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当全民族都空前狂热地崇拜一个神时，只能是理智受到戕伐。知识青年身上，既有追求革命理想的热忱，又有向政治偶像顶礼膜拜的虔诚，由此投入上山下乡的新生活。在农村，他们多有坎坷的经历。有比较才有鉴别，经过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以及勤奋学习和独立思考，他们终于走出盲从的误区，在思想上逐渐成熟。

(一)接受“再教育”

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以前接受的是所谓“全红”教育，指教育者(包括学校、家庭、社会)以偏激的情感向被教育者灌输的是清一色的社会主义“尽善尽美”的思想。教育者没有把社会的落后面和阴暗面如实地披露给被教育者，以致被教育者的心灵自幼便打下了社会主义“完善”的烙印。知识青年深入到农村以后，才真正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贫困、落后、愚昧、封闭，空中楼阁式的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令他们惊愕，引起他们的反思。一位在“文革”初期颇有影响的北京红卫兵在回忆他下乡后的感受时这样写道：

我当初参加红卫兵，真诚地相信，戴上红袖标，喊几声“反修防修”的口号，在社会上冲几冲，就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当初，我是从“天上”看世界。到陕北的山沟沟，住进破窑洞，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鲜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留下了眼泪。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这时，我是站在地上看世界。《中国青年报》，1986年8月29日。

农村中司空见惯的贫困、落后、愚昧之所以令知识青年感到震惊，首先是因为严峻现实将“全红”教育浇铸的根基轻而易举地打得粉碎，一向以“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人民”为神圣天职的青年第一次发现，贫困与落后，愚昧与无知，还远远没有与广大农村绝缘。这是他们下乡后首先受到的“再教育”，尽管这种教育的内涵与毛泽东所说的“再教育”风马牛不相及。

上山下乡为知识青年思想上的反省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和天地，与农民接触越多，对人民公社制度困厄下广大农村那并不“光明”的一面了解得越透彻。对许多地方的农民来说，最令他们谈虎色变的倒不是“文革”初的大动荡，而是“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当农民忆及那段历史时，往往流露出劫后余生的庆幸。正是从农民的言语中，知青们认识到“三年灾害”主要并非天灾，实在是由于错误政策所造成的“人祸”。由此举一反三，对“庐山会议”的那场风波，对被列为刘少奇“罪状”的“三自一包”，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倒行逆施逐渐有了新的见解。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是和林彪的名字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把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老干部从政治上打翻在地，为林彪一跃成为经中共九大党章“法定”的接班人扫清了障碍。当红卫兵小将们虔诚地高呼“敬祝伟大统帅毛主席万寿无疆”口号时，必然要同时高呼“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个人崇拜达到近乎疯狂的年代里，这两句发自亿万人肺腑的口号构成了时代的最强音。林彪作为那场造神运动中跃升最快，并奠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显赫地位的一尊“大神”，成为全中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然而，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仓皇出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事件的发生，却使现代造神运动成了历史的笑柄。当这个消息闪电般传到各地知青中后，他们陷入了茫然、困惑，不少人对刚刚发生的事件表示难以置信。这个被写入党章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个整日手擎“小红书”，高喊“万寿无疆”，信誓旦旦地扬言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副统帅”，为什么要加害毛主席，并在阴谋败露后叛逃出国呢?在以后一段时间里，不管上级传达的文件如何煞费苦心地解释，都无法削弱这一事件给全国人民心理上的巨大冲击。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他们首先感到的是自己对领袖的赤诚之心和圣洁之情受到了亵渎，认为自己上了当，受了骗。当他们因受骗而备受煎熬时，当他们因失去理想主义的精神支柱而四顾彷徨时，一种近乎绝望的心理往往攫住了他们的心。1974年，知青诗人郭路生写下了《疯狗》一诗。这首诗虽然只是个人情感的宣泄，却惟妙惟肖地映现出知青中普遍的心态：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

仿佛我就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

疯狗犹能跳墙，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的知识青年却只能默默地忍受。沉重的代价不过是对以往盲从轻信的惩罚。有人在评价《疯狗》时恰如其分地指出：当多少人在颂歌中晕眩，在“主人翁”的口号中陶醉的时候，他却对蒙着红光的暗夜发出了反叛的嘶叫，这不是丧失理智的哀鸣，恰恰是最可宝贵的清醒的呻吟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摆脱精神痛苦的途径只有使思维跳出早已习惯的窠臼。林彪事件是一副清醒剂，使许多知青从轻信和盲从中惊醒，尽管还不曾使他们大彻大悟，至少，他们僵化已久的大脑又开始重新恢复思维的活力。

为了寻绎扑朔迷离的政治风云的真正底蕴，也为了避免重蹈受骗上当的覆辙，许多知青开始求助人类文化的结晶——书本。无论是在农村社队，还是在兵团、农场，知识青年中读书风气明显上升。他们涉猎的读物不再囿于早已熟读成诵的“红宝书”，而是闯过各种人为的“禁区”，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可以搜罗到的书籍。在一些文化素质较高的知青中，研读马列主义原著也蔚成风气。列宁的《哲学笔记》、恩格斯的《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哲学著作，成为特定环境下知识青年寻找批判武器的重要方式。

“天高皇帝远”的偏僻环境，为知青们交流学习心得提供了便利。在当时“万马齐喑”的压抑气氛下，如果说还有一片可以自由交流思想的“绿洲”的话，也只能存在于插队落户的知青群体间了。这种曾被有些知青自嘲为“躲在黑屋说黑话”的交流方式，的确起到了启迪发凡、析疑解惑的作用。

(二)“思维的本性就是怀疑”

怀疑，是摆脱盲从的第一步，然而要迈出这关键一步，对许多知青来讲却相当艰难。农村封闭的环境和传统观念的弥漫，往往不利于知识青年接受新鲜思想。他们思想的逐步成熟，除了受益于坚持读书自学、彼此交流心得外，主要还是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丰富的阅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他们的头脑逐渐变得复杂起来，于是以往奉若神明的东西开始受到质疑，一贯恪守的准则被打上了问号。“文革”后期，极左教条已无力束缚广大知青的头脑，一个突出表现是怀疑论的普遍流行。

1976年4月26日和8月28日，《北京日报》以《两封针锋相对的通信》为题，连续两次刊登下乡知识青年黄一丁与刘宁的通信。在通信中，这对昔日的好友就“扎根”、“农业学大寨”、政治理论与实际生活的关系等等问题展开了辩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中进行的这场“讨论”，当然不是一场公平往来的唇刀舌剑。在报纸上，代表正统观点的刘宁的两封长信均被全文刊载，持“怀疑论”观点的黄一丁的两封信却被大加删削。前者的信虚张声势，套话连篇，但依仗政治后盾，犹如不战而胜；后者的信实实在在，不乏真知灼见，但观点或被曲解，或被阉割，又没有畅所欲言的起码条件，在对方的猛烈攻击下，很快宣布“缴械投降”。但这场“讨论”很难以形式上的成败论英雄。人们正是通过这场轰动一时的“讨论”，对知识青年中广有市场的怀疑论的基本观点，有了较多的了解。而怀疑论的一些基本观点，也借这次“讨论”得以阐扬。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黄一丁与刘宁自幼相熟，从托儿所到小学，又到中学，一直是形影不离的好友。1969年，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洪流，他们一同从北京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安家落户。以后，刘宁上调团政治部宣传队，黄一丁始终留在基层连队。1975年黄病退回京后，承刘母之托，给刘宁写了一封信，劝他尽快想办法回城。作为老朋友，他在信中无所顾忌，对一些社会现象表示了怀疑和困惑：

关于“农业学大寨”，他表示支持和理解，但对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实现预期的目标表示怀疑：

我觉得，如果乐观一点看，它也许能够决定今后农村的命运，也决定我们兵团的命运，也许我们农工们会不再像今天这样受人愚弄，被人瞧不起，被人随意摆布了。因此，也决定我本人的命运。我常想，有许多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情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可农业学大寨运动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呢?

关于大张旗鼓的“扎根”宣传，他也表示了异议。对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树立的“扎根”典型高崇辉的事迹，他认为有些地方很敬佩，可有些地方并不想仿效。

对那些长期束缚青年头脑的政治教条，他用一种含蓄的口吻表示质疑：

有些政治教条，我们总是凭着激情一厢情愿地相信它，实际上并不明白，任何一种政治原则，拿到社会上去总是打折扣的。我们接受它的方法却常是错的。我们手中的信条未必能替我们解决实际生活中哪怕很小的一个问题。

黄一丁信中的看法，应是他矛盾心理的真实表露，他曾经虔诚地参加过“农业学大寨”运动，鼓吹过“扎根”农村的大道理，也深切地体验到“文革”以来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他自幼接受的是工农当家做主的教育，面对的却是农工任人摆布的命运。政治的信条经不起社会现实的撞击，难怪他要对其可靠性产生疑问了。

他将这些解释不清又想弄明白的疑团诉诸笔端，不过是希望得到好友的点拨，谁知却因此酿起一场风波。他的信是1975年11月29日寄出的，大约半个月后，刘宁给他回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冗信。信中斥责黄一丁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又一悲剧”。并用耸人听闻的语气警告说：“同志，好好想一想吧，在今后的道路上，我们究竟是同志还是敌人!!!”如果这只是朋友间私下里坦诚进行的思想交锋，倒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刘宁在复信的同时却把双方通信的复本作为入党思想汇报的资料上交领导了。政治嗅觉异常敏锐的团党委立即从黄的信中发现了政治异端气味，将这件事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上报师政治部，后者也不甘寂寞，又当作重大事件上报兵团政治部黄一丁：《我和刘宁》，《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

尽管事态不断扩大，受到伤害的黄一丁却仍旧蒙在鼓里。接到刘宁来信后，他意犹未尽，又给刘宁寄了一封长信。信中对刘宁的喋喋说教颇不以为然，对受其攻讦的怀疑论反而推崇备至。他强调说：“人思维的本性就是怀疑的……而且我请教一声，难道现实中的许许多多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情和一些让人百思不解的问题的存在都不值得怀疑吗？仅仅轻描淡写地用‘这是前进中的问题’不能说服。”他还用以往的教训驳斥了对方的指责：“我们以前被社会左右得这样厉害，难道不正是因为太少怀疑的缘故吗?社会本身是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而人的怀疑只不过也是尽可能地辩证一些的自然要求罢了。总而言之，怀疑怀疑，天塌不下来，没有怀疑，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前进的。”

“文化大革命”中不可一世的极左势力，最容不得的就是人民对他们的怀疑和不满。“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就是他们给芸芸众生定下的“天条”。在思想专制主义的淫威下，反复申说“怀疑”的必要性、合理性，主张对社会现象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地分析，这无疑是知识青年中一种积极的动向。他们只有从怀疑起步，才可能达到理性的彻悟。

黄一丁在信中还坦言相劝对方；别用信奉宗教的态度来信仰马列主义。理想必须来源于现实，来源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实践。

黄一丁的基本观点虽无可非议，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还是被归结为三大错误：反对学大寨；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散布反动的“怀疑论”。其中以最后一条性质最严重。1976年初，极左派的风云人物谢静宜从《北京日报》的内参了解到黄、刘的通信，认为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返城风”的好材料，主张公开见报。于是4月26日《北京日报》以《两封针锋相对的通信》为通栏标题，将黄、刘二人的第一次通信刊出。同时发表的《编者按》将两人的观点分歧说成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的反映，并称赞刘宁的复信“生动地表现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青年一代的战斗风貌”。

这时的刘宁早已志得意满。他先被团党委授予“先进青年”的称号，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学大寨会议，实现了入党的夙愿。不久，即作为专吃“政治饭”的先进典型荣归北京，以便对黄一丁展开工作。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和组织部也派人找到黄，意在要他返回兵团。每星期，黄一丁都要多次到《北京日报》“谈思想”，承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对怀疑论的围剿并没有到此鸣金收兵。8月26日《北京日报》又刊出被删节的黄一丁给刘的第二封信和刘的复信。刘在复信中继续就怀疑论大兴问罪之师：

我以为你怀疑的不仅是个“力量”问题，你实际上(不管是意识没意识到)在怀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否实现，怀疑群众革命运动的伟大实践，怀疑马克思主义能否解决现实问题……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你就会完全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党离心离德，和群众的革命实践格格不入。这样危险的后果，你想到没有?

这场“讨论”的结局以黄一丁在《北京日报》上被迫发表《我对“怀疑论”的认识和批判》而落下帷幕。文中，黄自称在接受“深刻教育”后开始“猛省”，“看到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激烈斗争的刀光剑影”，进而批评了“怀疑论”的五种“骗人手法”。这些违心之沦，只能表明思想专制主义的可怕。

对“怀疑论”的批判当然不是针对黄一丁个人的。黄的一些观点，在知识青年中是很有代表性的。正因为如此，这场所谓的“讨论”才在知青中引起强烈反响。刘宁的复信空洞无物，热衷于无限上纲，加之将好友私信上交邀功的行径有玷为人行止，故被广大知青所不齿。黄一丁的书信则完全是推心置腹式的，不乏真诚，何况道出许多知青的真实感受，在充斥“假、大、空”的新闻报道中读来令人耳目一新，所以他的遭遇赢得广泛同情。云南西双版纳某农场机关在组织各队知青讨论刘宁和黄一丁的通信内容时，大多数知青公开与官方舆论唱反调，认为“黄一丁的信有水平”，符合现实；而刘宁“太激进了”，“唱高调”，“动机不纯”北京市云南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知青问题调查组：《关于橄榄坝农场现状的调查报告》，1976年7月20日。。黄一丁收到了数以千计的来信。人们不顾舆论的压力，向他致意或表示支持。

(三)真理的呐喊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得金。”追求真理，犹如披沙沥金，只有锲而不舍者，才有望得到它。在农村简陋的棚屋里，在昏暗的油灯下，始终有一些知识青年孜孜不倦地从事理论的研究和探索。苦斗于社会最基层的经历，不但没有消磨他们追求真理的热情，反而促成了其思想的成熟。在一个不允许思想的年代，有思想便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罪过”，思想者受到迫害也就不足为奇。但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新时期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者，是一代青年中最富理性、有思想、最具批判精神的精英。

在知识青年中，较早深入理论研究，并且提出独立见解的代表人物，除了前面提到的遇罗克外，还有罕为人知的张木生。张原是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学生，1964年初中毕业。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1965年7月，他和同样出身高干家庭的同学陈伯达之子陈小农，以及李秋梦等人带头到内蒙古巴盟临河县插队落户。当时，他们已约略得知毛泽东与王海蓉、毛远新关于教育革命谈话的一些内容。在校期间，他们就大量阅读马列著作，课程学习反倒置于次要位置。他们一心取法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革命实践，坚信凭着一腔热血可以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这就是他们主动要求上山下乡的原因。刚下乡，为了表决心，张木生写了一首诗：

耕云播雨塞疆，沙漠变成粮仓。

绿波依依草地，白云缕缕绵羊。

野坳处处绿装，层林处处果香。

任它个血汗滴滴，待它个白发苍苍。

平生志已足矣，换得人间天堂。

诗中抒发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自己的志向。陈小农批评这首诗意境不够高，政治性不够强，没有“赤遍环球是我家”的精神。

初到农村，他们就发现农民有“反动思想”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农民中间尽是这样的顺口溜：“想社会，盼社会，社会来了更受罪”，以及“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穿破小袄，十六七年过去了，让人咋说共产好”之类。当地农民把社会主义叫“社会”，多年缺吃少穿，才逐渐生出许多怨言。

张木生等人拼着命干了一年，所在大队的日工值更低了。产量没有多大提高，却多了十几位知青参加年终分红，分值自然降了下来。“赤遍全球”的抱负严重受挫，内心有了许多矛盾和动摇。不久，“文化大革命”掀起狂澜，张木生和陈小农等人回到北京闹革命。

张木生理论观点的初步形成，与他和其他一些知青所进行的两个乌托邦试验的破灭有关。1966年秋，他和几名中学生设想在湖北大别山兴办一个“半农半读毛泽东思想讲习所”，经北京市委书记与湖北省委联系，决定把“讲习所”设在农安。办这所学校的动机，一是对旧学校的教育制度不满，二是想直接改造农村。他们认为，“斗、批、改”的口号终归要落实到“改”字上。结果，上海“一月风暴”的雷响，把他们的设想震得粉碎。

张木生败兴而归，并未死心。回到临河县后，他和几个知青选择全县最贫困的一个大队，自己集资，办起了农场。当地地旷人稀，知青相对集中。他们创办了一个刊物叫《新思潮》。同时组织学习、办学校，从事科学实验，对知青进行培训，推动农田基本建设。这个农场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只好散伙。他们后来把此举戏称为：“在斯大林的迷梦上打了一针毛泽东的麻醉剂。”陈小雅：《北京知青历程回顾》，《海南纪实》，1989年3期，第156页。

回到原先插队落户的村子，张木生却发现了一个奇迹。“文革”初期天下大乱，李秋梦在他兼任队长的生产队组织了小包工，还增加了各户自留地的面积，结果增加了十几万斤粮食。同时，又组织泥瓦匠、皮匠、鞋匠、画匠出去搞副业，队里又办起了磨坊、油坊，利用市场，工分值也提高了。这个变化对张木生的教育很深，“老百姓不是不能干，政策稍微改一改就能这么好。”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于是，他开始带着一大堆疑问拼命读书。“雪夜无人读禁书”被称为“天下第一快事”。禁书中包括供内部批判用的国际共运史上的一系列“灰皮书”，如布哈林、考茨基、伯恩斯坦、德热拉斯等人的著作，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有一系列中国右派的作品，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四大卷右派言论和向党交心的报告。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此外，还有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雷波夫的著作和毛泽东五卷本的内部讲话。读书过程中，他常和几位插友彻夜讨论读书心得。他发现自己学识根底太浅，又回过头去读《资治通鉴》，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最后干脆研读《资本论》、《列宁全集》。

有比较才有鉴别，张木生将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对照来读，最后理出一条思路，认识到中国的问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阶级斗争为纲”所能解决的，应从体制上研究社会主义，包括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农村生活的亲身体验，使他对彭德怀的所谓“反党意见书”有了全新的认识。而1975年的大右派林西翎的向党交心材料，给他留下的印象尤深。林本人是北大法律系学生，她对于苏共二十大的叙述，对斯大林的评价，对民主、法制问题的看法，令他耳目一新。用张木生一个朋友的话来说：“我们现在争来争去，还不如1957年右派看得深看得透。”

在大量读书和反复思考的基础上，张木生于1968年秋写了一篇三万字的文章《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全文分为六部分。

第一部分从批判斯大林开始。他认为斯大林一生的事业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三位一体。集体化、工业化和肃反扩大化就是三位一体。要成为强国就必须搞重工业，搞工业化要搞原始积累，就必须剥夺农民，搞集体化。遇到任何阻力都要粉碎，于是就有了肃反扩大化。斯大林虽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但是却不会带来马、恩所说的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第二部分论中国的农业发展史。将合作化以前与大跃进作了对比，对后来的体制提出了疑问。认为解决农村发展的关键问题是体制，实质上是认为人民公社体制存在缺陷，又指出对“包产到户”不能简单否定。张木生还借毛泽东自己说过的话：“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违背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进而说明：我们有列宁所批判的主观社会主义的东西、民粹派的东西、乌托邦的东西。

第三部分是讲学大寨。当时还不敢对学大寨运动说得一无是处，只是说学偏了，评工分是奖懒罚勤，劳三人七的分配比例不是多劳多得。

第四部分分析1957年以后大说假话的根源。

第五部分论机械化和农民积极性问题。要消灭城乡差别，病根是积累问题，剥夺农民问题。农民的一切都统购统销，统收统分，哪有价值规律?农民永远低收入、低效益。

第六部分，知识青年问题。认为农民应是受教育的对象。让知识青年受受教育者的再教育，不知他们能教出什么结果来。为了提供理论依据，他援引了列宁关于农民，他的善良和残忍，他的勤劳和自私，他的聪明和狡诈是分不开的观点。并指出，确定谁先进、谁落后，应以所代表的生产力为标准。知识青年为什么不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呢?有关观点见陈小雅《北京知青历程回顾》与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158页。

张木生的见解新颖、大胆，论文在青年中不胫而走，出现了手抄本，接着又有了油印的小册子。知识青年有表示赞同的，也有奋起批驳的。1970年4月内蒙古突泉县学田公社解放、胜利、西沟等大队的北京插队知青在自编自印的小报《广阔天地》中，对张木生的论文进行了集中批判。一篇叫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批判稿为张木生“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我们党、向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向文化革命，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展开猖狂的、全面的、恶毒的进攻”而大动肝火，义愤填膺地宣布“他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青年，而成为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被打倒的从彭德怀到刘少奇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者的代言人了。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了”。还有一篇叫做《贫下中农批张木生言论》的报道，借“贫下中农”的名义，斥责一些知识青年下乡后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得出一套“极其反动”的理论，并且广为散布。

无独有偶，当时热衷于社会调查和理论探索的还有原北京四中学生赵金星等人。在被阶级斗争搅得昏天黑地的年代，赵金星居然提出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众所周知，直到“文革”结束后，人们痛定思痛，才认识到“人道主义”的可贵，并在理论界展开了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而赵金星早在“文革”初期就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太超前了。曲高和寡，难怪他的论文《历史哲学》会被思想激进的知识青年斥骂为“狗屁洋文”。还有一位叫徐浩鸳的知青，因“装乞丐调查社会阴暗面”也遭到迎头痛击见内蒙古突泉县学田公社北京插队知青油印小报《任重而道远》、《广阔天地》，各第9期、第5期合刊，1970年4月。。这说明，早在上山下乡运动兴起之初，一些有头脑的知识青年已经开始结合自己的农村实践，展开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探讨。张木生是这批青年中的佼佼者。

张木生的文章和某知青的上告纠举信，后来被一并载在内参上。当时罢官家居的胡耀邦读到这篇论文后评论说：“讲得有道理。”据说周恩来阅后批了一段话，大意是知识青年在探讨一些问题，不应当作为反革命看待。张木生在罗网密布的年月侥幸逃脱“反革命”罪名，与周总理的批语或者不无关系。1972年，张木生终归还是被逮捕，关进监狱。

林彪事件后，严峻的现实和深刻的思想危机促使更多的青年走上独立思考的道路。一些青年已开始从理论上对“文革”作出批判的反思。1974年末，广州几位知识青年在街头张贴的、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集中反映了这种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批判的精神。

大字报虽然抽象地肯定了“文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却几乎具体否定了“文革”以来的一切做法。它第一个公开批判林彪的“天才论”，指出“天才论”的要害就是“几百年几千年才出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的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于是“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这实际上提出了必须破除思想禁锢的问题。

大字报并未停留在对现代迷信的批判上，而是进一步剖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历史条件，提出了反对“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命题，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的法西斯专制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反对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大字报针对林彪的法西斯统治，强调了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这是大字报的主题。“李一哲”对民主的理解是：允许政治上的反对派公开存在，以防止林彪垮台以前，批评林彪的人惨遭政治迫害的悲剧重演。为此，他们要求用社会主义的法制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1974年，在林彪体系的极左实质基本没有受到批判，而“四人帮”甚嚣尘上的时候，“李一哲”能公开地、尖锐地提出以上看法，是难能可贵的。他们从批判“林彪体系”入手，实际上对“文革”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全面的批判。这表明知青精英在理性认识上实现的飞跃。虽然这批判来自普普通通的三个青年，但真理的锋芒却使权势熏灼的“四人帮”大为恼火。据说王洪文曾气急败坏地指示要动员100万人“批判”这张大字报。当时的广东省委组织了专门的班子“宣集文”来对付“李一哲”。尽管“宣集文”有来自省委乃至政治舞台上的庞然大物“四人帮”的支持，掌握了一切必要的组织力量和宣传手段，但真理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李一哲”的大字报在群众中辗转传抄，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张大字报随即被广东省委宣布为“反动大字报”，作者则受到围攻、批斗以至逮捕。

张木生、李一哲等人是知识青年的思想先驱。他们独立思考、执著探索的举动，虽然无法改变当时的整个形势，但发出的真理呐喊还是唤醒了更多的人们。“文革”末年，极左货色已遭到知识青年的普遍唾弃。他们的觉悟，为历史性变革的到来做好了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