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在《逍遥游》中首先用尧与许由的故事阐发“圣人无名”。“圣人”指的是如尧一类“举世闻名”的圣人。对圣人而言,“名”是最大的枷锁,因而庄子强调圣人当有名而不以名为名,心中“无名”。接着,庄子又借接舆之口,诠释“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的“神人无功”。神人是能建神奇之功的人,指于国于民能建大功的功臣。对神人来说,“功”是最大的羁绊,因而庄子强调神人虽建功而不居功,心中无功。《逍遥游》的最后两节,庄子把笔墨落在了“无功”“无名”的至人身上。“至人”指的是那些不但没有“名”没有“功”,而且连“己”都没有的人。这样的人在身份地位上比起“圣人”“神人”来,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他们就是人世间的普通人。但是,庄子认为普通人仍然可以成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游”至人,而其中的唯一途径便是庄子最为推崇的“无己”。
至人,是庄子心目中境界最高的逍遥游者。庄子把“至人”排在了神人、圣人之前,但在阐释“无己”“无功”“无名”时却颠倒顺序,先各用一节来阐发什么是“圣人无名”“神人无功”,最后用了两节来说什么是“至人无己”。这一方面说明“至人无己”在庄子“逍遥游”思想中的重要,另一方面也隐喻着做到“至人无己”之难。
有意思的是,庄子说“圣人无名”“神人无功”,都是直接明确地点明“圣人”如何“无名”,“神人”又如何“无功”。然而,对于“至人无己”,庄子却没有像“圣人无名”“神人无功”那样说得那么明晰,那么直截了当。所以,要想探索“至人无己”的内涵,还得结合《庄子》“内篇”中其他篇章谈到“至人”的片段来一起考量。《齐物论》中谈到“至人”时说:
(至人)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意思是说,至人对生死这种性命攸关的大事都无动于衷,那些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利”与“害”,又能奈“至人”何?对此,郭象是这样理解的:
(至人)无己,故顺物,顺物而至矣。(《逍遥游》注)
(至人)无心而无不顺。(《齐物论》注)。
今人徐复观《中国人性史论》说:“庄子的‘无己’,让自己的精神,从形骸中突破出来,而上升到自己与万物相通的根源之地。”(转引自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也解释说:“无己,意指没有偏执的我见,即去除自我中心,亦即扬弃为功名束缚的小我,而臻至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同上)
郭象注重的是至人在人世间的具体生活表现,“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庄子·外物》)。意思是至人混迹于街头巷尾,看似与终日为生计而劳碌的普通人并无二致,这是因为他们首先得“活着”。所以郭象的“顺物”着眼于“无名”“无功”的普通人如何才能成为现实生活中的“至人”,以及“至人”的真实生存状态。徐复观、陈鼓应强调的则是已经达到“无己”的至人“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的精神境界。其中陈鼓应所说的至人“没有偏执的我见,即去除自我中心”的“无己”,与郭象所说的“无心”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根据庄子对“至人”的阐释和以上对庄子的诠解,我们可以知道“至人”至少有这样三个特点。其一,“顺物”。顺从自然,顺从变化,不惧生死,不计利害。“死生无变于己”是“顺物”的具体体现。其二,“无心”。不以一己之心衡量万物、评判万物之是非,以“无心”待人待物待世。在“顺物”和“无心”的关系之中,“顺物”是结果,“无心”是前提。人一旦“无心”,不论处于何等生活环境,都能“无不顺”,都能远离精神和物质上的束缚与羁绊。所以,“无心”的“顺物”,就是“无己”。其三,一旦做到“无己”,便可进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游境界。
就所进入的逍遥游境界而言,圣人、神人与至人三者之间并无任何区别,但三者进入逍遥游的途径却大不相同。这是由现实社会中三者身份、地位以及生存状态的差异所决定的。作为现实生活中的圣人与神人,他们不必也无须为生计担忧,他们所要“放下”或者摆脱的,只是名与功。然而,“至人”指的是“游于世”的普通人,生于乱世,他们的物质生活乃至个体生命都没有任何保障。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在现实中采取“顺物”的方式,以顺应自然之变、社会之变、生死之变、利害之变等各种大大小小之变。但他们的“顺”,又不是无所不为的“顺”,不是为虎作伥的“顺”,而是始终都得遵循“不逾矩”的原则,“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站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去看待、对待人世间的一切。这才是“至人”有别于普通人的灵魂。倘若失去这一灵魂,就不能称为是“无己”的至人了。这是庄子“至人无己”思想的精髓,也是“至人”不同于圣人、神人乃至普通人之所在。
成为心中“无己”的至人,远比成为心中无名的“圣人”、心中无功的“神人”难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庄子将“至人无己”列在首位,却用远远多于阐发“圣人无名”“神人无功”的篇幅来解释“至人无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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