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为什么选择在1896年的春天,远渡重洋出访欧美列强?彼时,《排华法案》刚刚公布,再往前,北洋水师败给日本,令国家受辱,声望大损。这实在是无奈之举。李鸿章代表了一个走向衰败的没落帝国,万邦来朝的想象幻灭,一个疲惫的老人周游世界,对于崭新的世界秩序充满了仰视和敬畏。他的团队耗费巨资购买了打字机、肥皂、牛肉提取物等西洋杂货——作为交换,将杂碎引入西方人的餐桌。
那趟引起轰动的“杂碎外交”后,1900年10月11日,李鸿章回到北京,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也是最艰巨的一轮外交谈判。经过近一年的拉锯战,他于次年9月签署了《辛丑条约》,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让步,包括向十一个国家的巨额赔款,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条约。仅仅两个月后,他就去世了。
后来李鸿章成了中国被殖民和溃败的替罪羊,他的公众形象越来越单向。1958年,李鸿章的出生地合肥的一个公社特意拆毁了他的坟墓,为工厂让路。墓的建构牢固非凡,外壳是钢筋水泥浇成,掘墓者始采用炸药,无济于事,后来在几十步外挖地道,测定尺寸位置,由墓中心棺材底部挖上去,才将坟墓打开。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中国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重新审视李鸿章在中国的遗产。李鸿章的名声开始得到修复,人们开始谈论他作为改革者和政治家的工作。李鸿章在老家合肥的故居被翻修成纪念馆,他的墓地也得到了重建。
无论李鸿章对西方的文明、科学、技术和军事力量多么感兴趣,他仍是一个忠于君主的典型的士大夫。他与西方建立关系的主要动机是为中国争取更多时间来增强实力。但19世纪后期撕裂中国的国内外压力太大,无论意图多好,他都无法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人生是一场悲剧。就像梁启超说的那样,李鸿章是时代所定义的英雄,而不是一个定义时代的英雄 。
李鸿章的出访被西方社会视为揭开古老神秘的中国面纱的一个契机,但是当西方人借助报纸目睹一个龙钟老人小心翼翼地夹着筷子品尝杂碎的画面,未免会窃笑,乃至失望倍增,中国不是那个强大的中央帝国,而是一个落后生产力的代表,在西方工业革命突飞猛进的对比之下,这幅画面被定格在一个落后语境之中,影响了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对于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判断。
《费城问询报》上的新闻尖锐指出,关于李鸿章杂碎的故事,说明“杂碎的起源就是一个天大的东方笑话”。即使到了今天,这道菜仍被人描述为“一种饮食文化对另一种饮食文化最大的嘲讽” 。
不管怎么说,杂碎之名为西方社会所熟知,演变成中国菜的象征,影响深远。到1898年出版的《纽约的唐人街》一书中,杂碎馆的形象高大起来。1903年,纽约出现了100多家杂碎馆 。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克莱·刘易斯1914年的小说《我们的沃伦先生》和1922年的小说《巴比特》,就提到了美国中式餐馆的杂碎。1929年,画家爱德华·霍珀完成了《杂碎》一画:两个女性安静地共进午餐,旁边霓虹灯招牌上的Chop Suey字样十分醒目。说明在20世纪初期,以杂碎为代表的中餐,进入西方人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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