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在中国,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总是和文学上的思想斗争相联系着的。鲁迅先生并没有专门研究过民间文学,也没有发表过关于民间文学的学术文章,他总是在说到文学上的重要问题时必要地或者附带地提到民间文学;或者以民间文学为例,从这里说开去,发挥他对于政治的和文化的意见。但是虽然是这样,或者正因为这样,他对于民间文学的看法,常常达到不可比拟的深刻性和战斗性。
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一面要和敌对的阵营作战;一面还要指导说服在一个旗帜下面的同志和友人,和一些主观幼稚的倾向斗争;同时,在这样的过程里也就批评着和改造着自己。他的对于民间文学的理论的片段,就是在这样的斗争中产生和形成的。——虽然这只是片段,但都异常精辟中肯;并且这些片段是彼此互相联系贯通的,如果把它抽取出来,放在一起,是可以看出一定的系统性来的。鲁迅先生对于民间文学的议论,在我们的薄弱而混乱的民间文学理论遗产中,显得特别重要而且正确,至今仍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并且日益显示出它的真实的意义。
鲁迅先生生时,在文艺上正面的,首当其冲的敌人,是以胡适为首的资产阶级学派。胡适派的思想和方法在文艺和学术上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民间文学工作方面影响也极大。五四运动以后,在民间文学工作方面曾经出现过一度的“旺相”。这个时期发表了不少真正具有人民性的民间文学作品,倡导了搜集研究的风气,并且草创了“民间文学”这一门学科,为此后的工作铺设了一层基础,这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感激的。但是五四运动是一个泥沙俱下的洪流,这在民间文学工作方面也不例外。这个时期的民间文学研究工作大部分都带有很严重的形式主义的缺点:烦琐不堪的比较,穿凿附会的考证,极少正确地分析它的思想内容。在搜集上也是只看形式和词句,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把许多封建市民的淫佚颓靡和疲弱的冷嘲的作品,也都一概当作了民间文学,甚至标榜为民间文学的主流和高峰。这样,就掩盖了民间文学的最显著的特色——它的阶级性。胡适派的方法是从他们的基本的文艺思想——文学无阶级性出发的。胡适的影响不但很大,而且很久远,直到现在,还不绝如缕。跟胡适派的残余影响作斗争,仍然是我们的任务。
鲁迅,就用反驳民间文学无阶级性,来反驳了文学无阶级性的说法。
鲁迅直率地把文艺分为消费者的文艺和生产者的文艺,并且指出了民间文艺是生产者的文艺:
……既然有消费者,必有生产者,所以一面有消费者的艺术,一面也有生产者的艺术。……这和高等有闲者的艺术对立,是无疑的。[2]
鲁迅的这一个定义是有科学的精确性的。把民间文学认为首先是生产者的文学,这就划清了它的界限,并且说明了它的基本特征。民间文学的范围和界限,这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一个长久没有解决,甚至还没有提出讨论的问题。“民间文学”的“民”,“人民”,大家对它的理解颇有分歧,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情况也不一样。鲁迅先生的这个说法是非常恰当的,这非常鲜明,也非常概括。“生产”,这说明“人民”一词最本质的含义,并且也说明了民间文学的最初的和最中心的内容。这个定义,就是对于奴隶社会以前的民间文学,也还是适用的。民间文学,从其全体上看来,它的产生的背景和最基本的主题,是:劳动。
鲁迅不但在原则上划分了民间文学的界限,并且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非常善于在模糊含混的表象之下看出实质的不同,剥开名词和形式看到思想。比如“谚语”,比如“笑话”,我们是很容易马马虎虎地把它一概算到民间文学里面去的,然而鲁迅先生就指出这也有不是出于人民的东西,指出这些东西的反人民性。
粗略地一想,谚语固然好像一时代一国民的意思的结晶,但其实,却不过是一部分人的意思。现在就以“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来做例子罢,这乃是被压迫者的格言[3],教人要奉公,纳税,输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不要管闲事;而压迫者是不包括在内的。……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这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的本阶级之外。说起来,好像又在提倡什么犯讳的阶级了,然而事实是如此的。谣谚并非全国民的意思,就为了这缘故。……[4]
浙西有一个讥笑乡下女人之无知的笑话——
是大热天的正午,一个农妇做事做得正苦,忽然叹道:“皇后娘娘真不知多么快活。这时还不是在床上睡午觉,醒来的时候,就叫道:太监,拿个柿饼来!”
然而这并不是“下等华人话”,倒是高等华人意中的“下等华人话”,所以其实是“高等华人话”。在下等华人自己,那时也许未必这么说,即使这么说,也并不以为笑话的。[5]
这些意见,是说得非常具体而且深刻的。鲁迅先生这些话主要是针对敌对者而发的,但也同样教育着自己的同志。这种具体分析的鉴定方法,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鲁迅先生对于民间文学的另一个重要论点,是承认民间文学在艺术上的优越性——刚健、清新。这本来是向自己的同志说的,但也间接掊击了胡适派对于民间文学的艺术的形式主义的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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