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我的心怦怦跳,手心又冷又湿,我能想到的就是去某个地方,像布巴死后那样,把自己蜷成一个球,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在一户人家后院发现了一片灌木丛,我钻到灌木丛下面,蜷缩成一团。我甚至开始吮吸大拇指,我已经好久没这么做过了,因为妈妈总是说:这是一个明确的迹象,说明这个人是白痴,除非他是婴儿。总之,我不知道我在那儿待了多久。我猜差不多一天半吧。
我不怪珍妮,她做了她该做的事。毕竟,我是个白痴,虽然很多人说他们嫁给了白痴,但他们无法想象嫁给一个真正的白痴会是什么样。我想,我主要是觉得自己可怜,因为不知怎么的,我竟然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和珍妮在一起。所以,当我从她妈妈那里得知她已经结婚时,我感觉我的一部分死了,而且永远活不过来了,因为结婚可不像私奔。结婚是个非常严肃的事。夜里,我哭了,但哭也没什么用。
那天傍晚,我从灌木丛里爬出来,返回拜尤拉巴特里。我没告诉任何人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觉得说出来也没有什么益处。虾塘还有活儿要干,补网之类的事,我就自己干了。干完活儿,天已经黑了,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全身心投入到养虾生意中去,拼命工作。我只能如此。
于是,我就这么做了。
那年,不算各种开销,我们赚了七万五千美元,生意越做越大,我只好雇更多人来帮我经营。其中一个是“毒蛇”,我们大学球队的四分卫。他对目前在小橄榄球队的工作不太满意,所以我让他和柯蒂斯一起工作,负责疏浚和溢洪道。后来,我发现高中的费勒斯教练已经退休了,于是我给了他一份工作,那两个打手也退休了,我安排他们在船上和码头工作。
很快,报纸就得到消息,派一名记者过来采访我,要做一篇“本地男孩大获成功”之类的报道,周日见报,配了一张我、妈妈和苏的照片,标题是“白痴在新奇的海产实验中找到未来”。
总之,那之后不久,妈妈跟我说,我们需要找人帮她分担记账的工作,并给出一些财务方面的建议,因为我们赚了很多钱。我考虑了一段时间,然后决定联系一下特里布尔先生,因为他在退休前做生意赚了一大笔钱。他说,他很高兴我给他打电话,他将乘下一班飞机赶过来。
一个星期后,特里布尔先生说我们得坐下来谈一谈。
“阿甘,”他说,“你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但你的生意做得这么大,已经做到了需要开始做一些严肃的财务规划的时候了。”
我问他怎么规划,他说:“投资!多样化!听我说,依我看,下一个会计年度,你的利润将达到十九万美元。再下一年,将接近二十五万美元。利润这么高,你必须对它们进行再投资,否则,国税局会向你征收一大笔税。再投资是美国商业的核心!”
我们照着他说的做了。
特里布尔先生负责这一切,我们成立了几个公司,一个是“阿甘贝类公司”,一个是“苏蟹盖烩饭公司”,还有一个是“妈妈小龙虾炖菜公司”。
哦,二十五万变成了五十万,接下来的一年,一百万,依此类推,直到四年后,我们的年利润达到了五百万美元。现在我们有将近三百名员工,包括“粪球”和“蔬菜”,他们不再摔跤,我们让他们在仓库装箱。我们拼命想找到可怜的丹,但他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找到了摔跤比赛筹办人迈克,让他负责公关和广告。在特里布尔先生的建议下,迈克甚至请拉蔻儿·薇芝为我们拍了几支电视广告——他们把她打扮成一只螃蟹的样子,她跳来跳去,说:“品尝过苏的螃蟹,才算真正吃过螃蟹!”
总之,生意做得非常成功。我们有一支冷藏车队和一支由捕虾船、牡蛎收割船和渔船组成的船队。我们有了自己的海产品包装厂和一栋办公楼,还在公寓和购物中心等房地产项目,以及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租赁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我们雇用了哈佛大学的英语教师奎肯布什教授,他因为猥亵一名学生被解雇了,我们让他在妈妈炖菜公司做厨师。我们还聘用了古奇中校,我那趟荣誉勋章之旅后,他就被陆军除名了。特里布尔先生让他负责“秘密活动”。
妈妈找人给我们盖了一栋大房子,因为她说,我这样的公司老板不该住棚屋。妈妈说,苏可以留在棚屋里照看东西。如今,我每天都像律师一样,西装革履,拎着个公文包。我成天开会,听一堆像俾格米语的屁话,大家都叫我“阿甘先生”什么的。在莫比尔,市长授予我城市钥匙,还让我担任医院和交响乐团的董事。
后来,有一天,几个人来到我的办公室,说他们想让我竞选美国参议员。
“你天生就是当参议员的料。”这个人说。他穿着泡泡纱西装,抽着大雪茄。“大熊”保罗·布赖恩特手下的前明星橄榄球员、战斗英雄、著名宇航员和两位总统的密友——你还想要什么?”他问。克拉克斯顿先生是他的名字。
“听我说,”我告诉他,“我只是个白痴。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那就更适合了!”克拉克斯顿先生说,“听着,我们需要你这样的好人。地球之盐,我告诉你!地球之盐!”
我不喜欢这个主意,就像我不喜欢人们给我出的很多其他主意,别人的主意总是给我惹麻烦。不过,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妈妈时,不出所料,她泪眼汪汪、骄傲地说,看到自己的儿子成为美国参议员,她的美梦就全都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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