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还成立了一个新的参谋部。由有能力、有学识、有修养,但为人悲观,没有得到广泛拥护的罗霍出任参谋长。他曾参与过阿卡萨城堡被围困期的探访活动。其他许多年轻的参谋(像马塔利亚纳、埃斯特拉达和塞吉斯蒙多·卡萨多·洛佩斯)同样渴望能抓住这次绝佳机遇,从而让自己功成名就。 [33]所有指挥官以及当时身处马德里的工会领导人都被召集到战争部。米亚哈对他们以英雄般的口吻发表了讲话。他没有隐瞒局势凶险的事实,并要求另外增加5万名工会成员调往前线。与此同时,参谋长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一辆意大利坦克被摧毁;在这辆坦克内,他们从一名死去的西班牙军官的口袋里找到了恩里克·巴雷拉第二天的战略部署。 [34]回到军队当中的指挥官们振奋起来,他们知道,马德里将至少不会在未加抵抗的情况下被攻陷。马德里军政府在战争部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一群热情勃发的年轻人像军官们一样,渴望赢得荣誉。然而,在领导他们的位置上是米亚哈坐卧不安的身影,他无疑在感叹自己与他们为伍。 [35](米亚哈)“过于健谈,喜欢涉及奇闻轶事,从一个话题转向另一个话题”, [36]很难对他做出客观评价。他富有同情心,沉着冷静,性格温和,并且运气不错;但他缺乏能力,爱慕虚荣。他身材矮小,看上去像是一名温文尔雅的方济各会神父。他于7月份在马德里立场上的模糊不清与他在8月份科尔多瓦的表现同样失败。
科尔佐夫显然还是担负了将模范监狱中更为重要的政治罪犯(总人数超过1,000人)运送出马德里的任务。这些政治罪犯几乎全部遭到守卫的屠杀,但官方给出的信息是他们被转移至巴拉哈斯机场几英里外,离村庄哈拉马帕拉库埃略斯不远的“一座新的监狱”。在之后的几天里,在同样荒凉的地方——圣费尔南多德埃纳雷斯(San Fernando de Henares)附近和托雷洪德阿尔多斯(Torrejón de Ardoz),又有许多人遭到处决。这些行为似乎与马德里的共产主义者们有关,其主谋是公共秩序代表塞贡多·塞拉诺·庞塞拉(不是圣地亚哥·卡里略),可能还包括科尔佐夫。苏联的别尔津将军似乎也参与其中。 [37]随后无政府主义者梅尔乔·罗德里格斯(Melchor Rodríguez)受命担任监狱长,试图阻止这种可耻的行为。十分仁慈的罗德里格斯被监狱犯人们称作“红色天使”(ángel Rojo)。
内阁勉强逃脱了相似的命运。在通往巴伦西亚的公路上,有几位部长被地方无政府主义委员会拦截在了塔兰孔。地方负责人、无政府主义者比利亚努埃瓦之前得到他在马德里的同伴们的指令,要求阻止一切出逃首都的行为。他骂道:“你们这些个懦夫,滚回马德里去算了,最起码把武器留下来。”他们只允许带着来自首都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书面指令的人通过。 [38]这就是当非洲军团在马德里兵临城下之际,政府部门的腐败堕落。
回到首都,志愿兵对喇叭内传出的激励之语做出响应,集结起来,共同抗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来自西班牙其他地区的难民。小册子、演讲和诗中到处都在宣扬:那些不相信会胜利的人们全是懦夫。这更加点燃了骑兵、正规军和民兵队伍的热情。他们严格执行着接到的命令,毫不退缩。水手安东尼奥·科利,因在乌塞拉的郊外单枪匹马摧毁了两辆坦克而声名大噪。 [39]在田园之家,本来计划抵达蒙塔纳军营的国家主义者只推进到被称作加拉比塔斯山的高地——那里有绝佳的视野,越过河谷可以俯瞰马德里,同时也是一个大炮的发射点。一直以来,共和国的指挥官们传回来的要么是对更多弹药的请求,要么是他们的兵力已经损失过半的消息。米亚哈不断地回复说援兵已经在路上了,但他的财政部地下指挥部的多数抵抗组织大部分从属于与其办公室相隔不远的苏联将军戈里耶夫。数字究竟多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每位将军在历史学家中都有不少朋友,就像在当时他们的同辈人中一样。 [40]另一方面,在炮兵指挥部,另一个苏联人沃罗诺夫少校似乎比他的西班牙上司、督察长何塞·路易斯·富恩特斯更能聚集人心。 [41]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国际旅的先头部队沿着格兰大道奔向了前线。其中打头阵的是一支由德国人和包括诗人约翰·康福德在内的一队英国机枪手组成的队伍。这支队伍起初以其领导者——前普鲁士军官、如今的共产主义者汉斯·卡勒的名字命名,但后来又改称为埃德加·安德烈营,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于比利时出生的一名德国共产主义者,他在11月4日被纳粹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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