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五年七月丙午,右承务郎、新添差浙东安抚司干办公事司马伋言,建安刊行的一本题名《司马温公记闻》之书,关涉前朝故事,而自己的曾祖并无此等著述,“显是妄借名字,售其私说。伏望降旨禁绝,庶几不惑群听”。司马伋出于避祸提出如此建议,高宗“诏委建州守臣,将不合开板文字,尽行毁弃”。因畏惧秦桧禁野史而自我澄清的司马氏特迁一官,当然其书禁而不止,最终行于世,“秦桧数请禁野史,伋惧罪,遂讳其书,然其书卒行于世” 。
绍兴十九年(1149)十二月壬子,秘书省著作佐郎林机请禁绝私史,其实仍是支持秦桧路线。林机道:“邪谋害正,伪说汨真,乃古今之通患。然著迹于昭昭者易以见,而匿形于冥冥者难以察。陛下道德言行,无愧于古之哲王,臣备员史馆,预闻记注,得以特书屡书,垂示无穷。然访闻有异意之人,匿于近地,作为私史,集其邪谋伪说。臣若不言,则异日害正汨真之患,臣实任其咎。望密加搜索,严为禁绝,庶几信史著而后世不为售私者所诬。” 林机所担心者乃修史者披露事实真相,引起社会舆论哗然,不利秦桧便宜行使相权。林氏禁绝私史的建议得到高宗采纳,十二月甲寅,高宗谓秦桧曰:“此事不应有,宜行禁止,许人陈告,仍令州县觉察,监司按劾,御史台弹奏,并取旨优加赏罚。” 至于高宗禁野史,“主要是为了防止其母(韦氏)在金朝的‘秽闻’被泄露和传播”,秦桧则“更有借此打击政敌的险恶用心” ,李光之狱的发生也由此而来。
五、遭遇丑化诋毁的赵鼎党派
赵鼎二度任相期间,任用了许多道学人士和元祐党人之后,如元祐党人范祖禹之子范冲、常安民之子常同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六云:“鼎素重伊川程颐之学,元祐党籍子孙,多所擢用。去赃吏、进正人,时号为贤相,翕然有中兴之望。” 熊克《中兴小纪》卷一八绍兴五年二月癸卯记载喻樗的提拔颇遭非议:
(赵鼎)深喜故崇政殿说书程颐之学,朝士翕然向之。时有言今托称伊川门人者,却皆进用。如选人桐庐喻樗,真其人也,乃不见知。是月,鼎始荐樗改官,除正字,诰辞曰:“顷穷西洛之渊源,遂见古人之大体。”中书舍人王居正词也,樗以此颇为众所嫉。徽猷阁待制胡安国亦师颐者也,闻之,以谓西洛渊源,古人大体。虽其高弟游酢、杨时、谢良佐诸人,尚难言之,而况樗耶?乃敢托于词命,以妄褒借,识者忧之。居正未几迁兵部侍郎。
此材料说明,因赵鼎个人好恶,程颐之徒子徒孙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机遇,甚至出现假托伊川门人而被进用的现象,当然赵鼎之援引迫切,显见其中。他人之趋炎附势,亦是投其所好。喻樗的晋升,特别是中书舍人王居正“穷西洛之渊源,遂见古人之大体”的吹捧过度、言辞失实,使其颇受中伤。胡安国以为,即便是程颐之高第游酢、杨时、谢良佐诸人难当此誉,何况名不见经传的喻氏。喻樗、赵鼎招致的讥讽嘲笑,自然是在所难免的。
更有甚者,赵鼎及其同党王居正、张嵲等被诋毁丑化为“伊川三魂”,以配“五鬼”,《中兴小纪》卷一八云:“鼎为真魂,居正为强魂,言其多愤也。故工部侍郎杨时为迁魂,言其身死而道犹行也。既而正字襄阳张嵲,遂以元祐中五鬼配之。” 宋人李幼武纂集之《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四说,自赵鼎荐举喻樗,王居正草制,“大夫所学各分党与,互相排击自此起矣”。从以“三魂”配“五鬼”,可见受“同我者君子、异我者小人”“只愿有一,不愿有二”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的单线思维模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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