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的一天,周信芳怀着忐忑的心情目睹共产党军队接管了大上海。几个月后,毛泽东宣布全国得到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新时代到来了。和其他对国民党失望透顶、渴望变革的文化界人士一样,周信芳对新政权充满期待。这时候,丽琳决定把孩子送到海外读书。也许是血缘的因素,丽琳相信子女们应该具备海外的求学历练,总之,丽琳开始积极为子女留学筹划准备。除了大儿子喜欢演戏,决定留在父亲周信芳身边,丽琳把大女儿送去美国读书,二女儿去了香港,现在她准备把三女儿采芹和最小的儿子英华送到英国读书。
在周家拍摄于1949年元旦前夕的一张照片上,一家人站在圣诞树下,没有笑容,似乎预感到这可能是最后一张全家福。不久,子女们四散世界各地,无法回家,只有年迈的父母独守空屋。
英华的姐姐采芹首先打点行装准备去香港上学,跟家人道别后,采芹来到父亲的书房,父亲正一个人静静地坐着。告别是中国式的,很简短,没有拥抱,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父亲给采芹一本用毛笔字手抄的《文天祥》剧本作为离别赠礼,这是抗战时期周信芳一出被禁演的戏。在采芹眼中,父亲身上集中了世间人所具有的一切优点,也代表了中国戏剧最优秀的精华。多年后,父亲和祖国在采芹的心中融为了一体,非常遥远,但是更加浪漫。最后,父亲简单而温和地对她说了一句:“你要永远记住你是一个中国人。”这是他当面对采芹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采芹再也没有见过父亲 。
采芹先于英华来到香港,在潮湿的英国统治地开始学习英文,她继承了父亲对于舞台的热爱和天赋,正热切等待着皇家戏剧学院的入学考试。1945年日本投降后,香港人口下跌至50万。随着国共内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各地难民逃至香港,香港人口急增至220万。这批新增人口中,有一部分经由香港来到英国,英国的华人人口显著增加了 。
在香港,采芹感受到社会上的种族隔离随处可见。公共汽车上,英国孩子和保姆都以鄙视的眼光看她,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本来妈妈希望她随大姐去美国读书,但是采芹喜欢戏剧,拿到了英国伦敦皇家戏剧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在等待启程的时候,她兼职找了一份工作,做接待员。英国老板准备提拔她,得知她要去英国读戏剧,开玩笑说,说不定哪天我能在霓虹灯广告上看到你的名字。七年后,他在伦敦威尔士剧场后台再次见到了采芹,采芹的名字正在霓虹灯上闪闪发光。
很快,妈妈带弟弟英华来到香港,准备让英华和采芹一起到英国读书。对这个体弱多病的小儿子,周信芳想必不放心,他特意在儿子离家前安排时间与他相处,每天带他去剧院,看自己的排练和表演。十三岁的英华和十七岁的采芹不知道,他们会永远告别长乐路788号那幢三层的法式洋房,永远告别父亲周信芳。
1952年10月,一个美好的清晨,客轮漂了一个月之后,慢慢驶进南安普敦港。下船后,姐弟两人分手。英华读的是伦敦外的一所寄宿学校,很快就被学校接走了。从亲热温暖倍受呵护的家庭一下掉进陌生的英国式教育和纪律中,对于还不会讲英语的十三岁男孩是一段痛苦的经历。采芹被安排到维特岛一家寄宿学校,等待皇家戏剧学院的面试。在这里她结交了第一位黑人朋友。
周英华回忆初来英国,伦敦笼罩在无边的浓雾中。1952年冬季,雾霾笼罩伦敦,严重的空气污染在接下来的数月内造成至少12000人死亡。糟糕的天气和食物贯穿了他最初的记忆。他对英国食物感到失望:“在学校吃的主要是土豆,一根羊腿要几个人分着吃。”在英国几乎找不到像样的中餐馆。“那时候英国根本没有中餐馆。没有东西吃,只有吃苦。”他摇摇头说。
采芹回忆说,1953年1月她去伦敦参加戏剧学院的面试,看到伦敦破败萧条,还带着二次大战的伤痕。当时其他同学以为来了一位东方公主,因为英国年轻人很少有机会接触洗衣店以外的中国人。当时英国只在伦敦和利物浦有几家退休海员开设的洗衣店,在伦敦市中心苏活区有几家中餐馆 。
周采芹记得在一家名为南中国的中餐馆吃了炒杂碎。老板陈太太在鲁珀特街开了这家中餐馆,常请她和英华去吃饭。采芹很不习惯吃杂碎,那些华人“只会讲广东话而不会英语,大家很抱团,长年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苦苦挣扎”,“我们之间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 。
不光是食物,过去建构在上海大家庭的情感之上的一切东西都失去了,年幼的英华完全没法理解。“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地方,陌生的语言,陌生的人群,陌生的味道。我连味道都失去了。我失去了一切,比孤儿更糟糕。突然间,我的内心出现了空虚。”
若干年后,周英华仍然认为这段经历是悲剧性的,他说:“一个人只有两种选择,变得更好,或者变得更糟。”
英华没有时间去消化那种排山倒海的情绪,他在寄宿学校读了六个月,有了一个新名字Michael Chow,他庆幸遇到了很好的老师,教他英语和历史。但他承认自己不是用功的孩子,从未通过考试。“后来工作也没有超过两个月的。”他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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