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一做错事,妈妈就会说:“阿甘,你要小心,因为他们会把你关起来。”我很害怕被关起来,所以一直尽力做得更好,但无论他们把我关在哪儿,都不可能比我现在住的这个“人猿宿舍”更糟糕。
这里的人干的那些鸟事连傻瓜学校都容忍不了,比如把马桶拆掉,所以你上厕所的时候只能找到地板上的一个坑,你就朝那个坑里拉屎;他们会举起马桶,丢到窗外,有人正好开车经过,就砸在那个人的车顶上。一天晚上,一个打边卫的大块头的傻瓜拿出一支步枪,把街对面兄弟会会所的窗玻璃全都打碎了。校警赶来,但那个家伙把不知道从哪儿找到的一台外置发动机扔出窗外,砸在警车车顶上。布赖恩特教练为此让他多跑了好几圈。
我和柯蒂斯不是很合得来,我从来没感觉如此孤独过。我想妈妈,我想回家。和柯蒂斯相处的麻烦在于,我听不懂他说的话。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带很多脏字,好不容易弄懂那些脏字是什么,却错过了他说的重点。大多数时候,我猜,他的重点是他对某件事不满意。
柯蒂斯有辆车,他经常开车送我去训练场,但有一天,我去跟他碰头时,他正弯着腰,对着街上一个很大的下水道盖子咒骂怒吼。他的轮胎好像爆了,换轮胎的时候,他把轮毂螺母放在轮毂盖上,结果不小心碰了一下,螺母掉到下水道里去了。我们肯定要迟到了,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我对柯蒂斯说:“你干吗不从另外三个轮胎上各取下一个轮毂螺母,这样,每个轮胎上就会有三个螺母,撑到训练场应该不成问题吧?”
柯蒂斯不再骂街,他抬起头,看着我说:“你应该是个白痴吧,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我说:“也许我是个白痴,但至少我不笨。”听我这么说,柯蒂斯一下子跳了起来,拿着装胎工具追我,用他能想到的最难听的话骂我,这件事几乎毁了我们的关系。
从那之后,我决定另找一个地方住,练完球,我去了“人猿宿舍”的地下室,并在那里度过余下的夜晚。地下室并不比楼上的房间脏,而且有一个电灯泡。第二天,我把我的小床搬到那儿,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住地下室。
与此同时,学校已经开学了,他们得想办法安置我。体育系有个家伙,他好像什么都不干,只是想办法安排笨蛋上能通过考试的课。有些课应该很简单,比如体育,他们给我选了这门课。但我还要选一门英文课和一门科学或数学课,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怎么都绕不过去。后来我得知,有些老师会放橄榄球运动员一马,这意味着,他们理解他全身心扑在橄榄球运动上,没有太多时间学习。科学系有这样一位老师,可惜的是,他只教一门课,叫“中级光学”,显然,这是为物理还是什么专业的研究生开设的课程。但他们还是让我去修了这门课,尽管我分不清物理(physics)和体育(phys-ed)。
英文课就没这么幸运了。显然,这个系没有什么富有同情心的人,所以,他们告诉我尽管去上课,不及格的话,他们会想别的办法。
修“中级光学”这门课时,他们给了我一本五磅重的教科书,看起来像是中国佬写的。每天晚上,我都会把这本书带到地下室,坐在我的小床上,在那个灯泡下面看,没过多久,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我开始看懂了。当初我们为什么要学这门课,这不合理,不过,算出那些方程式对我来说易如反掌。我的老师是胡克斯教授,第一次测验后,他让我下课去他办公室。他说:“阿甘,我希望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有人把答案给你了?”我摇头,于是他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一道题,他让我坐下来解出这道题。我做完题,胡克斯教授看着我的解答,摇着头说:“伟大全能的主啊!”
英文课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老师是布恩先生,他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话很多。第一天下课前,他让我们当天晚上坐下来写一篇简短的自传交给他。这大概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难的事,但我熬了大半宿,想一会儿,写一会儿,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反正他们跟我说,这门课不及格也无所谓。
过了几天,布恩先生把我们的作业连同他的评语一同发还给我们,还嘲笑每个人写的自传。接着,轮到我的作业,我想,我肯定要丢人了。但是他举起我的作业,念给大家听,他哈哈大笑,其他人也跟着一起笑。我讲了我在傻瓜学校的事,跟着费勒斯教练打橄榄球的事,参加全州橄榄球盛会的事,征兵委员会的事,还有和珍妮·柯伦看电影的事。布恩先生念完我的自传后,说:“这才是创造力!这才是我想要的东西。”大家扭过头来看着我,他说:“甘先生,你应该考虑进创意写作系——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我说:“我要尿尿。”
布恩先生愣了一下,然后放声大笑,其他人也笑了,他说:“甘先生,你真是一个有趣的家伙。”
我再次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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