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这种表述是不是亵渎,但我相信不是。无论如何,我坚信,如果从今天起,纳瓦拉这个受祝福地区的某个孩子出现在天堂的大门前并说他来自这里,圣彼得一定会热情地说:“太棒了!请继续前进!”
——米连·阿斯特赖将军于潘普洛纳
昨天,成千上万的男女游行到战壕边唱歌。《国际歌》的歌声直达敌军防线,迫使雇佣军们逃窜。马德里人民在城市周围设置了警戒线。同志们,这个时刻很艰难,但我们仍将获胜。我们将为自己、为我们的国家和整个反法西斯世界取得胜利。
马德里的战士和斗士万岁!我们的民兵和第五军团万岁!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万岁!新西班牙,人民的西班牙万岁!
——卡洛斯司令(维托里奥·维达利)
10月28日,在伦敦的外交总部内,外交官们于金碧辉煌的洛迦诺会议厅再次会晤。麦斯基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那些认为应当资助西班牙政府的国家(指苏联)有权像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那样,不再受不干涉协议的约束。 [1]同一天,当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们于10月26日在巴黎举行完会议后,英国工会联盟和工党通过放弃对不干涉计划的支持来响应苏联。从此以后,在英国及一些其他国家,“为西班牙援助武器”成了团结左翼 [2]的呐喊。与此同时,拉尔戈·卡瓦列罗正在马德里电台中进行广播:
致命一击的时刻已然来到。我们进行进攻的态势正在展开。
我们手中握有一支无坚不摧的机械化军事力量。我们有坦克,我们有战斗力超群的飞机。听着,同志们!当黎明到来之际,我们的大炮和装甲列车将发动进攻。很快,我们的飞机将展开攻击。坦克将向敌人最薄弱的位置开进。 [3]
从前,马德里的人们就常听到像这样富有乐观主义的预告,然而这一次,拉尔戈·卡瓦列罗讲的是实话:苏联的坦克和飞机已经抵达。
10月29日,战斗在黎明之时打响。苏军的立陶宛坦克专家保罗·阿尔曼(被称为“格里瑟”)上尉率领15辆由苏联人驾驶的T—26俄式坦克猛冲进国家主义一方的骑兵部队。 [4]这些坦克采用了新式闪电战的作战风格,新式闪电战由古德里安上校在德国推广,并在苏联受到欢迎:集中起来发动一场强力的进攻,而不是像法国惯用的那样,分散开来为步兵进行掩护。 [5]接着在狭窄的塞塞尼亚街道,坦克部队与骑兵部队之间发生了一场奇怪又不切实际的战斗。由于战前受命在坦克后方保障主要进攻的利斯特的新晋第一混成旅没能跟上,战场上的“新生怪兽们”被迫撤退。不管怎样,这些装配有重型装甲和重型机枪的坦克展现出了它们的实力。据说有一辆苏联坦克摧毁过11辆意大利坦克。另外,到目前为止,非洲军团只拥有为数不多且效用不大的意大利反坦克炮。同一天,一支由苏联喀秋莎轰炸机组成的飞行中队轰炸了塞维利亚。 [6]
第二天——虽然事先没有得到苏联坦克进攻的消息——德国外交部长诺拉特对当时以“吉列尔莫”的化名身处于西班牙的海军上将卡纳里斯发出了指示。此时,他正狂奔在荒无人烟的公路上尽情享受。诺拉特说:“考虑到‘红色们’得到的援助可能会日益增加,德国政府认为无论是陆地还是空中,白色西班牙所采取的战斗策略都无法确保赢得胜利。”因此,他命令卡纳里斯向佛朗哥提议,建议德国应当输送强大的增援部队。如果想得到增援部队的支持,佛朗哥必须答应增援部队由一个只对他负责的德国指挥官来进行指挥,并保证将对战争进行更为系统化的部署。 [7]佛朗哥接受了这些相当无理的条件。11月6日,担任指挥官的德国“面相最凶狠的将军”(希特勒本人如此描述)冯·施佩勒(von Sperrle)少将和担任参谋长的冯·里希特霍芬上校(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位著名的“王牌飞行员”是堂兄弟)率领所谓的“秃鹰军团”(Condor Legion)以“吕根岛冬季”演练为代号开始从德国赶往塞维利亚。 [8]这支军队包含有将近100架飞机:一个由4个轰炸机中队组成的战斗群,每个轰炸机中队中包含12架轰炸机、1个拥有相同兵力的战斗机群、1架水上飞机、1架侦察机以及1个实验中队。为其进行支援的有对空部队和反坦克部队以及2个装甲部队,每个装甲部队由4个坦克连组成,每个坦克连包含有4辆坦克。开始时,这支军队有将近3,800人,后来增至5,000人。 [9]里希特霍芬是纳粹德国空军技术部门首脑的两个助手之一,同时也是成长当中的德国空军的设计者之一。他是“一位有远见卓识且意志坚定的人”。
尽管“秃鹰军团”在某些方面称得上是一支革命性的军队,但其武器装备仍然很落后。一开始,大部分飞机在飞行过程中都没有配备无线电通信设备。机枪必须靠手动来重装弹药。轰炸机用的是容克52s。战斗机还在用海因克尔51s。这些笨重的飞机的飞行速度都要落后于对手苏联。
后来,一个由枪炮、地雷和信号专家组成的“北海团体”加入“秃鹰军团”。这些人在“舍尔海军上将”号和“德国”号两艘袖珍战舰上执行任务。 [10]自从战争爆发,佛朗哥一直只有5名信号军官,因此这一援助的战略价值不言而喻。利用海因克尔70飞机在共和国领域内执行拍摄任务也是一次革新。在希特勒掌权的前几年,苏联和德国的军官们曾一同在白俄罗斯的平原上进行过秘密训练,如今,他们可以在西班牙内战中规模更为庞大的战局里实行不同的战地实验。
如今的国家主义将军们看上去充满了无与伦比的自信,无疑是得到这一新近援助的缘故。为了对马德里发动最后的进攻,莫拉在阿维拉建立了指挥部。当一群国外记者询问他的四路纵队中的哪一路将攻占马德里的时候,他回复称将是马德里城内潜藏的国家主义支持者组成的“第五纵队”。 [11]这一草率的回答解释了首都内横行的谋杀行为。从10月29日开始,国家主义一方在马德里发动了一轮激烈的轰炸行动,这有部分原因是为了满足德国顾问们的好奇心,他们想见识一下民众的反应。30日对赫塔菲的攻击尤其惨烈。从此以后,直到11月6日马德里城郊的战斗开始打响以前,就像记者们描述的那样,一个又一个村镇像是一把把通向马德里的“钥匙”,接连被非洲军团打开。11月4日,赫塔菲的机场被攻陷。同一天,新式的苏联战斗机(在3日进行的实战中的首次飞行)在驱赶一个护送几架容克52s飞机的菲亚特战斗机中队时显露出了它们的优势。 [12]
佛朗哥宣布,解放首都的时刻即将来临,并告诫马德里的人们好好待在家里,“我们道德高尚、纪律严明的军队会尊重他们的”。这些话语蕴含着一种威胁,即“我们知道谁有罪,并只会对他们依法处理” [13]。要逮捕的人员名单已经列出,攻陷后的城市要建立的市政管理方案也拟好了。为居民们运送食物的卡车就聚集在距离炮兵部队后方的不远处。里斯本广播电台甚至播送了一条描述佛朗哥骑着一匹白马进入马德里的音频。
在共和国一方,尽管苏联的飞机发挥了效用,并且坦克进攻的那天让人充满希望,但战争前景再次变得暗淡。11月的3、4、5日接连动用的坦克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这主要因为西班牙人被坦克的复杂操作搞得一头雾水。首都的街道上到处都是难民、牲口和家禽。
在这场危机当中,政府进行了重组,就像一个月前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重组那样,将无政府主义者招入麾下。加泰罗尼亚杰出的无政府主义组织者加西亚·奥利弗成了司法部长;曾在7月份强烈抵制战争初期的恐怖活动的胡安·佩罗成了工业部长;来自巴伦西亚的胡安·洛佩斯·桑切斯(Juan López Sánchez)成了商业部长;来自巴塞罗那的知识分子费德里卡·蒙塞尼成了卫生部长。这些工人阶级领导者入职政府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自打9月中旬开始,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秘书长奥拉西奥·普列托就一直在催促施行这一政府重组,他是一名坚定不移的“现实主义者”,并提倡与政府进行合作。 [14]这4名无政府主义者先前已经在运动的“全体大会”中被推选为代表他们组织加入政府的人选。部长总人数从13名增加到18名,其余部长基本上维持原状。曾活跃于抵制巴伦西亚起义的左翼共和主义者卡洛斯·埃斯普拉成了西班牙的第一任宣传部长。 [15]阿萨尼亚反对让无政府主义者入职政府,但他没有能力阻止这件事。 [16]实际上,因为工业部和商业部先前已经合并为一个部门,而卫生部长以前也只是一个总理事的职位,因此无政府主义部长人数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多。全世界唯一担任司法部长的无政府主义者——加西亚·奥利弗以他出色的办事效率甚至让共和主义者们都另眼相看。 [17]然而,在任职初期,销毁囚犯的档案这件事依旧给他造成了困扰。据说那些不宜泄露的文件后来在空袭中被烧毁了。 [18]《工人团结》表示,11月4日是“国家的政治历史当中最非凡的一天”,并宣称政府已“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压迫者”。费德里卡·蒙塞尼还是西班牙历史上首位女性部长。同时,在巴黎,身处大使馆内的社会主义者阿拉基斯塔因表示,劳动者总工会已经转变成革命社会主义,并且如今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把政府当作了“一件斗争工具” [19]。
几周前,佩罗曾谈到内战胜利以后政府应当如何变成联邦制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由于已经接纳了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合作,如果通过武力把无政府主义观念试图强加给未来社会,那这样的做法既不公正也不高尚。 [20]然而,费德里卡·蒙塞尼的父亲(老无政府主义宣传员:费德里科·乌拉尔斯)告诉她这一步意味着“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清算。一旦你掌握了权力,便将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21]。她后来说:
在接受这一职务的过程中,我到底要经受住多少沉默、怀疑和内心的挣扎!对于别人,一个政府职务可以成为一个目标,可以满足巨大的野心。对于我,这简直就是在亲手葬送父母一生的心血。 [22]
同时,随着无政府主义者入职政府,无政府主义者的阿拉贡政务委员会搬到卡斯佩,并且敞开大门招揽其他党派的代表。拉尔戈·卡瓦列罗和孔帕尼斯接受了华金·阿斯卡索,政府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批准了委员会的各项职权。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共和国管辖的阿拉贡地区将一直握在无政府主义者的手中;然而,最终毁灭的种子已然撒下,这是因为,如今参与商议的有2名共产主义者、2名劳动者总工会成员以及1名共和主义者——这位共和主义者是亲共产主义的伊格纳西奥·曼特孔,不久后,他将出任司法委员。 [23]然而,实际上,现阶段的阿拉贡是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这里甚至还与外部世界保持着商业往来。他们有自己的警察部队、生产纲领和法庭——但致命的是他们没有军队。
与此同时,既自负又谨慎的莫拉、恩里克·巴雷拉和亚格将他们对马德里的进攻推迟至11月8日的黎明时分。
此次进攻计划是向坐落于大学城和西班牙广场中间、靠近曼萨纳雷斯山谷高地的城市中产阶级聚集地区发动一场闪电式进攻。这次进攻需要艰难地爬上西方公园所在的山丘,越过曼萨纳雷斯河和田园之家。在亚格率领的纵队一方,最先由阿森西奥率军从散布在西方公园尽头,长长的、像梯田一样的街道——罗萨莱斯大道径直向下,越过曼萨纳雷斯河,经过攀爬后攻占模范监狱和唐胡安兵营。卡斯特洪领兵抄向左路,并在大学城面向马德里的方向上被称作“大师基地”的学生宿舍内安营扎寨。出兵右路的德尔加多·塞拉诺将攻取蒙塔纳军营,并在王宫和格兰大道挑起战斗。巴龙和特利亚将带兵向卡拉班切尔郊区行进,试图让人们以为主要的攻击来自南方。 [24]这些纵队多数由摩洛哥人和外籍军团成员组成,领导他们的指挥官们都是年轻时期曾在里夫打过仗的人。许多意大利坦克——大概有20辆——在奥雷斯特·福尔图纳的带领下,也参与到战斗当中。从严格意义上讲,福尔图纳和他的下属们属于外籍军团的一部分。此外,还有由冯·托马率领的一部分德国坦克——两个连的“重型”坦克以及一个连的轻型坦克。
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政府最终决定离开马德里,前往巴伦西亚。他们对外宣称在战争领域内无法履行行政职责。推迟到现在才做出这一决定使政府的撤退看上去像是在落荒而逃。另外,普列托曾考虑过,像阿萨尼亚一样跑去巴塞罗那才是更为符合常理的选择。 [25]然而,在11月6日的下午,拉尔戈·卡瓦列罗突然将行动计划告诉了马德里地区的指挥官米亚哈将军,让他从今以后全权负责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事务。重要的部长、公务人员以及各个党派的政治家们随即带上包括战争部的资料在内的一切政府文件弃守马德里。 [26]反对这一举动的新晋无政府主义部长们认为之前让他们进入政府的决定纯属虚情假意,但他们对此无能为力;他们悄悄地离开,甚至没与追随者们联系。 [27]数不清的护送车队布满了通向巴伦西亚的公路,它们上面装载着政府的公文、档案以及其他材料。 [28]苏联大使馆人员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一同离开——唯一留下来的苏联官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奥洛夫。奥洛夫对路易斯·费舍尔说:“尽快离开。没有所谓的前方阵地。马德里就是前线。” [29]战争部副部长阿森西奥将军交给米亚哈和中央军指挥官波萨斯将军一人一封信,信上注明:“绝密,早上6点钟以前不要打开。” [30]随后,阿森西奥也去了巴伦西亚。米亚哈坚持要立即打开信件,取得指示。没多久,两位将军就发现这两项命令被放错了信封:波萨斯受命在塔兰孔建立一个新的指挥部。米亚哈受命建立一个由人民阵线的代表们组成、负责守护马德里的军政府,并竭尽一切所能来保卫马德里。 [31]如果米亚哈被迫撤离,他必须与剩余的军队仍然按照命令行事,并在昆卡附近,于波萨斯认为的最佳地点开辟一条新的防线。
计划中的军政府已成立,其中几乎全部是年轻人。虽然按照规定,他们的权力应与各政府政党相均衡,但如同在战争初期的各市镇一样,权力仍然掌握在最有势力的团体手中——当下的环境便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青年团和西班牙共产党。《真理报》的记者科尔佐夫忙于组织和挑选政治委员来推动战争部发展,并出席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戈里耶夫将军和另外几位苏联顾问在他们的行动任务的首领别尔津将军前往巴伦西亚之时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一股苏联式腔调席卷了共和国的宣传,就像《工人世界》告诉它的读者们那样:“努力赶上彼得格勒。” [32]
图16 马德里战役,1936年11月
马德里还成立了一个新的参谋部。由有能力、有学识、有修养,但为人悲观,没有得到广泛拥护的罗霍出任参谋长。他曾参与过阿卡萨城堡被围困期的探访活动。其他许多年轻的参谋(像马塔利亚纳、埃斯特拉达和塞吉斯蒙多·卡萨多·洛佩斯)同样渴望能抓住这次绝佳机遇,从而让自己功成名就。 [33]所有指挥官以及当时身处马德里的工会领导人都被召集到战争部。米亚哈对他们以英雄般的口吻发表了讲话。他没有隐瞒局势凶险的事实,并要求另外增加5万名工会成员调往前线。与此同时,参谋长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一辆意大利坦克被摧毁;在这辆坦克内,他们从一名死去的西班牙军官的口袋里找到了恩里克·巴雷拉第二天的战略部署。 [34]回到军队当中的指挥官们振奋起来,他们知道,马德里将至少不会在未加抵抗的情况下被攻陷。马德里军政府在战争部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一群热情勃发的年轻人像军官们一样,渴望赢得荣誉。然而,在领导他们的位置上是米亚哈坐卧不安的身影,他无疑在感叹自己与他们为伍。 [35](米亚哈)“过于健谈,喜欢涉及奇闻轶事,从一个话题转向另一个话题”, [36]很难对他做出客观评价。他富有同情心,沉着冷静,性格温和,并且运气不错;但他缺乏能力,爱慕虚荣。他身材矮小,看上去像是一名温文尔雅的方济各会神父。他于7月份在马德里立场上的模糊不清与他在8月份科尔多瓦的表现同样失败。
科尔佐夫显然还是担负了将模范监狱中更为重要的政治罪犯(总人数超过1,000人)运送出马德里的任务。这些政治罪犯几乎全部遭到守卫的屠杀,但官方给出的信息是他们被转移至巴拉哈斯机场几英里外,离村庄哈拉马帕拉库埃略斯不远的“一座新的监狱”。在之后的几天里,在同样荒凉的地方——圣费尔南多德埃纳雷斯(San Fernando de Henares)附近和托雷洪德阿尔多斯(Torrejón de Ardoz),又有许多人遭到处决。这些行为似乎与马德里的共产主义者们有关,其主谋是公共秩序代表塞贡多·塞拉诺·庞塞拉(不是圣地亚哥·卡里略),可能还包括科尔佐夫。苏联的别尔津将军似乎也参与其中。 [37]随后无政府主义者梅尔乔·罗德里格斯(Melchor Rodríguez)受命担任监狱长,试图阻止这种可耻的行为。十分仁慈的罗德里格斯被监狱犯人们称作“红色天使”(ángel Rojo)。
内阁勉强逃脱了相似的命运。在通往巴伦西亚的公路上,有几位部长被地方无政府主义委员会拦截在了塔兰孔。地方负责人、无政府主义者比利亚努埃瓦之前得到他在马德里的同伴们的指令,要求阻止一切出逃首都的行为。他骂道:“你们这些个懦夫,滚回马德里去算了,最起码把武器留下来。”他们只允许带着来自首都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书面指令的人通过。 [38]这就是当非洲军团在马德里兵临城下之际,政府部门的腐败堕落。
回到首都,志愿兵对喇叭内传出的激励之语做出响应,集结起来,共同抗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来自西班牙其他地区的难民。小册子、演讲和诗中到处都在宣扬:那些不相信会胜利的人们全是懦夫。这更加点燃了骑兵、正规军和民兵队伍的热情。他们严格执行着接到的命令,毫不退缩。水手安东尼奥·科利,因在乌塞拉的郊外单枪匹马摧毁了两辆坦克而声名大噪。 [39]在田园之家,本来计划抵达蒙塔纳军营的国家主义者只推进到被称作加拉比塔斯山的高地——那里有绝佳的视野,越过河谷可以俯瞰马德里,同时也是一个大炮的发射点。一直以来,共和国的指挥官们传回来的要么是对更多弹药的请求,要么是他们的兵力已经损失过半的消息。米亚哈不断地回复说援兵已经在路上了,但他的财政部地下指挥部的多数抵抗组织大部分从属于与其办公室相隔不远的苏联将军戈里耶夫。数字究竟多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每位将军在历史学家中都有不少朋友,就像在当时他们的同辈人中一样。 [40]另一方面,在炮兵指挥部,另一个苏联人沃罗诺夫少校似乎比他的西班牙上司、督察长何塞·路易斯·富恩特斯更能聚集人心。 [41]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国际旅的先头部队沿着格兰大道奔向了前线。其中打头阵的是一支由德国人和包括诗人约翰·康福德在内的一队英国机枪手组成的队伍。这支队伍起初以其领导者——前普鲁士军官、如今的共产主义者汉斯·卡勒的名字命名,但后来又改称为埃德加·安德烈营,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于比利时出生的一名德国共产主义者,他在11月4日被纳粹处决。
其次是由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组成的巴黎公社营,领导他们的是法国前正规军军官朱尔斯·杜蒙。一直以来信奉共产主义的他曾身处阿比西尼亚,并因关于该主题的演讲而被人熟知。 [42]皮埃尔·雷比埃担当了政治委员的角色。第三支部队主要由近期生活在法国或比利时的社会主义者和信奉共产主义的波兰矿工组成的东布罗夫斯基营,领导他们的是波兰人博莱斯拉夫·乌兰诺夫斯基。这三支队伍中都包含有在阿拉贡地区和塔霍河谷的战斗中幸存下来的部分德国人、法国人和波兰人。整个旅(之所以被称作“第十一旅”是因为共和军内当时已经建立了另外十个新晋“混成旅”)由匈牙利人“克莱贝尔来进行指挥”。在抵达马德里之前经过拉曼恰的时候,农民们对他们大喊“留下来”和“你好”,他们则大声回复道“红色前线”和“到处都是苏联人”。如今,这些看上去纪律严明的人,身着灯芯绒军装,头戴铁制头盔,后面跟着两支法国骑兵中队,给本以为首都会失守的马德里当地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许多人认为苏联终于出手了。随后格兰大道的各家阳台上响起了“苏联万岁”的呼喊声。
11月8日夜晚,第十一旅准备就绪。 [43]埃德加·安德烈营和巴黎公社营两支部队被派往田园之家。东布罗夫斯基营前往比利亚韦德与利斯特和第五军团会合。
有一种说法是国际旅拯救了马德里。英国大使亨利·奇尔顿爵士甚至向他的美国同僚保证“守卫马德里的军队中根本没有西班牙人” [44]。然而,第十一国际旅只有将近1,900人。 [45]于11月13日抵达马德里前线的第十二国际旅有大概1,550人。 [46]单从人员数量上来看,这些部队的规模无法扭转局势。此外,在国际旅到达前的11月7日,共和军挫败了恩里克·巴雷拉的进攻。加兰和罗梅罗两位上校率领第三和第四混成旅阻止了叛军渡过曼萨纳雷斯河(先前的骑兵部队在第三旅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国际旅的勇敢和丰富经验在之后的几场战斗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际旅作为榜样点燃了首都民众的热情,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没有被抛弃。11月8日夜晚,共和国代表、通信部副部长费尔南多·巴莱拉发表了具有一定实际意义的讲话,他在马德里电台中宣称:
马德里是区分自由和奴役的边界。在马德里,两个不相融合的文明进行着他们伟大的斗争:爱对抗着仇恨,和平对抗着战火,基督的博爱对抗着教会的独裁……这就是马德里。它在为西班牙而战,为人类而战,为公平而战,它用由鲜血组成的披风保护着全人类!马德里!马德里! [47]
然而,许多国家从派驻在格兰大道或佛罗里达酒店的知名记者,如塞夫顿·德尔默、亨利·巴克利以及文森特·希恩那里得知,马德里即将沦陷。
11月9日,兵败田园之家的恩里克·巴雷拉在卡拉班切尔防御地区发起了新一轮进攻,这次他没有进行佯攻,但摩洛哥人被巷战搞得晕头转向,无法前进。在荒凉地区或在开放的郊区,他们是优秀的战士,但在陌生的城市内,他们随机应变的能力还不够。对于对战方也是如此:事实上,照目前看来,共和国很可能因为在城市内居住的民兵对于农村地区太不熟悉而失败。此外,共和军在马德里拥有60门大炮,并且对于亚历杭德罗·萨马罗少校和他的苏联顾问沃罗诺夫少校,电话大楼是绝佳的观测地点,因此大炮的射击非常精准。 [48]在田园之家,克莱贝尔召集国际旅,在雾气蒙蒙的夜晚,发动了一次进攻。“为了革命和自由——向前冲!” [49]在冬青树树林中,战斗彻夜进行,一直持续到11月10日的上午。当日,国家主义者只攻下了田园之家中的加拉比塔斯山,但第一国际旅的兵力损失了三分之一。恩里克·巴雷拉放弃了穿过田园之家向马德里发动正面进攻的计划,然而在卡拉班切尔,惨烈的战斗还在持续,老旧的军事医院内上演着肉搏战。从战斗开始,对首都轰炸的频率不时有所上升。由于纵火被当作营造恐慌的最佳手段,因此飞机在轰炸中特别投掷了燃烧弹。与此同时,政府的轰炸机于11日在阿维拉机场成功摧毁了一部分停在地面上的容克飞机和海因克尔飞机,这些飞机隶属于埃伯哈德上尉率领的飞行中队。 [50]
11月12日,敌军在卡拉班切尔的久攻不退,使戈里耶夫、罗霍和米亚哈确信下一轮进攻将会针对马德里通向巴伦西亚的公路。他们向该前线防御地区派出了新组建的第十二国际旅,其中包括分别由德国人、“法国—比利时人”和意大利人组成的台尔曼营、安德烈·马蒂营以及加里波第营。指挥这个旅的是卢卡奇将军(化名),他实际上是匈牙利小说家马塔·扎尔卡。与克莱贝尔相似,他曾在一战中为奥地利军队效力,被苏联俘虏以后加入红军,如今的他参与革命的时间比曾经写作的时间还长。巴托夫上校担任了他的苏联军事顾问。与齐格弗里德(又称“齐格飞”,《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屠龙者)的外表一样出众、才华横溢的德国共产主义作家古斯塔夫·雷格勒成了该旅的政治委员,而最开始担任这一职务的是意大利共产主义者隆戈。卢卡奇还有两名来自保加利亚的参谋,他们分别是卢卡诺夫(“贝洛夫”)和科佐夫斯基(“彼得罗夫”)。 [51]在第十二国际旅中,由德国人组成的台尔曼营由小说家路德维希·雷恩指挥,他根据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反战小说《战争》让他声名大噪。曾经当过议员的巴伐利亚共产主义者汉斯·贝姆勒担任雷恩的政治委员。有18名英国人从属于这支队伍,其中包括温斯顿·丘吉尔的一个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侄子埃斯蒙德·罗米利(Esmond Romilly)。由意大利人组成的加里波第营由共和主义者伦道夫·帕恰尔迪指挥。 [52]曾经与墨索里尼共事的社会主义者彼得罗·南尼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连长。当时总共有17个不同国家的代表。
这支武装力量尽管人才济济,但与第十一国际旅相比,战争准备还不够。杀进战场后,语言问题阻碍了发号施令,这个旅的指挥陷入了一片混乱。(卢卡奇在对外国语言的了解和领导能力上比不上克莱贝尔。)这支旅在战斗的时候意志消沉。炮兵的支援未见成效,有的连队无所适从,苏联坦克部队再一次失去了与步兵保持充分协调的机会。战斗持续了一整天,但被当作进攻目标的天使之山久久未能攻破,这座山在地理位置上位于西班牙的中心。反攻失败了。苏联在11月13日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同样没有成功地将飞行速度更慢的叛军飞机驱逐出去。 [53]
此时,杜鲁蒂率领着由4,000名无政府主义志愿兵组成的第十二国际旅赶到马德里,费德里卡·蒙塞尼说服他们离开了阿拉贡。 [54]费德里卡·蒙塞尼和司法部长加西亚·奥利弗都希望在前线建立一个可以独立操控的防御地区,并同时希望得到更多武器。这两项要求得到勉强答应,但费德里卡·蒙塞尼得到的步枪还是苏联在自由军火市场上购买的瑞士1886式步枪。米亚哈同意派这群无政府主义者赶往田园之家进行火力支援。于是,杜鲁蒂受命于11月15日发起进攻,并得到了共和国所有大炮和飞机的支援。发给他的命令含糊不清,但表明了要对敌人发动正面进攻。另一名无政府主义领导者认为“这样做是愚蠢的,他们是想用一场失败来让我们蒙羞……共产主义者不可能让杜鲁蒂成为首都的救星” [55]。不管怎样,当战斗打响时,摩洛哥人的机枪——当然,他们从未见识到过——吓得无政府主义者不敢应战。暴跳如雷的杜鲁蒂下令必须在第二天发动新一轮进攻。恩里克·巴雷拉在德国“秃鹰军团”的第一次掩护下,抓住这个时机再次向前推进。 [56]阿森西奥纵队的先锋部队三次冲向曼萨纳雷斯河,三次全被击退。最终,阿森西奥在位于蒙克洛亚宫下方的河边得到一处落脚点。经过一轮疯狂的大炮轰击和空中轰炸后,两个摩洛哥营和外籍军团的一个步兵连强行渡河。他们发现前方的纵队(由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组成的自由纵队)已经撤退,而且没有人顶替他们的位置。国家主义者通向大学城的道路几乎畅通无阻。他们很快翻过了山。建筑学院和其他邻近建筑被攻占。第十一国际旅从田园之家被派去保护哲学与文学馆。但有越来越多非洲军团的士兵以及来自德尔加多·塞拉诺和巴龙纵队的士兵越过曼萨纳雷斯河。 [57]
在大学城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可怕的乱局当中夹杂着各种语言的嘈杂声,频频响起用多种语言唱出的《国际歌》以及国民军与共和军相互的对骂。德国共产主义者高唱的进行曲为实验室和文学馆正在倒塌的砖墙带来了一种德意志民族特有的悲壮。无政府主义者与国际旅的士兵情同手足。黑暗中低沉的指令声发向前来保卫一座未曾见过的城市的士兵们:“台尔曼营,做好准备!”“安德烈·马蒂营,快撤退!”“加里波第营,向前进!” [58]在数小时的炮轰和飞机轰炸中,双方都没有退让,之后,他们在分割的房间里或楼层里展开了肉搏战。在仍未建成的临床医院,台尔曼营放进电梯里的炸弹在隔层的摩洛哥人面前爆炸;在这栋大楼里,摩洛哥人由于吃了出于实验目的而被注射了预防针剂的动物而元气大伤。交战双方都表现出十足的勇气。东布罗夫斯基营中一个由波兰人组成的连队在法国学院的委拉斯开兹的故居内血拼到最后一人。一个由摩洛哥人组成的前进护卫队再次在蒙克洛亚广场击退了杜鲁蒂领导的无政府主义者,这里是马德里区域内最靠外的一个广场,这支部队开始沿着公主街一路杀向前方。一部分人甚至径直通过罗萨莱斯大道抵达西班牙广场。所有人最终都被杀。然而,谣言“摩尔人在西班牙广场”并不十分可靠。米亚哈为了重振民兵们的士气冲到战斗前线。“懦夫!”他大喊,“死在你们的战壕里吧!与你们的米亚哈将军死在一起!” [59]
11月19日,战斗正酣之际,在模范监狱的战线上,杜鲁蒂受了重伤。第二天他死在了为加泰罗尼亚民兵队伍改造成医院的里茨酒店。据说他的死因是中了一枚来自大学城的流弹,也可能是他在下车时被自己的步枪误伤。还有传言说他死于他自己的一个“不听管”的手下,这个人对入驻政府的无政府主义新政(自8月起,杜鲁蒂一直在提倡“无纪律的纪律”)怀恨在心,但没有证据证明其真实性。 [60]巴塞罗那为杜鲁蒂举行了盛大的葬礼。8—100人宽的游行队伍在巴塞罗那最宽广的街道对角大道上行进了一整天。到了夜晚,有20万人发誓要坚守这位死去的人的信念。然而,时年40岁的杜鲁蒂的死标志着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时期的终结。一名无政府主义诗人声称,活着的杜鲁蒂会用他的崇高造就“一大批杜鲁蒂”来追随他。他的想法是错误的。
与此同时,佛朗哥尝试通过轰炸来迫使马德里投降,他似乎曾在葡萄牙记者面前表示过,即便是摧毁马德里,也不能把马德里留给“马克思主义者们”。刚投入战斗的“秃鹰军团”的德国军官们想要见识一下,面对试图让城市内挨个地区都燃起火焰的周密的进攻部署,平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轰炸目标还包括像电话大楼和战争部这样在倒塌后会造成巨大破坏的建筑。空袭的同时,还伴随着从加拉比塔斯山发起的燃烧弹的炮击。从11月19日起,一直到11月22日,尤其是在夜间,萨伏亚81s和容克52s轰炸机持续进行轰炸,有将近150人丧生。 [61]当时,历史上还没有哪座城市经受过如此的考验——但几年以后,伦敦、汉堡、东京和列宁格勒(圣彼得堡)都遭到类似的轰炸——就像当时马德里的广播评论员们不加掩饰预示的那样。苏联战斗机无法在夜间维持有效反击。然而,空袭并没有在战略和心理上产生什么作用,这是因为,就像后来被人熟知的“航空心理战”那样,相比于恐惧,轰炸更容易激发出仇恨。只有近百座房屋被摧毁,电话大楼并未遭到破坏。阿尔瓦公爵的城市住宅——百合宫被炸弹击中,但民兵们成功地转移了里面多数的艺术佳作。 [62]《巴黎之夜》的记者路易斯·德拉普雷在他的日记中像末世预言般地写道:“噢,古老的欧洲,总是布满着你可恶的争斗和置于死地的阴谋,愿上帝保佑你不会被鲜血呛死。” [63](在一次空袭中,他身负重伤。几天后,在乘坐回国的飞机时,他抱怨他的编辑没有把他最能引起轰动的新闻报道发布出来。 [64])
在大学城进行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1月23日。此时,这一地区已有四分之三落入了莫拉的手中。临床医院、圣克里斯蒂娜医院和卫生与癌症研究所是他深入得最远的地方。他在向蒙克洛亚广场行进的过程中遭到哲学与文学馆防御部队的持续抵抗。如今,两支几乎精疲力竭的军队都开始深挖战壕和建造防御工事。国家主义者已经意识到往马德里再前进一步将遭受巨大损失。共和军也清楚要击退他们的敌人同样十分困难。小心且适当进行远距离轰炸袭击的苏联飞机,有效地为共和国一方提供了全方位的保护。11月23日,佛朗哥在莱加内斯主持了一场由国家主义指挥官参加的会议。此次会议气氛凝重。叛军的将军们商定他们应该撤回对马德里的正面攻击。下一轮进攻将试着采取包围策略,因此,莫拉在格兰大道的研磨咖啡馆享用咖啡的美梦要落空了。 [65]
在马德里的这些著名战斗中,死亡人数一直富有争议。尽管死亡人数可能比推测出的要少,但鉴于双方参战的人数是3万—4万人,双方总共的伤亡人数大概是1万人。 [66]
虽然只有部分城区被包围,但如今的马德里陷入了所谓的被围困的状态。莫拉所称的“第五纵队”持续遭到各种打击,尤其是针对那些被怀疑在夜晚乘坐“来路不明的汽车”进行纵火的人——这一破坏计划出自医学院的长枪党头目伊格纳西奥·阿雷瓦洛(Ignacio Arevalo),他于不久后被杀。一天夜晚,在位于费尔南多·埃尔桑托大街的芬兰大使馆内,敲门的警察被拒之门外。有个人从门里开了枪(有一名警察被打中)。最终,安全局局长、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塞拉诺·庞塞拉和哪里有事到哪里的科尔佐夫带领警察破门而入,他们在里面发现了525名西班牙资产阶级分子。除了一名西班牙雇工,大使馆的官员们已全部离开,前往巴伦西亚。 [67]另外一起在入冬时发生的标志性事件是比利时专员德博什格拉夫男爵遇刺案。他曾说服他的几名在国际旅的同胞逃离战争。一天晚上,他和另外两个人的尸体在马德里城外被发现。 [68]当时,马德里几乎所有大使馆的人员都被转移去了巴伦西亚,美国大使馆的一名人员是他们当中最后一个离开的。然而,外交形势一直很微妙,正当逗留在圣让德卢兹的大使们觉得这个夏季无限漫长时,一少部分官员却在马德里一直照管着右翼难民。
12月13日,国家主义者们试图继续推进于10天前展开的试探式进攻,其目的是阻断位于瓜达拉马山脉的共和军,并最终从北方包围马德里。 [69]在战斗的过程中,为了到达距埃斯科里亚尔不远的马德里—科卢那公路,国家主义者们进行了激烈战斗。这次战斗由奥尔加斯指挥,他刚刚受命顶替了莫拉的位置,成了马德里战线的最高指挥官。恩里克·巴雷拉负责指挥阵地作战。他手下集结了18,000名步兵和骑兵,这些士兵分别组成了由加西亚·埃斯卡梅斯、巴龙、萨恩斯·德布鲁亚加和莫拉斯代里奥带领的4个机动旅。 [70]与往常一样,战斗开始时,国家主义者率先实行疯狂炮轰。12月14日,国家主义者从位于卡斯蒂利亚平原上的一个孤独的市镇开始推进,这里由一个小修道院控制。当日夜晚,该市镇被攻破。这里的共和国防御部队由许多不同种类的部队组成,他们的领导者是共和国军官巴尔塞洛少校。与许多其他正规军士兵一样,巴尔塞洛由于被共产党的纪律折服而加入了共产党。帕夫洛夫将军率领一支苏联坦克部队投入战场,他刚受命从克里沃申手中接过由苏联运到西班牙的坦克以及两个国际旅的指挥权(从属于台尔曼营、巴黎公社营以及康福德和罗米利部队的两个英国志愿军团体在通往博阿迪利亚的公路上的冬青树下进行了首次会面)。东布罗夫斯基营和台尔曼营挺进了国家主义者撤出的博阿迪利亚。之后,国家主义者包围了他们。一场恶斗接踵而至,双方损失惨重。东布罗夫斯基营和台尔曼营共有78人死在了这座城镇。台尔曼营第一连中10名英国成员只活下来2个人。 [71]另一场激烈的肉搏战发生在附近的苏卡公爵城堡,守卫城堡的共和国国民警卫队最终留下100具尸体后撤离。这场战斗过后,只攻取博阿迪利亚和向北5英里外的卡尼亚达新镇的国家主义者们收回了他们的攻势。
图17 博阿迪利亚和科卢那路的战役,1936年11月
没等这几场战斗结束,共和国在科尔多瓦战线发动的进攻就以失败而告终。马丁内斯·蒙赫将军刚刚组建了一支南方共和国军,由苏联人梅列茨科夫担任顾问,指挥的纵队转变为混成旅。国家主义者的小幅度推进已经开始,共和军判断予以有力反击是明智的。这场战斗诞生了那份著名的公报:“一天中,(我们)继续前进的同时没有丢掉任何一寸领土。”此时,国际旅中英国志愿兵的人数已经足以组成一个纯粹的英国“第一连”,这145名士兵如今从属于由波兰人“沃尔特”(什夫泽夫斯基)将军指挥的第十四国际旅中的法国马赛曲营。 [72]统领这些英国撒克逊人的正是曾在卫兵旅中短暂担任过军官的乔治·内森上尉,他曾在一战期间荣升为连队军士长。他在西班牙担任领导者的职务可谓名副其实——足智多谋,像狮子一样勇敢,并且广受爱戴。 [73]这支英国连中有一个小队由爱尔兰人组成,据说这些爱尔兰人全部曾“在爱尔兰参与过军事行动”。他们英勇的领导者弗兰克·瑞安(Frank Ryan)自1918年以来一直是爱尔兰共和军中的极端分子。 [74]这个连于平安夜乘火车赶往安度哈前线。在12月28日和29日,同旅的剩余部队在战斗中没能攻占小村庄洛佩拉。连政治委员、共产主义诗人拉尔夫·福克斯也在这场战斗中死去。 [75]另外一位著名的英国诗人约翰·康福德在他21岁生日的前一天也牺牲了。 [76]同样死于这场战斗中的还有凯波·德利亚诺的副官、斗牛士出身的长枪党人,如今的纵队指挥官“阿尔加瓦人”佩佩。他死得和生前一样,充满暴力。他曾坦诚地说:“我们杀害了许多人,这不假,但最后他们还有可以坦白的机会,只是他们没有坦白。你可以看出差别所在。” [77]这场战斗结束后,叛军占领了将近1,000平方英里(约2,590平方公里)肥沃的土地,包括几座市镇以及位于卡皮奥的水电站。与往常一样,共和军在撤退时枪毙了所有他们认为支持右翼的囚犯,尤其是在蒙托罗。
这次战斗失败后,安德烈·马蒂出现在沃尔特将军的指挥部,马赛曲营的指挥官加斯东·德拉萨勒少校被指控为从事间谍工作的国家主义者,经过审判后被执行枪决。这位少校在临死之前大喊冤枉,并诅咒马蒂,他还乞求控告他的战争委员会主席阿尔萨斯人普茨上校出面干涉。其实,即使德拉萨勒有可能为某人担任间谍,那大概也是为法国政府效力,而非为佛朗哥。 [78]
——
圣诞节过后,国家主义者们为了切断马德里—科卢那公路发起了新一轮攻势。在博阿迪利亚进行战斗的纵队得到了应征部队和长枪党的支援,这些支援部队曾在卡塞雷斯接受过德国军官的训练。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由共和军在马德里阵线重组的军团(由米亚哈指挥),其下属有5支部队,分别由尼诺·纳内蒂(来到巴塞罗那的一名意大利共产主义者,他曾于8月份在韦斯卡统领过由加泰罗尼亚青年组成的一个营)、莫德斯托(非洲的西班牙共产主义前战士以及第五军团的组织者)、佩雷亚和普拉达两位正规军上校以及何塞·玛利亚·加兰指挥。国家主义者面临的主要进攻压力来自莫德斯托的部队,这支部队包括由埃尔·坎佩西诺、路易斯·巴尔塞洛、西普里亚诺·梅拉和古斯塔沃·杜兰领导的新混成旅。梅拉是从战争当中成长起来的一名著名无政府主义指挥官,杜兰曾经是一名作曲家——多数是为电影谱曲——他成为一名指挥官,并在圣诞节前担任了克莱贝尔的参谋长。 [79]战斗于1月3日正式打响。巴龙率军从卡尼亚达新镇出发,沿着公路向前推进,并于1月4日抵达了位于马德里—埃斯科里亚尔铁路上拉斯罗萨斯的第一批住宅。在右路,加西亚·埃斯卡梅斯和萨恩斯·德布鲁亚加在波苏埃洛遭遇顽强抵抗。由于这一地区为数众多的夏日别墅为守军提供了良好的掩护,因此战线推进缓慢。为了增援,克莱贝尔将巴黎公社营派往波苏埃洛,将埃德加·安德烈营和台尔曼营派往拉斯罗萨斯。1月5日,由于浓雾天气而停战一天后,国家主义者发起了新一轮攻势。坦克和移动火炮在向前推进前先进行轰炸,之后先掀起两波步兵攻势,然后出动更多的坦克。共和军战线四处溃败。国家主义一方的那些德国军官们对这种闪电式打法偏爱有加,他们以无情的客观态度,继续把西班牙当作“欧洲的奥尔德肖特”。
不久前,在波苏埃洛,6辆装有以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的设计为原型的37毫米火炮的苏联装甲车致使25辆德国梅赛德斯轻型坦克报废——这导致德国的武装制造进行了大量修改。 [80]现在,巴尔塞洛、埃尔·坎佩西诺和西普里亚诺·梅拉率领的旅互相之间失去了联系,并且弹药也已耗尽。总指挥米亚哈被迫向前线发射空包弹,因为他推测听到枪响的人将会继续防守。为了防止士兵躲在战壕里停止不前,他甚至还上演了一场假装处决逃兵的戏码。灾难逼近的意味使利斯特带领的旅从马德里调出,并让拉尔戈·卡瓦列罗同意从科尔多瓦派出第十四国际旅。
然而,国家主义军队并没有停止向前推进的步伐。奥尔加斯率领他的纵队抵达了拉斯罗萨斯的主干道,并穿过了波苏埃洛(尽管该市镇没有被攻破)。但是,国际旅的机枪让奥尔加斯的纵队遭受重创。1月6日,台尔曼营被派往拉斯罗萨斯进行全力抵抗,并且不准其后退半步。之后该命令得以修正,但由于当时整个营被包围,因此信息无法传达。面对坦克、飞机和步兵的攻击,台尔曼营一整天都在坚守阵地。摩尔人——在国家主义进攻大军中可能还有许多摩洛哥人——攻击了他们的几个战壕,并将留在战壕里的伤员用刺刀刺死。然而,德国人并没有就此罢休。第二天,克莱贝尔向队伍下达了向前挺进的新令。幸存者们不情愿地回复:“不可能了。台尔曼营已经被消灭。” [81]台尔曼营第一连的连长沃尔特 [82]在这场战斗中遭遇了一次恐怖的经历,他曾偶然碰到一具“秃鹰军团”飞行员的尸体,这个飞行员曾与他在同一个飞行中队中服役。 [83]
1月9日,国家主义者们以惨痛的代价攻占了从位于铁门的马德里最后一批住宅到拉斯罗萨斯之间长达7英里的改建公路。1月10日,第十四和第十二国际旅抵达了马德里,其中包含有英国第一连。当时,英国第一连的连长是共产主义者乔克·坎宁安(Jock Cunningham),1920年,他曾因在牙买加领导阿盖尔与萨瑟兰高地战士发动叛变而被捕入狱。 [84]内森接替了倒霉的德拉萨勒成了马赛曲营的营长。第十四国际旅中的一支德国部队在科尔多瓦完成战斗后接着又行军了48个小时,他们要求得到12个小时来补充睡眠,但他们的波兰指挥官大声呼喊道:“政府需要的是最出色的军队,你们就是这支军队,或者你们觉得第十四旅不配这个称呼吗?”心怀不满的军队继续赶往前线,这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一名波兰指挥官呵斥一支德国军队。第二天,在浓雾(在马德里很少见)和严寒中,共和国发动了反击。第十二国际旅到达马哈达翁达,第十四国际旅到达拉斯罗萨斯——第十四国际旅的一个营迷失在大雾中,并从此失去了联系。帕夫洛夫率领的苏联坦克部队出击并碾压敌兵,但没能向敌方逼近。战斗持续到1月15日,交战双方开始筑建防御工事。在10天的时间里,双方损失了15,000人。奥尔加斯保住了7英里长的主干道,米亚哈阻止了山区被孤立。这样便出现了难以打破的军事僵局。 [85]叛军已经注意到他们对手的反抗能力已经提升,并将其归因于“国外高水平指挥官” [86]的参与、纪律的增强和新式武器的装备。
与此同时,1,300英里长的战线中未燃战火的地方并没有出现任何军事动向,因为此时的交战双方都没有足够的现代武器来再多打一场战争。共和军的士兵数量充足,但在总参谋部看来,这些士兵中的多数人都太靠不住(像在阿拉贡时一样),训练得太不到位(像在南方一样),配备的武器又太落后(像沿着坎塔布连海岸地带一样)。许多所谓的前线仅仅是“在一条条从岩石中开辟出来的狭窄的战壕并带有石灰岩堆成的原始孔洞”。12名哨兵可能会出现在“战壕的各个地方,战壕前面有带刺的铁丝网,山坡向下是一个似乎无底的沟壑,对面是光秃秃的山丘” [87]。比如,在阿拉贡,每一座山的山顶上都可能有一群衣衫褴褛、肮脏不堪的人,他们可能是国家主义者,也可能是共和国的人,当子弹偶尔经过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包裹在他们的旗帜中瑟瑟发抖”——有时,也会响起怂恿叛逃的声音,内容充斥着在敌方所享有的美好画面以及大声谩骂。实际上,在单独一个连的防御地段前,有时候国家主义者一晚上会叛逃5个人。共和国给每一个从敌营叛逃的士兵50比塞塔,如果逃兵身上带有武器则给100比塞塔——并不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回报——在战争的这一阶段,共和军也出现了士兵叛逃的情况。从双方逃兵的人数看,共和军大概占少数。不过,在多数情况下,叛逃的士兵都是战争初期在他们心存敌意的地方被抓来当兵的,他们假装为其效力不光是为了保全性命,同时也在一直等待叛逃的机会。
红十字会不屈不挠的人道主义者朱诺德博士为了能试着让交战双方互换囚犯而选择在圣让德卢兹落脚,这些人大多数是在战争初期被逮捕的囚犯,而非被俘虏的士兵。红十字会在萨拉曼卡和巴伦西亚建立了分支机构,由日内瓦负责沟通工作。囚犯名单被编撰成册,有时,红十字会代理人会将某些人与某个战俘营的囚犯及其家属进行对换。负责可接受的囚犯交换行为的共和国部长希拉尔提出一项交换10,000人的计划——但国家主义者一方并不愿意,最终只有100多人被交换。 [88]在红十字会办事处,敌对双方的人员擦肩而过,即便是悲伤也掩盖不住他们对彼此的仇恨。朱诺德后来讲述了伊莎贝拉的故事。身为狂热君主主义者的她为了她的兄弟已经与共和国当局纠缠了好几个月。最终消息传来:“她的兄弟与另外10人一同被处决,并且已经下葬。”伊莎贝拉没有流下泪水,但脸色惨白,而她回去时碰到的卡洛塔则失去了未婚夫。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故事。她们见到彼此立即就能体会到对方的感受。在相同的蔑视和仇恨气氛中,她们在路过的时候避开了对方。但卡洛塔后来说道:“她至少还可以去他们的坟墓看看。但我将永远也不知道我的未婚夫死在了哪里,永远也不知道。” [89]
不管怎样,西班牙1936年冬天的特别之处在于,国家主义者用长长的卡车车队装满了食物,他们准备一攻破马德里,就立即为这座城市提供食物。他们的食物在雨雪中渐渐腐烂。1英里之外,在共和军后方,马德里的人民克制地食用着大米和面包,饥饿的现象愈加严重。这一状况源于革命运动初期乱杀牧群和资源的直接浪费。经济整体处于混乱中。眼下,在共和国地区还有100万名难民,秋季期间,这些难民在一个又一个省份之间到处逃窜。
有一件事对战线上的双方都产生过强烈的影响,这件事就是对何塞·安东尼奥的审判。此次之所以要对长枪党领袖(从7月份至今一直被关押在阿利坎特监狱,他显然是被一个敬仰他的监狱长细心照料)进行审判,不过是因为如果“军事反抗”失败,他们的头号敌人将毫发无伤。
交换何塞·安东尼奥的计划落了空——政府没能接受这一计划的原因似乎是惧怕失去拥护者们的支持。虽然在“斯佩伯爵”号上的德国名誉领事冯·克诺布洛赫和卡尔斯海军上将已经做好了接应的准备,但在阿利坎特,为了营救何塞·安东尼奥而发动突袭的危险之举没能取得成功。长枪党民兵组织领导人阿古斯丁·阿斯纳尔乘坐德国鱼雷艇——“伊尔迪斯”号乔装来到阿利坎特,他本想对当地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组织实施贿赂,然而,即便以800万比塞塔作为酬劳,最终也没能在阿利坎特找到帮助他的人。 [90]后来,何塞·安东尼奥提出乘飞机到萨拉曼卡尝试进行内战期间的和平磋商,同时,为保证他不会逃跑,他会把他在狱中的亲人留作人质。政府予以了拒绝。 [91]
何塞·安东尼奥在一个地方法官面前得到了正规审判,他通过阅读《前进报》的社论为自己进行辩护,并以此表示他的立场与佛朗哥和君主主义者们并不相同。在审判期间,曾有一名民兵作为控方证人被传唤出庭。何塞·安东尼奥在为自己进行辩护时,法官询问这位民兵,道:“你痛恨被告吗?”证人回复说:“我恨之入骨。”最终,这位自始至终都保持尊严的长枪党缔造者被判处死刑。有人要求对他的兄弟米格尔和他兄弟的妻子进行同样的审判,何塞·安东尼奥以他那从未被敌人否认过的骑士精神为他们辩解。他在结束时表示:“生命不是游园会结束时绽放的一场烟火。”最终,他的亲人只受到监禁的惩处。何塞·安东尼奥本人则不可能得到如此宽厚的对待。居住在马德里的前任罗马尼亚外长的妻子、与阿萨尼亚私交甚好的比贝斯科公主,打电话恳求总统免除何塞·安东尼奥的死刑。阿萨尼亚沮丧地回复称,他对此无能为力,因为他也是一名囚犯, [92]尽管他已经两次通过干预阿利坎特的行政长官赫苏斯·蒙松的判决救过何塞·安东尼奥的性命。 [93]据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记录,议会于11月20日批准死刑,然而,就在讨论进行过程中,传出有人在法律上反对执行死刑的消息,阿利坎特的地方大佬们担心判刑会从轻发落。 [94]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反对执行死刑,因为他们认为何塞·安东尼奥是“一位为他的祖国寻求解决方法的爱国主义者” [95]。所有部长似乎都在投票支持减轻刑罚。实际上,从长远来看,处死何塞·安东尼奥对佛朗哥大有裨益,因为他是7月大屠杀幸存下来的右翼分子中另外一位领导人物。然而,阿利坎特当局并没有遭到任何阻拦;事实上,很多判决的执行并不会询问政府的意见。 [96]
11月20日,何塞·安东尼奥在阿利坎特监狱的院子里被枪毙,与他一同被执行枪决的还有另外两名长枪党人和两名卡洛斯主义者。他最后的请求是希望死后他被枪决的内院可以被清理干净,“这样我的兄弟米格尔将不会踏入我的鲜血中” [97]。在何塞·安东尼奥被枪毙当天的几乎同一时刻,与他属于同一时代的杜鲁蒂在马德里的里茨酒店因重伤而死。两位西班牙“他们时代的英雄”死去,将道路留给了不及他们“宽厚”的继承者们。何塞·安东尼奥留下的意志中充满了对构建未来西班牙的建设性观念——这得到了普列托的支持,不过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很长一段时间,国家主义一方的媒体并没有提及这一处决。他被当作“不在场的一个人”。自1933年以来,出于对法西斯主义者的效仿,当在仪式中念起长枪党烈士名字的时候,长枪党人都会高呼“在场”。他们听到何塞·安东尼奥的名字也会继续大喊“在场”。那些知道领袖已经去世的人的行为总是就像他们认为领袖还在世一样。
另外一件涵盖整个战线且值得注意的事情是,许多战前西班牙知名的知识分子在立场上发生了转变。在叛乱爆发时,他们中的大多数身处共和主义西班牙。他们签署了一份表示拥护共和国的声明,签字的人包括医生和历史学家马拉尼翁博士、前大使和小说家佩雷斯·德阿亚拉、历史学家梅内德斯·皮达尔以及作品繁多的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一个1931年共和国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是缔造者。然而,频频发生的暴行和共产主义者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使这些人都尽可能地抓住机遇逃往国外。在这一点上,他们放弃了对共和国的支持。 [98]
巴斯克地区的哲学家,98一代中的大学者米格尔·德乌纳穆诺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作为萨拉曼卡大学神学院的院长,内战爆发时,他站在国家主义者一方。共和国令他大失所望,他曾对一些年轻的长枪党人钦佩不已,并为他们的叛乱捐款。他最晚是从9月15日开始支持国家主义运动的。 [99]但等到10月份,他的立场发生了转变。正如他后来说的那样,“这场内战扮演的角色令他感到恐惧,这样真正的恐怖来自一种集体性的精神失常,一种让人发疯的传染病,其本源是病态的” [100]。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纪念日的那一天,人们在萨拉曼卡大学宏伟的礼堂内为庆祝“人类日”而举行了庆典。出席庆典的有:萨拉曼卡的主教普拉—丹尼尔博士; [101]外籍军团的创始人米连·阿斯特赖,此时他是佛朗哥的一名重要的非正式顾问,他那黑色的眼罩、剩下的独臂以及残缺不全的手指让他成为当时的一名英雄;坐在椅子上的,是大学神学院的院长乌纳穆诺。此次庆典的举办地距离佛朗哥的指挥部不足100码(约91米)。由于高级教士的邀请,这个指挥部就建立在主教位于萨拉曼卡的宅邸之内。开场仪式结束后,多明我会的神父比森特·贝尔特兰·德埃雷迪亚(VicenteBeltrán de Heredia)与君主主义作家何塞·玛利亚·佩曼发表了讲话。两人各自进行了一场暴躁的演讲。弗朗西斯科·马尔多纳诺教授也是如此,他对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强烈抨击,把它们描述为:“国家躯体内的恶性肿瘤”;西班牙的救星——法西斯主义知道如何根除它们,“像一名不被无谓的情绪所困、意志坚定的外科医生切进有感知又健康的皮肉”。礼堂后面的一个人高声喊起了外籍军团的座右铭:“死者永存!”随后,米连·阿斯特赖发出了如今通常被用来煽动人心的口号。他高呼:“西班牙!”许多人习惯性地大喊:“统一!”米连·阿斯特赖再次高喊:“西班牙!”听众们回复道:“伟大!”当米连·阿斯特赖最后一次高呼“西班牙!”后,他的护卫回应道:“自由!”几名身着蓝色衬衫的长枪党人面对讲台上方挂在墙上的那张深褐色的佛朗哥照片做出了法西斯式的敬礼。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乌纳穆诺,人们知道他不喜欢米连·阿斯特赖,他起身走近与会者们并说道 [102]:
你们所有人都在等着我发话。你们都了解我并且意识到我无法保持沉默。有时沉默等同于撒谎。因为沉默可以被视作默许。我想针对马尔多纳诺教授的演讲说几句。让我们忽略对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的突然辱骂所暗示的个人侮辱。当然,我本人出生于毕尔巴鄂。这位主教(乌纳穆诺所指的是坐在他旁边的一名浑身颤抖着的高级教士)不管他喜欢与否,他是一名来自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人。
他停了下来,现场沉默的气氛令人窒息,在国家主义西班牙还从未出现过像这样的演讲。这位神学院院长接下来会说什么?
刚才(乌纳穆诺继续说道)我听到了一声富有恋尸意味又毫无人性的呐喊:“死者永存!”我用一生的时间来编制曾激起他人心中不明之火的佯谬,作为一名权威,我不得不告诉你们的是,这样古怪的佯谬让我作呕。米连·阿斯特赖将军是一个不健全的人。丝毫不加修饰地说,他是一个因战争而致残的人,就像塞万提斯一样。不幸的是,如今的西班牙有太多不健全的人。而且,如果上帝不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这样的人很快会越来越多。一想到米连·阿斯特赖将军将支配群众的心理我就很心痛。一个缺少塞万提斯那伟大精神的伤残人士习惯于通过致残他周围的人来从中获取不祥的慰藉。
面对这样的场面,米连·阿斯特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他大喊道:“知识分子们都去死吧!死者永存!”长枪党为支持这一言辞发起了一阵喧闹,而事实上,思想简单、军人做派的米连·阿斯特赖与他们并非同道中人。何塞·玛利亚·佩曼大喊道:“虚伪的知识分子们下地狱去吧!全是叛徒!”他试图盖过国家主义阵线中的分歧之声,然而,乌纳穆诺并没有中止演讲:
这里是知识的圣殿。我是这里地位最高的神父。是你玷污了圣殿的四周。你将赢得胜利,因为你拥有太多作风残忍的军队。但是,你将不会使人信服。要想得到他人的信服,你需要去劝说。而在进行劝说上,你需要的正是你的不足之处:斗争中的理智和公正。我认为奉劝你好好为西班牙着想一举纯属无用。我的话讲完了。
一阵长久的停顿后,一些米连·阿斯特赖周围的外籍军团成员开始气冲冲地向讲台靠拢。米连·阿斯特赖的护卫用机枪对准了乌纳穆诺。佛朗哥的妻子多纳·卡门来到乌纳穆诺和米连·阿斯特赖的身旁,并坚决要求这位神学院院长乌纳穆诺交出武器。他照做后,两人一同缓慢离开。然而,这是乌纳穆诺的最后一次公共演讲。当天夜晚,乌纳穆诺来到由他出任主席的萨拉曼卡的一家会所。当会所成员见到这位神学院院长令人肃然起敬的身影正走上楼梯时,一些人大声喊道:“把他赶出去!他是一个红色分子,不属于西班牙人!红色,叛徒!”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这些会所成员多少受到过共产主义的威胁。乌纳穆诺继续走上楼梯,并坐了下来,一个名叫托马斯·马斯科·埃斯克里瓦诺的人对他说:“你不该来这儿,唐米格尔,对于今天在萨拉曼卡大学礼堂内发生的事情,我们深表遗憾,但你仍然不该出现在这里。”乌纳穆诺在他儿子的陪同下离开了会所,同时伴随他离去身影的还有一句句“叛徒”的谩骂声。有一个名叫马里亚诺·德圣地亚哥的不出名的作家独自跟随他一同离去。从此以后,这位神学院院长鲜少出门,并且他需要武装护卫来贴身保护他的安全。大学的理事会“要求”并对他的神学院院长职务进行了免职。他于1936年的最后一天因心力衰竭而死。 [103]他临死前几个月遭遇的悲惨境况很好地表现了西班牙的这场悲剧。在西班牙,文明、雄辩和创造力正在被军事主义、宣传运动和死亡取代。不久之后,西班牙甚至出现了一个专门关押共和国囚犯、名叫“乌纳穆诺”的集中营。 [104]
——
如今的萨拉曼卡成为国家主义西班牙权力的中心。佛朗哥在主教宅邸的一楼睡觉、接待和用餐,他与他的参谋人员在二楼进行工作。何塞·安东尼奥·桑格罗尼斯领导的外交秘书处,以及已经先由胡安·普霍尔领导、后改由米连·阿斯特赖掌管的新闻与宣传部都在一楼办公, [105]同时顶楼设立了一个无线电电报部门。这一组织结构简单高效。除佛朗哥本人以外的重要人物有:他的参谋长马丁·莫雷尼奥;他的兄弟、充当政治秘书的尼古拉斯;法律顾问马丁内斯·福塞特;1—2名参谋,比如,倾向德国的君主主义者胡安·比贡(Juan Vigón)上校和前驻巴黎军事专员安东尼奥·巴罗佐。颇具影响力的还有空军指挥官金德兰以及有着66年海上军事经验的海军参谋长胡安·塞韦拉海军上将。所有这些军官每天都会会见佛朗哥——甚至是在夜晚,因为佛朗哥经常在夜晚举办聚谈会,用以讨论战争局势。聚谈会通常是他与一同在场的一名来自前线的将军进行商讨——巴雷拉、亚格或者一些其他非洲主义者。 [106]在萨拉曼卡还驻有德国和意大利的外交代表、长枪党总部以及一部分政府办事处;而财政部、新西班牙银行以及司法部和劳工部位于布尔戈斯。因此,萨拉曼卡成为国家主义叛军的神经中枢:流向这座城市的秘密情报有来自国家主义西班牙目前为止仅有的几位官方名义上的外交官(只有驻柏林的马克斯·德马加斯和驻罗马的加西亚·孔德)、私人代理人以及前君主主义驻巴黎大使——基尼奥内斯·德莱昂(尤其是关于船运和共和国武器采购方面的信息)。除了这样的信息还有隐藏在“红色领域”的间谍提供的信息。 [107]在国家主义领域内部分歧严重的局面下,国家主义者指挥权的集中化以及权力的集中化在处事决断的佛朗哥手中变得日益明显。像奥尔加斯和达维拉这样不太引人注目的将军发挥的作用,至少也不输于像恩里克·巴雷拉这样更加耀眼、知名度更高的军官。同时,塞韦拉海军上将扮演的角色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身为美西战争中丢掉了西班牙舰队的那位时运不济的海军上将的侄子,他比佛朗哥其他几位密友的年纪都要大。他个性强硬,并一直坚持海上作战的重要性,因此能确保像水雷(从德国购买)或者汽艇(从意大利购买)等海军补给的采购,以及为海军技术人员投资建立新式学校。
1937年春天,国家主义者掌控了海上,这主要是因为对手对这方面事务的忽视——这一点与军事统筹一样,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9月末,停靠在卡塔赫纳的共和国舰队再也没能驶进大西洋,这导致坎塔布连沿岸地区无法得到充分的保护。对于国家主义一方,虽然不如非洲军团向马德里推进那般耀眼,但这也是与其同样重要的一次胜利。
然而,其他技术因素对国家主义一方造成了不利影响:整个战争期间,国际电话线都被共和国掌控。起初,西班牙的3个电缆分线盒他们只占其中一个,位于比戈;另外两个,一个在马拉加,一个在毕尔巴鄂,都在共和国的手中。萨拉曼卡与比戈的通信效果并不好,这意味着国家主义一方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不会像共和国那样通畅。因此,共和国新闻界的记者通常能够最先进行报道。 [108]
如今的佛朗哥在同辈将军中已经没有敌手,而且,在位的无论是长枪党人还是卡洛斯主义者都对他构不成任何威胁,更不用说那些老派政党了。长枪党中为数不多的“老衬衫们”以及数量庞大的新晋成员们仍然在试着寻找方向。毕竟很少有政治党派能像他们一样发展如此迅速——即便是在共和国一方的西班牙共产党也无法达到。到7月,长枪党的成员人数最多时达到75,000人,到了年底,各地的成员人数加在一起将近100万人。新发行的长枪党报纸遍布各地。虽然是临时出任,但新晋国家领袖埃迪利亚努力让极度扩张起来的团体成为一个真正的政党,然而,战争的需求让他没能取得太大的成功。新成立的长枪党军政府在萨拉曼卡和塞维利亚建立了两所针对民兵军官的小规模“军事学校”,但这两所学校举办得并不成功。他们中最优秀的民兵部队完全被军队取代。1936年年底,该团体宣称已经将5万人送往前线,同时有3万人被送至后方——不过,这些数字可能有夸大的成分。 [109]事实上,长枪党的内部问题比他们与佛朗哥之间的问题更为严重。一部分长枪党人希望把佛朗哥看作法西斯主义西班牙的一名潜在领导者,还有一部分人把希望更多地寄托在了埃迪利亚的身上。剩下的人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进行串通。与此同时,奥内西莫·雷东多的妻子,充满活力和精力的梅赛德斯·桑斯·巴奇列尔在巴利亚多利德建立了最知名的长枪党组织——“冬季救济局”。10月份创建于巴利亚多利德一个单间内的“冬季救济局”是一个收养孤儿的中心机构。没过几个月,该组织的分支机构遍布国家主义西班牙,与奠基者的妹妹皮拉尔·普里莫·德里维拉(Pilar Primo de Rivera)相媲美的梅赛德斯·桑斯·巴奇列尔(Mercedes Sanz Bachiller)成为重要的女性领导者。 [110]由于“冬季救济局”的名头与一个德国的类似组织过于相似,因此它被改称为“社会援助”。该组织的一部分成员在德国接受训练。训练中的一项严格的任务是照看死去的共和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留下的孩子(“先杀掉父亲们,再救济他们的孩子”是一句充满讽刺的评论)。然而,这些临时搭建起来的中心机构在有钱人的妻子和女儿们的运作下成了活跃场所,如此的付出要是投入战争爆发之前的社会中,也许战争就不会发生了。 [111]从“社会援助”中发展出一些其他组织。这些组织包括专门为穷人和留产院制作衣服的组织——“兄弟会厨房”。卡洛斯主义妇女组织“雏菊”也做了许多与社会有关的工作。
1936年到1937年的冬天,唯一令佛朗哥将军异常头疼的难题就是卡洛斯主义者。12月8日,卡洛斯主义者的高级指挥部建立了一家“皇家军事学院”,以此来对年轻军官们在军事和思想上进行训练。莫拉同意了此事。毕竟长枪党拥有两个相似的军事战术中心。但是,发起人并没有就此询问佛朗哥的意见,因此佛朗哥让达维拉将军告知,孔德·德罗德斯诺军事学院的建立只能被当作在为发动政变做准备。达维拉下令让该计划的谋划者——卡洛斯主义最高领袖法尔·孔德在48小时内离开西班牙,否则将对他施行军事审判。12月20日,卡洛斯主义军政府对这个态度强硬的命令进行了一番考量。为了表明他们没有任何想要发动政变的意向,他们选择在抗议声中接受了这一命令;法尔·孔德选择去西班牙右翼流亡分子最常去的里斯本。紧接着佛朗哥颁布了有关整合民兵队伍的一项法令:把卡洛斯主义者、长枪党和西班牙自治权利联盟全部置于传统的军事管制中。 [112]佛朗哥后来告诉德国大使,要不是担心前线的卡洛斯主义者的士气会受到影响,他本想枪毙法尔·孔德。 [113]卡洛斯主义者们的战斗精神确实不容置辩。一名义勇军成员在被问到如果他死了应该把死讯通知给谁时,他答道:“我的父亲,蒙特胡拉民兵队伍中的何塞·玛利亚·德埃尔南多雷纳,他65岁。”“而如果他也被杀了呢?”“我的儿子,蒙特胡拉民兵队伍中的何塞·玛利亚·德埃尔南多雷纳,他15岁。” [114]同时,卡洛斯主义团体扩张的规模与长枪党几乎不相上下,并且自10月份以来,他们已经为影响国家主义政府的发展而主动采取了行动。
截至1月份,由半岛志愿兵组成的营已经达到100个。许多年轻的中产阶级西班牙人和退役的士兵在有22位军官的学校内训练,他们都在18到30岁之间,都有中学毕业文凭和两个月的战争经验,并且都在德国教官的帮助下由奥尔加斯将军进行指导。这些经历了24天训练的“临时军官”将成为未来国家主义军队的核心,尽管他们有着极高的死亡率:在布尔戈斯流行着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笑话——“流动的军官,固定的尸体”。截止到1936年至1937年的那个冬天,奥尔加斯为3,000—4,000名军官训练过。 [115]
与战争初期一样,指挥官们为了保持比共和军更加老派的作风,更愿意把他们的新兵编制成纵队而不是旅。然而,到了春季,国家主义军队开始组建将重型武器、机枪以及技术性武装相结合的第一混成旅。此时,在国家主义西班牙配备有武器的人员达到20多万人:非洲军团有6万人,义勇军和长枪党加起来有12万人,还有骑兵、炮兵、工程师以及其他兵种共计25,000人。军队很快以地区的名字被编制成各个师。
不同方向上的差异体现出的某种思想价值体系可能源于当时各类意识形态的诉求。尼古拉斯·佛朗哥想创建像普里莫·德里维拉爱国联盟那样一个“爱国政党”。他征求到的意见不计其数:佛朗哥主义的长枪党?“复辟”?——这些字眼背后的含义要远超过一个国家、一届政府、一位领袖。然而,这样的政党在战争期间能够走多远呢?2月27日,《皇家进行曲》成了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国歌。但在为纪念牺牲者而起立的时候,人们也必须听《奥里亚门迪》《面向太阳》以及外籍军团的军歌。即便如此,在红黄色旗帜飘荡之下,变革似乎更倾向于走向君主主义一方。但是什么样的君主主义呢?一定不是1931年时的君主主义,更不用说也不是1923年的。在“新国家”里,可以随处看到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时代由牛轭和箭头组成的徽章吗?另一方面,佛朗哥指挥部外面的摩尔护卫衍生出一种西班牙数代君主都未曾达到的独裁统治。这种政治理念持续存在,虽然看上去可能不够进步:抹杀19世纪的“自由、颓废、与共济会有关的事物、唯物主义和法国化”,并“让自己充满16世纪的精神,忠君爱国,富有英雄主义,深感骄傲自豪,以卡斯蒂利亚为荣,笃信宗教,信奉神话,崇尚骑士精神”。 [116]这一新式英雄主义观念一方面体现在街道名字的变动上:像“卡斯特拉尔”和“萨尔梅龙”这样的19世纪政治家的名字消失了,不出意外地,还有城市内的“4月17日”,这些名字被“柏林”“工党”或“圣何塞”取代。在无人区,宣传活动、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战斗的呐喊都混为一谈,有时甚至难以分清这些观念究竟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比如,街头出现了一场支持“简洁,快速,中止拖延精神”的新闻宣传运动。宣传者们的脑中不断地琢磨着关于风俗习惯的重新西班牙化。酒店甚至是食物的名字——他们试图坚持一切听起来有国外意味的东西应该全部从词汇中消失:“俄式”色拉变成了“国家”色拉,炖肉从菜单中消失,甚至连法式蛋饼都取消了“法式”两个字(那应该叫什么?就叫蛋饼 [117])。这就是与“皇权的口吻”进行对话的方式。布鲁尼奥少校在科尔多瓦烧毁了5,000本书。相似的趋势也出现了在禁止“自由式”行为方式上:两岁的小孩穿全身的泳衣才合乎礼节;对于大众,身穿低领服装或短袖衬衫会惹来大麻烦;袖子必须到手腕,严格禁止一切在态度和风格上带有平均主义的演讲;任何以共和国方式来进行问好的人都有被警察问话的危险。
此时还出现了许多类似于在意大利和德国反复上演的法西斯主义反复兴运动的实例。 [118]国家主义西班牙正处于一场“文化革命”的早期。三种成分——保守主义、反对改革的怀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同样程度出现在国家主义团体当中。此外,还有米连·阿斯特赖的中世纪福音派以及他所提倡的回归到富有骑士精神的基督教教义中的思潮。他以由战争伤员组成的协会的主席身份对伤员们大吼道:“来我这里吧,残疾者们!”口气就像他曾经对外籍军团呼唤的“我的军团”一样。坐着轮椅或拄着拐杖的人们费尽全力地来投奔他。宣传确实起了作用。“为了古老的西班牙而战,反抗苏联、‘马克思主义’和共济会”,许多上层和中层阶级的西班牙人在“运动”中发现这些各种各样的“主义”几乎把他们带回到“十字军”的岁月。比如,11月战死于马德里前线的青年杜克·德费尔南·努涅斯,在给其妻子写的一封富有传统色彩的遗书中从情感上表现出了一名骑士的高尚品德:事已至此,我要走了,安安静静地走向永恒,我唯一后悔的就是让你受苦……我希望(孩子们)可以生活在一个比现在更加平静、更加有秩序的世界中,在那里,马诺洛(Manolo)一家将延续家族的传统,培养美德、责任和工作态度,并知道如何挑选我们的朋友。 [119]然而,也许这位年轻的马诺洛和他的朋友们早已加入国家主义西班牙与墨索里尼的巴利拉组织,或与青年团体相似组织的行列当中:在当时,萨拉曼卡、塞维利亚和布尔戈斯的小孩子们都以“佩莱奥斯”“军校学员”和“箭矢”为名,身穿长枪党或卡洛斯主义者的制服,扛着木制步枪列队游行。
教会一直是新政府的狂热拥护者,因此政府的宣传员们进行宣传的特点是:几乎把所有邮票上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领导人的头像都替换成了大教堂的绘图;共和国受理的离异和民事婚姻无效;布道常常是关于政治的长篇阔论。神父在布道结束的时候通常会说“西班牙万岁!”或者对大元帅高呼万岁。在一个周日,当布尔戈斯的圣恩修道院在进行大弥撒时,神父突然主动停止正在主持的圣典,说道:
听我讲话!(他说)你们这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要对发生的很多事情负责!因为你们当中一些人的容忍,企业甚至雇佣那些有组织地抱团在一起,与我们的天主和我们的国家为敌的工人。你们忽视了我们给出的警告,并与犹太人、共济会、无神论者和叛教者相勾结,以此来扩大那些共济会地方分会的势力,帮助他们实现将我们推入混乱的目标。我们要对今天的悲剧警觉起来!我们与这些人必须水火不容……不要对他们手下留情……不要宽恕那些摧毁教会的罪犯以及杀害神圣的神父和教区长们的行凶者。让他们断子绝孙——那些是邪恶的种子,魔王的种子。别西卜的子孙一定也是天主的敌人! [120]
天主教徒们坚信数百名神父是在共和主义西班牙被杀害,甚至认为死去的教会人员数量甚至要比他们知道的更多。到目前为止,几乎每个家庭中都有某位亲属或好友在另一方的战线前被杀。从虎口中脱险的人以及报纸中充斥的这类人物故事使国家主义地界内的这种情况日趋严重。科尔多瓦的行政长官马林·阿尔卡萨尔在电台里发表的狂热演讲中会以“圣主保佑”和“西班牙团结一心”这样富有中世纪色彩的呐喊作为结尾。 [121]
事实上,在9月份的时候,庇护十一世曾从共和国接收了600个西班牙难民,他曾表示西班牙发生的是“撒旦”亵渎神灵的行为。 [122]然而,12月底,佛朗哥却向意大利大使坎塔卢波抱怨教皇对国家主义一方的态度。他在梵蒂冈的代表曾向教皇提出应该公开对巴斯克地区进行谴责。但也许是顾及维多利亚主教穆希卡大人的影响力,教皇并没有答应。教皇最大限度上做的,也只是对天主教与共产主义者的“勾结”进行谴责。他还对国家主义军方杀害巴斯克地区的神父进行了抱怨,对佛朗哥的未来深表沮丧。 [123]教皇在这一方面的态度可能源于佛朗哥与墨索里尼、希特勒的关系,但西班牙的神父和天主教徒几乎没有感觉到罗马方面的这些迟疑。对于他们而言,“十字军”在参与一场神圣战争;萨拉曼卡的主教曾把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描述为该隐的儿子,而首席主教表示战争是政治领导者们把世俗权力和贪污腐败强加给西班牙人民的惩罚:“犹太人和共济会利用荒唐可笑的教条毒害了国家的灵魂,暴躁的掌权者和先天白痴的谎言已经纳入了一个政治系统。” [124]教会的出席人数稳步上涨:例如,在阿拉贡地区的村庄里,1,200个已到受领圣餐年龄的人中,只有58个人没有在复活节进行忏悔;而在1936年,这一人数曾是302。 [125]
但是教会内也出现了分歧。潘普洛纳和维多利亚的主教之间的对立已经显现。如今已经在罗马停留了几个月的维多利亚的主教穆希卡,在听闻一些曾对巴斯克民族主义团体提供过帮助或为其主持过宗教仪式的神父们已经遭到枪决的消息后,为教皇写了一份内容丰富、有理有据而且很有说服力的报告。 [126]他在11月24日拜见了庇护十一世,而教皇随后派向佛朗哥的代表成了巴斯克地区的神父被枪击的原因之一——他们中已经有14人死亡。 [127]
这些神父都是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匆匆被枪决的,被埋葬时他们连棺材都没有,没有葬礼,也没有官方记录。这些被枪决的人中只有一个是加尔默罗会修士,其余都是教区神父。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名叫何塞·阿里斯蒂穆尼奥的神父,他是一名活跃的巴斯克民族主义作家(但他公开反对巴斯克民族主义与左翼联盟),还有一个是来自钢铁炼造的市镇蒙德拉贡的大祭司华金·阿林(Joaquín Arín)神父,他因虔诚而在当地被人熟知。 [128]后来,红衣主教戈马试图解释,称这些神父的死是他们自找的:这一观点写在一封交给主席阿吉雷的公开信当中,同时还遭到穆希卡在教皇面前的再一次指责。(他曾当面告诉戈马,佛朗哥和他的士兵们最好是亲吻尊敬的阿林神父的双脚,而不是开枪打死他 [129]。)3月,红衣主教帕切利收到第三封信。当时布尔戈斯的大主教试图把那些坚持忠于巴斯克民族主义运动的巴斯克地区神父驱逐出教会。心理越来越有偏私的穆希卡阻止了这一惩罚,并继续在罗马给予巴斯克民族主义以支持。
同样地,塔拉戈纳的大主教、红衣主教比达尔—巴拉克尔在孔帕尼斯的帮助下幸免于难,并选择在沉默之中流亡至瑞士,大家都知晓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向战争双方的暴行表达不满。 [130]最终,这些“十字军们”与像贝尔纳诺斯、莫里亚克和马里坦(在国家主义一方的宣传中,错误地把他叫作“犹太人马里坦”)等国外知名天主教教徒,和与法国南部达克斯的主教一样试图进行调解或安排互换囚犯的那些人,发生了争端。(最后提到的那位主教为了试着对右翼囚犯进行安抚于9月份到达毕尔巴鄂,这些囚犯被当作人质关押在一艘环境恶劣的监狱船上。随后,他试着安排囚犯交换。然而,萨拉曼卡当局不能接受教会的任何掌权组织与“红色们”有联系。)
——
国家主义领导者们担心后方局势不稳,但同时仍然要把枪毙政府的敌人当作“清理”从国外流入的西班牙“病症”的一部分。这种“清理”对象偶尔也包含一些囚犯。当然,一些游击行动随之出现。比如,一些革命党人或共和国政府的拥护者在加利西亚或格雷多斯的山区里发动游击战,之后,这些人曾在国家主义者攻占的相关地区藏匿。意大利派向国家主义西班牙的第一位大使坎塔卢波忙于交涉,中止了对囚犯的屠杀,佛朗哥告诉他枪决囚犯的情况已经停止, [131]但事实并非如此。人本主义民主在西班牙的失败使权力落入了心肠最冷酷的人手中,这个人容不下人的缺点,他缺少人情味儿但能力超群,沉着冷静,并且意志坚定。那年冬天的一天,伯恩哈特在与佛朗哥共进午餐的时候询问要如何处理4个配有步枪的女民兵俘虏。佛朗哥认为所有配有武器的女俘虏都应该被枪决。“没有什么别的可说的,枪毙她们”,他说出这些话的腔调如同在讨论天气。 [132]法尔代拉上校是意大利军队的参谋长,这支部队在冬季抵达西班牙。佛朗哥对他明确表示,他的策略不是要击败敌人,而是要攻占土地,同时“伴随必要的清洗” [133]。
国家主义一方的处决在特点上可以追溯到两个阶段。一开始,在进行枪毙之前不会有任何形式的审判。一段时间后,这些可怕的、非正式的镇压活动被军事法庭审判所取代。然而受害者们并没有得到更好的保障,因为主持审判的法官常常是年纪轻轻的代理官员。用不了多久,这些人就会认为判处死刑还没有“枪决兔子”困难 [134]。犯下“罪行”被枪毙的一些人有时确实让人痛恨;而还有一些人,像共和国的军官们,尤其是国民警卫队,他们知道如果自己曾对叛乱发起反抗,也同样会被处死。任何像这样的战争时期,间谍和参与过焚烧教堂的人以及在共和国领域的杀人犯一样会被处死。在萨拉戈萨的看守人监狱里,举行临终圣礼的人员名单令人吃惊:那些被枪毙的人中不仅有曾积极为共和国而战的人(例如,共和国的军官组织——反法西斯共和党的创始人之一恩西斯科上校和冈萨雷斯·塔夫拉斯上校,这两人都是在前线被俘虏),还有一个小村庄(特鲁埃尔的布莱萨)的盗墓者海梅·佩雷斯,他的“罪行”不过是曾掩埋了知名的右翼分子。还有一个人被枪决是因为当村庄布莱萨的法律档案在街道中央被点燃时,他用一根木棍搅动了火焰。难以言表的仇恨和冲突的痕迹都摆在了明面上,并被肆意地处置。发生指控的可以是某人(一个酒店的一名女服务员、一名公交车司机或者一名士兵)曾背叛过某位右翼人士。还有一次,在特鲁埃尔阵线被俘虏的一个政治委员受到他的战友——另一名同被俘虏的共和国军官的指控,告他杀死了一名曾想逃跑的民兵。这位委员说他曾告发那名中尉盗窃,但不管怎样,他还是被判处死刑,他告诉为他做终傅圣事的神父,对于死他并不怪罪任何人:社会本身就是邪恶的。 [135]在科尔多瓦,死在卡斯卡霍上校和布鲁尼奥少校手里的人可能被送去“参与土地革命”:这意味着他们将被埋葬在6英尺(约1.82米)深的地下。那些无论以何种方式被判有罪或被枪毙的人数一直难以估算,但他们每个月不会低于1,000人,有时,当一座城市被攻占后,这一人数还会更多。
数不清的共和主义者、革命党人、战争罪犯、巴斯克地区的神父以及各种各样的分离主义者都被关入国家主义者后卫部队拥挤的监狱,任由常常呆板轻浮、手段残忍的监狱长和看守们处置。囚犯们如果被发现在为共和国进行祝福,就有可能会被枪毙,这些人遭受的惩罚也许是撕毁妻子写给他们的信件或者是禁止其与未婚夫进行书信来往。一个妻子给她的丈夫写道:“当彼此的心灵相通之时,一切阻挡都会灰飞烟灭。”狱官反问这位丈夫是否相信每一个贤妻都会写出这样的文字。 [136]在科尔多瓦,卡斯卡霍上校禁止哀悼。
对于那些躲过死刑或囚禁的人而言,任何人员无论以何种方式曾倾向于左翼,都会有失业的危险。公务人员的日子也不好过,即便他们仅仅在1936年的2—7月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为政府效力,除非他们在叛乱爆发时就明确了立场。地方法官、学校校长、市镇职员,甚至是邮局雇员——在7月后继续在共和主义领地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在被“解放”后,都很难维持生计。 [137]
零星出现了少数提议宽容处理的声音:其中之一是长枪党领导者埃迪利亚在1936年圣诞节发表的演讲。面对负责调查工作的长枪党人,他说:“全力制止一切进行私人报复的行为,确保不会对曾出于饥饿或绝望而投票支持左翼的那些人施以严厉惩罚或羞辱。我们心里都清楚,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许多地方都存在比‘红色们’更加糟糕的右翼分子……”在演讲结尾时他张开双臂“面向工人和农民们喊道:让计划中工人们得到的一切社会福利都发挥效用,都转变成现实” [138]。然而,埃迪利亚所处的位置并不能把这些美妙的想法变为现实。而且,即便他和另外像巴利亚多利德长枪党新晋领袖迪奥尼西奥·里德鲁埃霍等一些也许有类似想法的人有能力这么做,他们在长枪党内的多数同事也只会更加关心他们征用的汽车、他们的护卫队(武装到牙齿)以及他们自己的政治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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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义西班牙的经济局势正处在良好的势头上。他们的比塞塔的国际报价是共和国的两倍。他们的食物储备可谓充足,并且还得到大多数老派西班牙金融家和银行家的支持。他们的信贷一直很好地为其提供包括石油在内的必需品。在1936年到1937年的那个冬天,在约翰内斯·伯恩哈特的提议下,莱比锡的吉塞尔克公司发行了新货币,并渐渐取代了旧货币。该项举措得到的支持仅仅是源于对国家主义一方胜利的信念,而与金钱毫无关系。 [139]从10月13日开始,政府正式对物价展开调控。为确保此项措施的实行,行政长官连同长枪党和军队的代表建立了地方委员会。西班牙国家银行在布尔戈斯和塞维利亚的分行被指定为国家的中央银行。叛军当局在银行中可以动用的资金(5亿比塞塔)补充来源于烟酒的10%的高昂税收以及对所有收入超过6万比塞塔的人的征税。所属人民阵线的党派的账户被没收,一部分外国公司的资产被接管,即便只是暂时性的。在共和国领域的人所欠下的所有债务都被判无效。从外部来看,国家主义一方的比塞塔是1英镑对42.50比塞塔。这些调节措施与共和国实行的相似措施相比更加有效。但即便如此,还是出现了持续的轻微通货膨胀。 [140]
1936年8月份就已经由叛军掌控的西班牙区域只产出了整个西班牙税收的大概三分之一。到了12月,占领圣塞瓦斯蒂安和塔霍河谷更是一举“解放”了这些区域,但其产出的税收仍然不足战前国家税收的五分之二。同时,新政权的开销速度要比处于和平时期的常规西班牙政府在全国的开销速度快。这些钱要从哪儿来?第一,对德国和意大利武器的依赖意味着确保单一花费最大的一项支出与石油一样要通过贷款来完成(这还促使德国、意大利以及得克萨斯非常想让佛朗哥赢得胜利)。第二,捐赠策略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即便有时他们会假借这些机会进行恐吓。人们不断呼吁着捐赠珠宝、黄金或者现金:事实上,在1936年的11月份,当局坚持要将个人手里所有的黄金都兑换成现金。 [141]然而,得到的钱似乎还不够。不过同样地,个人和企业手里握有的所有外国货币从理论上讲都要上交。这一规定也影响了除德国和意大利以外其他国家的公司。在内战爆发的前几个月,以这种方式聚集起来的金钱几乎全部落入了伯恩哈特的西班牙裔摩洛哥人运输公司的手中。普通公民禁止将金钱带到国外,国债的债权被中止,同时实行了凯波·德利亚诺效仿德国提出的一项被称作“独有的菜肴”(Plato Unico)的政策。该政策规定在饭店用餐的顾客为1道菜要支付3道菜的费用,多余的部分要上交给当局政府(然而,该政策最后变成了只对食物进行收税)。尽管这一政策也许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在没有甜点和烟草的岁月里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一部分捐赠政策含有某种不合常理的“色彩”。例如,呼吁为卡斯卡霍上校的小别墅筹集资金,卡斯卡霍就是那位作风残酷的科尔多瓦长官!当然,一定还有些别的计划为其他军官带来了直接利益。
内战期间没有推行过债券政策。这只是使很少做投资的富人们增加了他们在银行的存款。私人贸易自然继续进行着,不过,由于店主团体已经根据政治主张而被划分,许多小买卖遭到波及。书商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因为只要是略微涉及违禁题材的书籍都会被禁止出售。这次文学清洗波及公共图书馆和学校。违禁的书籍被烧毁。与往常一样,在这样疯狂的场合,上演了许多负有罪过的行径和不计其数的肆意践踏。同时也滋生了一些敲诈勒索和恶意收取保护费的现象。酒吧和咖啡馆以及其他人常去的场所都得早早关门,以西班牙人的活动习性来看,可谓相当早。相比于安达卢西亚,北方更容易强力推行这些严厉的规定。在那里,由于凯波捉摸不定的总督职权,更加随意的风气流行开来。国家主义领域继续进行对外贸易,但在1月份,每位行政长官都受命成立一个进出口调控委员会,以此对他们掌控下的所有出口商品出产地进行监督。1月22日颁布的另一项法令规定,禁止出口一切重要物资(橄榄油、葡萄酒、皮革、羊毛、铁矿石、硫化铁矿、水银、锌和铜),除非得到新成立的国家对外贸易委员会的批准。这一举动使国家主义当局在出口管控上的权力比以往任何一届西班牙政府都要大,但由于凯波的存在,塞维利亚的进出口委员会基本上独立于布尔戈斯的运作。
除了德国,共和国与英国的贸易也一直十分重要。雪利酒和其他酒类以及硫化铁矿在1937年的出口量甚至要高于1935年。1936年12月,一项为巩固“曾经的连接”的贸易协议以最为“偶然的”方式进行了签署。从此以后,由英国大使馆的贸易顾问阿瑟·派克主导的一股英国贸易势力长期存在于布尔戈斯。对于西班牙裔摩洛哥人运输公司而言,这是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而且比意大利人效仿西班牙裔摩洛哥人运输公司建立的意大利国家金融公司更受欢迎(SAFNI)。这家公司的管理人员一心试图在国家主义者解放阿尔马登的汞矿时可以分一杯羹。但不管怎样,德国与西班牙的关系主导了国家主义一方的经济。比如,英国的力拓河公司持有的铜矿于8月份被国家主义军队占领;在1月中旬时,他们抱怨称属于他们的铜资源被征用,并被送到德国。格拉斯哥在塔尔西斯的硫黄和铜矿开采部门与在摩洛哥的铁和锰矿的经营者们同样进行了抱怨,因为英国在这些地方拥有巨大的利益。英国政府随后向德国政府提出了抗议,但限于伯恩哈特和西班牙裔摩洛哥人运输公司的影响力,柏林的外交部对此不仅无能为力,甚至一无所知。1937年的1月,西班牙裔摩洛哥人运输公司—原料和货物采购公司与外交部发生了一些争端,不过伯恩哈特最终代表他们成了西班牙贸易的掌舵人,纳粹党在外交部面前再一次取得了胜利。 [142]
佛朗哥从德国得到的一项援助持续被人关注着:1936年12月,一个巨大的洛伦兹无线电发射装置从汉堡运到比戈,其体积比西班牙最大的无线电发射装置还要大3倍。从此以后,从萨拉曼卡和布尔戈斯发出的声音无论是在国家主义西班牙还是在共和主义西班牙都可以被清楚地听到,尤其是从此可以听到凯波·德利亚诺的声音:“今晚我将喝下一杯雪利酒,而明天我将攻占马拉加。” [143]
在1936年到1937年的那个冬天,共和国似乎只有在国外报刊中才是一个联合政体。每一个组织内部都有着严重的分歧,同时各个党派和地区看上去都冲突不断,多数党派还有内部争端。在共和国联盟的各股势力当中,后来居上的西班牙共产党作为掌控法律和秩序的新晋政党,看上去是最有自信的。他们对未来胜券在握的党内氛围、他们的活力、他们务实的政治态度以及苏联武器的威力(就像阿斯图里亚斯社会主义者冈萨雷斯·培尼亚说的那样,“肉眼可见的宣传”的影响力)让他们成为抱有雄心的人加入的首选。除了重型坦克、快速战斗机和轰炸机,很快还增添了战斗力超群的新式机枪。许多之前持中立立场的军官要么加入了西班牙共产党,要么其行动深受影响。中央军指挥官波萨斯将军不断亲近西班牙共产党, [144]而先前连社会主义的形态选择都没有考虑过的共和国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也成为一名西班牙共产党员,其原因是他“认为西班牙共产党会为斗争带来最为卓越的贡献”。 [145]社会党的软弱、持续的内部斗争以及意识形态的模糊不清是西班牙共产党崛起的另一个原因。曾经投票支持社会党的人们大批改投西班牙共产党。拉尔戈·卡瓦列罗也许仍然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但在战前,也就是几个月以前,他不正是那个社会党中最亲近西班牙共产党的西班牙人吗?
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者正进行着内部斗争。许多人批评4位领导者入职政府的行为。还有些人痛斥政府逃离马德里的举动,并且指责他们的秘书长奥拉西奥·普列托是懦夫,因为是他放任部长们去逃命。这其实是一项无理的指控,因为没有人询问过他的意见。最终他辞职了。严厉傲慢、态度冷淡、不愿妥协的奥拉西奥·普列托被马里亚诺·罗德里格斯·巴斯克斯取代。巴斯克斯是一名活力四射、体格健壮的年轻建筑工人,拥有一副大嗓门,他是加西亚·奥利弗的拥护者。 [146]有些人产生了疑问:或许马克思是对的?或许实践中的无政府主义会堕落成小资产阶级行为?
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中,加泰罗尼亚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区别已经接近于零。其他地方有许多没有正式加入西班牙共产党的人实际上成了西班牙共产党内的一分子。这些人中有:玛加丽塔·内尔肯、弗朗西斯科·蒙铁尔(劳动者总工会的财务主管)两位代表,费利佩·普雷特尔(还是一名副政委),以及身兼马德里人民之家主席和建筑工人们的秘书的埃德蒙多·多明格斯。在此时西班牙共产党正如日中天的首都,马德里社会党的许多其他成员也接受了共产主义的言辞特点和处事风格,即便他们的认同只是流于表面。 [147]截止到1936年年底,西班牙的共产党人数正式增加到25万人。 [148]他们对农民所有权的拥护和对革命的反抗在各地都为他们赢得了一席之地。加泰罗尼亚作家何塞·阿古斯丁·戈伊蒂索洛的父亲身为一名右翼分子却加入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他后来解释称,他的父亲希望可以抵御无政府主义者的威胁,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想占领他任工程师的工厂。 [149]3月份,何塞·迪亚斯告诉共产主义中央委员会有不低于76,000名(接近于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党内成员是自耕农,有15,485名成员属于城市中产阶级。因此,自耕农的人数超过了农业工人的人数: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局面。到了6月,西班牙的共产党人数增长到将近40万人,其中比斯开有22,000人,加泰罗尼亚有64,000人。联合青年团体的发展也十分迅速。此外还有共产主义阵线组织的联盟,比如“女子联合会”“文化民兵队”,最重要的是“国际红色援助”。与规模扩张迅速的西班牙共产党形成对比的是,如今的社会党只有16万人,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也差不多是这个规模,无政府主义青年团体的人数有将近10万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大概有6万人。 [150]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者们都指责西班牙共产党拥护巴伦西亚的小农场主,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过去曾投票支持巴伦西亚的自治运动,并且他们中有一部分人还曾加入过西班牙自治权利联盟。 [151]共产主义者们宣称他们中有超过一半的成员正在军队中服役:如果此言属实,那就意味着,截止到1937年的3月底,共和国军队的36万人中有13万人是共产主义者。 [152]
共产国际对其势力的培养方式便是让自己扎根,深入共和国的行政部门,通过由经验丰富的特殊代理人奥洛夫领导的代理机构,对此进行安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触手会排挤掉所有独立的契卡组织,甚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其他组织都包括在内。共产国际这样做的动机多少值得注意,因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并不是托洛茨基派,尼恩在入职加泰罗尼亚政府的问题上已经与托洛茨基决裂,而且托洛茨基曾出言谴责过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实际上真正令共产国际感到不安的是,作为一个有威胁的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导者们管理有方,并且不受莫斯科的控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层都是前共产主义者,因此他们可以被当作“叛徒”。在整个西班牙,只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报纸《战斗报》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晚报》提到了莫斯科的肃反运动,《晚报》是由无政府主义极端团体的成员主编,这些人都是杜鲁蒂的好友。但全国劳工联合会最终否认了《晚报》中刊登的文章。对于大多数拥护共和国的人,苏联发生的肃反运动似乎被当作是法西斯宣传运动的凭空捏造。 [153]
西班牙肃反运动的第一步是发起一场共产主义运动,以“政府应当是联合会之一而非政治党派”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赶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不管怎样,在司法职位上,尼恩的任期一直存在争议,他于12月16日离职。 [154]加泰罗尼亚政府实行重组,其中全国劳工联合会得到了4个席位(埃雷拉、多梅内奇、伊格雷亚斯和阿瓦德·德桑蒂连),劳动者总工会得到3个席位(科摩拉、比迭利亚和米格尔·瓦尔德斯——全部都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左翼党得到3个席位(塔拉德利亚斯、艾瓜德和斯伯特),一茬佃户得到1个席位(卡尔韦特)。然而,在这些人当中,内务委员艾瓜德与西班牙共产党来往密切。颇具影响力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秘书长科摩拉越来越有掌控政府的势头。被提名为防御委员的无政府主义者伊格雷亚斯基本上碌碌无为。
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维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因为他们不过是把这场斗争当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内部掀起的一次争端。尼恩虽然是一名前共产党党员,但全国劳工联合会还是把他记作叛徒。众所周知,左翼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没什么兴趣。同时,如今的西班牙共产党成了孔帕尼斯的密友——不只反抗革命(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还对抗反动行为,毕竟反动与革命同样需要防范。1936年的秋天,一些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试图发动政变。加泰罗尼亚州的领导者们(大多数在巴黎)一直期望佛朗哥在马德里赢得胜利。他们显然是在考虑是否不应该把承认佛朗哥在西班牙其他地区取得的全面胜利作为筹码,来换取尝试通过磋商让加泰罗尼亚获得自治权。谋划者们还试图在某些心存不满的无政府主义者当中捞得好处。由于计划败露,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警察局局长安德鲁·雷韦特尔被牵涉其中,一同获罪的还有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主席胡安·卡萨诺瓦斯。事情并没有张扬出去:雷韦特尔被以腐败的罪名逮捕,而卡萨诺瓦斯如果够快的话,还是可以悄悄逃往巴黎的。雷韦特尔还被秘密释放,并且从此杳无音信——实际他被秘密执行了枪决。接替他位置的是孔帕尼斯的一名好友——马蒂·罗雷特,他很快又把位子让给了共产主义者罗德里格斯·萨拉斯。 [155]
此次危机表现出了中央政府和巴塞罗那之间的不和。正如所看到的那样,得益于1936年7月爆发的军事起义,加泰罗尼亚在实际行动上已经发动了针对马德里的政变。此时出现了一个与加泰罗尼亚工厂的立场相关,尤其是关于军工厂,但未得到解决的难题:加泰罗尼亚政府坚持共和国中央政府应当只与他们进行沟通,而非直接与相关工厂打交道。但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办事效率极其低下,对战争物资的需求却又十分紧迫。 [156]
加泰罗尼亚的局势无比复杂:孔帕尼斯及其在左翼党的好友们与中央政府和西班牙共产党在如何对待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解决后卫部队的恐慌以及确保政府可以干涉工业而不是由工人们掌控的问题上看法一致。他们反对中央政府(和西班牙共产党)将战争力量集中化的主张。同时,在孔帕尼斯充满担忧的眼中,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每天都在新闻中舌战。比如,12月19日,《工人团结》吟咏道:“(共产主义者)带有谴责意味的叠句——‘赢得战争优先’让我们心痛。这是一句干瘪的口号,没有任何实质内容,不含勇气和成果。赢得战争与发动革命应该是同步的,因为战争和革命互相依存,就像太阳和光。”
西班牙共产党的计划是先让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恢复实力,以对抗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然后再帮助中央政府接管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1936年的冬天,他们鼓动解散革命委员会,并以此让政府的所有行政机构由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管控——尤其是由像迪奥尼西奥·埃罗莱斯、何塞·阿森斯和奥雷利奥·费尔南德斯等清白的无政府主义领导者掌管的控制巡查队管控,这可以同时使巴塞罗那惶恐不安。1月初,在巴塞罗那,西班牙共产党成功说服孔帕尼斯委托他们的秘书长科摩拉出任食品部长,这使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的猜疑变得更加严重。科摩拉废除了由无政府主义领导的食品委员会,该委员会迄今一直在负责监管巴塞罗那的食品供应。有一段时间,政府无法干预加泰罗尼亚的食品供应,甚至连定量配给都延迟执行。这造成了许多困境,因为食物的价格已经远远超过了工资水平。随后爆发了食物短缺。这样的结果部分是因为上一年度的歉收,但无政府主义者把其归咎于科摩拉的无能和失职,不过科摩拉宣称是由于上一任者——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多梅内奇太过无能 [157](从6月开始,一般物价指数已经升高了40%,并且每个月都在持续上涨:1937年在当时是通货膨胀异常严重的一年 [158])。接着又爆发了一场布告大战,无政府主义者张贴布告,要求科摩拉辞职,同时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布告呼吁:“少说话!少点委员会!更多的食物!”甚至还有“把所有权力交给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与此同时,每天都可以在还未营业的面包店外看到三四百人排队买面包。有时面包卖光了,突击警卫队不得不用枪托将长队驱散开。 [159]包括在中央政府和加泰罗尼亚政府的部长在内的所有无政府主义领导者都对西班牙共产党控制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嗤之以鼻,但他们并没有提出任何抗议。 [160]
巴塞罗那的“规范化”生活(由西班牙共产党和孔帕尼斯进行支持)对于工人阶级甚至是一种安慰。司法部副部长克罗·莫拉莱斯从嗜好杀戮的律师桑布兰卡特领导的革命法庭手中重新夺回了法院,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教育委员斯伯特开始以传统原则为基础重新组建小学。在巴塞罗那大学的博什·金佩拉的努力下,中等教育和更高层次的教育同样避开了进一步的改革。此外还渐渐恢复了市政生活,革命委员会被新任命的理事会取代,而其中成员的构成比例大概是:3名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3名非革命左翼的代表、2名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代表(共产主义者),偶尔会有1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代表。 [161]
与此同时,拉尔戈·卡瓦列罗说服新晋工业部长——无政府主义者佩罗停止在全国范围内催逼工业的进一步集体化,他的理由是这将吓退国外资本。其实截止到1936年的那个冬天,加泰罗尼亚的经济大部分已经被集体化了,并且于10月份建立的委员会一直在监管工厂运转。 [162]为了方便合理化改革,许多小商铺也被禁止营业。但是,现行的经济体制并没有像十月法令规定的那样奏效。非法集体化的情况时常发生,许多赔偿协议都成了一纸空文。许多小企业请求政府帮助他们渡过经济上的难关。自6月份以来,工业产值已经下降了三分之一,并且在持续下滑,但总体而言,这一情况还算在意料之中。 [163]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并不是起初管理上的不当或缺乏经验,而是缺少原材料和市场。无政府主义者也得承认,革命已经带来了完全超乎他们想象的难题。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阿瓦德·德桑蒂连(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出任经济委员)直白地写道:
生产渠道、工厂、运输工具的私有化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物资分发,是我们所见到的痛苦和不公的主要来源。我希望一切财富都得到社会主义化,这样这场生命的盛宴就不会落下任何一个人。如今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成就,但我们做得还不够好。我们用6个新人顶替了老物主,这些人把工厂和运输工具视作自己的财产,他们经常因不懂管理而不知所措……与老物主一模一样。 [164]
然而,在社会保障方面,新推行的一些政策发挥了作用(包括意外和伤病保险、更加合理化的退休金以及家庭补助)。与农村地区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巴塞罗那在工业上的工团主义维持着个人工资的发放,并没有尝试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发放。事实上,人们的薪资或有提高,因为1936年年底的工资比7月份上涨了近三分之一。但通货膨胀毁掉了生活水平的提升。 [165]无政府主义的部长们强烈地抱怨他们的观念遭到议会的抵制。佩罗在工业部表示共产主义者们拒绝为他出资,抵制他为集体化推行的法令,处处对他进行阻挠。另一方面,他们确实阻止了许多已经被集体化的企业回归到私有制。 [166]
战争时期的无政府主义问题并没有事先被预测到。具体想想能源问题就可以明白:在战前,巴塞罗那的煤主要来自阿斯图里亚斯,而如今与阿斯图里亚斯的联系被切断;英国是主要的煤输出国,但自从国家主义者的新巡洋舰“加那利群岛”号于9月份出航以后,共和国就不再握有海上控制权。因此,由于煤的短缺,共和国不得不对运输和其他工业政策重新调整。需要启动与战前一样多的火车吗?全国劳工联合会认为有必要这样做。但在11月,他们又被迫大幅修改这项计划。 [167]加泰罗尼亚的纺织业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在战争爆发以前,加泰罗尼亚从埃及、美国和巴西进口棉花。他们的羊毛有一部分来自卡斯蒂利亚地区。如今,他们再也没办法接触到直布罗陀海峡另一侧的美国和巴西,而卡斯蒂利亚的大多数地区又落入了佛朗哥的手中。货船方面,尤其是英国的船,仍然能从埃及行驶过来,但对于共和国的商人们,连地中海也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安全。
如今的加泰罗尼亚在工业上主要有三种管理方式:第一种,企业所有者在理论上保持位置不变,但由工人推选出的委员会来进行业务的掌控,这类公司多数都是外国企业;第二种,企业曾经的所有者直接由工人推选出的委员会取代;第三种是被“社会主义化”的企业,这种“社会主义化”就是对企业生产的相关产业进行了重新调配。这类企业的一个例子是加泰罗尼亚的木材工业。在由林木工人组成的无政府主义企业联合组织的支持下,企业所有的活动都被统一化。但这种做法给人留下了简单粗暴的印象。在所有大型企业和与战争密切相关的企业中,委员会内部都会有一名政府代表。他负责控制贷款,有时候是把控原材料。他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因此,对于一部分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来讲,与国有化相关的一些事情会很快完成。随后,于10月24日颁布的法令批准了那些雇佣不超过100人的私人企业的合法经营权。该法令涵盖绝大多数的加泰罗尼亚企业。无政府主义者胡安·法夫雷加斯表示,实施该法令的事实结果是确立了商业上的小资产阶级,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使政府对工作负有越来越大的责任。 [168]
加泰罗尼亚最重要的产业当数纺织业(雇佣着18万名工人,是其他任何单一产业人数的2倍多)。企业以小规模为主。政府试图对企业进行“社会主义化”,让其单由理事会进行管理,但有很多个人公司以及一些被集体化的工厂幸存,这些被集体化的工厂拒绝与国家或者地方的计划合作。与此同时,原材料和市场的短缺导致有时会采取每周3天,甚至2天的工作制(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工人们拿到的工资将按照每周工作4天来算)。政府试图让普通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工资标准化,从而全面削减工资,但全国劳工联合会解释称,新实行的每周40小时工作制、稳定长期的薪酬体系的确立和按件计酬的工作的禁止会抵消这一做法。 [169]政府没有对男女工资平等对待。工业似乎一直依靠着由委员会举办的一场正儿八经的宗教节日来维持运转,全国劳工联合会对这些以金字塔结构而组建的委员会钟爱有加:车间委员会、地方区域委员会和市场委员会全部由全体工人大会选举产生。这类企业起初没有政府代表,也不愿有政府代表进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接到的解释是,为了给他们新组建的军队制作军装,这些企业正很奇怪地从大老远的法国进口材料。 [170]不出意外,1937年1月份,革命纺织工业的产出比去年同月份少了一半。 [171]
就购物公司而言,规模相对更大的企业(跨大西洋公司、地中海公司)如今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委员会来掌控。跨大西洋公司的委员会除了有这两大组织各派出的三名成员,还有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和中央政府各派出的一名成员。无政府主义运输工人负责火车、地铁和公共汽车服务的运作,而劳动者总工会在加泰罗尼亚两大铁路网的委员会派有代表。另一方面,银行在经过一段时间社会主义银行职员的管理后被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接管,同时电话公司被各电话局工人组成的委员会控制。
在加泰罗尼亚,另外还有一类很重要的企业——冶金厂。有一部分冶金厂属于外国企业,因此这些由工人委员会负责运转的冶金厂不会出现任何长期的集体化。其他的冶金厂都被集体化,但并没有被社会主义化,也就是他们的企业还保持着独立。除非是那些公认与战争相关的企业,这些企业会接连遭受民兵委员会、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的干预。所以,政府代表在希斯巴—诺苏莎工厂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家工厂生产装甲车、救护车、手榴弹以及机枪枪托等各种物品。 [172]这是整个工业当中唯一一家在1936年冬天的总产量比去年增长了的公司。 [173]机械制造量表现出最为明显的提升。
在加泰罗尼亚以外的地区,中央政府也试图对所有重要工厂实行政府监管,无论是进行国有化还是个人管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加大了无政府主义工厂拿到贷款的难度,还针对他们设置了许多其他障碍。因此,一些研磨场在棉花用尽以后不得不停止生产。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无政府主义者佩罗还在工业部的情况下。佩罗的集体化计划遭到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驳回,在整个1936年的冬天,工业一直没有设立标准。有些工厂被国有化,有些被社会主义化和合理化改革,有些在个人的手中,还有些在工人委员会的手中:后两类工厂内都有政府代表。所有的工厂都缺少原材料和零部件。除了军工厂以外,工厂都缺少市场。当佩罗接受职务时,他发现尚有11,000份递交的贷款申请。 [174]
在巴伦西亚,对工业的安排更加简单。几乎所有的工厂和商铺都由它们的工人管理。然而,政府搬到巴伦西亚的结果让它们在政治上得到对西班牙东部沿海地区更强的控制力。11月份以前,这一地区几乎一直都处于独立的状态。曾在1934年领导社会主义土地工会(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里卡多·萨瓦尔萨接任行政长官,并展露出他是一名坚定的中央集权主义者。半独立的巴伦西亚委员会被中央政府取缔。1937年1月以后,该委员会及其最著名的成员——革命上尉贝内迪托便消失在历史的洪流当中。新市长这一职位与过去一样都是由行政长官进行任命。
在马德里,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敌意造成了多重影响。这一方面体现在马德里与巴伦西亚的争端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共产主义者与拉尔戈·卡瓦列罗之间的不和上。科卢那公路的战斗结束后,克莱贝尔将军提出共和国应该以国际旅为主导发起攻势。但在这一点上,克莱贝尔面对的是米亚哈和其他西班牙指挥官对他的不信任。对“热情之花”以及其他在战斗时留守马德里的共产主义者的名声心存嫉妒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据说已经在怀疑克莱贝尔,认为他希望利用国际旅在首都发动一场共产主义政变。马德里的无政府主义者支持米亚哈,并首次间接地支持拉尔戈·卡瓦列罗。即便如此,要不是克莱贝尔招致安德烈·马蒂的怀疑,他的战略思想很可能已经成功。最终,克莱贝尔只能离开他的指挥岗位,暂时居住在巴伦西亚的一个小酒店里。从此以后,无论米亚哈在战斗中真正发挥了多大作用,他的名气都在与日俱增。他正受到马德里的异常欢迎,并且深知这一点。他告诉苏加萨戈伊蒂亚:“当我坐在车里的时候,女人们向我大喊‘米亚哈!米亚哈!米亚哈来啦!’我们互相问候对方。她们很快乐,而我也是。” [175]米亚哈不是一名参与政治的将军。他确实曾对彼得罗·南尼说过,相比于社会主义者,他更喜欢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意志坚定:“社会主义者是先说后做。如果换作共产主义者,则是把事情做完以后再去谈论。从军事层面上讲,这是一种优势。” [176]后来,有人说他加入了政党。事实上,米亚哈手里握有所有留在马德里的政党的会员卡,包括联合青年团体,即便他当时已经60岁了。 [177]阿萨尼亚回想起他时说,尽管他的的确确是一名共和主义者,但他没法与社会主义者一起共事,他说:“我认为他们都应该被枪毙。” [178]
与此同时,“西班牙列宁”(拉尔戈·卡瓦列罗)改变了他的政治观念。出任总理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恢复了政府的权力,并且在作风传统的战争部副部长阿森尼奥的帮助下开始重整军队。共产主义者以及由其掌控的联合青年团体帮他登上了权力的宝座,并且西班牙共产党的组织技巧让他受益匪浅,但他仍然大失所望。这可能缘于像米亚哈一样的共产主义者因保卫马德里而声名大噪这一现实。12月21日,斯大林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满是屈尊俯就的建议,这当然也于事无补——相比于在苏联,议会制在西班牙也许更能发挥革命性作用。即便如此,苏联的经验也可能有用,因此,苏联派遣了某位“军事同志”,让他受令紧跟西班牙的指示,并担任顾问。斯大林“像一位朋友一样”请求拉尔戈·卡瓦列罗汇报顾问们已经取得的极大成就,甚至询问大使罗森博格:卡瓦列罗对此是否满意?信的结尾处,斯大林留下的建议是应该尊重农民和外国人的资产,民族主义路线的后方要有党派的势力,小资产阶级不应被攻击,阿萨尼亚和共和主义者不该被冷落。 [179]然而,拉尔戈·卡瓦列罗对苏联的不满还是在1月份达到顶峰,当时苏联大使罗森博格试图怂恿他撤去阿森西奥将军的职务,并安排一些这位共产主义者想要的其他职位。在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也在场的情况下,经过了两个小时的讨论后,拉尔戈奉劝道:
你们都出去,出去!大使先生,你必须记住,西班牙人也许正深陷贫困,并需要外国伸出援助之手,但我们还没卑微到去接受一个外国大使试着把他的意愿强加给西班牙政府。而至于你,巴约,别忘了你是西班牙人,是共和国的外交部长,你不应该站在这里伙同他国的外交官,试图对你的总理进行施压。 [180]
一名资深的工会主义者,让自己的政治生涯急转直下仅仅是因为给一名有能力但也是很顽固的保守派进行辩护,这是一件多么讽刺的事情啊!拉尔戈与议会内的两位共产主义者之间也出现了类似的一幕。 [181]
罗森博格因此很快离开了西班牙,后在苏联被杀害。接替他的是他的代办,性格温顺的盖金斯。1937年年初,西班牙共产党明显对这位先前曾全力相助的总理有诸多不满。同年冬天,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青年团体已经联手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一直在请求让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合并,但拉尔戈·卡瓦列罗并没有答应。斯大林甚至让西班牙驻莫斯科大使马塞利诺·帕斯夸返回西班牙,专门送去他敦促两党合并的口信。尽管拉尔戈被告知斯大林想让他继续担任联合团体的领导人,但他仍然予以拒绝。这样,在1936年的冬天,拉尔戈与西班牙共产党之间开始互相排挤。拉尔戈考虑以心怀不臣之心为理由而罢免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职务,阿萨尼亚对此表示支持,但拉尔戈在最后时刻反悔了,尽管他在与阿萨尼亚的交谈当中透露出的态度十分坚决:“我的一名部长背叛了我。他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他担任的是外交部长。” [182]
让阿萨尼亚心神不宁的是,西班牙共产党在西班牙采取的温和政治策略已经让他们与自由共和主义者们达成了战略上的同盟。比如,在军事战略和经济上,除了赢得战争这一共同目标,阿萨尼亚和希拉尔还有一项计划几乎与西班牙共产党的如出一辙。1月21日,在公众面前鲜少露面的阿萨尼亚在巴伦西亚发表了一次演讲,此次演讲的内容在措辞上与“热情之花”的演讲差不多完全相同,他要求“一项战争方针——在措辞上只有一种——保持纪律和服从可靠的共和国政府”。包括普列托本人在内的普列托派和财政部长内格林同样把西班牙共产党视作有价值的盟友,不仅能一同联手对抗他们一直以来鄙夷不屑的拉尔戈·卡瓦列罗,还可以共同抵制令他们深恶痛绝的一整套越来越极端的革命政策。他们与西班牙共产党一样厌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无政府主义者。而且,苏联的军事援助和国际旅无可匹敌的军事头脑让他们一直拥护的“人民阵线主义”长期保持神话般的地位。阿萨尼亚、普列托和西班牙共产党组成的行动联盟也许并不牢固,而且可能难以维持长久,但正如在未来会见到的那样,这一联盟足以毁掉拉尔戈·卡瓦列罗。此时的普列托陷入困境,他甚至表示支持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的合并。 [183]
如今的阿萨尼亚和西班牙共产党同意等到战争胜利以后再进行社会等其他方面的改革。正是这项政策的采纳,大大提升了西班牙共产党的吸引力。1月份,在巴伦西亚举行的一场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秘书长圣地亚哥·卡里略(他的敌人们称呼他为“丑态百出的蝶蛹”,而他才不过20岁)说:“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团体。我们只是在为一个议会制的民主共和国而战。”《工人团结》把这段话称作“改良主义的骗人之举”:“如果社会主义联合青年团既不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他们还会是什么?”事实上,联合青年团体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领导者们实质上已全身心地投入共产主义事业当中,且这些领导者这么做的时候还会招致不满——巴伦西亚和阿斯图里亚斯的部长们因此下调了该团体在全国委员会中的席位数量。 [184]
不过,当所有这些争端凸显时,考虑到国内外共产党的持续干预,可以说拉尔戈·卡瓦列罗这届政府为改善西班牙摸索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战争也许占用了共和国的大部分资源,但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1937年新开设的学校达1,000所,其中多数是在富人们被没收的房子里,教会学校已经被转换成政府或国家学校(“新联盟学校”)。到了1937年,军事学校已达2,000所,有将近10万名先前不识字的民兵会在这些军事学校中学习认字。 [185]农村地区的集体农场通常会比1936年7月份之前多几名教师。各个方面的教育持续受到极大的重视。很多观察家注意到,与从前相比,不再有那么多小孩犹豫地在家附近徘徊。一些技工学校和职业学校拔地而起,比如与农业相关的蒙卡达大学(巴伦西亚),有将近300名学生在这所学校里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 [186]据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统计,在巴塞罗那,1937年7月在学校里念书的孩子有116,846人,而在去年同期,这一人数只有34,431人。 [187]
在卫生方面,针对医药品社会所有化的前期工作同步展开。在巴塞罗那,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卫生委员加西亚·比尔兰及其任命的卫生部门主任费利克斯·马蒂·伊瓦涅斯博士工作突出。巴塞罗那的1,000名医生、3,200名护士、330名接生员和600名牙科医生工作的时候都积极认真,并富有开拓精神。 [188]另外,包括手术在内的各种卫生服务都是免费提供。与1936年相比,在前线需要医疗服务的情况下,共和国仍然为肺结核患者提供了超过1,000张病床。在1937年中后期,国家还组织了对天花、白喉和伤寒热疫苗的强制接种。到同年年底,共和主义西班牙拥有的儿童福利中心与战争爆发前整个西班牙相比,在数量上持平。 [189]国外医疗援助组织还在整个共和主义西班牙传达了积极热情的工作态度,把卫生工作水平提升至新的标准。虽然,加西亚·比尔兰不久后离开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但另外一名见闻广博并富有献身精神的无政府主义者费德里卡·蒙塞尼直到1937年还一直担任着卫生部长。一项在1月31日推行的新法令规定,堕胎属于合法行为——但怀胎3个月之后的孕妇仍然禁止堕胎——进行这样的手术时会得到相应的医疗援助。 [190]
1936年12月29日,《工人团结》发表了以下这段话:
星期天的早上,在无数位同志的见证之下,运输工会发生了纯真又催人泪下的一幕。这件事与在社会层面上相比,更能在自由主义上体现出深刻的意义。两位年轻人由衷地决定一同步入婚姻的殿堂……胡安·弗雷克萨斯和托马萨·科斯塔……工会会长利韦里奥·卡列哈斯在主持这场婚礼的时候对他们说:“以自由之名,永结同心!”
在另一方面,共和主义中心地区的监狱生活与佛朗哥一方的基本上相差无几。位于巴塞罗那蒙特惠奇的老旧监狱和停靠在港口的运囚船都是人满为患,不仅食物匮乏(午餐和晚餐是米饭和一片面包,天亮的时候给一杯带有几滴咖啡的热水和一片面包),而且洗漱条件十分恶劣。共和主义者和革命党人被关押进佛朗哥一方的监狱中,许多囚犯为发挥模范作用而表现出大无畏精神;在佛朗哥一方,看守们常常都是一些心胸狭窄、手段残忍,并且肆意妄为之徒。与佛朗哥一方的军事法庭相比,此时的人民法庭也公正不到哪儿去:只给罪犯非常短的时间为自己的辩护进行准备,他们常常被迫接受一位在审判前素未相识的律师提供的辩护。多数情况下,审判员席中都包含有心存偏见的人,乐于起哄的听审群众会左右这些人的决定,每次一有死刑被宣判,听审席上都会爆发出掌声。事实上,政府在12月份下令宣布,在4名审判员都宣判死刑以前,不准处死被告人,后来则需要议会的批准,渐渐地,这项法令开始施行起来。不过,在1936年的冬季,尽管私人团伙的影响力大不如前,法院和政府的地位愈加突显,但共和主义西班牙到处都有“右翼分子”、军官、投票支持西班牙自治权利联盟的人、神父、密谋者和无辜的老百姓被枪决。西班牙两大阵营之间在这方面的不同之处在于,共和国对待囚犯的态度渐渐有所改善,政府希望能推行纪律严明,并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政策,而在佛朗哥管制下的西班牙地区,察觉不到任何想要推行此类政策的迹象。在布尔戈斯和萨拉曼卡,绝不会有像由加西亚·奥利弗任命的梅尔桥·罗德里格斯这般仁慈的监狱总长。勇敢无畏、绝不向任何恐怖主义低头的罗德里格斯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哲学家,在道德层面上,他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力。但他的任命随后导致了共产主义者在何塞·卡索拉的庇护下不经授权和监督而将他们自己的监狱开放的行为——当时,身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体领袖的何塞·卡索拉负责马德里的公共秩序。
担任司法部长的无政府主义者加西亚·奥利弗背地里支持许多像这样为了让法律走向更好的方向而进行的变革。1937年1月31日,他发表了有史以来历届司法部长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次演讲:
正义(他宣称)必须在烈火之中熊熊燃烧,正义必须充满活力,正义不能被限制在一个职业的边界之内。我们绝非是在贬低书籍和律师的价值。但律师过剩的事实确实摆在眼前。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恰如其分,便不会再有偷盗和杀人的必要了。让我们破天荒地承认,在西班牙,普通罪犯不是社会的敌人,他们倒更像是社会的牺牲品。如果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已经饿得饥肠辘辘,谁敢说他不会为了偷盗而以身犯险呢?不要认为我是在为盗窃开脱。毕竟作为一个人,就算不是出身于上帝的造化,但也是从洞穴中走出来的,从野兽里演化出来的。我坚信唯有用心才能洞悉公正这一难以捉摸的事物。 [191]
他后来说,他刚上任时,没有一家能主持正义的机构。“每个人都在秉承自己认为的正义,这就是所谓的滥杀无辜。我把这称为传统司法机关完全缺席的情况下,由陪审团直接执行的审判。”尽管,起初的状况异常恶劣,但他坚持制定一部新的法典。从12月4日罗德里格斯当选的那天起,监狱里的条件就得到了改善,而且自12月12日起,在黑市进行交易行为的人会被判坐牢。22日下达的一项法令规定,7月15日以前进行的犯罪处罚全部无效。
12月28日,他们为国家主义罪犯建造了大量的劳改营——“把工作干起来,不要陷入绝望”被当作箴言贴在了劳改营的大门上。这个新的举动对监狱而言可谓一种改善。但对于死去的那些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这会让他们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尤其是那句听上去带有纳粹色彩的箴言。包括专门律师费在内的诉讼费被取消。2月4日,首次颁布法令给予了女性法律身份,另外一项颁布的法令规定,在前线阵亡的民兵的“自由婚姻”属于合法婚姻。 [192]无政府主义者一直支持“自由婚姻”,反对在贫穷地区贩卖新娘的传统婚姻。比如,费德里卡·蒙塞尼不反对家庭,她认为孩子在家庭受到的教育要比在学校好。她非常支持计划生育,但她知道这会引起大多数女人的抵制。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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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主义西班牙,相对孤立的北方一直与同室操戈的南方大不相同。他们的各地区之间仍然保持着为数不多的联系。三大地区(阿斯图里亚斯、桑坦德、比斯开)各自拥有属于自己的货币,逾越地区之间的边界甚至比跨国还要难。有一次,北方总司令利亚诺·德拉·恩科米恩达想要越过阿斯图里亚斯前往桑坦德,尽管这两个地区都归他负责,但他的车在温克拉还是接受了检查,并被没收了一块奶酪。 [194]
在阿斯图里亚斯,煤矿由矿区推选出的地方委员会管理,从属于省军政府的劳动委员会负责对地方委员会实行监督。希洪的渔民被组织成一个无政府主义合作社。桑坦德的港口由社会主义者们进行运作。在巴斯克地区,工业运转正常,然而,这些地区都有各自的难题。1月份,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在莱昂、阿斯图里亚斯和帕伦西亚的省秘书处发布了一份强烈抨击“官僚主义”的公告,其语气中透露出,即便在像阿斯图里亚斯这样的社会主义小省份,也存在着这样的威胁。同时,该地区还深陷于对仍然由阿兰达驻守的省会奥维耶多的拉锯战当中。
巴斯克民族主义者正试图在共和主义西班牙采取的极端政策下,保住他们为数不多的领土。但这变得愈发困难。1月4日,德国“秃鹰军团”的容克52s飞机对毕尔巴鄂实施了轰炸,随后爆发了一连串的骚乱。进行轰炸的飞机中有两架被苏联战斗机击落。两名德国人用降落伞着陆。被这次恶意袭击点燃怒火的一群人杀死了其中的一名德国人。另外一名德国人在同样的死亡时刻被一名苏联飞行员所救。与此同时,毕尔巴鄂因愤怒陷入疯狂。由于国家主义一方实行的封锁日见成效,因此近期很少有运送食物的船能够成功抵达。对于怒火中烧的老百姓,饥饿无异于火上浇油。一个愤怒的人走向了毕尔巴鄂关押政治罪犯的大楼,随后他得到来自劳动者总工会民兵队伍中一个营的响应。在3个不同的监狱总共有208名囚犯被杀。 [195]同样的原因致使停靠在桑坦德的监狱船“阿方索·佩雷斯”号上也发生了相似的一幕:总共有200名长枪党人、卡洛斯主义者和右翼的支持者在船上死去。 [196]
巴斯克地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十分疏远。要不是共和国政府接受了巴斯克地区对自治的要求,他们很可能会通过投降来换取有利条件。然而,共和国舰队9月在巴斯克水域的巡视不仅提高了士气,还带来了武器。后来,虽然苏联和更远的地方给予了一些武器上的支持,但这一支持并不稳定。 [197]阿吉雷自诩为“尤兹卡迪”(巴斯克共和国)的陆军司令官(统领将近3万人),但在外界眼中,他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独立军首领。但拉尔戈·卡瓦列罗认为这支军事力量属于北方共和军的一部分,并且还包括阿斯图里亚斯和桑坦德的巴斯克人。在“尤兹卡迪”,巴斯克语和西班牙语都是官方语言。只有在归属于共和主义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教堂才会开放。“尤兹卡迪”一直由一个崇尚天主教的传统民族主义团体把控,这个团体在机缘巧合下与革命的左翼共和国结盟。许多巴斯克人——有时包括一些民族主义者——都在为佛朗哥效力。如今的“尤兹卡迪”只包含比斯开。在阿拉瓦和吉普斯夸,绝大多数人都是佛朗哥主义者。但“尤兹卡迪”的士气并不低。当地的共产党没有任何问题,地方共产党领导者阿斯蒂加里比亚实际上是一名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巴斯克的一名部长——共和主义联盟党的埃斯皮诺萨通过一名不忠诚的飞行员叛逃至国家主义一方,并在冬季被处死。除了食物短缺,有时候很难看出巴斯克地区正处在战时状态。 [198]但事实不久就会证明,巴斯克军工厂在生产效率上的低下很快就会对这个“小型共和国”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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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国的宣传中,有两种互成对照的局面总是让人觉得内战当中潜藏着另外一场内战:一种局面是外国人描绘的制宪民主对抗着国际法西斯主义;另外一种是国内人都熟知的,西班牙人民总表现出离一个新的世界只有一步之遥的状态:胜利将导向新的生活。 [199]冲突并不会轻易得到解决。
1936年12月,旧军队的剩余部队成功与民兵队伍混合成了自给自足的混成旅,2—3个混成旅会组建成一个师。 [200]战争部副部长阿森西奥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有数千名正规军军官已经或于不久后将被归入新成立的军队。他们中有的人是退役军人,有的人是1936年的在役军人。 [201]
据说,在1936年的冬天,旧军队的人数达到35万人:其中在中部地区有8.5万人,在阿拉贡地区有4万人,在南部地区有3万人,在东部沿海地区有4万人,在巴斯克地区、桑坦德和阿斯图里亚斯分别有4万人、1.6万人和4.5万人,还有大概8万名预备役人员。 [202]但这些数字被人为地夸大了,因为各个师的出纳员有时候捞到的油水比实际人数应有的情况多得多。 [203]政府为在阿拉贡地区的2万名民兵支付了9万人的薪水,并提供了8万人的口粮。在前线马德里,政府每天都为3.5万人送去12万人的口粮。食物问题非常重要:持续有人自愿加入军队很有可能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前线能领取到不错的食物,而在城市里,连残羹剩饭都很难搞到手。指挥官们并不会积极地向上级汇报士兵出逃或不出勤的情况。渴望保持住人数的他们会以各种手段避免出现人员伤亡。“有5%到10%的人属于一无是处的乌合之众,军队中的各个角落都可以发现他们的身影,这些害群之马一直都没有被铲除掉。”乔治·奥威尔是一位富有洞察力的观察者。事实上,奥威尔就被安排在沉寂的阿拉贡战线的那片“安静”的区域里(约翰·康福德的著名诗篇《抵达韦斯卡前的最后一英里》就是对此的纪念)。他的言辞既没有引起如同利斯特带领的部队那样的注意,也没有在国际旅引起反响。但共和国有一大部分军队所处的状况正如奥威尔所说。 [204]他说:“虽然多少有些违背了我的意愿,但我得出来的结论是,从长期上看,‘善于聚会的人’可以成为最优秀的士兵,如果是出自工人阶级,那就更是如此了。”他还说道:“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队伍中,有一种轻微,但可以被察觉的趋势是拥有资产阶级背景出身的人会被选作军官。”在年龄方面,奥威尔注意到“只有14岁的男孩们常常十分勇猛,而且非常可靠,他们仅仅需要充足的睡眠”。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共和国的许多士兵都很年轻(佛朗哥的军队无疑也是如此)。 [205]
西班牙内战中的长战线多数都很平静。另一方面,多数共和党人相信,如果他们被抓,就会遭到枪毙,如果他们是志愿兵或者是军官,就更容易落得如此下场,毕竟双方都很少会枪毙受征的士兵。然而,被恐惧支配的大脑常常会发出谨慎的信号。到目前为止,共和军的所有成员全都参与到这场战争中。国际旅的志愿兵无权选择撤退的时机,而有的人会利用假期的机会拜访他们的大使馆(前提是,他们来自反法西斯国家或民主国家),有时会借此找到逃跑的办法。
士兵们长期驻守在前线——阿拉贡地区的5个月中,一直憋屈地睡在战壕里。军队中的生活远比想象中的无聊:“为数不多的在前线或前线附近的女人会成为竞相争抢的对象。在年轻的西班牙人中,鸡奸的情况时有发生。”奥威尔冷漠地回忆起这些事情。 [206]
形成新式常规军的变革导向让无政府主义者惊骇不已。人民军事学校、马德里的第五军团学校甚至无政府主义者在巴塞罗那的“巴枯宁”学校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有可能会在部队中充当一名共产主义者或一名资产阶级成员吗?穿上军装,然后对中央政府唯命是从?自由主义青年们宣扬,军队可能与7月的那个反叛力量面临几乎相同的风险:“一支惊人的军队,对炮灰之下为自由、面包和公正的呐喊一无所知。”《无政府主义》(Acracia)的一位编辑说:“我们不是在制造战争,而是在革命。” [207]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提出要废除敬礼,对军队的所有人员、前线的报纸以及士兵委员会一律实行同工同酬。“命令的困惑”“新生军事主义”和“共同的精神疾病”让《工人团结》(Solidaridad Obrera)满腹牢骚。特鲁埃尔的3,000名钢铁纵队(其中大概有400名刑满释放人员)的成员向针对民兵下达的法令发起了反抗, [208]迄今为止,该纵队的薪水都是按整体支付的。如今,工资将由战争部的一名出纳员下发到每个个体;他们眼中的未来要被迫遵从命令,称呼军官为“您”,而不是常说的“你”;要面对曾经厌恶的下士和中士的谩骂——这些都让他们深感绝望。部队中的很多成员都为了放弃成为“机器士兵”而选择了当逃兵,并且人数可能达数千人——3月21日,剩余将近4,000人经过投票后决定为了避免解散而接受军事化管理,对此他们极为不满。 [209]
钢铁纵队中的一名释囚写了一篇名为《一天》(One day)的文章,在内战爆发前,他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罪名是谋杀一名地方权贵):
一天——忧伤又幽暗的一天——强行对我们实行军事化管理的消息就像一阵冰冷的寒风吹向了山顶……在军营中生活过的我在那里学会了憎恨。我在监狱中也生活过,但颇为奇怪的是,在眼泪和痛苦之中,我学会了爱,真真切切的爱。在军营的时候,我差一点就丢失掉了自我,他们对我的所作所为以及试图强加于我的愚蠢的命令都是危险至极的行径。在监狱中,经过一番挣扎,我重新恢复了自我……当在远处听到实行军事化的只言片语,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已变得麻木,因为,我可以清楚地看到革命赋予我的游击队员般的勇敢将荡然无存。 [210]
无政府主义者意识到西班牙共产党想要连同前正规军军官一起牢牢地掌控住新组军队,例如共产主义第五军团的领导者恩里克·利斯特受命指挥第一混成旅。 [211]他们也许是在杞人忧天。战争部副部长阿森西奥、总参谋长马丁内斯·卡夫雷拉(Martínez Cabrera)、北方的利亚诺·德拉·恩科米恩达以及南方的马丁内斯·蒙赫都不是共产党党员,负责守卫马德里的米亚哈和罗霍也不是。然而,前线作战的失败以及讨论进攻中的政治投机行为造成的延误使无政府主义者的地位下滑。无论是正规军军官还是共产主义者都让无政府主义者心生厌恶,而这两股势力串通一气更会引起无政府主义者的怀疑。
有那么几个月,民兵队伍得以保留,尤其是在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这些地方让共和国任命的新组军队的指挥官们感到非常棘手。但总的来说,之前的编组已经消失;营长变成了少校;“百人代表”变成了上尉。到了春天,1—40营改建完毕,101—115营正在接受训练,41—100营正处在组建过程中的不同阶段。 [212]各个营很快被编入了师级部队。
在军事化重组的过程中,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十分活跃。政府指派加西亚·奥利弗本人来指导军官学校,同时,他还是最高战争委员会的无政府主义代表。该委员会成立于11月9日,由拉尔戈出任主席[其他几位成员是普列托、胡利奥·胡斯特(Julio Just)和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 [213]]。费德里卡·蒙塞尼也对这些变革给予了支持,她曾对前线因讨论而错失战机一事发出谴责,但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对他们的领导接受“反动”的样子感到失望,尤其是当电台在谈到加西亚·奥利弗的时候说:“司法部长阁下,加西亚·奥利弗同志。”
在加泰罗尼亚一方,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于12月份在阿拉贡成功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一支独立军队。通过征兵,他们组建了3个师,曾经的纵队被改编成团,因为加泰罗尼亚人更喜欢把旅作为基础单位。官方称其军队人员的总数达到4万人,而实际的人数可能没有这么多(如之前所提到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有大约2万名国家主义者将与他们展开对抗,如果加泰罗尼亚人万众一心,发起进攻,国家主义者必定会陷入苦战。加泰罗尼亚的各个师在另一个主导下保留了原有的政治色彩。无政府主义民兵队伍被编入3个师,并最终由奥尔蒂斯、桑斯和霍韦尔3位新晋少校负责指挥——他们都是预备役的游击队队员。 [214]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队伍变成了第二十九师,由罗维拉少校负责指挥;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民兵队伍变成了第二十七师,由共产主义民兵领导者何塞·德尔·巴里奥“少校”负责指挥;而“马西亚—孔帕尼斯”纵队或称加泰罗尼亚纵队变成了第三十师,由正规军的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Jesús Pérez Salas)少校负责指挥。大多数指挥官自7月份以来一直在指挥那些纵队。总指挥官是比森特·瓜内尔,在内战爆发以前,他曾是一名正规军的少校。 [215]尽管所有队伍都实行“军事化”管理,但不同部队各自的政治色彩并没有消失。同时,政府一直没能让自己指派的人来指挥无政府主义部队,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地方军政府会把被推选为指挥官者的名单交给政府。
军队仍然没有统一的军装,但大多数士兵都穿着长及膝盖的灯芯绒短裤和一件带有拉锁的夹克。他们的训练设施十分简陋,枪法也很糟糕,对步枪的训练基本上是一窍不通。投向敌人的手榴弹还有在投掷者手上爆炸的危险。许多地方都没有地图、炮兵部队的测距仪、野外望远镜或清洁用品。曾经在伊顿学院军官训练团接受过训练的奥威尔发现一个令他毛骨悚然的事实——在他从属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纵队中,没有一个人听说过用来清理步枪的枪筒清扫绳。 [216]
由政治家塔拉德利亚斯(1934年时奥维耶多兵器工厂的主管)负责掌管、希门尼斯·德拉·贝拉萨 [217]负责组织的加泰罗尼亚军工委员会,正井然有序地将加泰罗尼亚的各项工业与军事物资的生产相联系。例如在1937年的2月末,加泰罗尼亚的这些工业部门(1936年7月的时候还不存在)每天可以产出50万颗步枪子弹。 [218]在拥有最先进设备的工厂内实现集中化生产方面,该委员会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并且他们还对某些工业部门进行了重组。然而,异常重要的巴斯克军工业远没有达到战前生产的要求,这是因为原材料匮乏以及管理不尽如人意。
共和国军队配备的步枪一直来自多个不同的产地,其中有将近三分之一是毛瑟枪(这是为旧军队配备的武器),三分之一出产自苏联(“莫辛”型号),而另外三分之一出产自以墨西哥为主的多个不同国家。 [219]各种不同口径的枪引起了许多问题。共和军拥有数百门反坦克炮,但他们没能很好地利用起来。此时,他们在7月份所拥有的大炮已经损失大半——就是因为民兵队伍的无知而使用不当以及在撤退期间大炮被遗留在战场上。虽然如此,在1936年的整个冬天,钦奇利亚和阿尔曼萨开设了炮兵学校——非常有必要这么做,因为在1936年7月的时候,绝大多数的炮兵军官都站在了国家主义一方。 [220]
由于在训练和物资方面与苏联存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共和国的空军力量要比陆军更加倾向于共产主义:其指挥官,出身贵族的普列托派分子——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已经像科登和其他先前无政治立场的军官一样,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把他已经加入西班牙共产党的秘密告诉了他的妻子——保守派政治家安东尼奥·毛拉的孙女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他的妻子回复说,就在几周前,她也加入了西班牙共产党 [221])。大多数在苏联进行了为期6个月训练的西班牙飞行员在回国时都已练就了非常优秀的驾驶技术,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成为共产主义者。由斯马什凯维奇领导的苏联飞行员本身就发挥出了极佳的宣传效果,尽管他们与西班牙飞行员和阿斯图里亚斯的政治委员长贝拉米诺·托马斯之间一直存在摩擦。
在海军方面,共产主义取得的成功就要略逊一筹。指挥官布伊扎(Buiza)海军上将、其继任者冈萨雷斯·乌维塔海军上校以及驱逐舰舰队的指挥官比森特·拉米雷斯(Vicente Ramírez)都是职业海军军官,他们从未尝试过对共产主义的信条抱有好感。作风粗鲁,但拥有一副热心肠的舰队政治委员长布鲁尼奥·阿隆索是一名普列托派分子,他对海军作战一窍不通。负责指挥两艘共和国潜艇的两位苏联军官和其他一些苏联军官被任命为海军顾问,苏联的海军专员库兹涅佐夫则经常为普列托出谋划策。其他方面并没有显露出苏联的影响力。面对苏联或者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影响力,相对自由的海军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行事高效。实际上,在内战中,共和国的舰队不过是华而不实的摆设,无所事事的海军长期遭到忽视。这多数要归咎于负责海军的部长普列托,他与布鲁尼奥·阿隆索一样,都对海上战事所知甚少,同时,他在海军事务上还盲目相信一名私人秘书——爱德华多·梅林(黑色教皇)。看上去侃侃而谈、无所不知的梅林实际上怠惰因循,甚至有可能会背叛共和国。 [222]有许多在严格意义上忠于共和国的海军军官对革命并不感冒,而多数普通士兵又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库兹涅佐夫上尉描述了他参观“海梅一世”号的一次经历,他发现有至少3场政治会议正在举行。这位未来的苏联海军总司令无奈地评论道:“争执和讨论的声音从未停歇,随处都能听见‘不成功便成仁’这句话,但无政府主义者既没有成功,也没有成仁。” [223]共和国舰队之所以会失败,一是因为士兵中不讲究纪律的风气,二是因为那些被提拔为战舰指挥官的人愚昧无知,三是因为最高指挥官们的钩心斗角。不善言辞的布伊扎内心勇敢,但防备心又很强;冈萨雷斯·乌维塔毫无斗志;能言快语的安达卢西亚人比森特·拉米雷斯的讲话风格带有强烈的海员风范,这使他颇受欢迎,但他不能建立纪律;工作最为出色的是作风保守的潜艇舰队指挥官雷米希奥·贝尔迪亚。 [224]
不可否认,共和国舰队的首要任务不是对抗佛朗哥,而是确保通向苏联的海路通畅。在这一点上共和国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在1936年10月到1937年9月期间,有超过20艘大型运输船安然无事地从黑海来到西班牙,其中大多数都是西班牙的船。
除了军队,留存下来的还有4支武装警察力量:改名叫共和国国家警卫队的曾经的国民警卫队、突击警卫队,由财政部长负责指导、在边境线确保关税缴纳的马枪骑兵以及“调查与警戒”部队。自从内战爆发以来,这4支力量当中前2支的作用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他们比地方的“民兵后卫队伍”还要逊色,这些民兵之所以能一直存活下来仅仅是因为心慈手软的内务部长、社会主义者安赫尔·加拉尔萨的软弱。由内格林于1936年到1937年的冬天一手打造的马枪骑兵工作起来积极有序,被誉为“内格林的10万之子”,但实际上,他们只有4万人。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几乎都是社会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然而,警察和“调查与警戒”部队确实有潜在的共产主义成分,尽管新上任的安全局局长——接替穆尼奥斯的文塞斯劳·卡里略是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拥护者。马德里各个警察局的局长要么是共产主义者,要么对共产主义颇具好感,内务部情报部门的两位主任——胡安·加兰和胡斯蒂尼亚诺·加西亚都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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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的冬天,共和国军队的一系列革新最终影响到世界的其他地方,这些革新的地方都在处理战争伤员方面。这种革新最先在加泰罗尼亚由巴塞罗那总医院的军医主任何塞普·特鲁埃塔提出。特鲁埃塔在对伤口的处理和对骨折的即刻手术上采取了全新的处置方法:用缝线缝合伤口的边缘,大量利用熟石膏来对受伤部位进行保护以及给予伤者足够的休息。这些改变意味着外科医生需要守护在伤员的身边,而不用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常发生的那样,把伤员长途跋涉运到医院。这种改变本身拯救了众多生命。前线对藏血库的使用使外科医生们可以立即进行手术。加泰罗尼亚输血中心的主管——杜兰—霍尔达医生与他的助理、历经传奇的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一同负责开展此项事务。1936年12月23日,白求恩医生的西班牙—加拿大流动血站第一次在前线进行了输血:在战争史上,该事件的地位堪比同期发生的德国的新型战斗机梅塞施米特109式(Messerschmitt 109)首次飞过马德里。
特鲁埃塔的另一项革新是放弃每日更换衣服和抗菌剂的习惯,伤员们长期以来都因此而心生畏惧。这项措施使共和主义西班牙的伤亡人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伤亡人数相比大幅减少。即使在一开始没有完全组织起医疗服务,卫生环境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但也很少从通信战壕(带回伤员)。 [225]
面对传统的共和军,特鲁埃塔为了能让自己的理念被接受而遇到诸多困难,但他成功地说服了军队外科服务主任医师哈考特上校。 [226]战争中的致命疾病——“气性坏疽”的发生率尤其得到极大改善,甚至让1938年出访巴塞罗那的外科医生们都认为西班牙(或至少在加泰罗尼亚)不存在该疾病的病源厌氧菌,但那些对此事记忆更长久的人并不这样认为。
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不仅在军队上存在利益纠纷,在土地上也出现了更为棘手的难题。如今的共产主义者公开支持小农场主,与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展开合作的社会主义者则在争取实现土地的集体化。这些集体农场是西班牙革命浪漫主义的新生产物。在此之后的岁月里,集体农场的观念占据了许多人的想象:它们会是什么样的?它们有着怎样的工作机制?它们能长久地存在吗?它们讲究公平公正吗?
共和主义西班牙大概有2,500个集体农场——有数百个在安达卢西亚,大约有450个在阿拉贡,大约有350个在东部的沿海地区,大约有300个在卡斯蒂利亚。在加泰罗尼亚的大约只有80个集体农场,埃斯特雷马杜拉仅存的一小块共和国领土有大约40个集体农场。 [227]这些土地改革并不是完全由无政府主义者掌控。社会主义者手下有将近800个集体农场,还有将近1,100个集体农场的委员会中至少有1—2名社会主义者。将近有50万个家庭在农业集体农场工作,实行了集体化管理的土地接近于900万英亩(约36,421平方公里)。伴随着集体化的改革,土地改革协会让差不多30万名农民拥有了土地,从1932年至此时,交到农民手中的土地大约有150万英亩(约6,070平方公里)。此外还保留了许多渴望维持原状的个人农场主,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甚至是阿拉贡地区。有些地方被全盘集体化,但多数地区在集体化的同时还保留了私有的成分。 [228]某些地方甚至还进行了两种集体化:一种由无政府主义者推行,另一种由社会主义者推行。在部分地区,大多数的小镇经过投票决定,当他们接管了附近的大片地产以后,他们将以小型农场的方式在其中进行劳作。在阿拉贡,集体农场往往就是村庄本身。在西班牙东部的沿海地区,更为常见的是把集体农场当作部分企业,只有40%的农业人口组织进行了集体化。 [229]在安达卢西亚,集体农场也许会建立在被没收的私人地产之上,这些被没收的私人地产的面积和历史引发了不同于阿拉贡地区的问题。实际上,先前多数集体农场的土地面积都属于中等大小,因为埃斯特雷马杜拉和安达卢西亚传统地区的大型地产已经迅速成了国家主义者的囊中之物。
在加泰罗尼亚的农村地区,由葡萄种植者们(一茬佃户)组成的联合组织将吸收进来的所有独立的农民团体并入了一个单独的联盟中,并因此而扩大了势力范围。这些农民全都有加入该联盟的需要。所有土地,不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租赁,都由耕种者接管。在内战爆发的前几个月,工业的集体化在巴塞罗那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加泰罗尼亚的农村地区,随处都可以见到小型农场。 [230]
在内战刚刚打响的前6个月,全国约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土地被征用。 [231]不幸的是,如同以前一样,革命者只考虑到土地面积的数目,而忽略了土地种植的作物种类。这是一种缺陷,因为无论革命或反叛的运动成功与否,拉曼恰的葡萄园、巴伦西亚大果园地区的橘子农场以及卡斯蒂利亚的贫穷的混合农场都是截然不同的产业。
各个集体农场的规模大小不一:大的有5,000名成员,位于堂吉诃德故乡中心地区的托梅略索(雷阿尔城),那里掌控的葡萄酒容量足以超过400万加仑;小的由2个农场组成,位于比拉斯维耶阿斯(阿尔瓦塞特),共有将近20个家庭(92个人)在那里劳作。一开始,每个集体农场都制定了各自独立的规章制度,各个地方的规定都不相同。后来,一次地方无政府主义会议通过了一套所有集体农场都要采用的通用章程,同时还批准实行一项总体的统计制度,并建立国家统计局。然而,各集体农场仍然存在不同的特色和管理方式。如之前所述,在阿拉贡地区,由华金·阿斯卡索领导的一个地方委员会在集体农场的一次代表大会的推动下正式成立。但在其他地区,组建委员会都是出于其他目的(生产和分发),别的地方不会允许有一个由无政府主义主导的强而有力,并且拒绝接受一切外部政治势力的独立团体。
小市镇或村庄内的大多数集体农场都由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组建的联盟来掌控。就全国层面而言,不论这两大组织或其领导层之间有什么样的分歧,在小地区,他们的关系在整个内战期间都维持得很友好。劳动者总工会的成员们大多数来自那些曾在1931年或1932年间加入社会主义运动当中的人。在内战爆发以前,社会主义运动曾在农业政治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在市镇内的社会主义者不同,这些农村地区的社会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一直远离西班牙共产党的影响。在内战爆发的前夕,他们无疑属于卡瓦列罗派。
地方工会的领导层会宣布集体农场的成立,并任命“代表”来负责各项不同的工作——牲口、酒类和油类等,其中包括数据统计、运输、经营管理以及资源交换。这些人一同参与的会议将设立集体农场的管理部门,其包括1名主管人、1名秘书、1名副秘书、1名财务主管,也可能会有其他4名成员。在一些地区,该委员会由集体农场的“全体代表大会”投票进行决定。同一名“代表”可能从事多项工作,常常会需要本人可以在田地里履职,因此这些人首先不能是职业的政治家或职员,人们也无法通过当选代表来捞取好处。管理部门成员的薪酬常常比普通工人的要低:例如,托梅略索的管理人员的周工资要比其他人少11比塞塔 [232](在不同情况下,该做法有可能会被竞相效仿)。管理部门的代表会在年底将集体农场的进出口差额告诉地区的会计。如果有剩余,会将剩余部分放进当地的存储账户里面,以此来帮助那些入不敷出的集体农场。这笔钱也可能用在购买地方必需品上。所有加入集体农场的人都要带着他们的土地和农具一同加入。不是所有的集体主义者都是没有土地并希望在当地的地主地产中分一杯羹的人——小农场主也会加入集体农场。例如,阿尔科里萨(特鲁埃尔)的一名年轻律师海梅·塞戈维亚(Jaime Segovia)。尽管他有一定的财产,但他帮忙组建了当地的集体农场; [233]阿尔卡萨尔德塞万提斯委员会的主席——农场主比达尔·克鲁斯就带着他自己的4英亩土地以及他租来的另外2英亩土地加入了集体农场。 [234]所有的集体农场都有一个自己的财务部门,但即便是在一个产出充沛的集体农场,其每个成员的手中都不太可能会有超过7比塞塔的现金。
很难估算要等多久会对所有人强制实行集体化。共产主义媒体宣扬着各地弥漫着的恐怖气氛:“众所周知,长枪党人打着无政府主义者的幌子到处结党营私。”这些集体农场中的大多数在成立之前都会即刻处决一些右翼人士。1937年年初,许多地方都不会干扰小业主们的正常生活,但禁止他们雇佣员工。在阿拉贡地区,甚至不允许地籍调查登记他们的财产——“为了打消利己主义的所有制精神” [235]。在整个1937年,自耕农和集体农场之间的关系一直有所改善。
集体化在社会层面取得了多大的成功,以及集体化堕落到什么程度会像他们赶走和杀死的那些人一样,变成地方权贵们的独裁统治,这些问题一时都难以下定论。 [236]西班牙共产党党员利斯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对阿拉贡议会痛加指责。在他的描述中,阿斯卡索亲临巴塞罗那的时候,大型车队相伴随行,并且享受了奢侈的款待,在他的属地内,普通工人们生活在“比无政府主义革命之前恶劣百倍的惨无人道的暴政之下”。地方委员会若谴责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可能会被谋杀,而那些询问相关人士下落的人们会被告知,他们已经“被移交敌方”。在“自由共产主义”(communismo libertario)时代,他总结说:“阿拉贡人知道恐怖是权威和有组织犯罪的工具……那些所谓独裁政权的敌人所建立的统治,就其恐怖主义手段而言,根本无法与此时最激进的政府相提并论。”无政府主义者自己也承认集体化的缺陷,比如,在伊涅斯塔(昆卡),个人主义似乎已经风行。这些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有意于分发土地的无政府主义者。集体化面向的主要是大型资产,但个人主义者们强制占有了五分之三的土地以及将近一半的储备物和农具。后来,只有80个家庭留在了集体农场,但显然,他们富裕了——从当地总办事处借了13,000比塞塔。到1937年年底,互相合作的家庭数量增加到200个。 [237]在佩尼亚尔瓦(韦斯卡),集体化的结果更加不尽如人意。一开始,即1936年8月,总共有1,500人成了集体化的一部分。然而,集体化并没有广泛推广,因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为驻扎在附近的杜鲁蒂纵队提供食物。结果,要么是源于十足的勇气,要么是意识到会有西班牙共产党来撑腰,大多数人宣称打算重新夺回他们的财产。一个委员会受命负责指导撤销行动,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留下了500人继续在集体农场劳作。即便如此,仍然有人进一步提及“恶意的集体主义者”,认为当一切都免费提供的时候,他们试图在积攒物资,然后打算把物资卖掉或者任其腐烂。 [238]这些人的下场我们不甚清楚,在圣马特里奥(卡斯特列翁)和塞罗斯(韦斯卡),集体农场的全体大会有权以道德败坏的名义驱逐会员 [239]——然而,这一权力并没有被使用过。许多地方的个人农场主和集体主义者之间关系冷淡且流于形式,但在表面上还说得过去。例如,在布努埃尔的出生地卡兰达(特鲁埃尔),他们各自有属于自己的咖啡馆。 [240]在法塔雷拉村(塔拉戈纳),小业主们最终与试图对他们的财产进行集体化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之间爆发了武装冲突;多人丧生以后,情况才重新稳定了下来。 [241]但对于利斯特,除了考虑他本人存有的偏见,在这场集体化的实验过程中,他的做法就都是对的吗?
各个集体农场的“全体大会”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在一些地方,“全体大会”是一个十分活跃的组织,这里的居民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影响集体化政策。比如,在一个位于山坡之上的美丽市镇阿德穆斯(巴伦西亚),他们每周六都会举行全体大会,以此来讨论“未来的方向” [242]。在阿尔科莱亚德辛卡(韦斯卡),“只要有需要”就会举行全体大会。 [243]在阿尔卡萨尔德塞万提斯和拉格拉纳德利亚(莱里达),全体大会要负责推选出管理委员会,但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作为。 [244]塞尔韦拉德尔迈斯特雷集体化政策的确立经过了“在市政广场上公开进行的会议的同意” [245]。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加斯顿·勒瓦尔对这些在阿拉贡地区举行的全体大会的见闻进行了记录,这些地方采取的政策:
准许居民知晓社会,了解社会,并在精神上融入社会,共同参与到公共事务和公共责任的指导当中,以此来避免出现互相指责的情况和剑拔弩张的气氛。在不容辩驳的情况下,当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某些人的手中时,即便这些人以民主的名义而被推选出来,但这些矛盾仍然会常常发生。 [246]
集体农场的秘书负有相当大的责任,相比于政治上的献身精神,他们被选中的原因更多是出于他们的读写能力。在阿拉贡地区北部的一个集体农场,这一职务有一段时间是由当地的权贵子弟、大学生比森特·德皮内斯(Vicente de Piniés)来担任,他曾在君主时期出任过部长(他后来加入了军队,在战斗过程中叛逃至敌方,并成了佛朗哥手下的一名特使 [247])。
农业有着众多不同的情况。比如,在一些村庄,农民家庭星期一早上离家以后,一整周的时间都会在山里放羊,只有到星期六的夜晚才回家。现有的数据统计显示,在集体化的中心领域——阿拉贡地区和西班牙中部地区,小麦产量有所上升,而在自耕农的重地——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东部沿海地区,小麦产量则出现了下滑。无政府主义者抓住了这一事实。某位名叫N. 冈萨雷斯的人写道:“卡斯蒂利亚的农民们,现在你们已经拥有了足够的证据证明农民的集体化不是一种疯狂之举:它是能让生产达到最大化的体制。亲爱的同志们,这正是值得我们追寻的道路……”
表一 集体农场产量表,1937年10月9日
数字来自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s publication Economia Politica, Publication 60, seriesC, No.33。1936年的数字只考虑了共和国地区的产量。这些数字说明加泰罗尼亚和莱万特地区的产量在下降,可以说这是值得信任的一组数字,因为一个共产主义农业部很难造出这些如此低的数据,该部在这些地区的共产主义力量比中部和阿拉贡还要强。
但问题是,即便如这些数据表明的那样,小麦的产量的的确确出现了上涨,但出产地区消耗量的上升、运输体系的腐败、难民数量的增加以及国家主义者们的封锁导致的对食物的需求量的上升,同样致使共和国除了巴伦西亚以外的所有地区都陷入了食物短缺中。
拉曼恰的市镇阿尔马格罗的一些表格资料反映出一些当地情况,该市镇约有8,000名居民,离葡萄酒工业中心雷阿尔城不远。 [248]
表中的数字说明,阿尔马格罗几乎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在上述日期之间,即便是在农村地区,通货膨胀也达到接近30%。受雇于周报《自由之地》对该市镇进行走访的一名无政府主义记者也发表意见称,虽然集体化政策无疑正在发挥着良好的作用,但也应当试着有所节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该地区其他并不富裕的地方。阿尔马格罗的集体农场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联盟的一部分。在阿尔马格罗组建管理委员会的那些同志太过于自满。在该市镇,有一种反常现象:由工人们负责运作的一个无政府主义面粉厂却不属于集体农场的一部分。其产品按照品种可描述为3种质量,分别以“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国际工人联盟”命名。 [249]该集体农场由300个家庭组成,1936年9月1日到1937年8月31日间,每个家庭消费了40加仑橄榄油、200磅土豆以及将近800磅面包。这一年中,每个家庭喝掉了大概400升的酒——在革命自由的初年,人们认为,这些消费还算不上奢侈。教堂被改建成一个木匠的商店。该市镇因缺少“无法无天的共产主义者”而闻名遐迩。曾经的市政委员会保留下来,其15个席位中的6个由无政府主义者占据。 [250]
各个集体农场发放的工资都不相同,基本上是越富有的集体农场给工人们发放的工资越丰厚。对于自由论者的美好愿望,这样的局面充满了讽刺。另一方面,在许多地方,少量的油、酒,甚至还有肉类都是免费的,此外还包括租金、电力(在已经通电的地方)、理发、医疗咨询和药品。工资通常会根据家庭的大小和需求而有所不同。正如看到的那样,有许多地方完全取消了货币,但其中的多数地区在取消货币以后仅几个月,要么是以发行票券的方式来替代货币的流通,要么是与其他地方一样,以一种“通常工资”的形式重新出现。例如,在格劳斯(韦斯卡),工资起初是以票券来支付,到当月月底,票券改为不同点数的票据。没过多久,由于该市镇位于一个交通要道的十字路口处,在当地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又重新发行了比塞塔。最后,委员会发行了仅限在村庄流通的一种当地特有的货币,并根据需要对应多种不同的支付方式。
▼表二 部分集体农场工资发放表
续表
▲(除了特殊说明,工资都是以比塞塔计值按天发放,pw表示按周发放)
▼表三 共和主义西班牙在1936年9月与1937年10月的部分物价对比
续表
▲注:
1. 法内加,西班牙重量单位,1法内加合55.5千克。
2. 阿罗瓦,西班牙旧重量单位,1阿罗瓦约等于11千克。
在少部分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恶劣的天气导致冬天会出现食物短缺的情况,集体主义者可以为他们自己存有少量的家禽。比如,在皮埃德拉斯梅纳雷斯(瓜达拉哈拉),他们个人可以存有18只鸡和3只羊; [251]其他地方建立的公共用餐大厅,单身汉可以免费用餐,路人只需支付1比塞塔。
表四 米拉坎波集体农场的产量和价值
统计的数据有时会显示产量在上升,比如像位于瓜达拉哈拉附近的米拉坎波的集体农场,该地曾经归孔德·德罗马诺内斯所有。 [252]或是出于战争的需求,抑或出于集体主义者们渴望证明他们的体制要优于他人,集体农场还出现了一些根本性的进步。关于新建模范养猪场、面粉厂和新道路的报道数不胜数。与战前相比,土地常常为了得到合理耕种,扩大灌溉面积,而对生产实行技术化改革,改善卫生环境,建立工作棚。许多集体农场购入了新型农业机器。学校增多了,在改建过的修道院和宫殿里,新教师们让年轻人和成年人对教育的渴望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满足,他们发现了学习的困难之处。
对于无数工人而言,高级讲习班、神父、传统生活的整体构成以及女性地位低下等与传统相关的习俗消失形成了一种持续兴奋,这转移了他们对由战争引起的物资短缺的注意力。在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地区的小市镇,曾经的生活非常单调。如今“窗户似乎打开了”。工人们当家做主以后虽然产生了一些问题,但在鼓励努力工作的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在以现代词汇重新改写的革命歌曲和经典歌曲声中,在广播电台的广播声中,老旧生活的乏味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管怎样,各委员会举行的会议制造出了所有人都有机会参与政治的表象。
从政府的角度讲,集体农场的弊端在于他们不纳税。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声称他们“把食物直接运往前线当作铁一般的纪律” [253],但事实上,食物只会不定期地抵达前线。因此前线指望不上无政府主义者提供的食物,并且食物还常常被浪费。尽管在许多管理委员会中都有社会主义者的身影,但也不能指望集体农场能听命于政府。
到1936年12月,从部长往下,农业部的所有高级官员都是共产主义者(卡斯特罗·德尔加多从第五军团离开以后,成了土地改革的总策划人,而担任秘书长一职的是另外一名共产主义者——莫拉塔·努涅斯 [254])。这使很多农村地区的工人们认为,虽然高级讲习班焕然一新,但事实上,在各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与以往并没有不同。
如果国家一直处于和平之中,很难说集体农场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由于战争和其他革命党派的存在——尽管两者看上去都把无政府主义者搞得焦头烂额——集体化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某些成功。战争使公共服务的意识得以延续。与此同时,自1936年的秋天起,政府与西班牙共产党对小农场主的支持意味着这些人常常被迫组成联盟——地方的管理委员会不能强迫个人加入或顺从(身为西班牙共产党党员的农业部长在为数众多的演讲中向个人农场主承诺,他们的利益会得到西班牙共产党的支持与保护,并会向民众传达这一信息)。
唯一有可能确定的是,集体化的成败取决于管理者们是否能够在和平之中长久地接受政府和个人业主的存在并与之进行合作,以及政府和个人业主能否一直接受这些集体农场和传统企业共同组成的企业。奥拉西奥·普列托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开始意识到,像偶尔把25—50个食杂店合并为一个大型的集体化百货公司的这种行为并没有必要的社会价值。私人锁匠、鞋匠、家具维修工和橱柜制造工的废除往往导致了这些手艺也一同消失。对于农村地区的管理部门,怎样才能确保让富裕的集体农场把多余的农产品移交给贫穷的集体农场;无论是在谁的领导之下,要如何得到西班牙农业需要的肥料、机械、信贷以及技术支持……因为有太多的问题悬而未决,因此很难说这些土地企业是成功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政策明确有力地表达了许多贫穷但富有献身精神的男男女女们的满腔热忱。他们既不应该受到西班牙共产党的嘲笑,也不该遭到国家主义者的残酷对待。不过,一些对像华金·阿斯卡索等无政府主义领导者们的揣测,削弱了人们对在该体系中工作的理想主义者的同情。
1936年到1937年的冬天,在马德里附近进行的战斗不仅在西班牙引起了广泛关注,同时在国际上也引起了轰动。然而,在外交家们的口中,似乎不干涉协议可以有用武之地。11月12日,苏联驻伦敦大使麦斯基(从某种意义上,他是伦敦的第二位亲共和国的大使 [255])曾满心欢喜地说道:“经过了长达数周漫无目的的徘徊,我们的委员会……为了能有效掌控不干涉协议已经精心策划出一套卓有成效的方案。” [256]在同一天,普利茅斯勋爵提议,为了能对违背不干涉协议的行为有所察觉而需要在西班牙的边境线和港口安插观测员。该计划获得批准。葡萄牙、德国和意大利提出,此项计划在西班牙内战对战双方落实以前,空中管制也应当囊括在计划当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近乎天方夜谭式的提案是因为这些国家在有意拖延谈判时间,而非争取达成共识。在此期间,德国驻敖德萨的领事和驻伊斯坦布尔的新闻记者正在对从苏联装运的武器进行报告和报道。
当然,不只德国注意到了苏联进行的军事援助。11月15日,艾登在下议院直言不讳地宣称:有些国家“相比德国更应当受到践踏不干涉计划的谴责”。11月17日,艾登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国家主义者宣布,为了阻止战争物资抵达共和国,他们将拦停并搜查在公海上航行的船只。如今,按照国际法的规定,英国的船只可以从外国港口把武器带入西班牙;同时,如果运送遭到干预,可以向海军寻求帮助,但如果在西班牙海域内被干预,海军就无权为其提供保护。英国政府认为这种商船的行为有违不干涉协议的精神(如果不是协议条文的话)。海军不想为承担此类交易的船只提供保护。 [257]如果确认佛朗哥在内战中拥有交战权,出面干涉将是合法行为。虽然英国政府本想认定佛朗哥持有交战权(他们认为,这将更加有利于英国免遭冲突),但法国对此表示反对。艾登既不想帮助佛朗哥,也不想冒犯法国,他本来只想“在地中海发发威风”。11月22日,内阁的多位部长提出了交战权一事,但艾登表示反对并最终获得了支持。内阁决定让海军为运送普通货物的英国船只提供保护,但禁止英国船只运送武器。 [258]事实上,海军部已经在11月20日通知英国战舰:两大西班牙海军会拦停并搜查商船是否运有武器。艾登直到11月25日才取消这一命令。对于英国政府而言,值得庆幸的是这件事在当时并没有泄露给新闻媒体。 [259]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德国和意大利宣布,他们承认国家主义者一方是西班牙政府。接到消息的佛朗哥把德国和意大利以及葡萄牙和国家主义西班牙描述成欧洲的文化、文明和基督教的坚固堡垒。用他在随后补充的非比寻常的溢美之词来说:“此时此刻标志着整个世界的生命之巅。” [260]
然而,局势还是陷入了危机之中。11月21日,已经投入战斗的一艘意大利潜艇用鱼雷袭击了停靠在卡塔赫纳的巡洋舰“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号。 [261]11月27日,意大利驻巴黎的大使告诉他捉摸不透的美国同僚比尔·布利特,即使苏联选择放弃共和国,意大利也不会停止对佛朗哥的援助——“佛朗哥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为他赢得整个西班牙” [262]。墨索里尼正在把全部的赌注押在佛朗哥身上。他已经于不久前将齐亚诺的首席大臣菲利波·安福索和军事情报部门的首领马里奥·罗阿塔上校派给佛朗哥,并提出意大利会派遣一个师的黑衫军到西班牙参加战斗。作为回报,他希望佛朗哥能支持意大利在地中海的计划。他将尽可能地建立良好的贸易联系。 [263]11月28日,佛朗哥同意了这一计划,同时,黑衫军们整装待发。迄今为止,意大利已经向佛朗哥总共送去大约50辆轻型安萨尔多—菲亚特坦克、50门大炮、将近24架菲亚特战斗机、19架萨伏亚81式轰炸机以及一些罗密欧37式轻型轰炸机。 [264]从10月21日到11月26日,为军团而战的坦克专家基本上已陆续撤退,留下的由法尼亚尼领导的一群士气低落的意大利飞行员事实上是唯一在为佛朗哥战斗的意大利人。此外,剩下的物资仍然保留在那儿。 [265]
与此同时,首位派往国家主义政府的德国专员抵达了布尔戈斯。这位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担任军长,后来参与自由军团组织工作的冯·福佩尔。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从事帮助阿根廷和秘鲁重整军队的工作。福佩尔是一个顽固的纳粹党员,操着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自1934年起,他一直是德国伊比利亚—美洲协会的主席,并令其外交部门十分厌恶。希特勒曾嘱咐他不要让自己卷入军事争端。他在自己身边安放了两个人,一个主管宣传工作,另一个主管“长枪党的组织工作”。打从一开始,他和他那油腻、聪明且像母亲般的妻子就没有受到西班牙领导者的欢迎。 [266]在另一方面,福佩尔发现佛朗哥“值得尊敬”,但“能力没有达到局势的要求” [267]。他反对崇信宗教,并痛恨西班牙的上层阶级——认为只有出身贫寒的人才能掀起法西斯主义革命。因此,他的部下结交和拥护长枪党的激进分子,尤其是曼努埃尔·埃迪利亚。 [268]福佩尔希望希特勒能在西班牙及其他国家发起一场反布尔什维克运动,但希特勒说西班牙进行的是“一场适合吸引强国目光的助兴表演,德国可以借此毫无顾忌地追寻它在东方的目标” [269]。
福佩尔向柏林发送的第一份报告是催促德国现在要么置佛朗哥于不顾,要么派遣更多的兵力(“秃鹰军团”的指挥官冯·施佩勒也这么认为)。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德国和意大利各派出一个精锐师。 [270]他表示,规模达15,000—30,000人的一支集中作战力量将碾压共和国战线,并赢得战争的胜利。在外交部的迪克霍夫对此表示反对,他提出,如果有超过德国一个师的兵力被派遣出去,那德国和意大利将重蹈1808年法国在西班牙的覆辙,并引起公愤。同样在不久之后,德国和国家主义西班牙将不得不考虑报酬的问题。一项协议将现有的贸易契约延长至1937年3月31日,并承诺在截止日期之前开展新的谈判。事实上,这份协议是福佩尔与国家主义外交办公室的一名官员于1936年的最后一天签订的。
在此之前,身处法国的德尔博斯担心意大利将对巴塞罗那发起攻击并意识到,对于德国的援助,佛朗哥可能会以矿产资源来作为酬谢。 [271]他向艾登提议应当请求德国、意大利和苏联达成“绅士协议”,以此来停止向西班牙贩卖武器,随后再从中调停。德尔博斯还向罗斯福寻求帮助。接收到请求的美国大使布利特借机警告德尔博斯“不要依靠他的外交政策……指望美国会再向欧洲投入军队和战舰,抑或大量的弹药和金钱” [272]。与此同时,不干涉委员会于12月2日批准了普利茅斯勋爵提出的针对西班牙两大党派的管制计划(在葡萄牙弃权的情况下)。 [273]
12月4日,法国和英国就调停问题主动向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苏联接触。艾登提议“最为密切相关的六方势力”也许可以发出停战的呼吁,向西班牙派出一个委员会,并通过投票的方式建立一届政府,该政府以一名一直没有参与到内战当中的人为首,比如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他曾在日内瓦令艾登刮目相看。在共和国的最后几年中,马达里亚加一直是西班牙的代表,并且还是国际联盟的常任官员。 [274]
迄今为止,在改善内战局势的问题上,英法两国提出了3种解决方案:管制计划、调停方案以及普利茅斯勋爵在不干涉委员会提出的中止志愿兵流入西班牙的策略。12月6日,正当他们或多或少开始考虑这些富有可行性的计划时,墨索里尼、齐亚诺和意大利的总参谋长们开始开会商讨意大利在下一阶段对西班牙的援助。 [275]在会议上,频频出现的卡纳里斯也在场,他告诉意大利人,德国政府希望削减在西班牙的人员,直到与意大利人员相当。德国战争部已经决定拒绝福佩尔提出的向西班牙投入正式作战部队的计划。由于意大利坚持在外交上赚得利益,因此,不出意料,墨索里尼会向佛朗哥提供比德国更多的援助。第二天,也就是12月7日,罗阿塔上校被授予对所有在西班牙的意大利人的最高指挥权。同时,为了筹划此次新任务,他们还在意大利外交部建立了一个“西班牙办公室”。 [276]两大独裁政府的海军参谋12月还进行了会面,并同意意大利将在地中海为佛朗哥展开活动,德国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西洋。
12月10日,由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利特维诺夫(反对将西班牙问题带到国际联盟)和法国外交部长(没有被询问意见)的抱怨,共和国的同等级官员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日内瓦把共和国的问题提交到联盟理事会。在集体行动上经历了如此多的失败,他并不指望国际联盟能在西班牙问题上发挥出决定性的作用,但至少西班牙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请求国际联盟对德国和意大利认可叛军的行为进行谴责。他指出,外国战舰正在地中海攻击商船,有数不清的摩尔军队已经投入战争当中,西班牙爆发的战争对和平造成了广泛的威胁,而且不干涉协议并没有达到行之有效的作用。最终,理事会催促在伦敦的不干涉委员会的国际联盟成员竭尽全力确保不干涉协议的实行,并对调停方案表示赞许。虽然苏联和葡萄牙宣称愿意积极支持合乎情理的调停方案,但德国和意大利在提供援助的同时表示,他们认为内战双方都不太可能会接受调停方案。他们说的没有错:西班牙的国家主义和共和主义报纸都在社论当中表示反对调停。调停计划泡汤了,艾登和德尔博斯还是改换了较为和缓的方案。12月16日,共和国在原则上接受了管控计划,同时,在不干涉问题上发表了常见的看法,并保留进一步观察和拒绝实行计划的权利。12月19日,国家主义者一方对提出的问题予以回应。12月22日,在有可能全面爆发战争的恐怖气氛下,不干涉主席小组委员会对此进行了认真考量。 [277]
这种惊恐源于第一批总人数3,000名的黑衫军抵达加的斯的消息,也源于西班牙共和国截获了驶往国家主义西班牙的德国的“帕洛斯”号以及国家主义者一方击沉了一艘苏联的补给船“共青团”号这两个事实。德尔博斯在巴黎与韦尔奇克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他表示,法国人民希望能与德国达成共识, [278]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在西班牙展开合作。1936年的圣诞夜,英法两国驻柏林、罗马、莫斯科和里斯本的大使优先于不干涉委员会的首脑们,坚持催促要从1月初开始中止志愿兵进入西班牙。在柏林的弗朗索瓦—庞赛表示,之前对于法国而言,这一问题还没有严重到在个人自由上进行如此干涉。 [279]然而,当时身处巴黎的意大利部长让布鲁姆确信,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短暂的友谊就只能建立在他承认佛朗哥在西班牙取得胜利的基础之上,这些措施在各个方面的前景都很黯淡。但墨索里尼对外交官也许吐露了真言,他说他痛恨希特勒,并且一直在寻找机会与他决裂。1937年1月,英国和意大利之间的“绅士协议”成为这一“积极的姑息政策”的一种延伸。协议确认了西班牙的独立自主以及地中海上的自由交通。 [280]可惜的是,有消息称意大利加大了对佛朗哥的援助,这使达成该协议可能会大有作为的一切幻想都化为泡影。艾登后来表示:“事实看上去似乎只有一种可能,墨索里尼利用与我们的谈判为他实行进一步的介入打掩护。” [281]
毫无疑问,被温斯顿·丘吉尔称作“武装起来的旅行者们”如今正在大批涌入西班牙,法国驻马德里的军事专员莫雷尔上校把这些人叫作“意识形态的旅行者”。 [282]1月15日,由3,000名意大利黑衫军和1,500名技术专家组成的第二远征军到达加的斯。墨索里尼希望身处西班牙的意大利士兵是为了意大利的荣耀而战,因此他不希望像佛朗哥那样把他们混编进西班牙的部队。一时间,佛朗哥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妥协了。截止到1月中旬,在西班牙的意大利士兵总共达到17,000人。 [283]这些士兵收到两份工资:一份是佛朗哥每天支付的2比塞塔,另一份是墨索里尼每天支付的20里拉。然而,在罗马,工资被当成参加志愿兵的诱饵——每天25比塞塔以及价值2万里拉的保险。 [284]与此同时,在意大利的大型省会城市,尤其是在巴里、卡利亚里和那不勒斯等贫穷的地方,西班牙志愿兵建立了招募中心(意大利还出现了为国际旅招募特工人员的共产主义地下组织)。不仅如此,意大利的铁路官员们被带到西班牙帮忙重整被佛朗哥占领的铁路。
在西班牙的德国士兵累计达到7,000人。只有柏林在为这些德国士兵发放薪水。
在1936年的最后一天,据美国驻巴塞罗那的总领事估计,自10月份以来,有2万名外国志愿兵通过铁路从法国来到西班牙共和国。在圣诞节和新年夜期间,有4,000人穿过了巴塞罗那和阿尔瓦塞特。 [285]而在1937年1月1日,莫斯科有17名苏联飞行员为了“艰巨的政府任务”,以“苏联英雄团”的名义为共和主义西班牙提供援助。 [286]至此,战争让越来越多的士兵从四面八方赶到西班牙。
自愿为共和主义西班牙而战的是由96名美国人组成的第一批队伍,他们于12月26日离开纽约。 [287]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加入其他国家军队是一种违法行为,但这并不适用于自愿前往国外的美国人,只适用于那些在美国本土应征入伍的人。从1月11日开始,美国护照上通常会标注“对西班牙无效”。 [288]此举并没有什么作用,从巴黎开始,国际旅会设立组织对志愿兵进行专门照看。事实上,自愿投身于共和国的美国公民从未遭到起诉。
在向西班牙出售战争物资这一问题上,美国的“道德禁运”一直广有成效,但美国的一些物资还是经由墨西哥流入了西班牙。12月28日,泽西市维姆勒特公司的一名拉脱维亚人罗伯特·库斯(有可能是苏联政府的一个雇员)为向西班牙政府运送总价值277.5万美金的飞机、飞机引擎和其他零部件提出一份海运申请。 [289]国务院批准了这一申请,但遗憾的是,一家美国公司曾坚持利用其合法权益来反对政府的政策。库斯有理由担心美国海关有可能很快会全面阻止武器运输,他迅速把货物装载在西班牙的商船“坎塔布里亚海”号上。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安排参议院议员皮特曼和众议院议员麦克雷诺兹在1月6日的国会两院集会时提出一项禁止武器被运往西班牙的决议。 [290]
同一天,在参议院,只有参议院议员——奈伊(Nye)反对这项议案。他提出,禁运政策有失公平,因为相比于国家主义者,此举对共和主义一方的损害更为严重。众议院的一部分成员也对此抱有异议。然而,参议院还是以81比0的票数通过了新法案,众议院的投票结果为406比1。持不同意见的众议院议员伯纳德宣称,通过这项决议是冒充中立立场的行为,因为这件事造成的后果是:“当一个民主的西班牙正遭受法西斯主义势力的侵袭之时,美国在其拥有的合理的国际权益上,对民主的西班牙进行了扼杀。” [291]然而,由于技术性错误,该项议案直到8号才成为法令,而在7号那天,尽管只装载了库斯的一部分货物,“坎塔布里亚海”号就已匆匆离开了纽约。
“冒险”并未到此结束。两位美国飞行员——伯特·阿科斯塔和戈登·贝瑞曾在秋天以极高的薪水为西班牙共和国效力,并宣称共和国拖欠了他们1,200美金。他们说服海岸警卫队将传票递交给长岛海峡的“坎塔布里亚海”号, [292]但传票结果只作用于普列托的财产。在3英里的有限范围内,伴随着一艘海岸警卫队的巡逻快艇和一架飞机(为了让武器禁运政策能比预期更快地变成法令),“坎塔布里亚海”号向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驶去,在那里装上更多的货物,然后驶向西班牙。尽管,“坎塔布里亚海”号假扮成一艘英国船,但还是在比斯开湾被国家主义者的巡洋舰“加那利群岛”号截获,并且被没收了货物。船员中的西班牙人和5名墨西哥乘客被枪决 [293]。
佛朗哥宣称,在禁运法案一事上,罗斯福的行为可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绅士”。德国也对该法案的实施赞赏有加。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和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国内发起了抗议。禁运法案并没有涉及原油。自由主义者们恳求总统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理由是西班牙出现了诸多国外军队。因此,自由主义者们催促要实行1935年的中立法案——以此来防止任何战争物资流向德国和意大利。科德尔·赫尔说服了罗斯福,称这样的声明有可能会增加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所以罗斯福没有下出这步险棋。 [294]然而,通过德国和苏联,仍然有一些美国生产的武器装备流入西班牙。例如T-26坦克上所配备的40毫米大炮,起初就是美国出口到苏联的武器。 [295]库斯对于美国政府的公然挑战致使其他在北美更加隐蔽的人(比如,共和国驻墨西哥大使费利克斯·戈登·奥尔达斯)在美国寻求武器渠道的问题上变得愈加困难。 [296]
葡萄牙及德、意两国分别于1月5日和1月7日对英国和法国就志愿者问题提出的计划作出回应(苏联已于12月27日在回复中对此表示赞成)。德方的照会很明显是由希特勒亲自起草的。绕过不干涉委员会能有什么意义?在面对国外志愿兵大批涌进共和国一方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计划不是很不公平吗?但德国将会继续保持合作,保证计划在有效的控制下实施。 [297]艾登因此向英国提议,认为他们应当下令让海军巡视西班牙沿海地区的各个港口,并赋予他们搜查的权利。在展开讨论之前赞成艾登观点的鲍德温并没有表示支持。第一海军大臣霍尔指责艾登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正在达成的共同目标是让佛朗哥将军战败。”他想尽一切“技术性论点”来破坏艾登的计划:西班牙的海岸线过长;船的需求量过大;不得不召集海军的退役军人;等等。其他几位部长也持有相同立场,议会授权给艾登的只是让他去筹划一个国际化而非英国化的不干涉计划。1月10日,这份被艾登描述为“一份被删减的协议”和这行文字一同被发送出去。 [298]一个实施真正的不干涉管控计划的良机因此而错失。根据1月8日在内阁传阅的一份文件,显而易见,艾登已经意识到:“如今,对于欧洲的和平,西班牙未来政府的特质已经不如独裁者们不应赢得胜利那样重要。” [299]
正在把西班牙的事务留给意大利来处理的德国似乎突然发起了挑衅行为。12月27日,共和国的海军释放了被他们扣押的德国战舰“帕洛斯”号,但船上的一名西班牙人被继续扣留,同时扣押的还有由赛璐珞和电话机组成的一批货物,其理由是这些货物属于战争物资。共和国拒绝了德国索回这名西班牙人和货物的要求。诺拉特决定,如果共和国不立即对该要求进行部署,他将威胁采取“更加严厉的办法”。协商失败后,共和国有3艘商船被截获,其中有2艘移交给了国家主义者一方。德国未来会考虑对某一港口施行轰炸。
另外一场危机接踵而至。1月7日,法国政府听说有300名德国人已经在西属摩洛哥登陆。法国外交部首脑亚历克西·莱热提醒德国驻巴黎大使韦尔奇克要注意根据1912年法西摩洛哥协议,禁止西属和法属摩洛哥为了对抗对方而筑防工事。韦尔奇克矢口否认西属摩洛哥有德国军队驻扎。与此同时,法国的新闻媒体炸开了锅。伦敦外交部的首脑范西塔特保证,如果报道属实,英国会站在法国一方。法国军队于隔日沿着西属摩洛哥的边境线集结。福佩尔在向诺拉特的报告中称:梅利利亚有一支德国部队,摩洛哥协议在这块西班牙属地无效,但该协议可以作用于其他任何地方。与此同时,希特勒召见了弗朗索瓦—庞赛,并告诉他德国没有对西班牙的领土心存觊觎之心。该声明被移交给新闻媒体后,危机随即散去。如今在摩洛哥担任高级指挥官的贝格韦德尔上校(在奥尔加斯不在的情况之下)告诉法国驻得土安的领事:实际上是意大利人,而非德国人“正在以各种托词在西属摩洛哥打造己方势力——意大利人曾提出了一个满足他所有欲望的价码……但他已经回绝了”。他还说,零星有一些德国人会穿过摩洛哥,但没有人会一直留在那儿,以后也不会有。 [300]贝格韦德尔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法国选择相信他。此次事件随即流入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像在一连串的忧虑中不断出现,既容易“滋生”又容易变质的对战争的恐惧,这种忧虑在1918年至1939年摧毁了法国的神经。 [301]
摩洛哥在此次内战当中扮演了一种非比寻常的角色。摩洛哥军队为佛朗哥将军充当了护卫,贝格韦德尔通过煽动和劝诱为起义召集了将近5万名志愿兵。然而,共和国为了能让摩洛哥民族主义领导者们撤销对佛朗哥的援助,与他们在保护关系的独立问题上展开谈判。1936年7月18日之前,一个名叫“摩洛哥民族主义行动委员会”的组织曾向马德里派出了一支代表团,让马德里警惕非洲军团的军官们正在谋划的事务。但卡萨雷斯·基罗加的政府并没有予以重视,所有其他类似的提醒也得到相同的对待。 [302]叛乱爆发以后,这个组织表示他们将援助“拯救西班牙的民主”,但前提是共和国公开表示会支持摩洛哥在法、西两国之间的独立政策。其他要求还包括:西班牙将为摩洛哥民族主义者提供武器以及要求法国在苏丹统治领土上着手实行一切必要的改革措施。改良主义政党的领导者阿卜杜勒·克雅拉克·托雷斯曾于1936年秋天来到巴塞罗那以确立合作关系。虽然加泰罗尼亚一方对此表示出兴趣,但拉尔戈·卡瓦列罗拒绝了此项计划,因为他担心这会给布鲁姆带来麻烦。 [303]对于法国殖民地的大臣赫里欧来说,“如果共和国要对这样一项计划予以支持,那他就会以恐怖行动相威胁,在他眼中,此计划实属疯狂之举”。拉尔戈·卡瓦列罗随后仅为阿卜杜勒·克雅拉克·托雷斯的委员会提供了4,000万比塞塔的资金来为西班牙的民主进行宣传工作,并承诺当他们赢取胜利之时,会“善待”摩洛哥。摩洛哥方面拒绝了这一提议,但维持了与加泰罗尼亚一方的关系。
不管怎样,共和国政府后来确实着手于尝试并怂恿摩洛哥反对佛朗哥。例如,1937年2月19日,共和国提出,如果英法两国可以在不干涉计划中改变立场,那么在摩洛哥的利益问题上,他们可以做出让步(有可能是将西属摩洛哥全部划归法国所有)。 [304]拉尔戈·卡瓦列罗当时的国家战争事务次官——卡洛斯·巴拉伊巴尔后来只在对反抗佛朗哥的事情上提供金钱支持,所以他们予以了拒绝。 [305]
1月14日,德国外交部首脑魏茨泽克告诉里宾特洛甫私人情报机构的一名成员说:“我们在西班牙的冒险将要结束,问题只剩下了如何让德国体面地从中脱身。” [306]不过戈林在同一天确认过,德国将永远不会容忍“一个红色西班牙”的存在。 [307]
在针锋相对的氛围下,戈林、墨索里尼和齐亚诺于1月20日在罗马举行了会议。他们提出,如今的佛朗哥得到了“十分充足的供应”,德国和意大利可以支持英法提出的阻止志愿兵进入西班牙的计划。1月31日派发的军事援助应当是最后一批军事援助。他们还提出,这场内战不能存在任何触发世界大战的风险。在此次会议中,戈林的口译员施密特察觉到,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口中,他们在西班牙的军队都像是货真价实的志愿兵——甚至是在面对对方的时候。 [308]魏茨泽克强调:德国和意大利的首要态度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持否定态度。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共产主义的西班牙。 [309]
苏联实行的援助政策也在致力于避免共和国战败。1937年,干涉势力对交战双方的援助都强大到可以左右战局的地步,这会有引发一场波及整个欧洲的战争的危险。没有人希望看到西班牙内战最终演变为这样一场全面战争。
实际上,不干涉委员会很快就实现了第一场真正的胜利。1月28日,德国外交部告诉身在萨拉曼卡的福佩尔将军,德国希望“在实行管控计划以后,尽可能有效地控制并切断西班牙的供应” [310]。该提议很快获得了通过。国际观察员将被安插在西班牙边境线的邻国一方以及不干涉国家驶向西班牙的船上。此外,还将会有战舰在西班牙水域巡逻。作为接受管控计划的条件之一,里宾特洛甫受命停止进行空中管制——出于担心会毁了不干涉协议的考虑。 [311]自从意大利停止向西班牙货运,齐亚诺便告诉格兰迪要“积极应对” [312]。葡萄牙却成了管控计划的绊脚石,它以“主权”原因为理由,拒绝接受在它一方的葡西边境线上出现国际观察员。苏联随后表示希望能参与海军的巡逻,最终,西班牙北岸水域的巡逻任务交给了苏联。麦斯基提出的本是想负责东部水域,但该提议受到德国和意大利的反对(他们已经被布置在这一地区),他们并不希望看到苏联海军出现在地中海。葡萄牙同意接受在它的国内安插一部分隶属于里斯本英国大使馆的英国观察员,但这些人不能被当作“国际管控者”。在船只储备上捉襟见肘的苏联最终同意不再坚持介入海军管控。苏联之所以会进行这样的妥协有可能是由于从敖德萨启航,曾经横渡大西洋的客轮“马克斯·德科梅利亚斯”号上的一大批货物,在距巴塞罗那不远的海域被国家主义者截获。他们截取的战利品价值不菲。
实行不干涉计划一年的预算是89.8万英镑。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苏联将各自支付16%(14.368万英镑),其余22个国家分担剩下的20%。 [313]海军巡逻的经费将由4个参与国负责承担。该计划最终在3月8日获得通过。以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和苏联(后来还有波兰、希腊和挪威)为代表组建了一个负责不干涉计划实施的国际委员会,并由海军中将——荷兰人范德姆出任国际委员会的主席。葡萄牙与西班牙的边境将由英国来负责。150名观察员在1位总领头人(来自丹麦的伦恩上校)的带领下被安插在法国的边境线上。在驶向西班牙港口的船上,550名观察员在奥利弗少将的带领下负责监督所有卸下来的货物。英国将负责掌控从法国边境线到阿斯图里亚斯的布斯托角以及从阿尔加维的葡萄牙边境线到加塔角的海军巡逻。法国负责巡逻的区域是从布斯托角到葡萄牙边境线、西属摩洛哥的沿岸、伊比沙岛以及马略卡岛。德国负责的西班牙东岸是从加塔角到奥罗佩萨角,意大利负责的是从奥罗佩萨角到法国的边境线。梅诺卡岛也由意大利负责。直到4月20日,不干涉计划才得以确立。同时,各国为了确保他们的国民能遵从该计划而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此时,观察员和不干涉计划安排的巡逻船已经准备就绪。从此以后,在西班牙港口的不远处,两个黑色的圆球涂在一片白色的背景上——代表了不干涉计划的旗帜在希望之中随风飘荡。 [314]
1937年春天,西班牙爆发了3场战役,分别发生在马拉加、同马德里近在咫尺的哈拉马河以及同样离首都不远的瓜达拉哈拉的城郊。只能算得上是一次小规模冲突的第一场战役以佛朗哥的胜利而告终,第二场战役双方难分胜负,第三场战役让共和国在道义上取得了胜利。
拥有10万人口的马拉加是大海与内华达山脉之间一条狭窄的平原区域中的首要城市。3000年来,得益于绝佳的气候条件和自然港湾,这里的商业一直十分发达。1937年年初,战线从距离直布罗陀海峡20英里的一处海岸起,向内陆至隆达,并一直沿着山脉到格拉纳达。因此,共和国保卫的是以马拉加为中心、宽约20英里的一条沿海带状区域。发生在莫特里尔的一场洪水阻断了该地区与北部共和主义西班牙的其他地区的连接。马拉加曾遭受轰炸,而且在不久前富丽堂皇的拉卡莱塔大街已经被工人们搞得满目疮痍。因此,这里从表面上看像是一座荒无人烟的空城。当局表现得好像他们是独立于西班牙其他地区的一个共和国地区,但他们的理由并不充分——据说从此以后,中央政府希望“不再听到有关马拉加的任何消息”。然而,在形式上,马拉加的防御工作由马丁内斯·蒙赫将军领导的南方军负责。他的顾问是苏联人梅列茨科夫少校(未来的一位元帅)。他的部队已经开始以混成旅来组建,但其过程并不顺利。
1月17日,凯波·德利亚诺率领同样被称作南方军的军事力量代表国家主义者对该地区发起进攻。出身于波旁家族的上校塞维利亚公爵担任战地指挥官,他与前国王是表兄弟关系。在战局展开的前3天,塞维利亚公爵尽可能切断了共和国的西部地区,其中包括马贝拉。接着,穆尼奥斯上校率领格拉纳达的驻军在推进的过程中攻占了阿哈马以及马拉加北部的大片地区。国家主义一方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这两场预备战的胜利。
虽然有大批难民从刚刚沦陷的地区涌入马拉加,并且还栖身于大教堂的石地板上,但马拉加的共和国指挥官显然没有意识到一场全面战役即将打响。巴伦西亚也没有对马拉加进行任何形式的援助。由于通往莫特里尔的公路被封堵,炮兵部队无法抵达。此时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正在考虑从马德里到巴伦西亚的公路上对驻扎在马德里南部地区的国家主义者们发动一次进攻。
此时,在罗阿塔上校(“曼奇尼”)的带领下,由意大利黑衫军组成的机械化部队在马拉加北部的不远处集结。这支武装力量总共有9个营,其兵力超过了1万人, [315]由埃米利奥·法尔代拉(Emilio Faldella)和罗西(Rossi)两位上校分别出任参谋长和战地指挥官(罗阿塔上校在西班牙期间一直是意大利情报机构的头目,他自认为不会长期留在西班牙)。埃米利奥的军队中一部分人是曾在1922年进军罗马的前法西斯主义者,剩下大多数人是刚刚自愿参战的士兵,然而就像他们中的一人后来所写,从法律上讲所有人都是志愿兵,但实际上真正自愿出战的人寥寥无几——他们是“并非出于自愿的志愿兵” [316]。由100架飞机组成的意大利“传奇”空中部队为这支军队提供掩护。与1936年7月到8月参战的那批飞行员不同(他们身穿外籍军团的军服),这些意大利人拥有他们自己的军服,并且在行动上能够完全独立,因此他们有机会实现墨索里尼梦寐以求的象征性胜利。罗阿塔在塞维利亚的基地收集武器装备,其中包括许多像菲亚特、蓝旗亚和艾索塔·法斯切尼这些意大利品牌中性能优秀的货运汽车。他的士兵们拥有与西班牙军队一样的毛瑟步枪,同时还配有曾在一战中应用过的机枪、大炮和迫击炮。罗阿塔起初想从特鲁埃尔向海上发动一场进攻,但在佛朗哥的劝说之下,他放弃了这一想法,佛朗哥说服他参与凯波·德利亚诺窥探已久的马拉加的战役当中。 [317]就在战役打响之前,墨索里尼告诉佛朗哥,由于不干涉计划即将落实,他无法再继续提供援助。1月25日,佛朗哥回复称,由于不干涉管控计划无法应用于像墨西哥这样反对该计划的国家,因此这些国家应当受到抵制。他还列出了一份战争需求物资清单。福佩尔和罗阿塔给佛朗哥打电话询问这些物资哪些是最急需的。佛朗哥说:“所有。”为了确保能获得这些物资,大元帅表示,他将同意建立一个由5名德国军官和5名意大利军官组成的德意联合总参谋部。两大联盟国共同对该提议进行了磋商。与此同时,对马拉加的进攻正在展开。 [318]
在马拉加的共和国指挥官是巴尔巴斯特罗的叛徒比利亚尔瓦上校,他刚刚从加泰罗尼亚调遣过来。化名为“克雷曼”的一名苏联上校此时正坐在比利亚尔瓦的办公室试图给他出谋划策,但引起比利亚尔瓦的反感,而且两人几乎难以进行沟通。比利亚尔瓦与他的顶头上司马丁内斯·蒙赫和巴伦西亚的总参谋长马丁内斯·卡夫雷拉的关系都不怎么样。比利亚尔瓦的军队有将近12,000人,但他的手上只有将近8,000支步枪和不过16门大炮。 [319]弹药也十分短缺。然而,民兵队伍信心十足,并得到当地农民的热烈支持。例如,在马拉加郊外的一个村子,这里因贫穷并没有大型地产,有人曾向博尔克瑙博士保证他是在为“自由”而战。在马拉加城内,士气低下,纪律混乱,而且暴行频发。囚禁于监狱的政治犯遭受了惨无人道的对待。1月底,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兼政治委员卡耶塔诺·玻利瓦尔前往巴伦西亚向拉尔戈·卡瓦列罗说明了防御者们在组织上杂乱无章的情况,但拉尔戈·卡瓦列罗不愿出手相助,并斩钉截铁地说:“不要再向马拉加输送一支步枪或一颗子弹。” [320]
2月3日,针对马拉加的进攻正式打响。 [321]塞维利亚率领3个营从隆达地区出发,并遭到顽强抵抗。在2月5日的上午,意大利的黑衫军开始了他们的征程。马拉加城内人心惶惶,部分原因是人们担心通向外部地区的路线被切断。比利亚尔瓦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战斗精神,而他那偏向保守的性格使他认为居民们不会殊死战斗。在此等情况下,初步取得了突破性胜利之后,国家主义者一方持续以稳定有序的步伐沿着道路向前推进。2月6日,抵达了本塔斯德萨法拉亚高地的意大利人控制住了向阿尔梅里亚的逃生之路。在各个零星的反抗当中,罗阿塔受了枪伤,但伤势不重的他没有放下指挥权。比利亚尔瓦下令全面撤离,他认为最后的时刻已然来到。实际上,国家主义者并没有切断撤退的道路。他们很明智地避免了一场被围困的城市必定会发起的背水一战。一想到国家主义者占领城市后会做出的行为,共和国的高级指挥官以及政治和工会的领导者们就心惊胆战。他们争先恐后地沿着海岸线逃跑,完全不顾莫特里尔暴发的洪水,那里的道路布满艰难险阻。幸运的人乘坐为数不多但还可以启动的汽车逃亡,其他人则只能徒步。“加那利群岛”号和“巴利阿里群岛”号对城市进行了轰炸,然而共和国的舰队继续无动于衷。 [322]2月7日夜晚,意大利军队抵达了马拉加城郊。隔日,意大利军队与塞维利亚公爵率领的西班牙士兵们一同挺进了这座被遗弃的城市。意大利军队有130人战死(包括4名军官),424人负伤。
图18 马拉加战役,1937年2月
紧接着发生了自巴达霍斯沦陷以来最为残酷的清算。国家主义者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回想起在马拉加的革命运动中惨遭杀害的那2,500人、被摧毁的教堂以及对私人房屋的强取豪夺。数以千计的共和国的拥护者遭到遗弃,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立即枪毙,剩下的人被关入监狱。一名目击者断言,在城市沦陷后的第一周,有4,000人被杀害。这有些夸大其词了。但确实有很多人不经审判便在海滩上被枪决,还有些人在被枪决以前经过了新成立的战争委员会的短暂审判。 [323]留下来的唯一一位共和国记者,即当时受雇于《新闻纪事报》的西班牙共产党员阿瑟·库斯勒,在塞维利亚被囚禁了数月。这段时间他以间谍罪而被判处死刑——该指控有据可证。 [324]在佛朗哥的宅邸,意大利大使坎塔卢波抱怨称,在马拉加发生的屠杀使意大利军队名誉扫地。齐亚诺命令他去马拉加看一看到底在发生什么。他发现富有的女人们正在亵渎共和国的墓地。他在后来向上司的报告中写道,他已经以个人名义解救了19名共济会成员,并解雇了2名惨无人道的法官。 [325]被说成是阿维拉的圣特蕾莎的手臂出现在了战利品当中。在隆达的一座修道院中,人们发现了比利亚尔瓦上校的手提箱。它被送至佛朗哥的总部,从此以后,佛朗哥就把它放在了自己的床边。 [326]
在通向阿尔梅里亚的绵长沿海公路上,国家主义者的坦克和飞机对逃亡者进行了攻击。许多人饮弹而亡。那些侥幸逃脱的人大部分都处在筋疲力尽、饥肠辘辘之中。 [327]这场试图从空中为这次悲剧性的撤离提供保护的行动,是马尔罗的飞行中队参与的最后一场战斗。迄今为止,很多机器已经损坏,飞行员多数伤亡。此后,马尔罗献身于共和国的宣传活动,没有参与到战斗当中。西班牙飞行小队的剩余部队并入了共和国的空军力量。 [328]
这场失败还导致了拉尔戈·卡瓦列罗最为得力的干将——战争部副部长阿森西奥·托拉多的陨落。西班牙共产党指责他在马拉加正将陷落之时还在巴伦西亚的午夜俱乐部里寻欢作乐。政府内的两位共产主义部长还抱怨称,在军事危机的重要关头,议会花费了4个小时来谈论玻璃厂的问题。 [329]拉尔戈·卡瓦列罗曾在10月份帮助阿森西奥摆脱了备受唾弃的境地,那时的阿森西奥已经被钉在了“常败将军”的耻辱柱上;他不能再重蹈覆辙,因为整个议会都想通过解雇他把他当作替罪羊,就算其他人的罪责比他大多了。 [330]接替阿森西奥战争部副部长一职的是《光明报》的编辑,同时也是拉尔戈的好友巴拉伊巴尔,他对西班牙共产党的好感并没有比阿森西奥更多。此次事件再次为他们与“西班牙列宁”提供了一个争议点,并最终引发拉尔戈·卡瓦列罗与他的老朋友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争吵。在当前的情况下,德尔巴约与往常一样站在了西班牙共产党一方。
与此同时,佛朗哥下令让凯波·德利亚诺在马拉加按兵不动,这令凯波·德利亚诺很恼火。该决策是一次失误,因为包括阿尔梅里亚在内的安达卢西亚东部其余地区有可能唾手可得。不管怎样,成功拿下马拉加为国家主义者们夺得了一个地中海港口,借此他们能够扩大封锁的范围。这场战役还缩短了战线的长度。
马拉加战役打响的同时,国家主义一方向马德里的东南方发起了新一轮进攻。在恩里克·巴雷拉的指挥下,加西亚·埃斯卡梅斯、萨恩斯·德布鲁亚加、巴龙、阿森西奥·卡瓦尼利亚斯和拉达各自率领一支机动纵队(如今被称为旅)向哈拉马河谷发起了攻势。每支纵队内都包含由摩洛哥士兵和外籍军团成员组成的一个团,并有6组155毫米排炮和“秃鹰军团”的一支配有尚未投入过战斗的88毫米大炮的炮兵部队的支持。这场攻击的目标在于切断马德里通往巴伦西亚的公路。此次战线从距马德里通向安达卢西亚的公路数百码的一处线路开始,由北向南延伸10英里。共和军曾策划在同一地区发动攻击,但最终没有实施,这是因为米亚哈一直不愿让任何一支军队离开马德里。
2月6日打响的这场战役打了共和国一个措手不及。来势汹汹的加西亚·埃斯卡梅斯驱兵来到由刚组建不久的共和国第十五旅把守的小市镇——先波苏埃洛斯。第十五旅的先头部队被打得落花流水。向北部推进的拉达目标直指海拔达2,000英尺(约600米)的马拉诺萨,他们在这里遭遇了共和军两个营的殊死抵抗。2月7日,巴龙带兵抵达了哈拉马河和曼萨纳雷斯河的交汇口,这里距巴西亚马德里德的交通枢纽非常近,马德里通向巴伦西亚的高速公路因此燃起了战火。一批新组建的旅拖慢了共和国的防御工事的建造,这些人本打算参与计划好的进攻,如今却已开始撤退。2月8日,米亚哈派遣训练有素并重组完毕的第十一师增援中央军指挥官波萨斯将军,负责领导第十一师的是共产主义者利斯特(利斯特在他的回忆录中称,在这段时期,苏联将军帕夫洛夫是“共和国反抗的灵魂人物” [331])。共和国的两个防御指挥部在匆忙中合并:第一个指挥部隶属于米亚哈的军队,由共产主义者莫德斯托负责;第二个指挥部隶属于波萨斯的中央军,由布里略负责。2月9日,共和国的防御部队沿着哈拉马河东岸的高地设下防线。然而,2月11日的黎明时分,国家主义者成功地在哈拉马河展开强攻。由摩洛哥士兵组成的一个营在黑夜的掩护之下悄然来到位于先波苏埃洛斯和圣马丁德拉韦加之间的平多克铁路大桥。在这个位于山脚之下的白色村庄,他们用刀一个接一个地刺死了安德烈·马蒂营(如今的第十四旅)的哨兵。 [332]不久之后,巴龙手下的剩余部队渡过了哈拉马河。当地的共和军指挥部下令用炸药炸毁平多克大桥,然而没有被炸多高的残骸又落回了原先的地方,因此仍然可以越过去。由意大利人组成的加里波第营在高处集中火力向桥头发起了攻击,并阻止了敌方继续向前推进。然而,在更远的南部地区,阿森西奥已经在拂晓时对圣马丁德拉韦加展开了猛攻。一整天的时间里,机枪的扫射令他在桥上止步不前,但当夜幕降临时,他采用了摩洛哥士兵于黎明之时在平多克大桥使出的相似策略穿过了大桥。由摩洛哥士兵组成的一支分遣队杀死了值班站岗的西班牙人。阿森西奥用了一晚上的时间在原地进行整顿,第二天,也就是2月12日,他率军对河对岸的平加隆高地发起猛攻。萨恩斯·德布鲁亚加的部队也越过了圣马丁,并在前线中心与阿森西奥会合。然而,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进攻者们的攻势几乎没有取得进展,在2月14日这天,苦战一天的国家主义一方并没有收获什么战果。
图19 哈拉马河流域的战役,1937年2月
与此同时,共和国在战场上维持了制空权,虽然受到“秃鹰军团”的88毫米对空炮组的影响,但制空权并没有为进攻产生实质性的帮助。 [333]苏联的“塌鼻子”成功驱赶了旧型的德国容克式飞机,而且在战线的北部,苏联坦克部队正于市镇阿尔甘达集结。
这次战斗是“加尔”(亚诺斯·加利茨)领导的第十五国际旅的首秀。与克莱贝尔和“卢卡奇”一样,“加尔”是在奥匈帝国出生的一名苏联籍人(似乎在1919年到1920年间活跃于红军的国际旅)。加尔为人脾气暴躁,愤世嫉俗,但能力不足。然而,负责组建第十五国际旅的首要人物是英国的总参谋长内森上尉。担任政治委员一职的是法国的共产主义者让·尚特龙(“巴塞尔”)。第十五国际旅中包含了来自26个国家的志愿兵。其中第一营是由600名英国人组成的萨克拉特瓦拉营——这个名字源于一名印度的共产主义者,20世纪他曾是议会中的一员。萨克拉特瓦拉营通常被称为英国营。英国营由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英国上尉”汤姆·温特林厄姆(Tom Wintringham)负责指挥,他是《左派评论》的编辑,同时也是《工人日报》的战地记者,虽然“实战经验少得可怜”,但温特林厄姆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军事理论家” [334]。政治委员起初由共产主义者大卫·斯普林霍尔担任,但后来他因被控从事间谍活动而锒铛入狱。接替他的是经验丰富、很有主见的苏格兰共产主义者乔治·艾特肯。担任连长和政治委员的人大多是共产主义者。第十五国际旅的其他营包括:由800名来自巴尔干地区多个国家的人(包含160名希腊人)混合组成的季米特洛夫营,由800名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组成的二月六日营(也称法国—比利时营) [335],以及由550名美国人组成的亚伯拉罕·林肯营,其中包含仍然在训练当中的黑人。爱尔兰人被有计划地分散在亚伯拉罕·林肯营和英国营。 [336]
最后提到的这两个营中的一部分成员与弗兰克·瑞安一样都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成员。对于那些深知令人啼笑皆非的爱尔兰政坛的人,在这个时候看到另外一支爱尔兰志愿军奔赴国家主义者一方的阵线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他们的指挥官伊恩·奥达菲(Eoin O’Duffy )领导着爱尔兰的一个法西斯主义团体——蓝衫军。他一定希望通过他手下这600人在西班牙取得的战绩能让他在自己的祖国获得政治上的影响力。此时的他们已经完成了在卡塞雷斯的训练,并得令向哈拉马河进军。 [337]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西班牙内战必定会引发爱尔兰共和军的内部斗争。
阿森西奥和萨恩斯·德布鲁亚加于2月12日率军发起攻势,英国营承担了其正面的冲击。在“完全缺少地图”以及营中大概有四分之三的人从未握过上了膛的枪的情况下,面对在平加隆居高临下的敌人们用大炮和机枪发射出的炮火,他们在被称作自杀岭的地方抵抗了7个小时。他们真是英勇无畏。 [338]国民军几乎全部的预备部队都投入这场战斗当中,同时,利斯特带领着他身经百战的第一旅赶到英国营的左翼。英国志愿兵约翰·莱珀对这一场景描述道:
死神悄然地来到橄榄树林之中,
挑选他的猎物,
用死沉沉的手指进行召唤,
一次又一次。 [339]
这场战斗在2月12日持续进行了一整天。国际旅遭受重创,包括多名军官死亡。英国营原本的600名成员在这天结束后只剩下了250人。 [340]英国营的指挥官温特林厄姆身受重伤,前途无限的作家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战死沙场。 [341]一群在行进的过程中高唱《国际歌》的摩洛哥士兵骗过了英国营的一个连,越过了他们的战壕,并将一个连的人俘虏。
要想深究国际旅成员在这场及其他场战斗当中的英勇表现可谓易如反掌,因为他们的事迹得到大量记载,并且他们的表现如此非比寻常。但在哈拉马河战役中,取得军事上更为关键胜利的是分别掌控地面和天空的苏联坦克和飞机。苏联对共和国炮兵部队的指挥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些混乱的局面要归咎于米亚哈和波萨斯之间的分歧,而只有米亚哈受命担任一支军队的指挥官这一与波萨斯同一级别职务的时候,他的预备部队才全力投入战斗当中。 [342]与此同时,尽管外籍军团和摩洛哥士兵握有主动权,并具备良好的领导力,但在攻占完哈拉马河前方高地以后,他们于2月16日转而采取了守势。
2月16日,奥达菲率领爱尔兰的国家主义者抵达了位于先波苏埃洛斯的哈拉马河阵地。他们刚到就察觉到有一支军队正在向他们靠近。爱尔兰军官们断定这些人是友军,并前去接见。离前行部队的长官还有八步远的时候,西班牙联络员一边行爱尔兰式的敬礼一边喊道:“第三爱尔兰步兵连!”这位长官趋身向前拔出他的左轮手枪就开了火,在很短的时间内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火。爱尔兰人中包括西班牙联络员在内有4人被杀。随后,他们发现与他们进行枪战的一伙人确实是国家主义者,他们来自加那利群岛。此事经调查,最终判定爱尔兰人一方无罪,而来自加那利群岛的那群人负全责。然而,当爱尔兰人在先波苏埃洛斯驻扎后,他们基本上没有再接到进一步行动的命令。 [343]
还有一名盟友令佛朗哥有些头疼——意大利。2月12日,从安达卢西亚赶来的罗阿塔总参谋长法尔代拉上校提议,为了让他们在马拉加取得的辉煌战绩更加璀璨,意大利军队应当再一次发起猛攻。在2月初,贝尔贡索利将军已经带领一支由意大利正规军新组建的分遣队抵达了西班牙。如今从特鲁埃尔向海上发动强攻如何?法尔代拉在佛朗哥的参谋部会见了贝尔贡索利,并于隔日觐见了佛朗哥。佛朗哥满腹牢骚地抱怨道:
一开始,我被告知由志愿兵组成的连将要被编入西班牙的营中。我同意了。之后我接到组建意大利营的请求,我同意了。接着,一群高级军官和一名将军前来负责指挥他们,而且最终已经组建完毕的部队开始登陆西班牙。现在你却企图让这些军队在罗阿塔将军的带领下聚集一处共同作战,而且与我此时的计划背道而驰。 [344]
佛朗哥确实想把意大利军队在整个西班牙分散开来。但他不希望与墨索里尼反目成仇,因此他再次答应了请求。意大利人、志愿兵和正规军将受命组建成一支名为志愿军作战部队的独立军队参加前线作战,但它会被投入马德里东北部的战线,而非罗阿塔想要瞄准的作战目标。佛朗哥仍然希望通过占领首都来结束当年冬天的战争。
同时在2月17日,重整完军备的共和军发动了一次反击。一个师将试图越过巴伦西亚的巴龙成功击退。共和军另外一次试图越过曼萨纳雷斯河也没有成功。然而,在18日发生的一场空战中,国家主义一方声名显赫的王牌飞行员华金·加西亚·莫拉托(Joaquín García Morato)凭借个人能力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次战斗让国家主义一方获得了短暂的制空权。在加西亚·莫拉托的带领下,意大利的菲亚特战斗机正表现得如“塌鼻子”一样出色,这证明他们是在利用勇气和想象力飞行,并且最终击落了至少8架苏联战斗机。 [345]与此同时,负责掌管国际旅的新任师长“加尔”将军分别在23日和27日对位于平加隆和圣马丁之间的国家主义者阵线发起进攻,但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此时,拥有450人的亚伯拉罕·林肯营进行了他们的首秀。他们的指挥官是28岁的伐木工人之子罗伯特·梅里曼,从内华达大学毕业的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担任讲师。为了调查农业问题,他来到欧洲游学。单就国际旅来说,多数美国人都是学生。海员是第二大团体。 [346]与国际旅的其他成员相比,美国人似乎显得不谙世故。与他们的同伴们不同,他们并非出生于独裁统治下饱受战争摧残的城市。他们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曾在美国军队中服役。他们要比那些其他国际旅中的人年轻。然而,在缺少大炮的掩护以及如一周前的英国人一样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在战斗中表现得非常英勇。他们中有120人战死,有175人受伤。死者中有著名的爱尔兰青年诗人查尔斯·康纳利。 [347]那些幸存者们有时会随着《红河谷》的曲调纪念这段时光,轻轻哼唱:
在西班牙有个河谷叫哈拉马,
我们对这个地方再熟悉不过,
我们在这里耗尽了勇气。
还有我们逝去的年华。 [348]
从此以后,与在科卢那公路发生的战斗一样,双方攻而难破。为了挫伤共和军的锐气,佛朗哥现在试图加紧让意大利人尽快对马德里的东北部发起进攻。但意大利人并不会为此而快马加鞭,也或许是因为他们不能够这样做。因此,双方都开始布设防御工事。哈拉马河战役最终陷入了僵局。在此次战役中,共和军失去了长达近15英里、深达10英里的战线,但保住了通往巴伦西亚的公路。交战双方都各自宣称取得了胜利,但双方的折损都非常严重。共和军的伤亡人员已经超过了1万人(将近有1,000人死亡,大概有7,000人受伤,还有近3,500人患病),国家主义者一方的伤亡人数达到6,000人。 [349]共和国军官之间的分歧以及战斗中的困难都很明显地表现出,即便得到苏联的大力援助(在一段时间里,苏联所投入的援助在技术上要超过国家主义者一方),战争仍然不能很快结束。全国各地因此人心惶惶。
此时,佛朗哥的意大利盟军正按计划准备从东北方向对马德里发起进攻。他们的目标是拿下距马德里30英里,与省的名称相同的省会瓜达拉哈拉。他们希望奥尔加斯能够延续在哈拉马河的攻势,如果有可能的话,从东北方向的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与前方部队会合,最终对马德里展开包围。阿卡萨城堡战役的英雄莫斯卡多率领由15,000名摩洛哥新兵和一部分卡洛斯主义者组成的索里亚师从右路对瓜达拉哈拉发起了进攻。罗阿塔率领35,000名意大利士兵从左路发动进攻。 [350]法西斯主义的黑衫军共有3个师:罗西将军带领的“神的意志”师;乔万尼·科皮(Giovanni Coppi)将军带领的“黑色火焰”;努沃罗尼带领的“黑箭”。此外还有由贝尔贡索利带领的意大利正规军“利多里奥”师。这些军队的支援有80辆坦克、200门移动火炮以及1个生化连、1个配有火焰发射器的连、8辆装甲车、16台高射炮和2,000辆卡车。与这群武装力量一同作战的还有50架战斗机和12架侦察机。在墨索里尼看来,此次作战计划的重点是要让所有意大利士兵一起展开行动,如此取得的胜利将能扩大意大利的影响力。
在进攻的起始阶段,墨索里尼经由法西斯主义政党的秘书向佛朗哥提出了一个奇怪的提议。他提出,等战争取得胜利后,若想解决西班牙的问题就一定推举阿比西尼亚总督阿奥斯塔公爵登上西班牙王位。阿奥斯塔公爵是意大利国王的表兄弟,同时他还是命运多舛的阿玛迪奥一世的孙子。 [351]
战场之外的“利多里奥”师虽然是隶属于意大利军队的一支正规部队,但其成员都是那些渴望前往阿比西尼亚的应征士兵和劳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已30多岁或更老,其中一部分人根本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也许会是加入放映的电影《非洲的西庇阿》场景中的人群里。在正规军军官的领导下,所有人都聚集在利多里奥新镇。 [352]虽然他们作为一支作战部队经验尚有不足,但他们配备的武器十分精良。
和平时期的瓜达拉哈拉是一个发展迟缓的省会,控制着顺着瓜达拉马山脉飞流直下的埃纳雷斯河经过的咽喉要道。当时在此地负责镇守前线的是共和国新组建的第十二师。科皮率领“黑色火焰”发动的首次进攻就突破了第十二师的防线。“黑色火焰”是一支由卡车和装甲车组成的部队,他们采取的是后来被广泛称作“闪电战”的策略。与此同时,莫斯卡多率军攻破了共和国位于索里亚的防线。然而,在上午10点左右,气温骤降,并下起了雨,随后转成雨夹雪,地面开始结冰,雾气也开始升腾。许多意大利士兵穿的是专为热带气候准备的殖民地军服。他们的飞机无法在临时搭建的跑道上起飞。另一方面,在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附近的斯马什凯维奇将军的指挥部,掌握制空权的共和国空军一出手就差点让意大利军队的士气丧失殆尽。这场战斗确实让“共和军组建的行动上最为迅速、最为有效的军事力量”大显身手。 [353]恶劣的天气,再加上士兵们的疲劳,奥尔加斯无法在哈拉马河发动进攻。到9日这天,意大利军队不顾糟糕的天气条件,再一次开始向前推进。科皮的“黑色火焰”进入了阿尔马德罗内斯,随后移向左路去撕扯共和军的防线,并借此攻占了马塞加索。努沃罗尼率领“黑箭”占据了中路,但这位指挥官在夜间下令停止推进——这个决定随后由于对战局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备受指责。他手下的许多士兵不是年龄偏大就是缺乏战争经验,寒冷更是让他们雪上加霜。与所有的意大利军队一样,他们所接受过的训练非常不正规。然而,莫斯卡多坚持向前推进,并占领了科戈柳多。一时间,共和国局势的发展看上去进入了关键时刻。西班牙共产党借机坚持要求解雇他们的另外一个眼中钉——共和国的总参谋长马丁内斯·卡夫雷拉。接替他的是马德里的总参谋长罗霍上校。罗霍是一名十分出色的技术专家,虽然从未加入西班牙共产党,但他能够充分地意识到与西班牙共产党合作带来的军事利益。当日夜晚,共和军中最为出类拔萃的团紧急组建成了第四军团,并由能力超群的正规军炮兵军官胡拉多上校出任总指挥。由利斯特负责指挥的第十一师和埃尔·坎佩西诺旅沿着从特里胡埃克通往托里哈的公路,在树林中埋伏。德国的第十一国际旅也隶属于第十一师。无政府主义者西普里亚诺·梅拉带领第十四师沿着布里韦加通向托里哈的公路搭建据点,第十四师中还包括卢卡奇带领的由加里波第营发挥带头作用的第十二国际旅。拉卡列上校率领共和国的第三师、第十二师占据后方——工程师出身的拉卡列是一名正规军的军官。看上去年代久远、一部分用围墙围住的市镇布里韦加坐落在两军中间——1710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的最后一战中,法国将军旺多姆曾在这里打败了斯坦霍普勋爵。如今,这里再次爆发国际斗争。
在3月10日的黎明时分,向前推进的“黑色火焰”和由恩里科·弗兰奇希率领的“黑箭”攻陷了布里韦加。贝尔贡索利负责指挥的隶属于正规军的“利多里奥”师在后方充当了预备部队。与此同时,顺着埃纳雷斯河沿岸推进的莫斯卡多已经抵达了哈德拉克。罗阿塔活跃了起来。在中午的时候,由维达利(卡洛斯·孔特雷拉)、路易吉·隆戈(加略)和南尼组成的铁三角伴随着加里波第营从托里哈沿着公路向布里韦加行进,维达利是整个战线的督察长,隆戈在国际旅负责与维达利相同的职务,南尼在营中担任连长。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科皮和努沃罗尼已经拿下了这座市镇。到达被称作“唐路易斯宫殿”的地点后,他们开始在一支摩托车巡逻队的陪同下徒步前进,在距离布里韦加3英里的地方,这支巡逻队遇到一个来自科皮的“黑色火焰”的骑摩托车的士兵,这名士兵听出了加里波第营传出的意大利口音,便询问他预想行进的道路是否通向托里哈。加里波第营的摩托车巡逻兵们告诉他没有走错。两方人马返回了各自的指挥部。科皮把加里波第营的巡逻队误认成了努沃罗尼的人马。他带兵继续向前推进。身兼加里波第营的政治委员和行动指挥官的一名出生在里窝那的共产主义者伊利奥·巴伦蒂尼也带兵继续前进, [354]他下令让他的士兵们在公路左侧的葡萄园安营扎寨,并在这里与同样率兵深入的第十一国际旅取得了联系。此时,科皮的坦克部队暴露了行踪。加里波第营用机枪对他们展开扫射。“黑色火焰”的步兵投入战斗当中。意大利两支敌对势力的巡逻队展开了较量。“黑色火焰”的指挥官询问为何会有其他意大利人向他开火,有人回答称他们是加里波第营的意大利人。“黑色火焰”的巡逻队随后弃甲投戈。于是,在这天的余下时间里,意大利人围着被称作伊巴拉宫的乡村豪宅打了一场只有他们本国人参加的西班牙内战。战斗中,维达利、隆戈和南尼安排了一场心理战。树林中传来喇叭的声响:“同胞们,你们为什么来到异国他乡去屠杀工人们?”在共和国飞机投下的小册子中,共和国承诺对于叛离国家主义者一方的人们不仅妥善对待,还会给予50比塞塔作为报酬,并确保如果携带武器叛逃将得到100比塞塔的回报。此时,齐亚诺伯爵正在罗马向德国大使冯·哈塞尔保证瓜达拉哈拉的局势进展得十分顺利。他补充说:“我们的对手主要是苏联人。” [355]
图20 瓜达拉哈拉战役,1937年3月
第二天,3月11日,战斗再次打响。罗阿塔下令让墨索里尼的指挥官们保持住士兵至高的士气。罗阿塔表示:“这件事情易如反掌,只要反复对他们灌输政治典故,并习惯性地让他们想起对这场战斗满怀期待的领袖。” [356]“黑箭”冲破利斯特率领的第十一师的防线,拿下了特里胡埃克,随后乘坐装甲车迅速地沿着公路向托里哈进发。台尔曼营遭到毁灭性打击,若非受到他们的总参谋长路德维希·雷恩的精神鼓舞,台尔曼营的士气已经几近崩溃。重新集结起来的他们在布里韦加通向特里胡埃克的公路布设了防线。加里波第营对这条从布里韦加通向特里胡埃克的公路也进行了一整天的防御工作。罗阿塔下令休战一天。3月12日,一场暴风雨使能从常用跑道上起飞的共和国轰炸机可以肆无忌惮地对无法移动的意大利部队进行持续轰击。黑衫军遭受来自空中的扫射和轰炸。随后,利斯特向部队下达了反击命令,苏联军官“帕布力图”上尉在利斯特的指挥部内十分活跃,他就是后来的罗特米斯特罗夫元帅。 [357]帕夫洛夫将军的坦克部队最先发起了进攻,该部队的坦克型号有T-26和TB5——后一型号的每辆坦克重达20吨,远远要比意大利人的重达3吨的安萨尔多坦克更加坚固。台尔曼营和埃尔·坎佩西诺旅强行夺回了特里胡埃克。有许多意大利士兵束戈卷甲。共和军沿着通往布里韦加的公路继续进攻。加里波第营对他们在伊巴拉宫的同胞们进行猛攻,并于傍晚攻占了该地。紧接着,3月13日,共和国政府以电报的形式向国际联盟发送的有关意大利战犯的材料和报告证实,“在西班牙出现的意大利军队的正规军事部队”违反了国际联盟盟约的第十条。 [358]在这场战斗当中,罗阿塔将军派出了他的另外两个师,分别是罗西率领的黑衫军和贝尔贡索利率领的利多里奥师。在最初的突袭中,这些人曾是紧随后方的后备力量。如今,动用他们意味着针对瓜达拉哈拉实行的原计划已经失败,两项进攻均被击退。3月14日,帕夫洛夫的坦克部队行驶于经过特里胡埃克的公路上,并缴获了大量物资。3月15日、16日和17日这3天,战场上风平浪静。然而,在未多加准备的情况下,罗阿塔在发布的当日命令中更多的,是在抱怨奥尔加斯在哈拉马河一直以来的碌碌无为。 [359]
3月18日,在瓜达拉哈拉战线的共和军展开了攻势。主要的突击力量由帕夫洛夫负责指挥,他曾试图回避米亚哈坚持实行的指派任务。 [360]这段时期对于意大利人并不好过——罗阿塔于当天上午来到萨拉曼卡请求佛朗哥准许他撤回对瓜达拉哈拉的进攻。佛朗哥拒绝了这一请求并坚称,如今,这场进攻既然已经打响,就应当进行到底。他向罗阿塔提到的各项计划全都是为了将进攻持续进行下去。当罗阿塔的指挥部在电话中表示共和国正在发动反扑的时候,他只认同了这些计划中的一项。深夜1点30分,超过100架的共和国飞机(“塌鼻子”“苍蝇”“喀秋莎”和“娜塔莎”)来到布里韦加的上空。紧接着共和军展开了猛烈的炮火攻击。等到2点,利斯特和西普里亚诺·梅拉的两个师,带着帕夫洛夫的70辆坦克分别在东西两个方向发起了进攻,试图包围这座市镇。当意大利士兵接令撤退的时候,他们已经基本上将布里韦加收入囊中。面对共和军的侵袭,意大利士兵们溃不成军。追击持续了好几英里。莫斯卡多也受命撤向哈德拉克。 [361]
在这场饱受诟病的“瓜达拉哈拉战役”中,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军队报告称,他们只失去了400名士兵,但他们并没有吐露实情,实际数字有可能更高。他们大概损失了3,000名士兵、800名战犯,并有4,000人受伤。 [362]莫斯卡多的部队没有受到太多损失。战役结束后,为共和国进行辩护的人们宣称这是一场完胜墨索里尼的伟大战役。3月16日抵达西班牙的小说家欧内斯特·海明威在一份发向北美报纸联盟的新闻报道中写道:“我已经用了4天的时间研究这场战役,负责指挥的指挥官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战争史上,布里韦加战役(瓜达拉哈拉战役)将与世界上其他的关键性战役齐名。” [363]来自《纽约时报》的赫伯特·马修斯报道称,布里韦加之于法西斯主义就像是令拿破仑折戟沉沙的拜伦。 [364]从战争角度讲,把这场战役与在哈拉马河和科卢那公路发生的战役相提并论更为恰当。共和国以12英里战线的代价粉碎了国家主义试图彻底包围马德里的计划。但对于共和国而言,意大利军队的撤退以及国家主义者一方动用了有组织的意大利军队的证据则有非常重要的宣传价值。墨索里尼本想通过这次战役来展现他的意大利军队是如何施展现代化战争技巧的,然而事实上却成为机械化战斗的反面教材。多辆坦克由于缺少燃料而停滞数个小时。意大利军队没有狠掐住敌人不放,并试图在没有空中掩护和防空保护的情况下行动。 [365]各个营的指挥官连地图都没有,即便是罗阿塔也只有一张米奇林公路的地图(1比400,000的比例)。缺少细节描述和地形地貌信息的这张地图并没有太大用处。 [366]
苏联顾问在这场战役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里面有空军的斯马什凯维奇(“道格拉斯”)、率领坦克部队的帕夫洛夫、伴随利斯特的罗特米斯特罗夫以及马林诺夫斯基、巴托夫和梅列茨科夫——苏联未来的一群“英雄”,甚至是元帅。
瓜达拉哈拉的失利还使墨索里尼一怒之下宣布:意大利士兵们如果不取得胜利就休想活着回来。冯·哈塞尔谴责他的西班牙盟友称:“在关键时期,几乎一枪未发。” [367]普列托的一个朋友安赫尔·迪亚斯·巴萨(Angel Diaz Baza)受命前往监狱,与还活着的老长枪党人费尔南德斯·奎斯塔为停战商谈和解计划。奎斯塔告诉他,瓜达拉哈拉一战的失败是“战争期间唯一令他心满意足的事情” [368]。先前不可一世且嚣张跋扈的意大利盟友的溃败让佛朗哥和他的最高指挥部窃喜。郁闷至极的意大利驻萨拉曼卡大使坎塔卢波被迅速召回国内,即使他的任职期还未满6个月。同他一起回国的还有罗西、科皮和努沃罗尼这几位将军以及总参谋长法尔代拉上校。而应负主要责任的罗阿塔同贝尔贡索利一起留在了西班牙,但利比亚和阿比西尼亚战场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埃托雷·巴斯蒂科后来取代了罗阿塔,成为战地最高指挥官,于20世纪20年代叱咤风云的法西斯主义领导者阿蒂利奥·泰鲁齐来到西班牙对“志愿者们”进行重新整顿。
这场战役还让欧洲的各个总参谋部(尤其是法国)断定,机动化军队没有之前预想的那样高效。德国之所以没有妄下如此定论是因为他们认为意大利人压根算不上是士兵。 [369]
关于有组织的意大利师出现在瓜达拉哈拉战役一事引起了不干涉委员会的热议。3月23日,最新报道显示,有意大利军队已经离开撒丁区前往加的斯,这使声讨意大利的氛围变得愈加浓厚。格兰迪表示,他无法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并怒气冲冲地补充说他希望战争结束以前不要有意大利志愿兵离开西班牙。 [370]这一坦率的说辞引起了一片哗然。第二天,指责意大利“一直在增添军事干涉”的麦斯基宣称,在2月中旬,西班牙有6万名意大利士兵(实际上有将近4万),并表示应当派出一个委员会对此事展开调查。 [371]同时,格兰迪的讲话在大使馆引起了讨论。德国的外交官们展现出了机智的一面:他们在表面上支持管控协议生效。意大利驻巴黎大使切鲁蒂向德尔博斯保证意大利绝对无意破坏不干涉计划。该委员会虽然直到4月初仍保留着,但是一直未被启用。
图21 马德里周边的战斗,1936年11月至1937年3月
——
瓜达拉哈拉一战结束了马德里周边地区的战斗。几个月以来,除了偶尔进行的轰炸,前线并未出现波澜。然而,笼罩于内战之上的国际阴影所覆盖的范围变得愈加宽广,有越来越多的人和利益集团正卷入一个对他们而言几乎完全陌生的国家的情感当中。著名的生物学家J. B. S. 霍尔丹专程来到马德里指导如何掌控卵形手榴弹和如何采取毒气攻击。 [372]
如今,国际旅在行动当中第一次停歇下来。志愿兵已经在战斗当中意识到“一场信念上的战争”与其他战斗基本上别无二致。在西班牙与在其他地方一样,也会出现秩序上的混乱:在关键时刻,步枪也会哑火,摸不着敌军指挥部位置,渴望得到香烟(或尝起来发甜的东西),身心疲惫以及偶尔也会歇斯底里。英国营的一个不知名的士兵曾写道:
士兵们奔跑、跌落、大叫时的眼神,
士兵们呼喊、流汗、流血时的眼神,
惊恐万分的眼神,悲伤至极的眼神,
疲惫不堪的眼神,陷入癫狂的眼神。
士兵们思考、祈祷、等待中的眼神,
士兵们去爱、诅咒、痛恨时的眼神,
浸染在鲜血当中的负伤者们的眼神,
正在垂死挣扎和已然离去的人们的眼神。
打从一开始,不愿听从管束的志愿兵一喝醉就会跟西班牙共产党当局发生不愉快。麻烦事件频发。 [373]那些希望回国的人并没有被准许回国。一些人抱怨称,他们是在3个月内可以选择回国的前提之下才自愿参军的。然而,对此,他们拿不出相关文件出示证明。在这一点上,为理想而战的志愿军在原则与军事需要间产生了冲突。试图当逃兵的人最轻也会被关进“再教育军营”以示惩罚,其苛刻程度让那些来自盎格鲁—撒克逊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易产生抵触情绪的年轻理想主义者感到猝不及防。然而,仍然有人当逃兵。伦敦的外交部磋商出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英国志愿兵如果被发现在试图逃跑,那人将免于受到死刑的处罚,但有几次的判罚中还是处死了将近50个人。 [374]这些旅的共产主义领导层对人道主义的需求表现得很苛刻,但组织者们的生活过得非常滋润,尤其是马蒂。 [375]由于军服紧缺,英国营的着装几乎可以用衣衫褴褛来形容。 [376]
正当一些盎格鲁—撒克逊人开始大失所望之时,东欧的志愿兵持续涌入西班牙,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通过铁托的“秘密铁路”抵达。他们中也有一些人在途中遭到逮捕,这是因为在签署了不干涉协议的国家,自愿参加西班牙战争属于违法行为。 [377]巴尔干和东欧地区的各右翼政府都使出浑身解数来强行制止这样的情况发生。不管怎样,征召士兵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歇。对于中欧和巴尔干国家,无论是在大学,还是在贫民窟,西班牙似乎都是关乎世界自由的外国角斗场。因此,当铁托在巴黎持续运作的同时,共产主义作家吉拉斯正负责从南斯拉夫涌入贝尔格莱德的志愿兵管理工作。 [378]不出所料,多数志愿兵从国际旅内发行的报纸和其他的刊物中接收到的主要是,由西班牙共产党对战争的解读以及共和国遇到的麻烦——如果有的话,这些刊物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描述比法西斯主义团体也好不到哪儿去。
此时,一直热衷于为共和国辩护的诗人斯蒂芬·斯彭德为了寻找先前的一名秘书而来到西班牙。这位秘书曾志愿加入国际旅,深感失望之后试图逃跑。一时间,这个人似乎可能难逃一死,但像卡夫卡的一部小说描述的那样,斯彭德宴请了英国营的政治委员们(这些人同时也负责对这位逃兵进行审判),并说服他们从宽处理。 [379]发生在年轻的库普身上的、容易让人联想到《赣第德》的故事也很快引起了英国的注意。库普是一名18岁的男孩,在听完工党政治家埃伦·威尔金森的一番演讲后,主动投身于国际旅的队伍当中。但后来,他通过一艘船从国际旅中跑了出来,这艘船把他带到希腊。男孩的父亲为找到他而到达西班牙,并为了调查线索不得不加入国际旅。
国际旅中的美国连队也迎来了来自祖国的密友们的探望。 [380]在一座由美国的赞助者出资筹建的医院里,欧内斯特·海明威在病榻前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来慰藉一名伤员。 [381]一名立志成为作家的美国伤员说:“他们告诉我,多斯·帕索斯(Dos Passos)和辛克莱·刘易斯也将赶来。”海明威回道:“是的,当他们到达时,我会带他们来见你。”躺在床上的那位伤员说:“好样的,欧内斯特。如果我称呼你为欧内斯特你不会介意吧?”海明威回复道:“见鬼,当然不会了。” [382]在国际纵队的世界里,这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真诚,在那里,似乎没有一个人会给你他的真实名字——人们也不清楚这是为了欺骗谁,除非是本国的西班牙人。对他们来说,这些用斯拉夫口音说话的戈麦斯、巴勃罗、马丁内斯们似乎在玩一场游戏,而不是一种战争诡计。
外国投资组建的医疗机构以及他们经验丰富、富有奉献精神的医生、护士和救护车司机们发挥的作用也不比国际旅差到哪儿去。美国通过施行医疗援助在西班牙建立了6所医院,英国建立了5所。在这些医疗队中,道德品质良好的和平主义者都可以为之工作,例如未受过军事训练的诗人。正是在一个这样的医疗队当中,当时最举世闻名的英国诗人W. H. 奥登担任一名担架员。但他“经历过这段他从未张口提及的非常短暂的访问后”便回国了。 [383]后来,英国在6月份成立了一个“受赡养者”委员会,该委员会旨在为已赴西班牙的英国志愿兵的家属提供帮助。夏洛特·霍尔丹是该委员会的组织人。她的秘书人员全部是共产主义者,但对该组织进行资助的都是未发表立场的人,比如有60岁的阿索尔红色公爵夫人(当时是保守党的一名议员,后来的政治生涯因其拥护共和国而改变) [384]、诺曼·安吉尔爵士(Sir Norman Angell)、维克托·戈兰茨(Victor Gollancz)、哈罗德·拉斯基教授、肖恩·奥凯西、H. G. 威尔斯和西碧尔·索恩迪克(Sybil Thorndike);还有像艾德礼和伊曼纽尔·欣韦尔(Emmanuel Shinwell)等一些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政治家。 [385]与此同时,寻求实现绝对中立立场的美国政府颁布了各项防止资金流入西班牙交战双方任何一方的法令,除非是出于真正的慈善事业需求。然而,签署这些协议的26家机构都得到了许可,并筹集了大量的资金。
西班牙内战为何对这么多在1936年对西班牙所知甚少的人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当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侄子朱利安·贝尔前往西班牙时,她写道:
图22 西班牙局势图,1937年3月
西班牙对于他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这样不断地追问自己,但没有找到答案。是什么让他感到自己有必要这么做?他知道这必定会把奈莎(他的母亲)投入深渊……我想是因为年轻一代的血液中燃烧着的一种热情,这种热情不能被我们理解。我从未见过我们这一代中的任何一个人曾对一场战争抱有这样的感觉……尽管,我知道这是一项“事业”,可以被称为自由的事业或别的什么,对此我本能上的反应就是靠智力去战斗。如果我能派得上用场的话,我将通过写作去反抗……也许是出于不安、好奇、一种从未在个人生活中使用过的能力以及对西班牙情感上的信念……我有时会生他的气,但我觉得这种热情很好,就像所有强烈的感情一样。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也有错,人必须用理智去控制情感。 [386]
回答弗吉尼亚·伍尔夫问题的就是一群像贝尔一样的人,他们把西班牙内战看作对欧洲环境不满的缩影,与法西斯主义做斗争的一种方式,而无论这种暗云是否笼罩在他们的故土上。西班牙也缓和了年轻人普遍对行动的渴望。内战对他们似乎意味着正义,而不像1914—1918年爆发的那场世界大战那样。
1937年3月22日,佛朗哥向他的空军司令金德兰将军提出了新计划。马德里的战线将进行防守性重组。莫拉将发动一场针对巴斯克的战役,并将接收大部分国民军航空兵和可以腾挪出来的大炮。 [387]这一计划表明了一个严峻的现实,即马德里不可能立即被攻占,战争也不可能很快获胜,尽管由于大规模的征兵活动,武装下的国民军即将接近30万人。 [388]共和国的北部领土是一个诱人的奖品:它们不仅在政治上分裂,获得的供应不如中央,而且那里还有巴斯克地区的铁矿、阿斯图里亚斯的煤炭,以及钢铁和化工厂。 [389]
在莫拉的军队中,新组建的纳瓦拉师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师的士兵在前一年一直活跃在吉普斯夸。该师由18,000人组成,分为4个旅,由拉斐尔·加西亚·巴利尼奥(Rafael García Valiño)、阿隆索·维加、卡尤埃拉和拉托雷上校率领。到那时为止,他们已经可以与“外籍”军团的其他老牌突击部队相媲美(其中有一些前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分子,他们通过危险的考验证明了自己的忠诚)。 [390]许多人认为毕尔巴鄂可以在行动开始后3周内被占领,这是因为莫拉知道了敌人的部署——巴斯克军官亚历杭德罗·戈伊科埃恰(Alejandro Goicoecha)少校的背叛导致计划泄露。戈伊科埃恰曾参与毕尔巴鄂防御工事的建设,也就是所谓的“铁围”(ring of iron),他于3月初驾驶汽车逃往国家主义西班牙一方。 [391]毫无疑问,他知道巴斯克人和中央的共和政府之间缺乏接触和理解。巴斯克人毕竟是在为独立而战,而不是为革命或西班牙民主而战。此外,铁围由两条相距约200—300码(约200多米)的防线组成,两侧缺乏纵深和掩护,耸立在山顶上,没有伪装。
巴斯克战争开始前几天,毕尔巴鄂郊外发生了一场海战,这是对随后发生之事的预演。一艘前往毕尔巴鄂,载有战争物资的商船在离海岸5英里处被国民军的巡洋舰“加那利群岛”号拦截。3艘小型巴斯克拖网渔船与巡洋舰展开战斗,直到他们失去了三分之二的船员,并且几乎被击得粉碎。在这场斗争中,当时是共产主义者的英国诗人塞西尔·戴·刘易斯写了一首著名的叙事诗《纳巴拉》(Nabarra),诗的开头写道:
图23 比斯开战役,1937年3—6月
自由不只是一个词,也不只是
政客口中的钱币,暴君不兑现的支票或梦想家疯狂通胀的票子。
我们知道,她是个凡人,呈现出
一个不喜欢大屠杀的普通人的形象,
但很快杀戮就来到,在被背叛之前已被杀死。
莫拉的进攻于3月31日开始。这次攻击是由索尔查加(Solchaga)将军指挥的。德国人、君主制的朋友比贡(Vigón)将军是莫拉的参谋长,受过良好教育的马丁内斯·德坎波斯上校是炮兵指挥官,拥有200门大炮。
纳瓦拉旅被部署在维加拉和比利亚雷亚尔之间,位于巴斯克两个省份比斯开和阿拉瓦的边界上。他们全副武装。与他们在一起的是那支新成立的部队——“黑箭”,这支部队有8,000名西班牙人,配有意大利军官,由桑德罗·皮亚佐尼(Sandro Piazzoni)上校指挥。作为支持,80架德国飞机在维多利亚集结,另外70架意大利和西班牙飞机在其他北方国民军机场集结。 [392]国民军的舰队,包括老战列舰“海梅一世”号、巡洋舰“加那利群岛”号和“塞韦拉海军上将”号,以及驱逐舰“贝拉斯科”号,与许多较小的船只一起,可以建立有效的封锁。
1936年7月,北方共和军仍由巴塞罗那军队的忠实指挥官利亚诺·德拉·恩科米恩达将军指挥。他对胜利持悲观态度,因为尽管他的指挥权涵盖了坎塔布里亚海岸的共和军,但巴斯克人、阿斯图里亚斯人和桑坦德人之间从来不曾团结一致,甚至对对方的敌视没有任何掩饰。军队的总政委是阿斯图里亚斯社会主义者冈萨雷斯·培尼亚,他的几个副手是巴斯克地区的政委,共产主义者赫苏斯·拉腊尼亚加(Jesús Larrañaga);阿斯图里亚斯政委是无政府主义者弗朗西斯科·马丁内斯(Francisco Martínez);桑坦德政委是社会主义者安东尼奥·索马里巴(Antonio Somarriba)。这个联盟形同虚设。即使是共产主义者拉兰尼亚加也受到相互矛盾的意见的摆布,因为巴斯克人不信任他这个共产主义者,而共产主义者又不信任他这个巴斯克人,他在家里说的是巴斯克语,这点不如阿吉雷。北方军总督察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是被西班牙中央军撤职的参谋长,名声不佳。拉尔戈·卡瓦列罗私下向巴斯克人保证,北方军并不算真正存在,他承认巴斯克军队,即名义上属于恩科米恩达指挥部的“尤兹卡迪军”(Army of Euzkadi,祖国军)才是西班牙北部的主要军事组织。 [393]利亚诺·德拉·恩科米恩达被迫屈辱地发了一封电报,询问总理是否确实如此。当年2月,他将总部迁至桑坦德,此后与战役的日常事务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理论上,他的军队总共有15万人,也有250多门大炮,但这些炮是分开布置的:比斯开有75门,阿斯图里亚斯有130门,桑坦德有50门。他有几辆T-26俄式坦克和几辆来自法国的雷诺坦克,但数量比他的对手少。面对强大的国家主义西班牙海军,共和军在北方只能召唤2艘海岸驱逐舰和3艘潜艇。巴斯克人只有25—30架飞机。西班牙中部的共和军轰炸机射程太近,无法帮助北部战场,大多数轰炸机并没有开动(反而是一些战斗机很快就被派遣了过来)。总之,北方军的装备不如预期,这已经考虑到共和军控制的特鲁比亚、埃巴尔(Eibar)和雷诺萨军工厂,加尔达考、格尔尼卡和拉马诺亚的军火和炸药厂,以及在比斯开的几家钢铁厂。但在战争中,这些工厂的生产力都下降了。
巴斯克人组建了46个步兵营,共约30,000人。其中27个属于巴斯克民族主义者(称为古达里,gudaris),8个是社会主义者的,其余的混合着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青年、左翼共和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这支军队包含了1个社工部队,由82名牧师组成,他们的职责在共和军中独一无二,包括庆祝弥撒,观察古达里士兵的道德,在临终的最后时刻在场,并“在应征入伍者的思想中形成基督教传统”。还有大约10个营的阿斯图里亚斯人,他们并不受巴斯克人的欢迎,因为他们偷窃牲畜,引诱当地女孩,甚至偶尔还有谋杀行为。所以,阿巴迪亚诺的牧师显然是在阿斯图里亚斯人经过时被射杀的。 [394]
莫拉率先发布了一份最后通牒,这份通牒让人想起雅典人对米洛斯人的威胁:“我已经决定迅速结束北方的战争。那些没有犯杀人罪的人,只要交出武器,就将免于生命和财产损失。但是,如果你们不立刻投降,我将把比斯开所有地区夷为平地,从战争工业区开始。” [395]
3月31日,这一旨在心理震慑的威胁开始付诸实施。“秃鹰军团”的容克52s轰炸机炸毁了乡村小镇杜兰戈(Durango),这座小镇位于毕尔巴鄂和前线之间的通道和铁路交叉口上。一枚炸弹炸死了圣苏珊娜教堂的14名修女。耶稣会教堂在牧师交流圣体时被炸毁。在圣玛丽亚教堂,牧师在举行圣礼时被杀。镇上其他地方都被机枪扫射。当天有127名平民被杀,其中包括2名牧师和13名修女,还有121人随后在医院死亡。 [396]
杜兰戈以前因为唐卡洛斯于1834年在这座小镇颁布的一条敕令而闻名。这条敕令规定所有携带武器反对他的外国人,都应在不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处决。从1937年起,它又享有同样残酷的名声,成为欧洲第一个遭到无情轰炸的毫无防御能力的城镇。
同一天,在进行了猛烈而有着良好配合的空袭和炮击之后,国民军上校阿隆索·维加向前线右侧挺进,攻占了马罗托(Maroto)、阿尔伯提亚(Albertia)和贾林多(Jarindo)3座山。在比利亚雷亚尔北部的前线中心地区,奥坎迪亚诺(Ochandiano)郊区发生了激烈战斗。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4月4日。每天有四五十架飞机轰炸该镇。纳瓦拉人几乎包围了它。巴斯克人害怕被切断,被敌人生擒,于是撤退,留下的人中有600人已死亡,此外还有400人被俘。4月4日后,由于大雨,进攻暂停。莫拉为下一阶段的战役重新组织了他的部队,这一阶段的时间似乎比他最初预测的要长。冯·施佩勒将军因而抱怨不止。 [397]
巴斯克人加固了他们的新阵地,并进一步调整了铁围政策。空中轰炸的战术,无论多么不精准,都会引起极大恐慌,并增加人们对德国的仇恨。更多的人被动员,更多的战争物资也已到达。到4月10日,巴斯克人已经拥有140门大炮。 [398]身在西班牙的杰出苏联军官戈里耶夫将军作为军事顾问率领其他一些苏联人员来到前线,尽管这位军人在马德里享有很高声誉,但这似乎并没有改善局势。 [399]
4月6日,国民军宣布,他们将阻止食品进入西班牙北部的共和国港口。 [400]英国轮船“索普霍尔”号(Thorpehall)从桑坦德向毕尔巴鄂运送一批粮食,因此在离海岸5英里处被国民军巡洋舰“塞韦拉海军上将”号和武装拖网渔船“加雷纳”号(Galena)拦截。最终,“索普霍尔”号被允许通过,因为国民军船只不愿意与赶赴现场的两艘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布兰奇”号(Blanche)和“布拉森”号(Brazen)发生冲突。
这一事件以尖锐的形式突出了整个封锁的问题。战争初期,共和政府宣布封锁某些国民军港口。英国人认为,该声明强调的封锁领土过于庞大,“为了让声明产生效果,‘封锁’必须是切实可行的” [401]。因此,如果西班牙军舰在公海拦截了任何商船,英国就会认为这一行动是非法的。英国船只必须受到保护,不受此类干扰。此外,英国只承认离海岸3英里的限制,而西班牙则坚持6英里。局势的复杂性使海军命令经常被修改,给下级军官带来了难以忍受的困扰。
新的国民军行动加剧了英国政府立场的复杂性。根据国际法,被承认的交战方可以实施封锁(包括在公海进行搜索的权利)。但由于他们不想让英国商船接受西班牙海军舰艇的搜查,鲍德温和他的部长们拒绝承认西班牙的交战双方为正式的交战方。由于许多外国船只悬挂英国国旗,试图规避留置和获得保护,情况进一步复杂化。正如英国内阁所知,许多商人“实际上是为了追求高额回报而甘冒风险的逃避封锁者” [402]。
但国民军掌握了海洋的控制权。因此,如果授予他们交战权,则主要由国民军海军舰艇进行拦截,主要受影响的是英国商船;如果不授予他们交战权,则当英国船只受到干涉(在巴斯克领海之外)时,它们将有权请求皇家海军的援助。因此,如果没有英国商船前往巴斯克港口,麻烦就少多了!
这最后一次反思,也许是潜意识中做出的。它可能让皇家海军“布兰奇”号的舰长和地中海舰队总司令得出结论,即国民军的封锁有效。亨利·奇尔顿爵士也从昂代伊报告了同样的情况。还有类似的报道:不仅毕尔巴鄂以外的国民军海军能够阻止所有商船进入,他们还在巴斯克领水布置了水雷。因此(据奇尔顿和海军报道),英国商船若是试图进入毕尔巴鄂将非常危险。当然,在3英里范围内,皇家海军本来就无权保护商船。因此,海军部指示所有在毕尔巴鄂100英里范围内的英国商船,前往法国渔港圣让德鲁兹,并等待进一步的命令。第二天,伊伦的国民军军事总督胡利安·特隆科索(Julián Troncoso)少校根据布尔戈斯的指示,告诉奇尔顿,佛朗哥决心使封锁生效。特别是目前在圣让德卢兹有4艘装载着食品货物的英国商船,它们将被武力阻止行进。与此同时,毕尔巴鄂港还将布置更多水雷。 [403]这一坚定的声明于4月10日星期六上午抵达伦敦。这导致鲍德温在周日召集内阁。阁员们在周末假期中返回了伦敦,其中包括陆军大臣达夫·库珀(Duff Cooper)、海军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内务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和外交大臣艾登。商议的结果是,贸易委员会“警告”英国船只不要前往毕尔巴鄂,并暗示如果他们试图这样做,海军将无法提供帮助。海军部还将舰队的骄傲——“胡德”号(Hood)战列舰派往“毕尔巴鄂附近的某个地方,以便该地区英国军队的实力不会弱于佛朗哥将军的军队”。紧接着的周一,鲍德温向愤怒的下议院解释说,存在无法保护英国航运的风险。 [404]政府关心的不是抽象的海洋自由原则,而是英国常规从巴斯克港口进口6万吨铁矿石这件事。 [405]事实上,西班牙北部的港口本身没有水雷,因此有理由认为它们会继续保持现状,因为水雷会阻碍国民军在胜利时使用港口,但通往港口的通道已经被布雷了。
接下来的一周,威斯敏斯特发生骚动。整个春天,西班牙问题一直占据了外交事务最长的提问时间,并且是辩论的主题。艾登和他的副手克兰伯恩受到工党、自由派的共和国同情者以及少数支持国民军的保守派人士的压力:政府有没有听说新的意大利师抵达了加的斯?马德里有多少苏联人?有多少英国志愿者被杀?对于这些问题,政府声称对确切信息一无所知。他们还一直与民族主义者进行秘密谈判,以确保英国在叛乱地区拥有的矿藏维持生产。 [406]此时英国人对西班牙的兴趣达到顶峰。艾登在利物浦的一次演讲中为不干预辩护:
我们仍然有广泛的收益。不干预政策限制并逐步减少了外国通过运送武器和人员对西班牙的干预。更重要的是,虽然国际社会普遍感到沮丧,但这项政策的存在让这些国家仍在为之努力,并大大降低了全面战争的风险。 [407]
私下里,艾登“当然希望共和国获得胜利”。 [408]4月14日,艾德礼动议进行谴责投票。英国政府,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强国,已经放弃了保护英国航运的努力。然而,巴斯克人表示,毕尔巴鄂港的水雷已被清除,夜间巴斯克武装拖网渔船(在探照灯的帮助下)保护着港口。那么,政府是从哪里获得的有关危险的信息?是不是从“那些好奇的人,我们的领事代理人那里获得的?他们在意大利军队登陆的问题上曾显得相当沉默”。内务大臣约翰·西蒙爵士接着辩称,如果英国船只被允许前往毕尔巴鄂,就必须先扫雷,这将构成“全面的战争行动”。自由派领袖阿奇博尔德·辛克莱尔爵士(Sir Archibald Sinclair)认为,政府接受国民军封锁才意味着干预。他回忆起冬天发生的事情时说,毕竟德国人一直在照顾他们的船只。丘吉尔接着发言,重申了他对战争中任意一方的奥林匹克式的超脱,并沉溺于“通过召开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ery)曾称之为‘路边客栈(wayside inn)’的会议进行调解”的白日梦中——这将给西班牙带来“和平、法律、面包和遗忘的机会”。随后,这些“紧握的拳头可能会放松,变成了慷慨合作的双手”。工党的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表示,拒绝让英国船只在巴斯克水域冒险是一种“苦药”,它让人不愉快,并且还是一种几乎让人恶心的“药水”,但他们必须接受它。工党党员菲利普·诺埃尔—贝克表示,这是自1588年以来英国人第一次害怕西班牙舰队。艾登在辩论结束时说,如果英国商船违反贸易委员会的规定,离开圣让德鲁兹,那么他们将获得直到距离海岸3英里范围的海军保护:“我们希望他们不要去那里,因为鉴于有关情况的报道,我们认为他们在那里不安全。” [409]
圣让德卢兹的商船商人们越来越不耐烦了。他们的货物(他们已经预收了丰厚的运费 [410])正在腐烂。有三艘船,恰好都是由名叫琼斯的威尔士人担任船长(因此,我们用他们的货物将他们区别为“土豆琼斯”“玉米饼琼斯”和“火腿鸡蛋琼斯”),因总是假装从港口出发而臭名昭著。土豆琼斯的货物中隐藏着武器,其动机纯粹是物质性的,他在轻松回答《晚间新闻》(Evening News)记者的一系列提问中声名大噪(也许他并不配),他只是领略了康拉德式(Conradian)叙事传统方式的皮毛,但并不是他(他最终在巴伦西亚交付了货物)打破了毕尔巴鄂的封锁。第一个穿越的人是坎特伯雷的“红色教长”(Red Dean)休利特·约翰逊博士(Dr Hewlett Johnson)。他是一个极力为苏联辩护的人,现在又在为共和国努力。他乘坐一艘法国鱼雷艇从毕尔巴鄂附近的贝尔梅奥驶向圣让德卢兹,且没有发生意外——他将这个经历告诉了《曼彻斯特卫报》。4月19日晚上10点,一艘载有来自巴伦西亚粮食的商船“七海浪花”号(Seven Seas Spray)无视岸边发来的信息驶离圣让德卢兹。它的主人罗伯茨(Roberts)船长对巴斯克海岸10英里外一艘英国驱逐舰的警告视而不见。驱逐舰的船长告诉罗伯茨,他必须自行承担风险,然后祝他好运。早上,“七海浪花”号抵达毕尔巴鄂,且没有看到水雷或者国民军战舰。当这艘船缓缓驶向河岸靠岸时,船长和他的女儿站在舰桥上,来自毕尔巴鄂饥饿的人们聚集在码头上喊道:“英国水手万岁!自由万岁!”
英国海军部此时承认了以前的错误,因为毕尔巴鄂的真相正如艾德礼在辩论中所描述的那样:封锁实际无效。
因此,停泊在圣让德卢兹的其他船只出发前往巴斯克地区。其中一艘是“麦克格雷戈”号(MacGregor),在10英里外,它被国民军巡洋舰“塞韦拉海军上将”号命令停泊。“麦克格雷戈”号向皇家海军“胡德”号发送了求救信号。后者的指挥官布雷克海军中将(Vice-Admiral Blake,他不相信有关水雷的事)要求“塞韦拉海军上将”号不要干涉领海外的英国船只。“塞韦拉海军上将”号回答说,西班牙领海是从陆地延伸6英里。布雷克中将表示,英国并不承认这一主张,并告诉“麦克格雷戈”号,如果它愿意的话,可以继续行驶。“麦克格雷戈”号确实这样做了。进入3英里的限制只有几码远,武装拖网渔船“加勒纳”号(Galerna)向“麦克格雷戈”号开了一炮,炮弹越过了船头。“皇家海军火龙”号(Firedrake)命令“加勒纳”号不要攻击英国船只。巴斯克海岸炮兵队从海岸发出齐射,“加勒纳”号撤退。尽管封锁仍在继续,但国民军没有进一步阻止英国船只抵达毕尔巴鄂。
那么怎么解释航运史上这一奇怪的事件呢?4月20日,艾登顺便告诉下议院:“如果我必须在西班牙做出选择,我相信巴斯克政府会比佛朗哥或共和国更符合我们自己的制度。”这无疑是他的真心话。(艾登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937年年初,如果我必须做出选择,我会更希望政府获胜。”) [411]但海军部和塞缪尔·霍尔爵士希望避免与佛朗哥发生任何冲突,他们向内阁提供了错误的信息。至少海军部的一些信息并非来自对事实的仔细审查,而是来自国民军战舰本身。4月20日,《每日电讯报》发表了一篇对国民军卡维达船长(Captain Caveda)的采访,卡维达表示,“在解决因封锁毕尔巴鄂而产生的问题上”,与英国舰队的合作十分愉快。塞缪尔·霍尔爵士似乎乐于接受虚假信息,并据此迅速采取行动。
——
4月20日,新一轮国民军攻势在比斯开展开了。当炮击和空中轰炸停止,巴斯克人从他们藏身的浅壕沟中走出时,他们听到纳瓦拉人的机枪声从后方传来。再一次,就像在奥坎迪亚诺一样,人们叫喊着“我们被切断了”。许多防卫者趁着还可以撤退的时候撤走了。然而,在埃尔赫塔(Elgeta)村之前,在因科尔塔(Inchorta)的狮子形山丘中,人们已经挖了很深的壕沟。在民兵巴勃罗·贝尔德拉因少校(Major Pablo Belderraín)的带领下,这里的巴斯克人阻止了敌人的进攻,但两个全国劳工联合会营已撤退。这次叛逃封印了这场崩溃。巴斯克指挥官此刻渴望撤退到已经准备好的“铁围”战壕。不间断的轰炸堵塞了道路,也阻止了军队的行动。毕尔巴鄂的总参谋部表现出一种懈怠,这引发了对他背叛的指控。4月24日,所有位于为进攻而选择的战线部分的高地都已经落在第一纳瓦拉旅指挥官拉斐尔·加西亚·巴利尼奥的手中。贝尔德拉因不得不从埃尔赫塔撤退。恐慌的气氛持续着。炮兵不知道向哪里开火。战壕里的人员被疏散。因此,在莫拉重新发起进攻6天后,巴斯克人的全面失败似乎近在眼前。然而,一场新的危机接踵而至——格尔尼卡。
格尔尼卡是比斯开的巴斯克省的一个小镇,位于一个距海6英里、距毕尔巴鄂12英里的山谷中,人口有7,000人。乍一看,它似乎显得平淡无奇,充满友好气氛的村庄和与世隔绝的农舍,与丘陵乡村的身份相得益彰,但它在半岛战争中被法国人严重破坏。尽管如此,自有记录以来,它一直被当作巴斯克自由之家。因为“巴斯克议会”(parliament of Basque senators)过去是在格尔尼卡著名的橡树前举行的,而在圣玛丽亚教堂,西班牙君主或他们的代表曾宣誓遵守巴斯克的地方权利。(在过去,橡树也是巴斯克债务人的避难所。)1937年4月26日,在距离前线10英里的格尔尼卡,那里挤满了难民和撤退的士兵。
下午4点30分,一阵教堂的钟声宣布了空袭的开始。此前该地区曾发生过一些空袭,但格尔尼卡并没有遭到轰炸。这里也没有任何形式的防空设施。5点20分,冯·莫劳少校(Major von Moreau)驾驶的单独一架海因克尔111轰炸机(一架新型快速德国轰炸机,配有金属框架,可携带3,000磅炸弹)轰炸了该镇,随后消失,并与其他3架类似飞机一起返回。 [412]这些海因克尔战机随后成为西班牙战争中3个飞行中队的老伙计,这些飞行中队还配备了23架容克52s飞机、一些新的梅塞施米特BF-109战斗机和一些海因克尔51s老战斗机。战斗机护送着轰炸机,并在低空用机枪扫射他们看到的所有人。几拨飞机共投下重达10万磅的燃烧弹、高爆弹和榴弹。共有43架飞机参与了空袭,容克飞机由冯·克瑙尔(von Knauer)、冯·贝斯特(von Beust)和冯·克拉夫特(von Krafft)中尉率领。
城镇中心被烧毁,然而巴斯克议会大厦(casa de juntas)和远离城镇中心的著名橡树残骸未被触及。 [413]镇外的军工厂也未被摧毁。许多人,或许多达1,000人被杀,不过随后的事件让我们无法确定具体有多少人死亡。 [414]还有许多人以其他方式致残或受伤。可能有一些意大利飞机参与了轰炸的最后阶段。
这个故事得到所有目击者的证实,包括镇长和英国领事以及当时在巴斯克地区的外国记者,主要是英国人。 [415]但仍有萨拉曼卡外国媒体负责人路易斯·博林在4月27日表示,是巴斯克人炸毁了自己的城镇。
杜兰戈和格尔尼卡,分别于4月28日、29日相继落入国民军手中,且没有遭到太多抵抗。索尔查加将军在简易军事法庭上处决了被俘虏的巴斯克指挥官利亚尔奇上校(Colonel Llarch)和他的3名幕僚。与国民军在一起的外国记者被告知,虽然在格尔尼卡发现了“一些炸弹碎片”,但破坏主要是巴斯克煽动者造成的,目的是激起人们的愤怒。 [416]5月4日,一份新的国民军报告称,在“一周的炮火和飞机轰炸”之后,格尔尼卡出现了自然着火的迹象。这份报告也与格尔尼卡在3个小时内被间歇性轰炸的事实相符。10天后,在被巴斯克人击落的一名德国飞行员的日记中,在对应“4月26日”那天人们发现了“加尼卡”(Garnika)一词。飞行员荒诞地解释说,这是指他在汉堡认识的一个女孩的名字。几个月后,另一份国民军报告承认该镇遭到轰炸,但声称飞机是共和国的。据说,炸弹是在巴斯克地区制造的,爆炸是由下水道中的炸药引起的。但8月,一名国民军官员向《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的一名记者承认,格尔尼卡被他身边的人轰炸了 [417]:“当然是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轰炸了它,好吧,为什么不呢?”几年后,德国空军王牌阿道夫·加兰德(他曾在轰炸不久后短暂加入过“秃鹰军团”)承认德国人对此负有责任。 [418]然而,他辩称,这次袭击是一个错误,是由错误的轰炸目标和缺乏经验造成的。加兰德说,德国人试图轰炸河上的桥,但彻底失败,只是错误地摧毁了这座城市。这个说法得到了其他德国人的支持,包括一些参与空袭的人。 [419]他们说,风向导致炸弹向西方飘移了。
事实上,格尔尼卡就是一个军事目标,是靠近战线的一个通信中心,几乎就在距离南部几英里的国民军纵队的视线之内。撤退的共和军官兵可以轻松地且只能通过格尔尼卡向西逃跑,因为在城外欧卡河(Oca)上的那座桥是通往海边的最后一座桥。但是,如果“秃鹰军团”的目标主要是摧毁这座桥,为什么冯·里希特霍芬没有使用他的精确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Stuka dive bombers)呢?并且他在布尔戈斯就有一小部分这种飞机,为什么还要安排这样一次特别破坏性的行动?他心中的目标(即使没有记在日记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为了在平民和士兵中引起恐慌。燃烧弹的使用证明,除了桥梁,对建筑物或人员的一些破坏和伤害肯定是有意的,尽管冯·里希特霍芬可能不知道火灾会在格尔尼卡狭窄的街道上迅速蔓延,以及海因克尔飞机轰炸产生的灰尘和烟雾甚至可以使容克飞机的飞行员看不清桥梁。对逃离城镇的人进行的机枪扫射也几乎不可能是摧毁桥梁计划的一部分。
冯·里希特霍芬的日记也清楚地表明,莫拉的参谋长胡安·比贡上校事先就知道了这次空袭——据说两人在4月25日和26日“未经上级授权”进行了磋商。 [420]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公平地认识到,这次空袭是与正在进行的战役相关的。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德国人知道格尔尼卡在巴斯克人心目中的重要性,也没有任何国民军的西班牙军官(他们当然知道这个地方在巴斯克人心目中的地位)意识到这次空袭会如此恐怖。甚至没有证据表明比贡知道这次空袭会造成如此严重的破坏,也没有证据表明佛朗哥、莫拉甚至施佩勒事先讨论过计划中的空袭——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当时佛朗哥正全神贯注于长枪党和埃迪利亚的问题。据说莫拉在4月29日来到格尔尼卡后也震惊了。 [421]也有人说过,佛朗哥得知空袭的后果后,对德国人感到愤怒。 [422]这可能是真的,因为后来在巴斯克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格尔尼卡式空袭,“秃鹰军团”也再未尝试过对毫无防御能力的城镇进行“区域轰炸” [423]。
一场关于格尔尼卡的国际争论很快就爆发了。这一年年初,画家毕加索被委托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为西班牙政府大楼绘制壁画。 [424]现在,他开始着手描绘格尔尼卡的毁灭表现的战争恐怖。 [425]这幅画1937年在巴黎首次展出,后来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与此同时,由于对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震惊,以及对后果的焦虑,国民军指挥部和德国人精心策划展开了掩盖行动。毕竟,以前从未发生过如此密集的空袭。双方的宣传人员都坚持他们从未变更过的立场。假如《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乔治·斯蒂尔(George Steer)准备相当明确地站在巴斯克人的立场上叙述故事,那么同一家英国报纸的国民军立场的记者詹姆斯·霍尔伯恩(James Holburn)在乘坐索尔查加的行李列车进入该市后,就会发出这样的电报:“我检查的几个弹坑,都是由爆炸的地雷造成的。” [426]20名巴斯克神父,其中1人是轰炸事件的目击者,此外还有教区的总教区牧师,他们一同写信给教皇,告诉教皇是谁摧毁了格尔尼卡。其中两位,佩德罗·门查卡(Pedro Menchaca)神父和阿古斯丁·伊苏西(Agustín Isusi)神父,分别委托维托利亚教士和圣托斯·胡安内斯神父(Santos Juanes,位于毕尔巴鄂),带着这封信去了梵蒂冈。这封信已送达,但只有教皇国务秘书帕切利红衣主教(Cardinal Pacelli)接见他们,条件是他们不能提及将他们带到罗马的这个主题。但两个巴斯克人忍不住谈到格尔尼卡,帕切利冷冷地说:“迫害教会的人在巴塞罗那。”随后端茶送客。 [427]
这一事件的国家主义版本持续了一代人。当时讲故事的人,如路易斯·博林上尉,都活了下来。 [428]但直到他们去世,或不再有影响力,政府文件才逐步公开,直到1970年才承认格尔尼卡遭遇过空中轰炸。 [429]即便如此,人们还经常认为德国人只不过起了个头,是巴斯克人完成了剩下的部分。 [430]
4月30日,在国际不干预控制开始10天后,当英国外交大臣因此认为他可以暂时不考虑他所称的“西班牙战争困境”时,艾登告诉下议院,内阁正在考虑采取一些措施来防止另一场格尔尼卡空袭。在“秃鹰军团”内部,空袭过后也有着“巨大的消沉”。 [431]5月4日,普利茅斯勋爵建议不干涉委员会呼吁西班牙双方不要轰炸开放的城镇。里宾特洛甫和格兰迪虚伪地辩称,除了考虑战争的一般人道主义方面,不应该单独讨论这个问题。麦斯基抗议将辩论扩大到如此范围。 [432]包括约克大主教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在内的英国教会领袖会议向艾登正式抗议轰炸非军事目标。这场危机转移了人们对从苏联向共和国运送大量军事装备的注意力。 [433]同样,4月29日,佛朗哥签署了一项协议,从意大利购买2艘旧潜艇——“阿基米德”号(Archimedes)和“托里切利”号(Torricelli),以补充他的舰队。这件事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与此同时,在被摧毁的城市背后,巴斯克人的崩溃已经停止了,尽管4月30日,贝尔梅奥渔港被“黑箭”部队夺走,他们出动了4,000人。这一天,巴斯克人的士气受到对方战列舰“西班牙”号沉没的鼓舞,这主要是由叛军自己在桑坦德附近的一枚水雷造成的,但船员都已获救。5月1日,莫拉对整个前线发动了攻击。贝尔梅奥的意大利人被包围,于是被迫乞求解围。轰炸此时已经无法对巴斯克民兵产生一丝震撼,因为他们观察到,爆炸的效果反而没有它制造的噪声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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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格尔尼卡占据了新闻头条,但另一个几乎同样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在莫雷纳山脉,这条壮丽的山脉将卡斯蒂利亚高原与安达卢西亚分开。在圣玛利亚德拉卡韦萨修道院周围的两座山顶上,250名来自哈恩(Jaén)的民兵、他们的大部分家庭成员、100名长枪党人和大约1,000名安度哈(Andújar)的资产阶级成员,已经在起事后坚持了9个月。在战争早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人对这个位于共和主义西班牙中心的国家主义西班牙飞地发动过攻击。事实上,有一段时间,安度哈人民阵线委员会一直不确定避难所中的民兵是朋友还是敌人。在这种模棱两可的安全环境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当获得了充足的食物供应,叛军就决定要让“红色分子”知道他们在道义上的立场。于是他们亲手寄了一封信进行宣战。尽管诺富恩特斯少校的生命和其他一些支持共和国的军官的生命得以保全,但想投降的诺富恩特斯少校在避难所还是被免职。围攻随即开始。民兵队长圣地亚哥·科尔特斯领导着卫队,他的妻子和家人都是哈恩的政治犯。信鸽向塞维利亚的国民军传递军事消息和令人欢欣鼓舞的信息。国民军飞行员,如才华横溢的卡洛斯·德阿亚(Carlos de Haya)少校,经过专门训练,将补给投入正在防御中的小区域,他们发现这一技术类似于俯冲轰炸。塞维利亚向他们运送了总计16万磅(约72.6吨)的食物,科尔多瓦向那里运送了14万磅(约63.5吨)的食物。更精致的用品(如医疗器械)则用一种飞行沉重、壮观、垂直起降的鸟来投递。在避难所内,学校和医院都是临时搭建的。虽然凯波·德利亚诺的一支在波尔库纳(1937年1月1日攻克)的部队仅在20英里外,但国民军并没有真正努力解救那里的驻军。
4月初,共和国决定粉碎这座抵抗之岛,并派遣了一支庞大的部队,由西班牙共产党副手、现任中校的马丁内斯·卡顿(Martínez Cartón)率领。经过激烈的战斗,守军的小营地被分成了两个。较小的营地卢加·努埃沃营的最后一只信鸽飞往科尔特斯队长那里,告诉他们这里再也撑不住了。暴雨接踵而至,在夜间,卢加·努埃沃营毫发无伤地被疏散,包括200名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所有守卫者都被带往避难所。接下来,佛朗哥允许科尔特斯在无法抵抗的情况下投降。他还下令最后抵达的红十字会官员保证疏散妇女和儿童。但是,科尔特斯和守卫者被激情煽动,这种激情又为了继续抵抗而被激起,他们甚至怀疑红十字会完成这项任务的意图。不出所料,守卫者仍被20,000名共和军包围,这更让守卫者心生疑虑,进攻又开始了。科尔特斯于4月30日受伤,并用信鸽发送了最后一条信息,5月1日,共和军闯入了避难所。科尔特斯对手下的最后命令是:“民兵和长枪党人可以死,但不能屈服。” [434]避难所被烧毁,火焰吞没了山脉。最后,大多数妇女和儿童被卡车带走,其余的保卫者被俘。科尔特斯在医院因伤死亡。被科尔特斯带进坟墓的,还有拉卡韦萨圣母肖像埋藏地点(为了安全起见将它藏起)的秘密。
1937年春天,战争中的两个西班牙政权都获得了巩固。从此,这个国家看上去更像是有两个政权,而不再是一个按阶级划分的国家。一方面,在叛军内部,佛朗哥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斗败了长枪党人和卡洛斯党人,但这两个团体也都得以幸存。1937年4月的危机巩固了国家主义西班牙的事业,尽管存在像塞维利亚的凯波、巴达霍斯的卡尼伊萨尔斯这样的人继续拥有很大的行动自由,但萨拉曼卡当局在任何地方都得到了尊重。而在西班牙共和国区域,权力的巩固更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情,尽管共和国政权最后取得了胜利,但胜利也带来了士气的低落,共和国也因此代价惨重。
国家主义西班牙阵线背后的危机可以追溯到前一年的冬天,当时卡洛斯党的“总代表”法尔·孔德被佛朗哥流放到葡萄牙。卡洛斯党人对这一严厉措施感到愤怒。抛开对佛朗哥将军的同情,卡洛斯党的这种不满在某些长枪党人的心中激起了反应。在里斯本的法尔·孔德收到长枪党人的邀请,讨论双方统一的想法。这个邀请被接受。 [435]毕竟,双方就西班牙问题的讨论达成了一致,尽管他们在解决方法上存在分歧。
这些谈判持续了3周,但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436]卡洛斯党人得出结论,长枪党人的目标是吞噬整个民族主义运动。因此,双方于2月底友好地“分手”。和蔼可亲的孔德·德罗德斯诺将继续为恢复讨论打开大门,但统一的想法是由佛朗哥将军自己提出的,他大概是通过罗德斯诺听说了事态发展。罗德斯诺对旧事业原则性的支持一直受到他对法尔·孔德的厌恶的干扰,正如战前与莫拉的会谈展示的那样。自从他掌权以来,佛朗哥成功操纵了那些全国运动中不同派别的支持者,就好像早年时他操纵摩洛哥里夫山区的敌对酋长那样。从更高层面来看,一个简单的统一难道不会导致意识形态的融合吗?这种层面的融合他已经在5个月前与德国外交官迪穆兰(Dumoulin)谈过。
另一位有影响力的人士支持这一计划——拉蒙·塞拉诺·苏尼尔,大元帅的这位36岁的妹夫(连襟)战前曾担任萨拉戈萨的CEDA(西班牙自治权利联盟)代表和该团体的副主席。这位雄心勃勃的律师从共和主义西班牙逃走了。尽管他是佛朗哥在政界最亲密的伙伴,但佛朗哥在马德里听闻他的崛起后,依然感到惊讶。他被囚禁在模范监狱,在那里他目睹了他的朋友费尔南多·普里莫·德里维拉和鲁伊斯·德阿尔达被枪杀。他对共和国的仇恨也因他自己的两个兄弟在共和派手中的死亡而不断加剧。由于这两个兄弟的死亡有在法国大使馆被拒绝庇护的因素,因此他对法国也怀有特别的仇恨,这助长了他对民主的日益蔑视。这些可怕的经历使他终生难忘。如今,他最初加入时CEDA中的那些政治人物几乎都没有了。1934年4月,他在埃斯科里亚尔著名的JAP(人民行动青年团)的集会中,站在雨雪中发表了演讲,里面的每句话无论作何解释都是对民主堕落的严厉谴责。从他们大学时起,他就一直是何塞·安东尼奥的朋友。 [437]从此以后,这位拥有早生的白发和蓝眼睛的花花公子成了佛朗哥的主要影响者。随和的尼古拉斯·佛朗哥带着他的不守时的特点和奇怪的工作时间,变得越来越透明,直到他被悄悄调往葡萄牙担任大使。塞拉诺·苏尼尔将他的政治成功归功于他的聪明才智、决策能力、无情和魅力,但他取悦一个小圈子时,却疏远了大众。他似乎敏感、爱报复、傲慢、善变。“言行敏捷”,他的一名英国对手这样说他。这些品质使他与保守的佛朗哥,以及宽厚的老好人尼古拉斯·佛朗哥都形成了鲜明对比。 [438]佛朗哥和塞拉诺之间的亲密关系由他们两位的妻子维系——西塔(Zita)和卡门(Carmen)经常见面。因此,在西班牙开始了被称为“连襟统治”的时代。
首先,这位最高连襟没有正式职位。然而,从2月20日抵达萨拉曼卡的那一刻起,佛朗哥就把他当作政治向导。塞拉诺致力于为新的民族主义国家找到一个理论基础,如果可能的话,也要找到一个法律基础。他想挽救他的姐夫,使其不至于以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的风格建立军事和个人政权;同样,他也不想要一个政党国家。他与君主主义者、长枪党人、教士和将军交谈。他还拜访了红衣主教戈马、孔德·德罗德斯诺和莫拉将军。后来的某天,他和佛朗哥在萨拉曼卡主教宫殿的花园里散步。他告诉大元帅,他的意见是民族主义的西班牙现有政党中没有一个符合当前的需要,但即便如此,还是必须做点什么。军队是现有权力的基础,但他表示,“纯武力状态”不可能无限期延长。国民运动一开始就对共和政府的“犯罪弱点”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威胁做出了消极反应。重返议会政府是不可能的。“在其他地方,由于一系列明智的约定,民主可能会产生有效结果。但是在西班牙,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只有在原始或冲动状态下才有可能出现民主,这种形式必将导致自取灭亡。”在塞拉诺看来,这无疑是一个创造没有任何承诺、先例和负担的国家的机会,是诞生唯一一种类型的全新国家的机会。西班牙在1937年的地位,难道不是与天主教国王统治开始时的15世纪很相似吗(正如已被谋杀的卡洛斯党人普拉德拉所说的那样)? [439]
所有西班牙右翼的新想法似乎都要追溯到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身上。因此,193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塞拉诺以这个内容作为引子与佛朗哥交谈,这对于佛朗哥并不意外。佛朗哥忙于研究长枪党的法规,当然,他不是长枪党成员,他只是读了何塞·安东尼奥和普拉德拉的相关书籍。但是,即使在“白色西班牙”的军国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也没有完全死亡。有许多失业的长枪党人渴望得到提升。6个月的武装护送游行已经足够了,他们想要权力。3月,那些在与卡洛斯党的失败的谈判中带头的长枪党人正在阴谋推翻长枪党临时领导人埃迪利亚。这就是所谓的马德里小组(Madrid group)——都是普里莫·德里维拉的朋友或亲戚,其中最著名的成员是阿古斯丁·阿斯纳尔以及何塞·安东尼奥的法律助理拉斐尔·加尔塞兰——他成功地让自己担任长枪党军政府的秘书,潘普洛纳省领导人何塞·莫雷尼奥,以及何塞·安东尼奥的堂兄桑乔·达维拉——他从共和国监狱逃脱,领导了安达卢西亚的长枪党。这些人都是何塞·安东尼奥的崇拜者。和许多人一样,他们一直处在幻想中,拒绝接受他已死的事实(有传闻说他还活着,正身处英国。在阿利坎特,他已经被国家主义西班牙秘密藏匿。他的死还没有公布,因此一些人认为他确实还活着)。他们不喜欢埃迪利亚,因为他们认为埃迪利亚正试图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新的拥有极端无产阶级风格的领导人。这些人没有多少追随者,但他们在萨拉曼卡很有影响力。
埃迪利亚还不到35岁,自10月以来一直住在萨拉曼卡,并试图组织这场还在不断壮大的运动。大多数“老衬衫”都支持埃迪利亚,北方各省的头目以及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不断扩张的长枪党媒体也唯埃迪利亚马首是瞻——尽管塞维利亚的长枪党组织FE更喜欢桑乔·达维拉。埃迪利亚对试图使他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压力给予了富有同情的回应,但他并没有制造这种压力。他和他的支持者都在向德国而不是意大利寻求发展灵感,德国大使福佩尔已经开始在他们中间培养纳粹精神。埃迪利亚具有一些政治天赋:例如,当布尔戈斯的长枪党领袖何塞·安迪诺在卡斯蒂利亚电台(Castile Radio)上散布了何塞·安东尼奥的演讲,反对大元帅新闻部负责人比森特·加伊的命令,并被逮捕时,埃迪利亚耐心地协商并让他得到自由。 [440]另一方面,埃迪利亚又很没策略:他允许记者维克托·德拉·塞尔纳(Victor de la Serna)发表一篇关于吹捧他的文章。有一次,他让塞拉诺·苏尼尔在自己的前厅一直等候。他还因支持宽恕本应被枪杀的人而冒犯到一些人; [441]意大利大使罗伯托·坎塔卢波(Roberto Cantalupo)曾试图利用他作为中间人来限制镇压。 [442]与此同时,埃迪利亚试图将长枪党建成“一个独立于军队的严肃运动组织”,但该努力遭到挫败。一个原因是许多人认为他应与佛朗哥的总部保持友好关系,另一个原因是军方拥有所有资源。此时的困境是,电话线由军队控制,从巴利亚多利德到萨拉曼卡的电话若接通可能需要等待10小时。
如果对埃迪利亚的反对来自“马德里小组”,那就不算太严重。但运动中对他的反对被一些专业人士——如工程师、律师和“技术官僚”强化,他们希望将长枪党转变为新威权国家的单一务实政党。他们也支持与卡洛斯党谈判的想法(该组织的一个典型成员——工程师何塞·路易斯·埃斯卡里奥,曾是前往里斯本的长枪党代表团成员)。塞拉诺·苏尼尔支持这些人——他和佛朗哥都不希望有另一个权力中心,无论是由埃迪利亚还是其他人统率。
随着这些事态的发展,埃迪利亚失去了人们的同情。4月初,他前往维多利亚,拜访了法尔·孔德任命的义勇军全国代表的临时继任者——何塞·路易斯·萨马尼略(José Luis Zamanillo)。二人同意,如果长枪党和卡洛斯党有任何统一,他们都与之无关,并会坚持这样说。然而,几乎在同一时间,佛朗哥与罗德斯诺讨论了正式统一西班牙所有党派、运动和子集团的想法。这是一个非常军事化的建议:除了将军本人,还有谁会考虑将这些不同的人统一到一个单一的运动中?就好像他们真的像他们的敌人坚信的那样,只是一些武装人员组成的掠夺团伙。尽管如此,罗德斯诺还是向他的追随者推荐了这个计划。这一消息传到埃迪利亚耳中,当时他还在北方。他宣布,他将于4月25日召开长枪党全国委员会。他在长枪党内的对手达维拉、阿斯纳尔和加尔塞兰随后谴责他“为自己做丑陋的宣传……把他的活动导向了创造个人追随者……他表现出明显的无能,这种无能又由于文盲被加剧……” [443]他们宣布,根据该党的章程,何塞·安东尼奥的持续缺席需要该党由一个三人小组统治。因此,在萨拉曼卡城市其他长枪党人的纵容下,可能还有佛朗哥和塞拉诺·苏尼尔的默许,这三人从物理上接管了该运动在萨拉曼卡的办公室。埃迪利亚无奈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并且当他去找佛朗哥抱怨时,他只见到佛朗哥的参谋巴罗佐上校,但“反叛者”受到了佛朗哥的欢迎。埃迪利亚随后命令萨拉曼卡的当地长枪党人[由拉蒙·拉波尔塔(Ramón Laporea)率领]重新占领该运动的办公室,并要求附近佩德罗·列恩长枪党军官学校的指挥官、芬兰法西斯少校冯·哈特曼(von Haartman)派遣一支学员部队协助。冯·哈特曼(前一年10月他到达那里并与当地共产主义人员对抗,他在佩德罗·列恩学校得到的职位应归功于德国大使)坚持要一份书面命令,但当他收到命令时,他的学员们已经出发了,并在深夜将长枪党的办公室归还埃迪利亚,且并没有发生流血事件。 [444]大楼里很快挤满了埃迪利亚的朋友,其中包括福佩尔手下的纳粹党代表汉斯·克罗格。
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谁也不清楚。冯·哈特曼回忆说,埃迪利亚命令他拘留反叛的长枪党领导人,而埃迪利亚本人表示,他只想把三人小组找来,与他们谈谈,并出于这个目的派出了使者。证据似乎表明,这次任务是一次进攻性任务。 [445]无论如何,桑坦德的长枪党民兵头目何塞·玛丽亚·阿隆索·戈雅(José María Alonso Goya,埃迪利亚的朋友)和一群武装人员前往桑乔·达维拉在市长广场居住的小旅馆。戈雅和桑乔·达维拉一起在马德里的模范监狱待过。但当他到达后者的住处时,一场争吵早已开始。戈雅和桑乔·达维拉的一个朋友(来自塞维利亚的保镖佩拉尔)被杀。国民警卫队逮捕了所有其他涉案人员,包括达维拉。几小时内,加尔塞兰也被捕了,当时另一个埃迪利亚派的团伙正在搜索他的房子。国民警卫队密切关注所有这些事件。冯·哈特曼也被逮捕了。 [446]
埃迪利亚于4月18日召集了一次长枪党全国委员会会议。当时在场的是该运动的所有幸存领导人,除了被监禁的达维拉。埃迪利亚发表了演讲,证明他担任临时领导人的时间是合理的,并要求就今后谁将成为最高领导人的问题进行新的投票。在投票中,埃迪利亚以22票中的10票对4票当选——其余都是空白票。埃迪利亚找到佛朗哥,告诉他自己的地位已经得到巩固。佛朗哥表示他很高兴,这是他希望发生的事情。他说服埃迪利亚和他一起出现在阳台上,人们对着他们二人欢呼。第二天,佛朗哥的讲话依旧被《阿贝赛报》称为“一场精彩的演讲,灵感来自西班牙传统中最纯粹的思想和情感”。佛朗哥解释说,新西班牙的3个预备阶段,分别是天主教国王的西班牙、查理五世的西班牙和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然而,自1598年以来,它一直在走下坡路。4月19日,埃迪利亚将反叛者“三人小组”中唯一没有进监狱的成员阿斯纳尔从民兵领导层中解职。这一行为似乎得到了佛朗哥的支持,因为阿斯纳尔和他的所有追随者,包括保镖,都被派往前线。埃迪利亚似乎赢得了这场战斗。但在当天晚上8点,他在家里收到一份法令文本,佛朗哥提议该文本要在当晚晚些时候在国家广播电台发布。该法令强制性地将长枪党与卡洛斯党合并。午夜,该法令如期发布。所有支持民族主义的团体,包括君主主义者都被统一为一个政党。佛朗哥成为该政党的领导人,并且这个头衔将加到国家元首和总司令的头衔之上。新的政党将有一个组合式的名字:西班牙传统主义者—国家工团主义者进军洪达长枪党,又称“国民运动”(Falange española Tradicionalista y de las JONS)。 [447]除了埃迪利亚被他的计划蒙在鼓里,佛朗哥既没有咨询过法尔·孔德,也没有咨询过卡洛斯党摄政者哈维尔·德波旁—帕姆。4月23日,老唐阿方索·卡洛斯的年迈的寡妇(葡萄牙公主玛利亚·德拉斯·涅韦斯,María de las Nieves,她本人是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卡洛斯战争的老兵)写信给法尔·孔德:“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他有什么权利……”直到4月30日,佛朗哥才正式告知卡洛斯党战争委员会发生了什么。 [448]佛朗哥提议成立该运动的新的政治秘书处,成员提名包括了4名卡洛斯党人——罗德斯诺、多尔斯·德埃斯佩霍(Dolz de Espejo)、阿雷利亚诺(Arellano)和马松(Mazón),他们都以与军队的妥协态度而闻名。许多卡洛斯党人从新的“运动”中获得的收益远远低于他们应得的回报,他们怒火中烧,但当时只是缄口不语,压抑了自己的抗议。
但是,人们会问,潘普洛纳的老阴谋家、北方军队的指挥官莫拉将军怎么了?他于4月18日出现在萨拉曼卡佛朗哥总部的阳台上,但他只是对法令中使用的一个未经西班牙学院(Spanish Academy)注册的动词表达了轻微的反对。 [449]凯波·德利亚诺也从塞维利亚被传唤,并勉强表示他对现状的附和。与此同时,来自西班牙各地的人通过电报向佛朗哥表示热烈祝贺——他发动了第二次政变。
埃迪利亚被分配到这个新的政治秘书处,但他拒绝了这个职位。那些接受的人都是在运动中无足轻重的人。 [450]佛朗哥试图通过派遣使者说服他。虽然经过了皮拉尔·普里莫·德里维拉、阿斯纳尔(动机复杂)、里德鲁埃霍(这个年轻诗人是巴利亚多利德省头目)和德国大使的建议,埃迪利亚还是予以拒绝,所有人都希望成立一个独立的“老衬衫”团体来控制长枪党。这时有一封电报发给了国家主义西班牙所有省的长枪党头目,电报(显然是由何塞·塞恩斯写的)告诉他们,为了避免对统一法令产生偏差性理解,他们只需服从长枪党最高指挥部直接下达的命令即可。这一举措后来被认为是对佛朗哥的蔑视,但显然,埃迪利亚并不知道这封电报已经寄出。当下的情势相当不明朗,误解几乎不可避免。在接下来的一两天里,埃迪利亚找了一个又一个人来寻求建议——这使他的所作所为看起来像是在对大元帅和他的顾问耍阴谋诡计。纳粹领导人克罗格向埃迪利亚保证,可以安排他安全前往德国,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古列尔莫·丹齐也提出了类似的安全前往意大利的提案。 [451]埃迪利亚都拒绝了。几乎同一时刻,阿斯纳尔因与4月16日夜间事件有关的指控被捕。
4月25日,埃迪利亚也被拘留并关押在萨拉曼卡监狱。 [452]在那里,他被指控的罪行有:非法拘禁达维拉;非法使用政府卡车将佩德罗·列恩的学员运送到萨拉曼卡;为了他的个人利益,萨拉曼卡大学科学学院(Faculty of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Salamanca)对实验室进行了改造,以制造一种气体,而这种气体能够攻击大元帅的总部。 [453]这些奇怪的指控使政府有借口将他关入监狱,而其他著名的长枪党人也随之被逮捕,并被指控一项又一项的颠覆罪名。5月1日,长枪党各省的领导机构(jefaturas)都被废除。6月,虽然一些长枪党人被释放,但埃迪利亚又受到新的指控,指控他谋杀了达维拉的保镖佩拉尔,并试图推翻老独裁者。佛朗哥的法律顾问马丁内斯·福塞特上校和萨拉曼卡国民警卫队新任指挥官利萨尔多·多瓦尔少校(阿斯图里亚斯的邪恶记忆)在所有这些指控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都将长枪党人视作危险的“红色分子”。埃迪利亚被判死刑,但他随后被减刑。有一些支持埃迪利亚的公众进行了示威活动,但那些参与示威的人作为“红色分子”被逮捕,消失在监狱中。其他几名著名的长枪党人也受到类似指控,他们被判很长的刑期,最终又全部减刑,但他们中很少有人在随后的西班牙政治中继续担任重要角色。 [454]其他更为宽容的长枪党人乐意为佛朗哥服务,并且通常热情高涨。
在法西斯主义和威权保守主义之间的冲突中,后者赢得了胜利,因为佛朗哥藐视思想。老实说,他粉碎过的许多“思想”都是未经深思熟虑的、二流的、二手的,就像在这个世纪里流行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大众文化那样。
所谓的“埃迪利亚阴谋”就这样结束了。在这场阴谋中,埃迪利亚几乎是唯一没有耍阴谋的人,但他将在接下来的4年里被拘禁,忍受着饥饿和不适。 [455]佛朗哥对埃迪利亚的态度,是他性格冷酷的另一例佐证,要知道这是在针对一名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为这一事业做出很大贡献的人。这是一个奇怪的时刻,对埃迪利亚也是一个悲惨的时刻,因为就在他被捕的当天,新的敬礼方法被采纳,也就是手臂伸出,手掌朝外的方式。它成为正式场合的国家敬礼形式。用何塞·安东尼奥的话来说,这是一场“拳头和手枪的辩证法”,而最终是那些大部分拥有手枪的人赢得了胜利。
塞拉诺·苏尼尔成为新运动的秘书长。他缓和了政治右翼不同派别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那些聚集在皮拉尔·普里莫·德里维拉位于萨拉曼卡的客厅里的长枪党人。 [456]皮拉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在1937年春天一直焦躁不安,直到从1937年10月起担任了社会援助组织(Auxilio Social)的主席。莫拉斯代里奥将军是一名骑兵军官,也是希尔·罗夫莱斯的一名助手,担任战争部长。他接任了国民卫队指挥官的职位——这是一个荣誉性职位,因为卡洛斯党和长枪党的武装人员都已被纳入军队中。
佛朗哥认为塞拉诺是一个没有追随者的人,一切都只能亲力亲为,所以他很容易控制塞拉诺。事实上,在内战结束之前,两人之间似乎并没有发生任何争端。塞拉诺仍然是孤立的,不信任别人,带着恐惧感的。尽管德国大使不喜欢塞拉诺,但塞拉诺还是强烈甚至热情地支持德国。作为CEDA(西班牙自治权利联盟)曾经的一名成员,塞拉诺与西班牙政界的许多右翼人士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为创建一个“新国家”做好了充分准备:
这个国家当下被命名为威权国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这是一个独具表现权宜性的现代国家。它采取了唯一能够对西班牙政治生活开展必需的再教育和重组的政治形式。也许在其外在形式上,这个国家与某些其他民族已经采用的制度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民族之间真正不同的,应是超越形式的规范以及遵守这种形式的内在精神。在一些地方,政府和被治理者之间可能存在巨大的分歧。在一些地方,统治形式也可能存在不道德的一面。但我们与这些理论观点无关。我们的立场源于我们的民族传统和我们的宗教信仰。我们反对政治相对主义和政治不可知论。在留给讨论和怀疑的广阔领域之外,存在永恒的真理和确定性,而我们的政治生活就是由这些真理和确定性组成的,它们会限制政府的行动,是影响国家和整个文明社会“生存与否”的伟大而不变的原则。 [457]
塞拉诺在寻求一种意识形态——“将红色西班牙吸收进来,这是我们的伟大抱负和我们的伟大责任”。他认为在这方面,长枪党能比传统主义做的更多。四月法令做到的,并不是给新政府一个框架,而是至少在战争胜利之前消除政治投机的必然性。
佛朗哥的盟友福佩尔将军和罗阿塔将军会面讨论了事态的发展。后者此时认为,除非德国和意大利进行干预会对军事行动和西班牙社会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否则这场战争是不可能获胜的。福佩尔给了佛朗哥一份纳粹劳动法的西班牙文译本。他建议佛朗哥应该着手制定类似的社会立法,并提出可以提供适当的“专家”任其支配。意大利法西斯代表丹齐向佛朗哥提交了一份意大利模式的西班牙宪法草案。但是,这位大元帅既不理睬丹齐,也不理睬福佩尔。 [458]塞拉诺·苏尼尔表示,如果计划的推动者可以不辞辛劳地把他们要说的话翻译成西班牙语,那么这些计划和推动者都会更受欢迎。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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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君主制又将何去何从呢?佛朗哥在这年年末告诉《阿贝赛报》(君主主义报纸),他自己认为,“如果复辟的时刻终将到来”,那么新的君主政体必须“与4月14日的情况大不相同……解读它的人必须充当一个调解者”。但这意味着君主制的回归将被推迟——推迟很长一段时间。 [460]西班牙唯一的君主将是佛朗哥。在摩洛哥人的护卫下,所有遇见他的人都恭敬地迎接他,如果这个头衔没有向现代人暗示他对生活乐趣有某种偏好的话,苏丹的头衔对这位新征服者确实更合适,也许1937年民族主义宣传中经常使用的“恺撒”一词也是合适的。
1937年,佛朗哥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8月4日的一项法令规定,所有在职军官必须隶属于方阵(FET de las JONS),并规定独裁者将指定自己的继任者。佛朗哥开始穿着海军上将或者将军的军装出场。与此同时,国家主义西班牙的墙壁上贴满了海报,上面写着“佛朗哥,上帝和祖国的守护者(Franco, Caudillo de Dios y de la Patria)”,还有“微笑的将军”的照片, [461]而新书也经常虔诚地题献给佛朗哥,比如:“西方基督教文明穿越现在和未来的新史诗的圣骑士”。 [462]佛朗哥时代新西班牙的宣传者有来自纳瓦拉的好战的神父——伊祖迪亚加;“原始法西斯主义者”希门尼斯·卡瓦列罗;欧亨尼奥·道尔斯,此人曾是激进的加泰罗尼亚共和派,自由学院(Free Institute)的学生,狂热的长枪党人。(他曾说过:“西班牙人喜欢制服,只要它是多种款式的。”)1937年年初,大元帅的新闻部继续由来自巴利亚多利德的酗酒的、反犹太主义的教授比森特·加伊领导。新的“佛朗哥主义者”(Franquistas,这个词现在开始被使用)包括君主主义记者华金·阿拉拉斯(JoaquínArrarás),他很快将出版佛朗哥的第一本传记;警察作家毛里西奥·卡拉维利亚,他是研究“反西班牙”与同性恋之间关系的专家;以及“埃尔·泰比卜·阿鲁米”(El Tebib Arrumi),一名医生出身的记者,佛朗哥在摩洛哥时认识了他,他是总部的官方记者; [463]加伊的助手是拉蒙·鲁伊斯·阿隆索,他是格拉纳达前CEDA的副领导人,与洛尔卡之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464]其他右翼知识分子也都纷纷出动,担任大学校长、新学院和报纸的董事。对于那些不满现状或不成功的作家,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他们曾在共和国时期失败,但他们深信自己的失败完全是因为:在大学里和艺术口味上,“犹太马克思主义共济会阴谋夺取了赞助权”。
佛朗哥领导下的西班牙,虽然政治危机导致许多人被监禁,但只有两人死亡,而且它并没有影响战争的走向。与此同时,发生在共和主义西班牙的危机却更为复杂,对西班牙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更为重要。它导致数百人死亡,士气受损,并阻碍了共和国在敌人被北方牵扯住精力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发动任何攻势。
共和国的危机是由自1936年7月以来西班牙政治中出现的一股新力量——共产主义带来的。这是一场由苏联外交和军事援助支持的运动,由一群经验丰富的国际代理人领导,并得到许多中产阶级成员的支持。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组织。如果追溯到苏联革命时代,那么这个组织的做法完全符合并反映了1936年7—12月加入它的小店主、农民、出租车司机、小职员和初级官员的愿景,他们没有读过多少马克思主义书籍,也不太了解苏联,他们只是希望能找到保护他们、防止他们生活在无政府主义和法律真空的办法。在他们眼里,共产主义代表着一个纪律严明、中间偏左的“资产阶级制度”,有能力赢得战争,私有工业受到一些国有化的限制,但不受集体化或工人控制的限制。普列托反对革命,反对右翼社会主义者,但他仍然支持与西班牙共产主义者合作。尽管孔帕尼斯知道此时的共产主义意味着中央集权,但他还是倾向于利用由前社会主义者胡安·科摩拉精心组织的加泰罗尼亚共产主义者,以对抗过去曾帮助过加泰罗尼亚分裂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而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曾是孔帕尼斯经常为之辩护的。此前种种状况已经表明,许多陆军和空军军官出于技术原因更倾向于西班牙共产党,而不是其他政党。尽管一些人明确加入了该党,但更多人只是对西班牙共产党表达善意。自1936年7月以来,自信的西班牙共产党人取得了惊人的胜利,这似乎是他们能够持续成功的确凿证据。
反对这个新党的阵营各不相同,是一个五花八门的大集合,这也就意味着不可能存在一种固定的对抗形式。这里面有左翼社会党人,由时任总理的拉尔戈·卡瓦列罗领导,他们对共产主义渗透到国家机关的现状和共产主义者的傲慢感到不满;有一些军官和官员,比如阿森西奥将军,他们一直保持冷静,没有受到群众情绪的影响,也一直对西班牙共产党的行为感到震惊;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革命共产主义者——乔治·奥威尔(当时他在阿拉贡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服务)就很详细地记录了他们的情绪;有无政府主义运动,尽管这个运动的组织形态较为分裂——从全国有影响力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全国劳工联合会秘书长马里亚诺·巴斯克斯(Mariano Vázquez),以及那些已经相信战争持续期间需要某种权威的无政府主义部长,再到那些仍然独立地控制加泰罗尼亚公共秩序力量的人,他们之间思想上的统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反对新党的人里还有那些把半个阿拉贡变成了“西班牙的乌克兰”的无政府主义者。巴塞罗那的工厂里也有许多人,他们憎恶政府通过操纵信贷、原材料和坚持战时生产的优先权,悄悄地控制了革命。
在这场正在上演的“大戏”中,普通人、非政治工作者或者民族主义者的秘密同情者,都处于弱势地位。在“战争需要”的借口下,善良的共和国人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越来越迷惘,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几乎和佛朗哥控制的地区一样狭窄。与此同时,经济形势正在恶化:1937年5月,巴塞罗那的食品价格几乎是1936年7月的两倍。 [465]大多数工厂都已倒闭,只有集中生产战争物资的冶金工业比1936年7月有所增长。 [466]1937年4月的工业用电量比1936年同月下降了27%。 [467]与此同时,工资比1936年7月仅上涨了15% [468]——之所以在经济的某些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稳定性,只是因为罢工是不可想象的(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曾经都是罢工的行家里手)。
共和国的政治危机在1937年5月达到顶峰,但其根源需要从前一个冬天的事件中寻找。在2月21日举行的年度会议上,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威胁称,除非阿拉贡前线(主要由无政府主义者控制)获得武器,否则他们的部长将撤出政府。 [469]春天,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巴塞罗那港口扣押了一船武器。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内阁中提出此事,并要求无政府主义部长交出这些资源。加西亚·奥利弗表示,如果政府可以给无政府主义者一些飞机,他将放弃武器。拉尔戈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一要求。
西班牙共产党于3月5日至3月8日在巴伦西亚举办了一次会议。 [470]除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主题,演讲人的语气都很温和。何塞·迪亚斯称赞阿萨尼亚的共和派参与了“与无产阶级携手开展的反法西斯运动”。他否认共和国支持反对宗教的斗争,并且他没有回答被没收的财产是集体管理还是单独管理的问题,但他和所有发言者都在敦促加快统一军队一事和组织工业以应对战争。“否则,”他补充道,“政府将不再是政府” [471]。利斯特在宣传中越来越被吹捧为最受欢迎的指挥官,他的政委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Santiago Alvarez)成了中央委员会委员。 [472]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他们的领导人遭到诽谤,即使如此,他们还坚称他们是在为社会主义而战,反对资本主义。“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已经过时了——这是对西班牙共产党捍卫的“民主共和国”的危险攻击。 [473]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甚至建议邀请托洛茨基在加泰罗尼亚安家。何塞·迪亚斯谴责该党是“法西斯主义的代理人,他们隐藏在革命者的伪装口号后面,作为我们国内的敌人代理人来执行他们的主要使命”。加泰罗尼亚以外的几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报纸和广播电台被查封,因为它们对当下推行的战争措施有碍。春天,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更加忧心忡忡。他们大多是20世纪20年代熟悉莫斯科的前共产主义者。尼恩认识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当时他也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毫无疑问,从斯大林的角度来看,此人知道得太多了。负责新闻和宣传的部长卡洛斯·埃斯普拉向巴伦西亚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戈尔金解释道:“目前我们还不能与苏联人发生争执。”他的副手警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他认为共产主义者正在准备对他们实行排挤。 [474]
与此同时,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建立了一个联络委员会。拉尔戈·卡瓦列罗认为,这一可能引发风险的举措,被他将一些共产主义“军官”(他们的敌人称他们为“communistoids”)调到边远前线抵消。这项计划包括向北部派遣迪亚斯·滕德罗少校担任人事局局长 [475]——他曾在一份军事杂志上匿名攻击拉尔戈·卡瓦列罗,称他已年老,无法指挥战争。1937年3月,在瓜达拉哈拉胜利后,也就是苏联军事顾问和高级共产主义官员最具影响力时,共产国际派往西班牙共产党的指导员显然决心一劳永逸地摧毁拉尔戈·卡瓦列罗。
当时,共产主义者也可能通过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得知了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一项计划:这场战争必须在国际上寻求解决方式并获得国际认可,未来,西班牙会将基地交给意大利,将矿产交给德国,以完全排除苏联的影响——这个主意显然是由驻巴黎大使阿拉基斯塔因向法国提出的,他完全赞同拉尔戈·卡瓦列罗关于共产主义会对西班牙产生深刻影响这一观点。这项计划无疾而终,就像在摩洛哥发起独立运动,为国家主义西班牙制造麻烦的计划一样。无论如何,拉尔戈·卡瓦列罗似乎在国际舞台上忙得不可开交, [476]这一事实可能对苏联不利,毕竟拉尔戈·卡瓦列罗曾攻击过共产主义,并公开表示自己的脚被“叛国、不忠和间谍的毒蛇”包围。
不久,西班牙共产党领导层举行了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马蒂、卡德维拉、斯捷潘诺夫、格勒、盖金斯(苏联武官)以及必然会出席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奥洛夫。其中一个人,不确定是谁, [477]宣布将免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总理职务。何塞·迪亚斯和埃尔南德斯提出抗议。迪亚斯补充说,西班牙共产党不应该总是追随莫斯科的领导。恐惧或野心阻止了其他西班牙人的表态。斯捷潘诺夫表示,谴责总理失败主义和他个人失败的,不是莫斯科,而是“历史”。马蒂表示同意这个说法。之后迪亚斯称马蒂为“官僚”,马蒂咆哮着说:“我是革命者!”“这里都是革命者!”迪亚斯说。“那还有待观察。”马蒂道。迪亚斯告诉马蒂,马蒂是西班牙共产党会议的客人,“如果我们的程序不能让你满意,”迪亚斯故意说,“那边就是门。”接着是一阵骚动,大家纷纷站了起来。“热情之花”尖叫道:“同志们!同志们!”格勒惊讶地张着嘴坐着。只有奥洛夫看起来很平静。卡德维拉试图让马蒂冷静下来。这种场面在这样的会议上闻所未闻。最终,迪亚斯被迫表态,如果多数人投票赞成,他就接受这项提案。结果只有迪亚斯和埃尔南德斯投了反对票。一名共产国际代表接着表示,摧毁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运动应该从巴伦西亚的一次会议上开始,并温和地建议埃尔南德斯应发表主旨演讲。至于下一任总理,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将是最佳人选。他不像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那样明显地亲共产主义(他也是一个蠢人),也不像普列托那样潜在地反共产主义。埃尔南德斯很快在巴伦西亚的泰利斯电影院(Cinema Tyris)发表了演讲。拉尔戈·卡瓦列罗要求他辞职。埃尔南德斯表示,他以共产主义代表的身份加入政府,如果他离开,共产主义者将全部退出。拉尔戈·卡瓦列罗犹豫不决。他本来想要求共产主义者再找一个人来代替埃尔南德斯,但最终他什么也没做。
如今,巴塞罗那街头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之间以及政府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之间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紧张。孔帕尼斯的副官塔拉德利亚斯希望将所有加泰罗尼亚警察合并为一个机构,从而解散仍然由全国劳工联合会指挥的控制巡逻队。在这件事上,就像在许多其他事情上一样,共产主义者的目标,与那些把有效进行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共和派或加泰罗尼亚人的目标,再次统一。自1月份以来,这种对立关系带来的问题一直存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都发生了多起谋杀案:无政府主义者杀害共产主义者,反之亦有。在委员会的控制权上,双方也发生了争执;在工业领域,共产主义者试图通过恐吓达成目标。3月,一个共产主义团体伪造了无政府主义政委的命令,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仓库里偷了12辆粗制滥造的坦克。 [478]3月26日,塔拉德利亚斯禁止警察加入政治派别,并命令所有政党交出武器,无政府主义者从自治政府(Generalidad)辞职。随后的政府危机持续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共和广场(Plaza de la República)有了“永久危机广场”的诨名。 [479]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青年受到不愿妥协的下肢残疾的埃斯科尔萨的鼓舞——他解释说:他们不能也不会为过去曾驱逐过我们的“(1931年)动听的四月民主而死……这场悲剧的选择就像第一国际时代一样:要么是国家,要么是革命” [480]。但事实上,控制巡逻队的无政府主义首领何塞·阿森斯无缘无故地逮捕并杀害了无数人,至今仍令巴塞罗那感到恐惧。其他无政府主义巡逻队也进行了一系列私人“征用”,这与偷窃无异。 [481]
最终,在4月16日,机灵的孔帕尼斯组建了一任新政府,其整体构架与以前差不多。主要的区别在于,重要的共产主义供应部长科摩雷拉转而担任了司法部长。 [482]各方都保留了武器,对巡逻队的控制也照旧,但巴塞罗那的紧张情绪仍在持续。巴伦西亚政府中的无政府主义部长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约束他们的巴塞罗那同志,但这只是让他们失去了对自己追随者的影响力,不过,他们对追随者的权威本来就微乎其微。
4月25日,无政府主义报纸《工人团结报》刊登了对马德里负责公共秩序的共产主义政委何塞·卡索拉的攻击文章。他关闭了那里的无政府主义报纸,只是因为它刊登了无政府主义监狱长梅尔乔·罗德里格斯的一篇谴责西班牙共产党保留私人监狱和审讯室的文章。随后的丑闻导致了共产主义的倒退——拉尔戈·卡瓦列罗解散了整个马德里防卫军政府,不出所料,这个军政府是由西班牙共产党控制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把首都的管理权交给代表所有党派的市议会。同样在4月25日,巴塞罗那著名的共产主义者罗尔丹·科尔塔达身亡,他可能是被无政府主义者枪杀的。同一天,在比利牛斯山脉东部边境城镇普伊格塞尔达,边防警察和地方集体农庄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发生了冲突。财政部长内格林已决定结束该过境点由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的不正常情况。普伊格塞尔达集体农庄已经成为间谍、假护照和秘密越狱的中心,跛脚的市长安东尼奥·马丁被认为在坚持其他人集体化的同时,自己却在私自养牛。他和走私犯一样古怪,与其说是无政府主义者,不如说是一个实干家。然而,在一场暴力冲突之后,他和他的几个追随者被杀害,这场冲突显然是由边防警察挑起的。 [483]内格林在恢复政府对其他海关哨所的控制方面难度较小。
在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政府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公开战斗引起了人们的担忧。 [484]据说共产主义者设计了一个新的口号:“在我们占领萨拉戈萨之前,我们必须占领巴塞罗那。”武器开始集中,建筑物也在秘密加固,双方都担心对方会先发制人。伏罗希洛夫(前阿塔拉扎纳斯)和佩德雷拉兵营是西班牙共产党的堡垒。马克思兵营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要塞。全国劳工联合会占据了商会大厦。一周过去,人们到处传说对罗尔丹·科尔塔达的谋杀是一次共产党的挑战,目的是证明警察在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地区的行动具有正当性。传言一直流传到今天,因为死者曾是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朋友,众所周知,死者也反对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日益增长的激进思想。 [485]5月1日传统上是一个欢庆的日子,但这次人们选择了静默,因为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一致认为游行肯定会带来麻烦。5月2日,普列托从巴伦西亚给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打电话。无政府主义的接线员回答说,巴塞罗那没有政府,只有“一个国防委员会”。政府和共产主义者有段时间一直认为全国劳工联合会监听了他们的电话,毕竟这是他们能做出的事,也许他们也只是听了,但谁喜欢被窃听呢?5月2日,阿萨尼亚打给孔帕尼斯的电话被一名电话员打断,他说,电话线应该用于比两位总统之间的谈话更重要的目的。 [486]因此,5月3日下午,巴塞罗那的警察局局长尤塞比奥·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前往西班牙电话公司(Telefónica),拜访了一楼的审查部门,并打算接管大楼。这似乎是一种挑衅,因为根据自治政府自己的集体化法令,无政府主义委员会对西班牙电话公司的控制是“合法的”。无政府主义工人从二楼的楼梯向楼下的检查员办公室开火。罗德里格斯·萨拉斯打电话寻求援助。国民警卫队出现,两名FAI警察领导人迪奥尼西奥·埃罗莱斯(后任无政府主义委员会主席)和何塞·阿森斯(控制巡逻队队长)也现身了。埃罗莱斯说服全国劳工联合会工作人员不要再开枪。他们放弃了武器,但朝着窗户发射了其余的子弹。此时,人群已经聚集在加泰罗尼亚广场(Plaza de Cataluña)上。起初人们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抓获了警察局局长。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成员、杜鲁蒂的那些朋友、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由天才记者格兰迪佐·穆尼斯领导的一小群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无政府主义青年,这些人占据了广场上的重要位置。几个小时内,所有政治组织都拿起了武器,开始修建路障。店主匆忙关上了窗户。 [487]
在此之前,巴塞罗那的共产主义者主要通过恐吓与非暴力手段的结合来达到目的。他们的政治策略得到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和巴伦西亚共和政府的支持。加泰罗尼亚公共秩序委员(实际上是内务部长)艾瓜德十分钦佩科摩拉,因此与共产主义者关系密切。这些人可能认为西班牙电话公司很容易被夺取。在巴塞罗那,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公开冲突是共产主义者无法确定能否会赢的一场赌注。西班牙共产党开始攻击拉尔戈·卡瓦列罗,毕竟他在西班牙工人阶级中享有声望,而这项任务需要西班牙共产党全神贯注。另一方面,拉尔戈·卡瓦列罗曾在反西班牙共产党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些成果。4月17日的一项法令限制了政委的权力,并要求所有政委的任命必须得到拉尔戈·卡瓦列罗本人的批准,这与马德里军政府的解散一样激怒了西班牙共产党。如果共产主义者计划在巴塞罗那发动政变,他们本会遇到更多麻烦,从前线调走更多的人。可一旦枪战开始,他们就会从该事件中获得最大好处,尤其是让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名誉扫地,他们终有一天会摧毁这个组织。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青年团体(伊比利亚共产主义青年,Juventud Comunista Ibérica—JCI)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4月期间发出了众多呼吁,要求继续支持革命,立刻解散议会,并建立一个以集体主义委员会为基础的制宪会议。无政府主义青年和一个自称为“杜鲁蒂之友”的极端无政府主义“分支”认为这些想法可以接受。 [488]
西班牙共产党后来称,这场危机是由佛朗哥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的特工煽动的,尤其可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潜伏的特工。据说在巴塞罗那的酒店里发现的文件证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5月7日,佛朗哥告诉德国驻萨拉曼卡大使福佩尔,他在巴塞罗那有13名特工。其中一人报告说:“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他可以保证在那里挑起战斗。”佛朗哥“本来打算在加泰罗尼亚发动攻势之前不使用这个计划,但由于共和军为缓解巴斯克人的压力攻击了特鲁埃尔 [489],他认为现在是引发巴塞罗那骚乱的时候了。在接到这些指示后的几天内,特工成功让三四个人开始了街头巷斗” [490]。但或许这次事件不过是间谍们在自吹自擂,甚至有人可能把这场自发性的战斗归功于自己的阴谋。佛朗哥也一定想利用此事向德国人展示他的情报机构的有效性。
与此同时,全国劳工联合会代表拜访了塔拉德利亚斯和艾瓜德。两位委员承诺,警方将很快离开西班牙电话公司。无政府主义者继续要求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和艾瓜德辞职,但这个要求被拒绝。因此,到了傍晚,巴塞罗那已经是一座处于战斗中的城市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政府控制了兰布拉以东的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则控制了西部地区。郊区都属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市中心,各种联盟和政治总部在被征用的建筑物和酒店中相距不远。人们在屋顶上架上机枪,从上面开火。所有汽车遭到双方的射击。然而,在西班牙电话公司,双方达成了休战协议,而电话交换机本身(从最初到最后都是内战的神经系统)一直在正常工作着。一楼的警察甚至把三明治送到上面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区。然而,有几辆警车被屋顶上扔下的手榴弹炸毁。任何搭乘汽车的旅行都是危险的。 [491]使情况更加恶化的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FAI不再是局面的掌控者,“革命火炬”被他们的极端主义追随者或无政府主义青年团体夺走了。 [492]傍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向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领导人提议,建立一个反对共产主义和政府的联盟,但被无政府主义者拒绝。 [493]
5月4日,除了机枪和步枪射击声,巴塞罗那始终笼罩在死寂中。商店和房屋都设置了路障。一群武装无政府主义者袭击了突击队、共和国卫队或政府大楼。随后是西班牙共产党或政府的反击。当时的气氛与1936年7月19日别无二致。炮火的角度几乎和那个史诗般的一天一模一样。警察再次向他们曾经的战友开火——7月时还是向士兵们开火,现在却向无政府主义者开火。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领袖加西亚·奥利弗和费德里卡·蒙塞尼在广播中呼吁他们的追随者放下武器,重返工作岗位。《工人团结报》的编辑哈辛托·托里霍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吁。随后,两位无政府主义部长前往巴塞罗那,与他们一同的还有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秘书马里亚诺·巴斯克斯(Mariano Vázquez),以及劳动者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的帕斯夸尔·托马斯(Pascual Tomás)和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Carlos Hernández Zancajo)。所有人都希望能避免与共产主义者作战。费德里卡·蒙塞尼后来解释说,骚乱的消息让她和其他无政府主义部长们完全感到意外。 [494]拉尔戈·卡瓦列罗也不想对无政府主义者使用武力。格雷戈里奥·霍韦尔领导的无政府主义者第二十六师(前杜鲁蒂纵队,Durruti Column)已在巴尔巴斯特罗集结,并准备向巴塞罗那进军。一听完加西亚·奥利弗的演讲,他们就留在了原地。然而,附近的第二十八师,旧的阿斯卡索纵队(Ascaso Column),也许还有罗维拉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师,在阿拉贡前线空军司令、共产主义少校阿方索·雷河斯的带领下,才停止向马德里进军的脚步,因为阿方索·雷河斯威胁说,如果纵队继续进军,就会轰炸纵队。 [495]然而,浪漫主义精神在巴塞罗那依然存在:“在放弃反法西斯的斗争之前,我们会死在战壕里;在放弃革命之前,我们会死在路障上。” [496]无政府主义青年这样呼唤着。
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内部,塔拉德利亚斯在孔帕尼斯的支持下,依旧拒绝无政府主义者要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和艾瓜德辞职的要求。但是,5月5日,他们达成了一项解决方案。加泰罗尼亚政府辞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临时委员会”,艾瓜德不会参与其中。 [497]无政府主义者、左翼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拉巴塞雷协会(rabassaires)都将派代表出席。然而,混乱的射击仍在继续,枪手沿着空旷而宽阔的街道扫射,将那些试图冒险离开避难所的人推向死亡。两名主要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卡米略·伯内利和他的合作者巴比里(Barbieri)被秘密杀害。 [498]杜鲁蒂之友发布了一本小册子,宣布成立了一个革命军政府。所有对袭击西班牙电话公司负责的人都将被枪决。国民警卫队必须解除武装,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由于“坚定地建立在工人身边”,必须在政府中获得一席之地。《战斗报》(La Batalla)重新刊登了这一宣言,但并不表明自己的立场。随着英国驱逐舰抵达港口,警报带来的紧张气氛不断加剧,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无缘无故地担心,现在的状况意味着港口可能会被轰炸。 [499]事实上,英国人只是担心无政府主义者正在“占据上风……正在考虑疏散外国人”。 [500]这一天,塔拉戈纳和沿海其他城市也发生了战斗。 [501]当晚,孔帕尼斯和拉尔戈·卡瓦列罗通过电话进行了沟通,在此过程中,孔帕尼斯接受了总理协助建立秩序的提议。 [502]
5月6日,无政府主义者宣布休战,整个上午都沉浸在一片平静中。但人们对重返工作岗位的呼吁置之不理,这是出于恐惧而不是迟钝。下午,战斗又开始了。警察和左翼党志愿者袭击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建筑。一些国民警卫队成员在一所电影院被75毫米炮弹炸上了天,这些炮弹是由来自海岸上的自由主义青年成员带入的。加泰罗尼亚劳动者总工会的共产主义总书记安东尼奥·塞塞是新成立的自治政府临时委员会的成员,他在接受任命的路上被杀(这可能是一场意外,因为所有行驶中的汽车都遭到了枪击,这项行动可能是为了报复无政府主义者多明戈·阿斯卡索的被杀)。傍晚,两艘共和国驱逐舰抵达,紧随其后的是战列舰“海梅一世”号,也带着武装人员从巴伦西亚抵达。拉尔戈·卡瓦列罗不愿在危机中采取行动,但他之后被普列托说服。由无政府主义的同情者埃米利奥·托雷斯上校[他曾是自由土地纵队(Tierra y Libertad Column)的军事顾问]率领的4,000名突击队士兵从巴伦西亚陆路抵达,他们在途中克服了塔拉戈纳和雷乌斯的骚乱和流血事件——当地无政府主义者炸毁了公路和铁路桥梁,以阻止纵队通过。 [503]5月7日,全国劳工联合会呼吁恢复“正常”。来自巴伦西亚的突击队出现在街头,并顺利推进了此事。5月8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播报:“拆除路障!每个公民都拿起自己的铺路石!恢复正常!”之后巴塞罗那骚乱结束。根据当时媒体的统计,估计有500人死亡、1,000人受伤。 [504]自治政府再次改组,这次的基础成员是由劳动者总工会(共产主义者比迭利亚)、全国劳工联合会(巴莱里奥·马斯)和左翼党(还是塔拉德利亚斯)各一名代表组成。那些对死亡负有责任且只有在塔拉戈纳的人后来被审判,但他们没有被判处死刑,只是监禁。 [505]
在这些焦虑的日子里,阿萨尼亚总统一直待在巴塞罗那的宫殿里,虽然他忧心忡忡,但他自己没有受到战斗的干扰。他在日记中写道,几个月以来,除了在心里默默数着分钟,他什么也没做,直到他的(总是悲观的)预测实现。他总结了在巴塞罗那的这段日子:
革命的歇斯底里从言语变成了行动,目的是谋杀和偷窃:统治者的无能、不道德、懦弱、诽谤;一个或另一个工会主义者的枪击;外国人的傲慢;分离主义者的蛮横;不忠、虚伪、失败者的空谈;榨取战争来赚钱;对希望组建军队的人采取消极态度;战争行动的瘫痪;普伊格塞尔达、拉塞欧(La Seo)、莱里达(Lérida)等地由小军阀建立的小傀儡政权(gobiernitos)。孔帕尼斯谈论要向无政府主义者开战的荒谬言论,但他没有丝毫手段。 [506]
普列托是唯一一名试图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阿萨尼亚的部长,他经常打电话给他,想护送他去港口的军舰上避难,但这要求阿萨尼亚必须采取有力的行动,甚至要做好这是一场户外冒险的准备。苏加萨戈伊蒂亚无情地写道:“唐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宁可经历4天断断续续的恐惧和不确定性,也不愿选择4分钟做决断。”在这4天里,他完成了戏剧《贝尼卡洛之夜》(La Velada de Benicarló),这是一部关于内战原因和性质的精彩但悲观的作品,他在骚乱爆发前两周就开始写这部作品了。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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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的“五月事件”表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指望无政府主义者作为一个整体做出什么反应——在他们的部长们(他们忙于赢得战争)和青年运动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像埃斯科尔萨这样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人物也已经失去了对其追随者的控制。这场危机表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西班牙共产党之间水火不容。自治政府、共产主义者和中央政府已经准备共同行动,在必要时将采取武力打击“极端分子”。巴塞罗那的五月标志着革命的结束。自此以后,一切战争都是共和国政府与国家主义政府之间的战争,而不再是革命与叛乱的斗争。巴塞罗那的新公共秩序主任何塞·埃切瓦里亚·诺沃亚很快恢复了大部分监狱和法庭程序的正常化,消除了无政府主义者控制大部分司法系统的任意性。然而不幸的是,共产主义者也因此能够更容易地掀起他们如今有限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异端的“征战”。
“五月事件”也导致共产主义者对拉尔戈·卡瓦列罗发动的批判进入了最后阶段。总理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因战略争端而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张。高级指挥部的几名共和派军官提议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向佩尼亚罗亚和梅里达发起进攻,以测试他们新军队的实力。他们认为,国家主义者在该地区几乎没有资源,因此如果将敌人的领土一分为二,这样的想法绝对正确。 [508]拉尔戈·卡瓦列罗支持这个想法,但共产党人表示反对。苏联首席顾问“格里戈罗维奇”将军[真名是施特恩(Shtern),接替了别尔津 [509]的职务]向他的同事、中央军顾问库利克将军(General Kulik)提议:相反,应该从共和军阵地沿着科卢那通往布鲁内特小镇的道路进攻,切断田园之家和大学城的国家主义者之间的联系。 [510]在共产主义的影响下,米亚哈宣布他不赞成埃斯特雷马杜拉的计划。 [511]最后,当共和派军官证明自己的立场决不改变时,苏联顾问威胁要拒绝共和派使用苏联的飞机进行拟议的进攻。 [512]尽管如此,拉尔戈还是说服自己,他想要的计划一定会继续下去。
总理和内阁之间的另一个困境是,前者决心继续推行他的旧想法,即通过“在一些著名的摩尔人中间散发金钱”来煽动西班牙摩洛哥反对佛朗哥。 [513]
这场军事争吵又成就了共产主义者与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更大的怨愤。加拉尔萨是个软弱的内务部长,却也是西班牙共产党的敌人。西班牙共产党谴责加拉尔萨任由巴塞罗那危机爆发,因为他未能“看到反革命政变的公开准备” [514][既没有“准备”,也没有“反革命政变”,加拉尔萨在巴塞罗那对内部秩序并没有管辖权,内部秩序掌握在加泰罗尼亚顾问、科摩拉的朋友阿特米奥·艾瓜德手中]。5月11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巴伦西亚报纸《前进报》(Adelante)将政府类比于希尔·罗夫莱斯领导的政府,因为它们都采取镇压措施。随后,城市间的电话线被切断,这是1909年以来西班牙内部秩序危机中常用的一种措施,并同时引入了更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左翼党和巴塞罗那的共产主义者为城市交通的“自治”发起斗争,这意味着接下来将有一系列摧毁电车、公共汽车和地铁的集体组织事件发生。5月13日,政府再次下令在72小时内交出除正规军持有的武器外的所有武器。巴塞罗那的国民警卫队、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突击队开始收缴武器。最后,也是在5月13日巴伦西亚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向乌里韦提议,对那些应对“五月事件”负责的人进行惩罚,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并取消埃斯特雷马杜拉的攻势。 [515]拉尔戈·卡瓦列罗称共产主义者为“骗子和诽谤者”,并表示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名工人,除非有证据证明他们有罪,否则他无法解散这些工人阶级的兄弟会。内阁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支持总理,并辩称巴塞罗那的骚乱是由“非革命政党”挑起的。两位共产主义者随即离开了会场。拉尔戈·卡瓦列罗试图继续会议,但很快希拉尔(Giral)、德伊鲁霍、普列托、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内格林就追随两位共产党员而去。普列托说,没有西班牙共产党,会议就无法继续。拉尔戈·卡瓦列罗和他的两位老朋友——加拉尔萨和阿纳斯塔西奥·德格拉西亚(Anastasio de Gracia),以及4位新朋友——无政府主义的部长们——留在了内阁会议室。无政府主义者向拉尔戈建议政府在没有西班牙共产党和右翼社会主义者的情况下继续执政,但老总理拒绝了。内阁危机由此开始。
拉尔戈去找阿萨尼亚,后者高兴地收了他的辞呈,但阿萨尼亚并没有立即接受。那天的某个时候,埃尔南德斯代表共产主义者向财政部长内格林提议对方应该成为新任总理。内格林回答说,如果他的政党接受这个想法,自己会这么做,但他补充说,自己并不知名,也不受欢迎。埃尔南德斯轻描淡写地说,可以创造人气,随即他补充道,如果只有一件事是西班牙共产党可以做好的,那就是宣传。内格林反对说他并不是共产主义者,埃尔南德斯回答道:这“更好”。 [516]与此同时,普列托显然也希望内格林成为总理,因为内格林多年来一直是他的朋友。 [517]第二天,即5月14日,拉尔戈·卡瓦列罗再次向阿萨尼亚提出辞职。总统要求总理继续留任,直至布鲁内特或埃斯特雷马杜拉采取军事行动之后。拉尔戈·卡瓦列罗同意了,并开始计划组建一个没有共产主义者的内阁。
在劳动者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的支持下,他与无政府主义者接触,提出组建一个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组成的纯工会内阁的想法。因此,通往纯工团主义国家的道路似乎打开了。然而,此时,内格林、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普列托告诉拉尔戈·卡瓦列罗,由于需要苏联的援助,政府不能没有共产主义者。西班牙共产党现在也凭借自己的力量成了一个强权组织。社会党右翼受到普列托的启发,并由其执行秘书长拉蒙·拉莫内达(当时是一名亲共产主义者)领导,实现了他们几个月来一直想要的目标——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下台。由于阿萨尼亚的左翼共和党与普列托主义者的观点一致,拉尔戈·卡瓦列罗显然没有足够的支持力量来维持新政府。 [518]
西班牙共产党确实向拉尔戈·卡瓦列罗发出了一条信息,点明了他们继续支持拉尔戈·卡瓦列罗领导政府的条件:所有战争问题都将由一个最高委员会处理;总理将不再担任战争部长;所有部长都必须获得所有支持政府的党派的支持(因此,加拉尔萨必须被解雇);一个指定的参谋长将策划战争;政治委员只对战争委员部(war commissariat)负责,尽管该机构将对战争部长和战争委员会(war council)负责。拉尔戈·卡瓦列罗拒绝了这些条件。他希望与共产主义者做斗争,并清洗战争部,作为他的基地。他的老无政府主义敌人全力支持他。然而,阿萨尼亚在寻求妥协。在他看来,普列托总是变幻莫测,争议太大,因为他与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敌意由来已久,如此个人化,也广为人知。内格林是西班牙共产党公开表示支持的人,他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西班牙共产党认为普列托并不是合适人选,因为他们无法影响普列托,而相对应的,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影响内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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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岁的胡安·内格林来自加那利群岛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这家人拥有拉斯帕尔马斯(Las Palmas)郊区的许多土地,并且信奉宗教——内格林的母亲在卢尔德(Lourdes)生活了多年,内格林唯一的兄弟是一名僧侣。他在德国接受医生培训,曾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拉蒙—卡哈尔(Ramón y Cajal)的学生,卡哈尔是最杰出的西班牙人之一,而内格林在年轻时接替了卡哈尔,成为马德里大学的生理学教授。他与新大学城的规划有很大关系。他娶了一个俄国人,家里使用的语言是法语。他也会说英语和德语。因此,他完全是欧洲人。他没有参加政党,也对政治不感兴趣,直到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统治的最后几年,他才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尽管他是共和国时期的一名议员,但直到内战开始后他才积极参与政治。在共和国期间,人们唯一记得的他的政治行为是1932年他在他的党团中投票反对对圣胡尔霍将军的缓刑。 [519]
尽管缺乏政治经验,但1936年9月,内格林还是被拉尔戈·卡瓦列罗任命为财政部长。他在大学的事业让他获得了这个任务艰巨的职位。他还以不知疲倦和慷慨著称(他曾亲自资助医学院图书馆及其实验室)。1936年7月至8月,他帮助很多人逃离大屠杀。他不喜欢拉尔戈·卡瓦列罗,并尽力避免参加他主持的内阁会议。当时,他是普列托的追随者。 [520]在财政部,他是一名成功的管理者。他熟练地处理了支付苏联援助费用的复杂问题,并与苏联经济专员波兰人斯塔舍夫斯基(Stashevsky)建立了良好关系。但他是一个没有个人追随者的人,也没有明显的政治偏见,尽管无政府主义者担心他是集体化的有力敌人——他拒绝承认无政府主义部长们提出的集体化项目。无政府主义者还指责他将海关警卫(边境警察,carabineers)组建为财政部下属的私人军队。然而,内格林这样做的目的只是确保政府获得适当的税收——这是一支由化学家拉斐尔·门德斯博士(Dr Rafael Méndez)领导的部队,他是内格林的大学同事。内格林是大资产阶级的一员,也是私有财产甚至是资本主义的捍卫者。这一事实,加上他的效率和学术背景,似乎有可能受到英国和法国的青睐,并使他毫无疑问地被许多不同类型的团体接受,成为共和国的新领导人。共和国经验丰富的政治家(绝不仅仅是共产主义者)认为各派势力影响内格林相对容易。在战争的前9个月,他未能阻止通货膨胀,但他在自己的部委中表现称职,不像行事毫无章法的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
内格林在担任总理之初就告诉阿萨尼亚,如果他成为总理,他将“百分之百投入”。 [521]在战争的余下时间里,他也坚持这样做了。战争管理与议会管理需要不同的艺术,而内格林在他的对手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然而,他的傲慢——这种一流的头脑进入政治的必然结果,使他每天树立大量的敌人。其他政客对他感到愤怒,这样一个新来者竟然对他们如此专横,如此蔑视他们的阴谋和野心,以及如此不容忍他们的失败。内格林的内阁成员对他不规律的饮食和在所有时间都能召开会议的习惯感到愤怒。另一些人指责内格林缺乏他们所说的赢得战争必需的“罗马美德”,并指责他确实有“罗马式”的贪食和贪得无厌的恶习。毫无疑问,这位新总理没办法与部长团队合作,尤其是与共和国所需的千差万别的个体组成的联盟合作。但他还是选择做一个热爱个人自由的人,坚持自己的个人隐私权。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奢华的生活、与女人在一起的乐趣以及他丰盛的饮食干扰了他的工作。据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报告说,有时,他派人去请内格林时,却被告知内格林在国外。一般这种情况下拉尔戈什么也不会说,默认内格林的出差任务与武器采购有关。事实上,拉尔戈后来称,内格林是在和女孩们开着快车在法国各地行驶。 [522]不过人们应该谨慎地对待这些说法,因为这些言论是让一名70岁的清教徒去评价一种享乐主义者的生活方式。然而,普列托也回忆说,内格林能在同一个夜晚的不同地方吃两三次饭。 [523]“我从来没有见过能比得上他的人。”阿萨尼亚谈到他的胃口时说。 [524]尽管如此,这位总统最初还很高兴与他共事。“当我和这位政府首脑谈话时,”他在5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不再觉得我是在和一个死人说话……这是积极的一点。” [525]但后来,阿萨尼亚的幻想破灭。内格林和他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阿萨尼亚回过头来再思考自己与内格林的关系,想知道他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谁是最应该对此负责的人,最终他得出的结论是:内格林没有政治过往,因此只去想未来。总统与总理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令人不快的变迁。总统理论上可以辞退总理,而总理有义务听取总统的建议,但可以不接受它。1938年11月,贝斯泰罗给内格林总理起了一个绰号,叫他“卡拉马佐夫”,原因是当时只有他还在相信胜利。 [526]
内格林担任总理这一事实是一种现实机会主义的体现。作为一个偏爱“计划”的温和社会主义者,他愿意为赢得战争做出任何政治牺牲。这使他与拉尔戈·卡瓦列罗一样,与苏联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因为苏联和从前一样仍然是武器的主要来源地。此外,贯穿整个内格林的执政期,西班牙共产党的现实主义使其成为西班牙最有价值的政治团体。因此,内格林不得不接受苏联军事顾问和他不喜欢的西班牙共产党的意见。作为财政部长,内格林特别关注西班牙黄金运往莫斯科的问题。他与苏联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浮士德(Faust)与梅菲斯特费勒斯(Mephistopheles)的关系。
然而,如果认为内格林仅仅是苏联政策的工具,那将是个错误的判断。很少有政治家能成功地利用共产党,后来又不被它融合。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似乎很有这种可能性。内格林的个人自信和他热情但又有城府的天性使他认为,必要时他可以摆脱与共产主义的联系。从1938年初夏开始,当他与国家主义西班牙寻求和平时,他既不信任西班牙共产党,也不信任任何其他人。认为一个思想如此独立、脾气如此坏的知识分子会屈从于任何人是愚蠢的。虽然拉尔戈被苏联人称为“同志”,但内格林坚持让他们称自己为“总理先生”(Señor Presidente)。 [527]内格林与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没有密切关系,他并不喜欢“热情之花”。事实上,尽管无政府主义者衰落了,但共产主义者在内格林统治下扩大的权力比在拉尔戈统治下的要少。埃尔南德斯后来写道,他们将不得不“清算”内格林。 [528]“热情之花”后来提及内格林的“黑暗思想”,并声称:到目前为止,内格林并不是共产国际的工具——他们,共产党人,才是他错误判断的受害者。 [529]
这场战争是一场致命的斗争,大多数西班牙人在骇人听闻的境况下失去了亲密的朋友或亲戚。失败者不会得到一丁点仁慈。内格林的主要错误是对革命行动的蔑视,这导致他无视西班牙共产党对革命者的镇压。内格林在此时很天真。例如,西班牙共产党主导的军事情报处(Servicio de Investigación Militar,简称SIM)设立私人监狱,这些监狱是国家主义西班牙在胜利后才发现的。 [530]内格林否认这些东西的存在,并表示这些报道是国家主义西班牙的宣传。10年后,他承认自己错了。 [531]然而,内格林被“共和国的强人”阿萨尼亚和“西班牙列宁”拉尔戈·卡瓦列罗等人诋毁名誉。无政府主义者在发现政治生活的现实后,在精神上被压垮。内格林在成为总理时承担了这些沉重的责任,他也犯了错误。但在内战的余下时间里,这位精力充沛的生理学家显得无序的私人生活,正代表了西班牙共和国的精神。 [532]
内格林的内阁组成受益于阿萨尼亚。除了总理,还包括两位社会主义者:普列托,他将战争部、海军部和空军部合并为一个国防部;普列托的门徒、内务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内格林亲自掌管财政部,而共产主义者埃尔南德斯和乌里韦则掌管教育部和农业部。阿萨尼亚的老朋友,1936年7月时任总理的希拉尔和共和派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分别担任外交部长和通信与公共工程部长。巴斯克人德伊鲁霍成为司法部长;加泰罗尼亚人海梅·艾瓜德(Jaime Ayguadé),前加泰罗尼亚议员的兄弟,成为劳工部长。因此,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社会主义党派没有任何成员被纳入政府。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主要支持者阿拉基斯塔因甚至辞去了驻巴黎大使的职务。他被奥索里奥—加利亚多取代。奥索里奥—加利亚多是“没有国王的君主主义者”,1909年起担任巴塞罗那的民事总督。自1936年成为驻布鲁塞尔大使以来,人们希望他作为天主教徒能够取悦法国右翼。 [533]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仍然是首席政治委员和西班牙驻日内瓦代表,他愤怒地离开了外交部。 [534]战争初期曾担任圣塞巴斯蒂安长官的前宪兵中尉、共产主义上校安东尼奥·奥尔特加接替文塞斯劳·卡里略担任安全总监——这是一次糟糕的任命。共产主义者还保留了警察的其他关键职位,迪亚斯·滕德罗少校重返军队担任人事主管。
内格林邀请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内阁,但他们拒绝了,称他们并不想挑起危机,他们认为挑起危机是“不明智、不合时宜的,不利于战争的进行”。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说,加入内格林内阁将证明他们“有失高贵”。5月27日,他们的4位前任部长发表讲话,谴责西班牙共产党和左翼共和派反对他们倡导的社会革命变革。他们的普通成员听到胡安·佩罗与内格林就国家夺取萨连特盐矿的详细争吵内容、洛佩斯对商务部的不满,以及费德里卡·蒙塞尼对政府中无政府主义角色的强烈怀疑。 [535]此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FAI继续与政府合作,但不再承担责任。他们既不退出军队,也不退出官僚机构。他们的领导人意识到,如果退出,只有佛朗哥才能从这种行动中获益。在巴塞罗那的“五月事件”之后,这一教训甚至被无政府主义者的年轻人以及五月战斗中阵亡者的战友深深铭记。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继续相信,他们的好时光会在胜利后到来,届时他们在人数上的优势可能会给出合适的解决方案。但结果是,他们反而失去了活力,一些成员(包括秘书长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已被人们视作内格林的支持者。 [536]无政府主义者的力量太强大,根本不可能像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那样被彻底“清算”——1937年4月,该运动已宣称有200多万名成员。 [537]
无政府主义者直到初夏都还在持续失去权力。巴塞罗那控制巡逻队于6月7日解散。巴塞罗那警方内也有其他变化,他们将有效的指挥权移交非无政府主义者、亲共产主义上校里卡多·伯里洛(Ricardo Burrillo),让他成为新任加泰罗尼亚安全局局长。波萨斯将军接管了加泰罗尼亚军队,他似乎真的加入了共产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5月25日,FAI失去了在人民法庭的职位,理由是与全国劳工联合会不同,他们不是一个合法组织,因此不能在共和国的机构中有代表。此时,加泰罗尼亚的所有CNT-FAI委员会(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均由市议会取代。6月,无政府主义者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阴谋的排挤之后,自愿退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头脑仍然灵活的孔帕尼斯(以及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决定将博学的大学校长佩德罗·博什·金佩拉博士介绍给新政府,他是一位杰出的人类学家,属于加泰罗尼亚行动党(Acción Catalana)——但无政府主义者不喜欢这种“加泰罗尼亚主义”的延伸。此外,他们此刻还相信,西班牙共和国的所有真正权力都掌握在内格林手中。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在波萨斯被提名为加泰罗尼亚的总队长后,加泰罗尼亚人没有了国防委员。加泰罗尼亚警察,甚至加泰罗尼亚消防员,都被调到西班牙其他地方。 [538]
与此同时,委员会前主席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倒台之快让人难以置信,他回到劳动者总工会秘书处,在那里,他将再获得几个月的安全。环绕在他周围的人,正如他认为的,是“干净、纯洁的社会成员,是与我同阶级的成员,他们可能会犯错误,但他们的行为是真诚的”。 [539]
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成功地将革命纳入了国家界限之内。当拉尔戈·卡瓦列罗上任时,中央政府的命令往往无法有效执行,只能对激进势力的既成事实表示认可。当他离开时,来自巴伦西亚的命令通常都会得到执行。为了实现这一国家权力的胜利,拉尔戈欢迎西班牙共产党成为一个执行组织。一年前,他本可以接受这一点。但政治权力的现实状况、西班牙共产党本身的演变,以及他对自己独立意志的重视,使他拒绝了西班牙共产党。正如他所知,他本可以领导一个团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但他不愿意将自己的政党与西班牙共产党合并,所以之后西班牙共产党抛弃了他。因此,在他担任总理的最后几个小时里,他唯一的支持者是无政府主义者。这是一个悖论,因为他一生都在与无政府主义做斗争,在过去8个月里,他一直在有系统地削弱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力。同样悖论的是,反对拉尔戈的是温和派社会主义者和西班牙共产党,因为他们希望限制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此时反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社会党执行委员会,由冈萨雷斯·培尼亚和拉莫内达领导,而在一年前,同一个执委会试图说服拉尔戈的支持者脱离该党的控制,而原因正是他们害怕拉尔戈和支持者与共产主义者过于亲近。只有当我们回顾以下事实——对于普列托以及共产主义者和阿萨尼亚,共和国阵营中最令人不安的因素仍然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仍然对国家的理念存有地方主义的怀疑——我们才能理解这一变化。
尽管拉尔戈·卡瓦列罗固执、虚荣、缺乏想象力,但他是一个正直、朴素、勇敢的人,也很容易被善于公关的某些共产主义者欺骗。拉尔戈庄严地辞去总理职务,标志着西班牙政治的一个时代结束。就效率而言,总理从泥水工转变成生理学教授,是最好的结果。但是,在西班牙工人阶级中,内格林再也不可能像拉尔戈·卡瓦列罗那样受欢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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