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小说书库 / 双典批判: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 /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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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儒家的历史责任

《三国演义》的故事发生在汉末,距离汉初董仲舒时代已有三四百年之久(汉高祖于公元前206年称帝,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登基,于公元前87年结束,汉献帝于公元220年退位)。这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中国妇女的地位被一贬再贬,终于被确定为“阴”、为“下”、为“右”、为“后”、为“恶”的地位,此后延续近两千年,再也翻不过身来。《水浒传》的故事发生在宋代。当时的宋儒在董仲舒的基础上变本加厉地把“三纲”观念落实到制度上,女子进一步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完全成了男人的附庸与奴隶。像李逵、武松(包括宋江)等造反英雄,他们在政治上反对专制政权,但在思想文化理念上,尤其是他们的妇女观,则完全与统治者一模一样,甚至比统治者更加蔑视妇女。像李逵,就是一个无师自通的“存天理、灭人欲”理念的执行者、实践者。朱熹等还只是说说而已,李逵可真的是抡起斧头大砍大灭“人欲”,觉得灭人欲也是替天行道。

痛感中国妇女的苦难命运,为女子正名立心,是近两三百年的事。《红楼梦》通过文学把女子还原为人并发出感天动地之声。这之后,尤其是清末,又有一批作家思想家为妇女伸张正义,其中康有为是很了不起的一位。他的《大同书》,首先是妇女解放的宣言书。他认为宋儒对造成中国妇女的悲惨境地负有责任:“宋儒好为高义,求加于圣人之上,致使亿万京陔寡妇,穷巷惨凄,寒饥交迫,幽怨弥天,而以为美俗”(《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他还对中国数千年压迫妇女的道德专制进行揭露与声讨:

天下不公平之事,不过偏抑一二人,偏重一二人,则为之讼者助者纷纭矣……若夫经历万数千年,纠合全地万国无量数不可思议之人,同为人之形体,同为人之聪明,且人人皆有至亲至爱之人,而忍心害理,抑之、制之、恶之、闭之、囚之、系之,使不得自立,不得任公事,不得为仕官,不得为国民,不得预议会,甚且不得事学问,不得发言论,不得达名字,不得通交接……不得出室门,甚且斵来其腰,蒙盖其面,别削其足,雕刻其身,偏屈无辜,偏刑无罪,斯尤无道之至甚者矣!而举大地古今数千年号称仁人义士,熟视坐睹,以为当然,无为之讼直者,无为之援求者,此天下最奇骇,不公不平之事,不可解之理矣!

(《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比康有为更早一些,在十九世纪初,李汝珍就提出了中国妇女不可再作附属物的“男女平等问题”。正如胡适所评价的:

他(李汝珍)是中国最早提出这个妇女问题的人,他的《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于这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这是《镜花缘》著作的宗旨……三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曾大胆的提出妇女问题的各个方面来做公平的讨论。直到十九世纪的初年,才出了这个多才多艺的李汝珍,费了十几年的精力来提出这个极重大的问题。……他的女儿国一大段,将来一定要成为世界女权史上一篇永远不朽的大文。他对于女子贞操,女子教育,女子选举等等问题的见解,将来一定要在中国女权史上,占一个很光荣的位置。

(“《镜花缘》的引论”,《胡适文存》第二集第413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79年版)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高举妇女解放的旗帜,把“男女平等”的启蒙观念发展为启蒙群众运动,这才彻底地打破了男尊女卑的偏见。这种划时代的启蒙,其功劳绝不在“大禹治水”之下。也是到了“五四”,中国妇女才结束被“物化”的历史,真正从物变成人。二十世纪对于中国妇女是个好世纪,可以说,是中国妇女人化的世纪——妇女获得社会地位、家庭地位的同时也获得灵魂主权、生命主权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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