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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

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有几个城市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它们是桂林、上海、南京、台北、芝加哥和纽约。从这些城市的位置分布不难看出,白先勇小说所覆盖的地理空间涵盖了太平洋两岸的中国和美国,而作品中的人物也在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迁徙中,渐行渐远,从中国大陆经由台湾远走北美。于是,分属于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的这些城市,不但成为白先勇小说人物活动的场景,而且在这些城市的转换间,也隐含着一条这些人物“行走”的历史轨迹。

在已经成为二十世纪华文文学经典的《台北人》中,白先勇塑造了众多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台北人”形象,在从桂林、上海、南京到台北的空间转换中,这些身在台北的“台北人”挥之不去的却是桂林记忆、上海记忆和南京记忆,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身移”而“心不转”的错位,身在台北却对桂林、上海和南京难以忘怀,导致了这些“台北人”的心灵痛苦和精神悲剧。

《台北人》中的城市更迭,源自国共两党此消彼长所引发的中国社会的乾坤旋转,不管小说中的人物怎么“行走”,这些城市毕竟还在中国的版图之内,人物虽然在大陆的“前世”和台北的“今生”之间摆荡撕扯,到底也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到了《纽约客》,情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但人物从中国跨到了美国,而且城市也从台北转到了纽约,人和城都出了中国的疆界。假使说《台北人》重在写台北的大陆人的故事,那么《纽约客》则以纽约的“世界人”为描写对象——这里所谓的“世界人”既指中国人到了国外成了“世界”公民,同时也是指包含了非中国人的外国人。

《纽约客》是白先勇在六十年代就已着手创作的小说系列,《纽约客》之名或许借自美国著名文学杂志New Yorker,却与《台北人》正好成为一个浑成的佳对。从收录在《纽约客》这个集子中的六篇小说来看,《谪仙记》和《谪仙怨》写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夜曲》和《骨灰》发表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Danny Boy和Tea for Two则是最近几年创作的作品。仔细对照这些分属不同时期的小说,或许可以发现,体现在白先勇《纽约客》中的创作立场,经历了一个从上个世纪的国族(中国)立场,到近年来的世界主义的变化过程。

《纽约客》中的六篇小说,活动场景都集中在纽约,但人物的历史不是和上海有瓜葛,就是和台北有牵连,仍然割不断和中国的联系。《谪仙记》和《谪仙怨》两篇作品中的主人公李彤和黄凤仪在上海时都是官宦人家的小姐,可是离开上海(台北)到了纽约,却不约而同地成了“谪仙”,由天上的仙境(上海)到了落魄的人间(纽约),是她们共同的人生轨迹,在纽约她们或在自毁自弃中走向死亡,或在自甘堕落中沉沦挣扎。李彤和黄凤仪的身世巨变,固然由国内政治形势的天旋地转而来,可是在上海(台北)和纽约的城市对比中,作者似乎也隐隐然给我们一种暗示:对李彤和黄凤仪而言,上海的繁华是她们的,而纽约的热闹却与她们无关;她们在上海时是中国(蒙古)的“公主”,到了纽约却变成了风尘女郎 1 。从上海到纽约,她们跨越的不仅是太平洋,更是天上人间的界限——在天上她们是主人,到了人间她们却成为消费品。《谪仙记》、《谪仙怨》中的李彤和黄凤仪,在上海(代表中国、东方)和纽约(代表美国、西方)这两个大都市中不同的人生和命运,或许并不是偶然,如果联系同时代的吴汉魂在芝加哥(《芝加哥之死》)和依萍在纽约近郊安乐乡(《安乐乡的一日》)的人生境遇,不难看出,白先勇笔下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到了国外成为“世界人”的时候,他们的困境基本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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