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子高自称“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是一个“无欲清之人”,可见其修“德”之深。然而,当叶公子高获知自己被派遣出使齐国时,顿感“甚栗之”,以至于“朝受命而夕饮冰”,尚未出使便已经遭受“阴阳之患”了。为避免再受“人道之患”,叶公子高不得不向孔子求救,希望可以找到不必出使齐国的理由。想不到的是,孔子从父子、君臣、命义、忠孝等多重角度加以论证,得出的结论竟然是他“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出使势在必行:“夫子其行可矣!”孔子的结论说得如此明确清晰,无法抗拒。不但如此,孔子还把叶公子高是否出使提到了“德之至”的高度,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然而,问题在于如何才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却又能保身全生?具体来说,也就是叶公子高怎样才能安全、顺利地出使齐国而不辱使命?这,便是孔子说了“夫子其行可矣”之后所要探讨的问题。
孔子首先从外交使节存在的缘由、所担负的使命与责任说起:
丘请复以所闻: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言必或传之。
“靡”,摩擦,接触,《庄子·马蹄》:“喜则交颈相靡。”这里指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信,信用,合乎实际的言辞,《墨子·经上》:“信,言合于意也。”这几句是说,我还是把我所了解的有关外交使节的事告诉你:与邻近国家的交往凭借的是诚信,与远道国家的交往凭借的是表达忠诚之意的语言。而语言,是一定要通过使臣来传达的。这一段看起来只是在介绍国与国之间使节的任务与作用,但真正强调的是外交使节斡旋于两国之间传递信息时所使用语言的重要。按照孔子所说,近交以“信”,远交以“忠”。近交远交,无论是传达“信”还是“忠”,都离不开使臣所传递信息之“言”:
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故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
“溢”,夸大,指使臣传言时增加的成分。“类妄”,像谎言一样;“莫”,不;“信之也莫”,不相信使臣所传之言;“殃”,遭殃;“法言”,格言。这段话是说,天下最难的事,是传达两国君主的喜怒之言。传达喜悦之言,使臣必定要添加许多赞美的话,而传达愤怒之语,就得加上许多恶言恶语。传言时过度和夸大,都会使传言听起来像是谎话。假如让人认为是谎话,就失去了信用。假如失去了信用,那使臣必定会遭刑罚之祸患。所以古代格言说:要传达合乎常情真实的言辞,不要肆意夸大,这样做,差不多就可以保身全生了。
传言务必“忠”与“信”,这是使臣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但在特定语言环境下,使臣稍有不慎便会犯“溢美”“溢恶”的大忌。孔子所说的“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就是使臣因传言而遭“人道之患”的主要原因。所以孔子引用“法言”所说“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认为唯有如此,才可使使臣免除“人道之患”。但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叶公子高出使齐国所传并非“常情”。因而,仅仅靠“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仍解决不了叶公子高此次出使所要面对的问题,“则几乎全”似乎尚与叶公子高有着一定距离。
孔子一开始就先强调“言”的重要,并非信口搪塞之词。春秋战国时期,“言”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论语·子路》记载: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可见那个时代,“言”直接与国家的兴衰存亡有关。“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言,既包括君臣的治国之策,也包括使臣出使他国所传递的言辞。《晏子春秋》《左传》等文献中大量记载了当时外交使臣如何巧舌如簧,唇枪舌剑,口若悬河,凭着能言善辩而扭转乾坤、转败为胜的故事。毫不夸张地说,使臣的语言“技巧”,不仅关乎到一国之盛衰兴亡,同时也决定着使臣一己的生死荣辱。叶公子高“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甚栗之”,就是对使臣之“言”的重要性的极好写照。
按照孔子所说,外交使臣首先要做的第一步,就是不“溢美”、不“溢恶”。然而,作为使者仅仅做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还无法“全生保身”,特别是当遇到对手不按常规常理出牌,甚至最后完全丧失理性的时候:
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泰至则多奇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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