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的,在被学潮所震荡的欧、美、日本诸国家,一般自命前进的青年所企求的是西方文明的毁灭(包括基督教和资本主义,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正像二、三〇年代我国前进青年企图毁灭中国固有文化一样。目前这辈青年所信仰得过的导师,不是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即是尽情享乐主义者:其中有些作家在形式上还深受二十世纪早期大师的影响,但在精神上、思想上,已同他们分道扬镳。叶芝、艾略特、乔伊斯、劳伦斯、福克纳(以英美大师为例),在前进青年看来,都是十足的顽固分子,因为他们都是基督教文明的支持人,不管他们之中有人对某些教条抱否定的态度(请参看Cleanth Brooks, The Hidden God, 1963,此书讨论海明威、福克纳、叶艺、艾略特、沃伦(Robert Penn Warren)五人)。而目前青年所向往的新社会,却是解脱基督教束缚后的一种社会:把马克思、弗洛伊德思想杂糅成一种新思想体系的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深受他们爱戴不是没有道理的。
白先勇这一代作家,深感到上一辈青年叫嚣蠢动促进共产党势力在大陆……是不可能受这种乌托邦式新社会思想的诱惑的。他们对祖国的热爱(虽然他们不爱写反共八股),养成他们一种尊重传统、保守的气质,同时他们在表达现实方面,力创新境,二十世纪早期大师所试用的技巧,可以运用的尽情运用,不管报章的非议,和一般懒惰读者的不耐烦。他们这种一方面求真,一方面把自己看作中国固有文化的继承人、发扬人的态度一贯着二十世纪文艺的真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年轻一辈西方作家中反而不易见到。
在《谪仙记》、《游园惊梦》两本短篇集子里,白先勇所重印的早期小说只有四篇:《我们看菊花去》、《玉卿嫂》、《寂寞的十七岁》、《那晚的月光》,余者都是到美国后才写的。后期的作品无疑较早期的成熟。作者西洋小说研读得多了,阅历广了,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更深入了,尤其从《永远的尹雪艳》到《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那七篇总名《台北人》的小说,篇篇结构精致,文字洗练,人物生动,观察深入,奠定了白先勇今日众口交誉的地位。在这些小说,和好多篇以纽约市为背景的小说里,作者以客观小说家的身份,刻画些与他本人面目迥异的人物。他交代他们的身世,记载他们到台湾或美国住定后的一些生活片段,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二十年来大陆沦陷后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因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时就有一度显赫的历史。艾略特曾说过,一个现代诗人,过了二十五岁,如想继续写诗,非有一种“历史感”(The historical sense)不可,白先勇也是在二十五岁前后(到美国以后),被一种“历史感”所占有,一变早期比较注重个人好恶、偏爱刻画精神面貌上和作者相近似的人物的作风。白先勇肯接受这种“客观”的训练,而且有优异成绩的表现,表示他已具有创造伟大长篇小说的条件。我想他不可能停留在目前这种客观阶级上而满足;可能他已在进行写长篇,而我们可以预测在这个长篇中,早期小说的“主观”成分和近年小说“客观”成分一定会占同样的重要性:每一部伟大长篇可说都是“主观”境界和“客观”现实融和成一体而不再分化的一种东西。事实上,在他近年小说中,“主观”成分依旧存在,欧阳子女士说得好,读它们时,“我们好像能够隐约听见他的心声”。
白先勇早期小说可分两类:一类是或多或少凭借自己切身经验改头换面写成的小说:《金大奶奶》、《我们看菊花去》、《玉卿嫂》、《寂寞的十七岁》。这些小说在形式上都是第一人称的叙述,但讲故事的人同后期小说《谪仙记》里的“我”不相同,多少表露出作者童年、少年时代的自己。《金大奶奶》、《玉卿嫂》里的“我”,别人都叫他“容哥儿”,显然是作者自己的化身,虽然金大奶奶和玉卿嫂悲剧的故事,已经作者提炼过,不一定完全依据当年所记忆的事实。《我们看菊花去》里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姊姊,可能是虚构的人物,但这种深挚的姊弟之爱,我想有自传性的基础,在作者别的小说里也能见到。同时这篇小说的创作可能也受到威廉士(Tennessee Williams)名剧《玻璃动物园》(The Glass Menagerie)的启示。白先勇对威廉士似乎有偏好〔别的小说里他曾提到《欲望街车》和《流浪者》(The Fugitive Kind)这两部电影〕,可能因为他们对于畸形的小人物有同样的兴趣和同情。
白先勇抗战期间住在桂林,家里有很大的花园(“我爸那时在外面打日本鬼,蛮有点名气”——《玉卿嫂》),抗战胜利后,他住在上海附近虹桥镇,可能也住过南京,在读高中时,已迁居台北。我同白先勇虽然见过几次面,通过不少信,但从未谈及他的家世和私人生活,但从他作品上的推测,我们可以知道他早年的一些经历。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