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制度与道德：我是国君，不是酋长

西方社会自始至终都是“制度控”。自遥远的日耳曼族群还在林中穿梭和海上漂荡时，他们就表现出了对制度的执着；而更早的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亦无不对制度抱有极大热忱。对于这方面，他们的具体表现是，他们在构建自己的社会时，有意识地锤炼对“政体”和“法律”的操作运用。虽然西方人的习惯在中国人看来中规中矩，一板一眼，不够“变通”，但这一行为确实为西方社会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相比之下，中国人则是个过于重视道德的民族，因此一直以来都缺少对“制度”及其“周边产品”的热情。西方人从小就对“违法犯罪”有着十分清晰的概念，而在中国人意识中，最大的恶名不是“违法犯罪”，而是“道德沦丧”。这种文化传统极为顽强地传承了下来，以至于从秦汉到明清，几十个大大小小的王朝（王国）你方唱罢我登场，从来都是将“道德沦丧”归为王朝灭亡的原因，而从未有人对“制度”质疑。这不是没人关心，而是没人有能力注意到这一点。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最大的乐趣就是放火烧房子，似乎一把火把前朝的宫殿烧得干干净净，就与道德沦丧的过去划清了界限。但烧来烧去，自己盖的房子未来也难逃被烧掉的命运，不断轮回的历史似乎就是中国人的宿命。

但是，在中国如长河一般的历史中，仍有人意识到“制度”的重要性并尝试着改革。

在制度改革这件事上，春秋时期的齐国表现得比其他诸侯国更富有激情。齐桓公和管仲在春秋初年推行的这次改革，动静和影响之大，完全可以和200年后的商鞅变法相提并论。

就像在前面所说的那样，周朝是一个“松散的联邦”。但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邦联”而非“联邦”。并且，这个原本就十分松散的邦联正在变得越来越松散。统一国家的前提条件是只有一个最高政府，周王室只在名义上最“高”，实质上它只对自己控制的周王畿拥有行政权。所以，如果不以文化做考量而单以政权组织形式来做标准，周朝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王朝。

同样，各诸侯国也难以贴合现代人对于“国家”的定义。诸侯不用看天子脸色，卿大夫有时同样不在意诸侯，君臣之间的实力对比经常转变——这种情形在秦始皇之后的中国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说好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呢？然而，出现这种情况并非缘于制度的优越性。恰恰相反，如果站在政治学的立场上，你会发现这种政权组织方式其实是一种落后的散放式经营：行政管理分工不明确，各种人事调动往往具有临时性，上下级之间和同僚之间过分强调人情世故而非规章制度，比如管仲登上齐国政坛就有这种特性。

而且，这种情况经历了强化君主专制力度的战国时代和秦王朝的洗礼后，也未能完全革除，以至于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感受不到君临天下的快感。《史记》这样记载：“高祖有天下……大国之王虽称蕃辅，臣节未尽。”可见刘邦即便得了天下，列国藩王仍不尽臣下的义务，估计这位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多半会这样想：“当这个大汉天子也不过如此吧？仅仅是地盘大了一点而已嘛！”

这种情形对于皇帝来说十分紧迫，这促使刘邦抓紧时间去树立自己的权威。万幸的是，他从秦始皇那里学到了至关重要的一条法则：皇帝是让人怕的，不是让人亲近的。

在秦始皇时期，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树立起“皇帝”的权威，他悍然宣称自己“德兼三皇，功过五帝”，实质上是在肯定和赞美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征服力，是在肯定自己作为一个生命的能量迸发，同时也是对他人的弹压和恐吓。据说，秦始皇身材畸形，患有严重的佝偻病，他很可能为此而自卑。但自卑往往就是自负的孪生兄弟，“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在他统一六国后得以完全释放，从而让他把过多精力倾注在自己身上……恐怕，即使被万民山呼为“皇帝陛下”也未必能满足他的虚荣心。

尽管秦始皇已经有意识地“威严化”自己的存在，但中国人对“皇帝”的认同还是相当模糊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汉高祖刘邦身上。

但是，情况很快就发生了转变。

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所谓“汉承秦制”，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出身的君主出现了。而在此之前的所有君主，无论是至高共主（夏后、商帝、周王）还是方国诸侯，无一例外都是贵族出身。因此可以说，汉朝的建立也标志着一个不同寻常的时代的开始。汉高祖刘邦效仿秦始皇称帝，但与“第一个做皇帝”的秦始皇不同的是，他即位后很快制定和完善了一套礼仪规范和法律条令，从而使得大汉皇帝的形象更加清晰明朗。秦朝人畏惧秦始皇是在畏惧“嬴政”，汉朝人畏惧汉高祖则是在畏惧“皇帝”。

换言之，汉朝人所畏惧的，是汉朝的政治制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

几十年后，汉高祖的曾孙汉武帝接受儒生董仲舒的建议，以皇帝敕令的形式向数千万臣民宣布：皇帝的权力为“上天”所授。这其实是重新戴上了周天子使用过的神秘面纱，也就为君主专制上了第二个保险，“君权神授”。

不难发现，汉朝的做法要比秦朝高明得多，也成熟得多。

在当时，不断加强的君主专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历史悠久、文化瑰丽、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的巨大潜力。当中国人生活在由大汉天子投射的阴影下2000年之久而难以喘息时，当君主专制这条康庄大道成为可怕的泥潭和深渊时，就是孙中山们考虑国家前途并寻找出路的时候了。

一直到春秋初年，齐国仍和其他诸侯国一样，像极了称兄道弟的民间帮会组织，而不是制度完备的高级社团。诸侯和卿大夫之间的关系很像原始部落里宗族首领之间的关系：一个部落由许多宗族组成。本着不能群龙无首的原则，在对抗和妥协中，便会诞生一个居于领袖地位的宗族，部落的最高领导随后也会从这个宗族中出现。这种情况在游牧民族身上尤为明显，鲜卑族中的拓跋氏，突厥族中的阿史那氏，女真族中的完颜氏，都是这种典型代表。

制度的优越性能提高国家的行政效率，管仲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似乎因为曾经走南闯北经商游历，管仲对人性有着更深的感悟，他绝对是“人性本恶”的坚定信奉者，因为他不认为靠道德上的自觉就能将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即自始至终他都不相信“君子”存在。

没有制度，道德就是一纸空文，继而会衍生出一群伪君子。

对于这些伪君子，管仲专门将其分为四种，告知齐桓公必须慎重对待。这四种人是：标榜道德但做不到仁，这种人不能授予国家大权；见到贤能但不能谦让，这种人不能授予尊贵的爵位；对亲戚、权贵该罚不罚，这种人不能统率军队；不重视农业，不努力生产，却轻率地征收赋税，这种人不能担任地方官吏。

这是因为，在管仲眼中，如果掌握大权的官员得不到众人支持、地位尊贵的大臣不能协调一致、统率军队的将领不能令人畏惧、百姓们不能安居乐业，只要有一项这个国家就危险了。

齐桓公深以为然。

管仲向齐桓公提出改革的建议时，齐桓公举双手赞成。但随后，管仲就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顾虑：“我出身低贱，没有威望，虽然国君尊敬我，但恐怕齐国贵族们不会买账呀！”

要知道，尊卑贵贱之别在当时是个十分严肃且尖锐的问题，管仲的担忧也似乎早就被齐桓公想到了。这位意气风发的国君给出的回应干脆果决：给管仲盖起豪华的宅邸，并将国都商业税收的三分之一作为他的俸禄，又下令齐国人不得直呼管仲的名“夷吾”。纵然是他本人也要毕恭毕敬地尊称管仲为“仲父”。没错，此举实际上是赋予了管仲高阶的贵族身份。

管仲在取得世人瞩目的功绩之前，就被齐桓公给予各种提拔，这算得上是齐桓公的人才投资。

这场齐桓公力挺、管仲主导、强宗大族积极配合，后来在历史上被点赞无数的改革，终于如火如荼地进行开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