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满足于走马观花,参加了一次唐人街探访之旅。组织者“保护中国城遗产”项目的负责人马萧告诉我,苏活这个地方很具传奇色彩。五六百年前,这块地方属于天主教堂,亨利五世打击天主教势力,遣散了僧侣,将这片土地收归皇室,这里成了皇家猎场。苏活这个词,最早出自法国人狩猎吹喇叭发出的声音,英国贵族们追逐小动物时会大声吆喝,猎人相互保持联络,就沿用了“Soho”做吆喝声。
1666年,一场燃烧了四天的大火焚毁了大半个伦敦城。灾后,伦敦市的重建重点放在了当时还是农田的西郊。这片土地的主人杰拉德勋爵(Lord Gerrard)同意帮助因火灾而流离失所的人们重建家园。1685年,以他命名的爵禄街(Gerrard Street)建成。曾经的农田变成了熙熙攘攘的闹市,伦敦西区应运而生。爵禄街建成后的一百年里,西区成了伦敦最热闹的地方——浓烈的市井气息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吸引了包括莫扎特、德莱顿和马克思在内的骚客文人。伦敦西区也受到许多移民群体的欢迎。17世纪逃到英国的一部分法国宗教难民就住在苏活,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因为天灾和宗教迫害也躲在这里,犹太人也来了,这些国际移民带来了不同的文化、饮食和生活方式。
我们穿过这条街道拐到小广场,马萧让我抬头看建筑墙面,很多窗户用砖头封死了。这就是著名的窗户税的遗迹:英王根据窗户的多少向社会征税,为了减少交税,很多人封死了自家的窗户。这也是王权影响力和公众力量相互博弈的一个见证。
主街上,新龙门行超市的位置,曾经是1774年很有名的文学俱乐部,中国人对它的主人塞缪尔·约翰逊比较陌生,但是一定都听过他那句名言:“假如你厌倦了伦敦,你就一定厌倦了生活。”紧挨着旁边,女作家伍尔夫和丈夫开过一个俱乐部。新龙门行对面的龙凤行超市,原来是1920年代伦敦有名的夜总会43号俱乐部,店主凯特·梅瑞克(Kate Meyrick)号称爵士时代的夜店女王。在喧嚣的1920年代,传奇爵士乐手朗尼·史葛(Ronnie Scott)也在爵禄街39号地下室创立了他的第一间爵士乐俱乐部。
我们往西来到主街上的石狮子雕像旁,马萧指着斜对面的一座小楼说,1850年恩格斯住在二楼,由此往北,马克思住在对面街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对战友,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伦敦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我们经过一条窄小的胡同,这是著名的披头士乐队拍摄宣传照片的地方,里面曾有一个很有名的同性恋公厕,是同性恋者秘密聚会的据点。很长一段时间,同性恋在英国是有罪的,直至1970年代,同性恋在英国才免于刑罚。
我们绕到了主街背后平行的街道,客流量明显减少。华尔兹之父老施特劳斯在这里的一家酒店创作了拉德斯基进行曲。历史上这条街是著名的烟花巷,现在也有许多隐身建筑物二楼的性工作者,入口贴着“新进泰国妹”之类的字条。这条街的中文名“俪人街”自然十分贴切。
1854年苏活区暴发了霍乱,受到重创,贵族们大多搬走了,这里变成了工人阶级地区。到20世纪,苏活成了伦敦夜生活所在地。后来中国人发现了这块风水宝地,逐渐聚集于此,食肆林立的唐人街逐渐成形。
苏活是伦敦多元化的集大成者。唐人街在这样一个地区独居中心位置,但是它又是作为一种他者的景观而存在,仅供猎奇和取景。我去过不少国家的唐人街。美国、泰国、西班牙、南非,都有一条唐人街,多数都是开中餐馆的。华人每到一个国家必定要搞一条唐人街,如同国中之国一样。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其他族裔很少如华人这样热衷建一块域外飞地,聚众吃喝。
我看到BBC中文网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城”往往位于城市中心,却是应对排外与种族歧视而产生的边缘社会。华人移民面临针对华裔的歧视和暴力,抱团取暖。中国城在语言、文化上行使着与所在国城市不同的逻辑,又与母国、故乡时空相隔,仿佛一块夹缝中的飞地。
那一刻我有所悟:华人是一个封闭的边缘族群,英语不够好,又吃不惯西餐,不能融入主流社会,所以喜欢聚集在一起,开中餐馆,解决生活难题。
英国有60万华人,体量并不大,但是其构成丰富多彩:中国香港人、越南华人、马来西亚华人、中国台湾人,不一而足。虽然血脉相同、语言相通,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具有不同的成长背景、社会制度及生活习惯,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拥有丰富的面貌。这其中,香港作为曾经的英国统治地的特殊历史,一度近水楼台,长期以来输送大批华人移民来到英国,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进入餐饮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奠定了香港华人移民在英国中餐业的龙头地位,英国的中餐业因此具有浓厚的香港特色。
我出发去曼彻斯特,寻访英国中餐市场上具有传奇色彩的餐馆——“甜甜”。“甜甜”同英国其他的中餐馆似乎没什么区别,但是其背后的故事十分传奇:这是承载了一家三代香港移民梦想和奋斗的中餐馆,并且,其三代经营者均为中国女性。这在英国中餐业十分罕见。
2021年夏天,我看到曼彻斯特的“甜甜”餐馆在网上发出求助信,称受疫情打击和封锁影响,希望消费者和粉丝们帮忙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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