秋时代的历史,《春秋》和《春秋左氏传》是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前者是春秋时代鲁国的外交关系纪录,内容值得信任(山田二○○四A、小林二○一五等)。后者是战国时代针对《春秋》所写的注疏(解说书)(以下将《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两者皆以鲁国君主的在位年分为标题。此外,「春秋时代」的称呼正是来自书名《春秋》。

《左传》不仅仅是语句的注释,更加入了许多评论与故事(参见图表5-4《左传》一例)。当中虽然包含了许多《春秋》所没有的资讯,然而由于是在春秋时代结束一段时间之后才写成,因此这些内容也未必可靠。《左传》名义上是由春秋末期的左丘明所着,因此被称作「左氏」,但实际上是后代人的假托。

具体而言,《春秋》记录的对象是西元前七二二至前四八一年,而《左传》则是在战国时代前期撰写(西元前四世纪中期)(吉本二○○二A)。两者之间有百余年至将近四百年的时代差距。《左传》收录了许多在这个期间创作的故事。

整体而言,《左传》当中关于当时的国际关系和重大事件的描述(本书称作「地之文」)较为可信,但人物的私下行为和会话等记述则完全不值得信任。确实地区分两者非常重要。本章之后的第二部基本上以《春秋》和《左传》的「地之文」当中值得信任的部分为中心,重新建构春秋时代的历史。

此外,作为春秋时代的同时代资料,虽然延续西周时代,同样有一些金文,但数量和内容都相对匮乏,在历史研究上的价值不如《春秋》(在《春秋》较少提及的南方地区,则金文是重要的资讯来源)。

东周王朝的军事力量在第一代的平王东迁时就已经衰弱,也失去了政治权力(参照第四章)。然而,西元前七二○年继位的桓王(平王之孙)试图夺取郑国的权力,进而恢复王权。

郑国的始祖是西周王朝宣王之弟,世世代代皆担任卿士(王朝大臣),从西周王朝内乱至东迁为止的期间,负责管理东方诸侯(参照第四章)。因此,与之后试图夺权的桓王形成对立关系。

西元前七○七年,桓王率领诸侯卫、陈、蔡攻打郑国,却反而遭到郑国击败,桓王甚至因此负伤(𦈡葛之战)。最终,郑国分割王朝的直辖地,自立为诸侯(松井二○○二)。此战之后,东周王朝再也无望恢复政治权力,仅能维持传统权威。

与此同时发生的是郑国与宋国的对立。宋国是自称殷王后裔的诸侯(实际上是臣子的后裔。落合二○一二),拥有相对较大的军事力量,与郑国处于对立的状态。

宋国起初联合卫、鲁、陈、蔡攻打郑国,因此占据上风。然而,西元前七一六年,郑国与各国和解,而宋国于西元前七一○年发生内乱。再加上如前所述,郑国在西元前七○七年的𦈡葛之战中获胜,使得郑国在各诸侯间暂时取得优势。然而,郑国于西元前七○一年发生的继承纷争引来各国介入,也因此丧失优势。

这时,东方的齐国逐渐壮大,当时的君主是僖公。齐国在西周时代是位于边境的诸侯,地位低于属于周王室旁系的鲁国和卫国(齐国的起源请参照第三章末尾的专栏)。然而,齐国于春秋初期变得强盛,并与各国结盟,展开军事行动。

齐国因为附近的小国纪国,而与鲁国对立。自西元前七○六年左右起,齐国企图合并纪国,但遭到鲁国阻挠。

齐国与鲁国的对立到了西元前七○二年演变成直接的战争。之后,西元前六九八年齐僖公死去,继任者齐襄公与鲁桓公(与齐桓公是不同人)一度走向和平。西元前六九五年正月,齐、鲁、纪三国相会结盟(同盟条约)。然而,很快就在同年五月破局,齐国和鲁国再度直接交战。

翌年发生了齐襄公暗杀鲁桓公的事件。关于事情的原委,《左传》记载了下面这一段故事。鲁桓公的妻子是齐襄公的妹妹文姜(系谱参照图表5-5)。

正月,鲁桓公与齐襄公相会于泺,之后与夫人文姜一起前往齐国。桓公发现襄公与文姜私通。桓公责备文姜,文姜把事情告诉了襄公。四月,齐襄公宴请桓公之际,襄公让公子彭生与桓公同车,桓公死在车上。(桓公十八年=纪元前六九四年)

故事大意是『齐襄公与妹妹文姜私通之事被文姜的丈夫鲁桓公发现,齐襄公因此命公子彭生杀了桓公』,但这也不是事实。

自西元前七○二年以来,齐国与鲁国处于明确的敌对关系,甚至在西元前六九五年直接交战。鲁桓公之所以前往齐国,当然不是为了敦睦姻亲之间的情谊,而是为了战后的和谈。

同时,鲁桓公正月前往齐国,四月死去,代表和谈一直无法成立。想必是逐渐壮大的齐国与过去的大国鲁国彼此互不相让。推测齐襄公暗杀鲁桓公是为了打破僵局而采取的强硬手段。

至于齐国为何会在春秋时代初期壮大呢?主要是受到地理条件的影响。

西周时代的先进地区是卫、鲁、宋等诸侯,而齐国当时属于落后地区(位置参照图表5-3)。然而,落后地区有许多未开发地,开垦之后就能增加生产和人口(伊藤一九七七)。相反地,先进地区的诸侯起初拥有极大的力量,但未开发地少,成长空间有限。

此外,随着西周时代末期周王的权力衰弱,失去控制诸侯的能力。齐国于是趁机合并周边小国,扩展势力。虽然齐国后来自称是『周文王、武王军师太公望的子孙』,但正如第三章末尾的专栏所述,齐国原本是属于殷体系的势力。想必正因如此,对于脱离西周王朝的统治体制并没有太大的抗拒。

另一方面,鲁国是武王之弟周公的子孙受封建立的诸侯国,且与卫、晋并列,被认为是同姓诸侯(与周王室同族)中地位较高的家族(《左传》定公四年等)。以日本史来说,鲁国相当于江户时代的御三家。

为此,鲁国似乎一直坚持周王朝的统治体制,鲁国的年代记《春秋》,直到春秋时代末期为止都尊称周王为「天王」。无法跳脱旧体制或许也是导致鲁国无法壮大的原因。

齐国于西元前八世纪末期逐渐壮大,而除了齐国之外,西方(黄河上游方面)的晋国和秦国也日益壮大,推测与齐国经历同样的过程(关于晋国,将于第六章详述)。此外,南方(长江中游)的楚国也很早就拥有强大的势力。领有先进地区的诸侯逐渐衰弱,落后地区的诸侯却逐渐强大,出现了逆转现象。

此外,卫国也有机会向北方(黄河下游方向)扩展(参照图表5-3),但却反被北方的白狄(被认为是野蛮势力之一)压制,无法壮大。

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在军事方面发生逆转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战国时代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第九章详述)。此外,后代北方民族的军事崛起(匈奴和蒙古帝国等),以及日本平安时代后期地方武士的发展,也可视为是类似的例子。

至于欧洲,义大利半岛曾经是罗马帝国的中心地,但军事力量后来被原属落后地区的英国、法国、德国超越。而近代经过两次的世界大战,整个西欧在军事上被后起的美国和苏联压制。再看到现在,人口多的中国和印度逐渐崛起。这些也都是类似的例子。

即使是从当时的风俗来看,齐襄公暗杀鲁桓公也是明显的暴行。然而,鲁国在中原(黄河中下游)最大诸侯齐国的面前也无计可施。西元前六九○年,齐国并吞纪国,同年,鲁庄公(桓公与文姜之子)也向齐国屈服。齐国还与其他诸侯结盟,并攻打不愿服从的诸侯,宋、郑、卫因此顺从。

西元前六八五年,齐襄公遭到堂弟公孙无知杀害,而公孙无知也被臣下杀害(系谱参照图表5-5)。翌年,襄公之弟子纠与小白发生内战。之后,齐国持续维持势力,由在内战中获胜的小白(齐桓公)即位。然而,这个阶段的齐桓公还不是霸主,他缺乏成为霸主的重大要素。

这个要素就是南方楚国的扩张。楚国以长江中游为根据地,自春秋时代起便称「王」号(在西周时代对内使用「熊」号,对外使用「公」号)。周王室虽然在军事上衰弱,但仍保有传统权威,中原的诸侯尊重周王而没有称王。楚国使用王号是为了强调地位与周王同等,因此被尊周王的诸侯视为野蛮势力。

楚国自西周时代起就维持庞大的势力,到了春秋时代初期,透过统治或吞并长江流域的小诸侯而变得更加强大。西元前七世纪初期起开始向北方扩张,西元前六八四年攻打淮河流域的蔡国,更在西元前六八○年占领蔡的国都,蔡国因此沦为楚国的附庸(地图参照图表5-3)。

在这样的情况下,周王选定齐桓公为霸主。西元前六八○年冬天至翌年春天为止,召开了以齐国为中心的同盟会议(称作「会盟」),除了周王派遣的使者之外,宋、郑、卫、陈也参加了会议。齐桓公在此次会盟当中,成为最初的霸主。

值得注意的是,会盟一般而言都是以会盟举行的城市命名,当时的会盟是在卫地的鄄举行,因此被称作「鄄之会盟」。与现代的主要国家首脑峰会类似。

正如是,只有在被视为是野蛮的势力入侵时才需要霸主。霸主不仅是军事上的强者,更是诸侯的守护者(贝冢等人二○○○、松丸等人二○○三等)。「霸」其实是借字,原本的称呼是代表诸侯之长的「伯主」或「伯」(古代「霸」与「伯」同音)。例如,文献资料《荀子》称「五霸」为「五伯」(仲尼篇等)。然而,本书遵循《左传》等文献,使用「霸」字。

尽管被视为「野蛮势力」,但推论楚与白狄在语言学上与中原的诸侯没有太大分别。他们制作的金文和竹简虽然可见方言,但文法与用字几乎相同。因此,这些野蛮势力并非是人种差异,充其量不过是文化差异。

然而,歧视是人类的本能(参照第二章),而且擅长寻找敌人。中原的诸侯透过
周王分封(参照第四章),以及与周王共享天命(参照第三章末尾的专栏)确立自身的正统地位。对于他们而言,擅自称王号且拥有不同文化的楚国完全有资格成为「共同的敌人」。

齐桓公虽然在鄄之会盟12中成为霸主,但由于是前所未见的情况,因此同盟起初并没有扩大。此外,齐国的地理位置距离王都洛邑遥远,且与周王的关系疏远,无法利用周王的权威也是导致同盟无法扩大的原因之一。

之后,楚国的势力范围延伸至郑国,齐、楚两国自西元前六七八年起争夺郑国。当齐国的影响力扩及至郑国时,楚国就会攻打郑国;当楚国试图将郑国纳入统治时,齐国又会攻打郑国,战争的型态可说是代理战争的一种(地图参照图表5-3)。

郑国领有过去王朝首都的土地(包含郑州商城遗址,参照第三章),地处交通要冲,经济发达。齐与楚皆以「救援」的名义进攻郑国,但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确保经济利益。

西元前六六一年,北狄入侵加剧。北狄势力攻打卫国和附近的小国邢国,甚至占领卫、邢两国的国都。

对此,齐桓公发兵救援两国,并在西元前六五九年将邢国的国都迁到黄河东南岸(北狄的对岸),翌年也对卫国采取同样的措施。换言之,齐桓公展现了身为「诸侯的守护者」应有的行动。

此举开始让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受到支持。西元前六五五年举行大规模会盟,除了齐国与王太子之外,宋、郑、鲁、卫、陈诸国与小国许、曹都有参加(首止之会)。之后,西元前六五一年的葵丘之会、西元前六四七年的咸之会盟等,齐桓公直到西元前六四三年死去为止,多次主持大规模诸侯会盟。

正是如此,面对被视为是野蛮的势力攻击,(自称)文明国家中当下最强的诸侯被任命为霸主。虽然无法确定齐国成为大国是否是必然的结果,但一旦大国化,就必然会成为霸主。相反地,《史记》记载的『齐桓公是靠管仲献策才得以成为霸主』,显然是不懂春秋时代霸主意义的后代人所创作的故事。

齐桓公成为守护诸侯的霸主(伯主)(编按:「伯」古字通「霸」),保护同盟国免受楚国和北狄的攻击。同时,形式上尊崇周王,其行为被后世称作「尊王攘夷」。然而,齐桓公的行动并非仅出于善意。

首先要注意的是,会盟(同盟会议)并非自由参加。一旦缔结同盟条约,就有义务遵守。同时,禁止同盟国之间发动战争。此外,若参加会盟却没有缔结盟约,那么就有可能成为军事惩罚的对象。下面举出的是《春秋》和其对应的《左传》地之文。

鲁僖公会合齐(桓公)、宋、陈、卫、曹各诸侯后,攻打郑国,包围名为新密的城市。诸侯攻打郑国是因为郑国于前年首止会盟时逃走之缘故(僖公六年=西元前六五四年)。

由于《春秋》是鲁国的年代记,因此主词是鲁国君主,但实际上是由霸主齐桓公主导,攻打未缔结条约的郑国。当然,除了鲁国之外,宋和陈等国也被齐桓公强制动员。

此外,条约规定参加会盟的诸侯有义务定期向霸主进行赠与。虽然名义上是守护诸侯的战争费用,但使用权限掌握在霸主手里,因此实际上属于贡品。外交的具体纪录较少,但仍可看到以下记载。

鲁庄公前往齐国纳币。原本纳币不会记录,这一年由于例外由君主亲自纳币,因此被记录下来(《春秋》《春秋公羊传》庄公二十二年=西元前六七二年)。

图表5-6是被称作铏(编按:音形,用来盛装菜与羹的器皿)的青铜器,从齐桓公开始,流行至整个齐地(林一九八九、路等人二○一九)。来自诸侯的纳币有可能被转用来制造这些物品。

正如是,霸主在透过会盟保护中小诸侯的同时,也以宽松的方式统治他们。换言之,由霸主主导的会盟属于互惠关系。春秋时代这种由霸主统治的体制一般被称作「霸主体制」(吉本○○五)。此外,齐国的霸主体制被称作「齐霸」,下一章叙述的晋国霸主体制则被称作「晋霸」。

正如之前所述,以春秋时代的实际情况来看,管仲的故事不可能是事实。那么为何会创作出这个故事呢?

主要原因在于战国时代的人们已经遗忘霸主体制的实际情况。战国时代,大诸侯转向君主专制(君主独裁。第八章详述),靠着军备和军队发动吞并的战争,几乎所有的中小诸侯都因此灭亡。换言之,大诸侯保护中小诸侯的体制本身已经崩坏(吉本二○○五)。

此外,战国时代的楚和北狄等周边势力也开始接受中原文化,反而是中原的大诸侯开始称王号(第十章详述),「文明与野蛮」的对立结构也逐渐消失。

结果导致战国时代的人们忘记了霸主体制原本属于互惠关系的宽松统治,反而认为是相对于王道(以德统治)的霸道(以武力统治)。《管子》等记述建立新的架构,将齐桓公当作霸道的君主,而管仲是辅佐霸道的贤臣。

然而,提出王道与霸道概念的是追求社会安定的儒家思想。《管子》也部分反映了这种思想,除了富国强兵之外,还论及公平的行政与福祉政策。《管子》牧民篇「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记述不仅是为了教育作为征兵对象的农民,同时也考虑到一般大众的福祉。

顺带一提,历史上常见类似春秋时代霸主的统治体制。古希腊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希腊于西元前四九○年受到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君主大流士一世的攻击,西元前四八○年再度遭到同帝国君主薛西斯一世发动的大军侵略。雅典在两场战争中击败波斯大军,战后的西元前四七八年,多个城邦组成以雅典为中心的同盟。由于同盟的总部设在提洛岛,因此被称作「提洛同盟」,但实际上的盟主是雅典。

同时,参加同盟的城邦有义务向提洛岛支付战争费用,但如何使用这些资金是由雅典决定,自然被运用在对雅典有利的地方(桥场二○二二)。此外,退出同盟会受到军事惩罚(服部等人二○○六)。统治体制是建立在保护与义务的互惠关系之上,这与春秋时代的霸主体制非常相似。

即使是现代,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霸权。美国成为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日安保条约等联盟的盟主,与苏联和其同盟国对立。苏联瓦解后,由于尚有俄罗斯和中国等敌对势力,美国以此当作提供保护的正当性理由,现在依旧维持霸权。

作为保护同盟国的回报,美国也强制要求同盟国支付战争费用或参与战争。虽然美国的统治力不及齐霸或提洛同盟,且几乎不会对同盟国进行军事惩罚,但体制基本上大同小异。

管仲故事的原型最早出现于春秋末期,根据《论语》记载,孔子也曾提及管仲。然而,具体的记述是战国时代的齐国所创作,兼具赞扬本国历史的效果。作为齐国历史中最光辉的时期,齐桓公因此被选为故事的对象。

然而,如果只是要赞扬桓公,那么以桓公为主角即可。之所以刻意以管仲为主角,推论是因为创作这个故事的人是「稷下学士」。

战国时代的齐国,在国都临淄有一个名为「稷门」的城门,附近聚集了许多思想家(知识阶层的学者)。为此,战国时代齐国的思想被称作「稷下之学」,思想家则被称作「稷下学士」。

当时,大多数的思想家都十分关心政治,互相争论什么样的政治最适合战国时代。受到君主任用,成为官僚或大臣是这些思想家出人头地的捷径。

为此,如果以桓公当作故事的主角,那么就不需要思想家了。将故事设定为『在知识份子的建言之下才得以实现理想的政治』会更符合思想家的利益。因此便透过创作『贤人管仲向君主桓公献策』的故事,来强调思想家(自称贤人)的必要性。

因管仲的故事在齐国受到欢迎,便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都持续创作。推测是在齐国灭亡之后的前汉时代,于齐地(现在的山东省)经过编纂,最终演变成现在看到的形式。为此,《管子》混杂了多种思想,除了与法律相关的法家思想之外,也包括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元素(金谷一九八七)。可见稷下之学有多么兴盛。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管氏贵族实际存在,但从同时代资料当中无法确认有关管仲的记述,如前所述,甚至无法确定是否真的有这号人物。有可能是具体事迹并未流传至战国时代,这也使得故事创作变得更容易。

12 编按:鄄(读音:倦)城,春秋时卫国鄄邑所在地。在今日中国山东省菏泽市。参见《春秋.庄十四年》:单伯会齐侯、宋公、衞侯、郑伯于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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