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于逃避“现实”,由于缺乏勇气、力量去面对与接受它,或由于只肯后顾,不肯前瞻,许多人便在不自觉间与世脱节,觉得自己一无所属,终于成为一个失败者。白先勇对这一类人物充满同情,似乎不愿归罪他们,而归罪于我们这残酷的、过分讲究“理性”的世界。《我们看菊花去》里的姐姐,《寂寞的十七岁》中的主角,《安乐乡的一日》之依萍,都是这一类型的人。
二、人性之中,有一种毁灭自己的趋向,这趋向是一股无可抗拒的力量,直把人往下拖,拖向失败、堕落或灭亡。像玉卿嫂,《香港——一九六〇》的余丽卿,《那晚的月光》中的李飞云,《谪仙记》里的李彤,都是因为敌不过自己,才走向败亡之途。
三、中国的传统文化,曾经有过灿烂辉煌的过去,可是如今,这种大气派的中国文化,竟已没落得不能再在世界潮流中立足。我们缅怀过去,不胜今昔之感。辉煌的往日,已是一去不返;我们除了默默凭吊,默默哀悼,又能怎样?
这最后一个主题,一次又一次地在白先勇的最近几篇小说中出现。尹雪艳、朱青和钱夫人,都可说多多少少象征着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解体:尹雪艳是吗啡样的麻醉剂,暂时使人止痛,忘忧,但终于把人引向死地。朱青受战乱之害,历经折磨,终致失去灵性,麻木不仁。钱夫人有过辉煌的过去,但只因为“长错一根骨头”,她开始走下坡路,终于变成空壳一个,与世脱节。而《谪仙记》(请注意“谪仙”二字的象征意味)里的李彤,绰号叫做“中国”,用意更是明显。这几篇小说的语气(tone)中,有一种怀古念旧的余韵。
白先勇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中国作家。他吸收了西洋现代文学的各种写作技巧,使得他的作品精炼、现代化;然而他写的总是中国人,说的是中国故事。他写作极端客观,从不在他作品里表白自己的意见。可是读他最后几篇小说,我们好像能够隐约听见他的心声。我们感觉得出,他也像《谪仙记》里的慧芬那样,为着失落了的中国(李彤),心中充塞着一股极深沉而又极空洞的悲哀。
夏志清
一
白先勇的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发表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号的《文学杂志》上,那时他刚念完大学一年级。以后十年多,到一九六九年正月为止,他发表了二十四个短篇 1 。同一时期,他创办了《现代文学》,以台大外文系学士的身份,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从事小说理论和创作的研究,拿到硕士学位后,一直在Santa Barbara加州大学任教中国语文的课程。
白先勇小说的一大半,杂志一到手我就读了。最近有机会把手边有的二十四篇重读了一遍,更肯定了我四、五年来一向有的感觉:白先勇是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台湾不少比他享誉更隆、创作更丰的小说家,很惭愧我都没有机会详读,假如他们的“才”比白先勇更高,“质”更精,我当然会更高兴,为中国文坛庆幸。但从“五四运动”到大陆变色以前这一段时期的短篇小说,我倒读了不少,我觉得在艺术成就上可和白先勇后期小说相比或超越他的成就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也不过五、六人。白先勇才三十多岁,还没有写过长篇,凭他的才华和努力,将来应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个重要的地位。
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免不了有自卑感。专攻西洋文学的学者,花好多年工夫研读了二十世纪早期的大文豪,总觉得中国当代最严肃的作家也逃不出他们影响的范围,不值得重视。事实上,这些大文豪都已物故了,当代英美和日本的作家也逃不出他们影响的范围。在台、港,在美国用中文努力创作的人,虽然人数不多,可说跟他们属于同一世界性的传统,在文艺教养上并不逊于他们:不像新文学初创立的一、二十年,一方面得运用新工具——白话——来写作,一方面刚学了些西洋文学的皮毛,还顾不到技巧的研究,一大半人写出来的东西,都非常幼稚。
白先勇这一代的作家,不特接受了二十世纪大文豪所制造的传统,而且向往于中国固有文化,对其光明的前途也抱着坚强的信心。他们并没有机械地接受了学校老师的教诲,但正因为大陆尚未光复,凭自己童年的回忆,凭自己同长一辈人谈话间,或攻读古诗文时所悟会到中国往日的规模和气派(当然也能悟会到一些丑恶的方面),一种油然而生的爱国热诚占据了他们的心胸,这种爱国热诚在他们作品里表现出来,常带一种低徊凭吊的味道,可能不够慷慨激昂,但其真实性却是无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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