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2年的那一周,我最终来到了大雾弥漫的伦敦——如果你看《皇冠》,有一集有12万到18万人在大雾的那一周死亡。我在那里。我被摧毁了。我失去了一切。我受到了彻底的文化冲击——超越——恐慌发作和创伤。从绝望的深渊中爬出来,我画了十年,却遭遇了种族主义。我的绘画生涯毫无进展。没有黑人,没有中国人可以……所以我放弃了绘画。但我总是被父亲的戏剧所激励,这些戏剧涉及不公正。”
2014年,他重拾绘画,他使用了拼贴、鸡蛋甚至金子做的叶子。这种杂糅像极了他的五彩斑斓的人生。
《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正是在纽约艺术交易商与前洛杉矶现代艺术馆馆长杰弗里·德奇(Jeffrey Deitch)的帮助下,周英华决定重回绘画艺术。几年前,他看到周英华在1960年代期间绘制的一张小油画,从那以后便开始鼓舞他重返画室。这幅画当时放在周英华洛杉矶家中厨房附近的一堵墙边。
“我知道他有艺术背景,但我并不知道他曾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画家,”德奇说,“他的画中有年轻艺术家的能量与冲劲,也蕴含着成熟男人的智慧与历练。”
周英华的画作融合了多种技巧,包括泼溅画法与拼贴,周英华将之称为“有控制的意外”。
只有仔细审视,人们才能发现画中的细节:用树脂防腐的蛋黄;一片价值14000美元的金子;古董钉子;金箔与银箔;画家的一条短裤;甚至还有一张100美元钞票,被放在塑料袋里,围绕在干涸的油彩之中,“因为我爱钱”,周英华这样解释。
拼贴技巧也是很自然的选择。周英华说:“使用拼贴,你就可以把不可能的东西放在一起,而这正是我的人生。”
“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在伦敦给我拍了一张照片,背景中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艺术第一’。艺术是一切的第一:对于生活,对于我们的文明,对于我们的未来。尤其在21世纪,艺术是灵性的媒介。真正的艺术家是只有纯粹意图的牧师。
“艺术也基于想象力和贡献。我们从洞穴时代一直画到现在。这是一个一直存在的中介系统。艺术家的工作就是承担这一点,使其与时俱进,符合时代要求,旋转它,做出贡献,并向前迈进,以便未来的艺术家能够承担它。
“那些从事艺术但没有做出任何贡献的艺术家通常不是最好的。像毕加索和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这样最有影响力的人,他们的贡献最大,并且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
“伦敦战争结束后,来自不同班级的所有年轻人都去了艺术学校,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圣马丁学院、皇家艺术学院,不胜枚举。这是最解放的革命。”周英华如是说。
2015年,周英华回到了故乡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在上海和北京办画展。绘画毕竟是他的老本行,他浸淫餐饮业超过了半个世纪,是时候用另一种方式来回顾人生了。姐姐采芹后来回到中国教学,又在中国兴旺的影视剧中继续着演艺工作,深受好评。
展览的名字就是致敬父亲周信芳。展览中除了周英华自己的画作,还有若干他的肖像,来自他范围广泛的个人收藏,作者包括安迪·沃霍尔、凯斯·哈林(Keith Haring)和让-米切尔·巴斯奎特的作品。此外还展出了若干周信芳的档案照片,他在六十年辉煌的艺术生涯之中创作了200多部京剧,饰演了600余个角色。
他告诉《纽约时报》:“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个展览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一个空白。”周英华在展览开幕式上接受采访时说:“很久以前,我十二岁就来到英国。我失去了一切。我真的失去了一切。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也没能和他联系。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甚至不知道他已经悲惨地去世。”
父亲周信芳在周英华心中幻化成了一种符号,一座桥梁,代表了遥远的中国文化的精髓,他滋养着周英华,因为见过那种精髓的高度,支撑了他在他乡闯荡的勇气和骄傲。周英华说,能够在自己人生的“第三幕”期间,把这些油画带来中国,这种感觉无与伦比。“我感觉这像是一个终结,”他说过,“我已经回到家,回到父母身边,回到了中国。”
任何一门艺术形成成熟的流派,预示着艺术黄金时期的到来,艺术不再是一个大一统的教条式的东西,而具有了各具特色的活生生的个性。从徽剧进京肇始,到民国后期大成,也跟社会风气的逐步宽松有关。餐饮就如同京剧的发展轨迹,一开始是大众的,民以食为天,在广泛性的基础上,最终会形成不同特色的流派和经典菜式,锤炼成艺术。它既是生活式的一日三餐,又会在某一个环境里成为一种一骑绝尘的艺术,独自前行。
后来,那个舞台上的苍凉雄壮的形象,消失在动荡的社会中。周英华一直在异国生活,去追寻他认为应该属于自己的中央舞台,那个位置,过去曾经属于京剧大师周信芳,现在是漂泊的周英华,他要延续这种家族的光荣传统。在普通食客那里,“周先生”不过是一家价码昂贵和浮夸的中餐馆,但对于它的拥有者周英华而言,却是传承了父亲精神的一间博物馆,在这个悬挂着西式抽象绘画的餐馆,似乎总是传出咿呀呀的京胡,继续着关于艺术和人生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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