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山下乡运动发端初，对城镇知识青年就有两种主要安置方式，一种是到国营农、林、牧、渔场(或生产建设兵团)当农业工人(或兵团战士)，一种是到农村社、队插队落户当农民。两者的生活、劳动条件、经济收入方式乃至社会身份，是存在明显不同的。从1962年至1972年的10年中，全国共有873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有666万人(占总数的76％)，到国营农、林、牧、渔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207万人(占总数的24％)国务院知青办：《1962年至1972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1973年6月。。因此，到农村插队落户是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的主导方式。

(一)插队知青的安置

下乡插队的形式可以追溯到50年代。1957年动员城市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参加农业社生产，性质相当于后来的插队，只是当时农村集体所有制组织叫农业社，而不像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以后一律称生产大队、生产队。农业社规模小，容纳的人口有限，下乡知青一般采取单身住进农户的安置形式。

1960年以后，城市又开始组织城市青年到农村插队，同时插队的形式趋向多样化，主要有单身插、集体插、投亲靠友。投亲靠友也是单身插，有的部门最初对这种安置形式颇不以为然，认为效果不理想，如投靠近亲，并短期在农村还可以，若投奔的是远亲，或者长期在农村，则有问题。对于分散插队，却给予了过于积极的评价。1962年共青团重庆市委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将分散插队的好处总结为：1耕地、住房、农具、生活等具体问题好解决；2国家投资少，见效快，下乡知青容易实现自给自足；3与农民一道劳动，容易掌握劳动本领；4安家落户以后易于巩固。但时隔不久，分散插队弊病就暴露无遗：知青单身一人，劳动之余还要从事家务，负担过重；生活单调，缺乏文化生活和娱乐；对知青工作难以管理，以致放任自流，导致了一系列问题。所以，从1963年起，对插队知青进行集体安置的做法得到大力提倡。

集体插队的基本方式是选择有条件的公社和生产队，安置三五人，六七人，组成一个小集体户，集体生活，分散劳动。以后，一些地方还兴建了包括十几人、几十人的大型集体户。集体户的优点被概括为：知青力量集中，可以成为生产上的突击力量；适应青年喜欢合群的特点，便于互相照顾、帮助；吃、住问题容易解决；容易管理和组织；能比分散插队节省30％左右的安置经费。

一旦“文化大革命”浊浪拍天，“再教育”理论成为指导上山下乡运动的金科玉律，在公社或大队建立知青集体户(又称“知青点”)的做法，首当其冲受到了批判。1968年12月6日《人民日报》以辽宁省新金县革命委员会名义发表的文章《下乡知识青年必须由贫下中农给以再教育》中，斥责在公社、大队建立“青年点”使知识青年脱离了政治，脱离了贫下中农，仍然是“出门一大群，不问阶级事，三叔二大爷，仍是一家人”，丧失了阶级斗争自觉性。文章还批判“青年点”使知识青年“从‘旧学校’的深宅大院刚冲出来，就又被关进大队‘青年点’的深宅大院”。结果，跟贫下中农“扯不上筋，挂不上骨，没有靠帮”，致使贫下中农不能掌握“再教育”大权。1964年，湖南沅江县星火公社曾把66名下乡知青单独组成一个新建队，为他们盖了房，修建了球场。“文革”初，这种集体安置方式也被当作“黑典型”在《人民日报》上受到口诛笔伐，理由是使知识青年“脱离贫下中农，脱离阶级斗争，只讲生产出工”《人民日报》，1969年8月24日。。

随着旧经验被否定，“文革”初期上山下乡运动的领导者试图建立起与“再教育”理论相吻合的安置插队知青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基本原则是使下乡知青能够与贫下中农保持频繁接触和密切联系，便于贫下中农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官方大力推广的“新经验”主张，停止在公社、大队建知青点，应把知青点建在生产队上，认为这是一种“既有集中又有分散的插队落户形式”。具体做法是把下乡知青编成若干人的小组，安排在各生产队的自然村，集中吃住，并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这种做法的好处据说是：既避免了以大队为单位集中吃住所造成的知识青年成堆，不便于贫下中农管理的问题，又解决了知识青年在吃、住等方面的困难《人民日报》，1969年11月16日；参见同报1968年12月6日。。

“文革”前已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分散插队(即单独一人到生产队落户)经验，因新闻媒介的鼓吹而重放异彩。1968年单枪匹马到山西省杜家山落户的北京女知青蔡立坚，成为“文革”中第一颗冉冉上升的知青新星，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正是通过对她的公开表彰，为广大知青提供了一种分散插队的成功方式。

在“再教育”理论的笼罩下，更为激进的安置方式则是单独一人到贫下中农家中“插户”。当时，不少下乡知青抱着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满腔热情，主动要求到贫下中农家“插户”。新闻媒介的宣扬，助长了此风的蔓延。到内蒙古牧区插队的北京知青，下乡伊始，为了克服与蒙古族牧民在语言、习惯上障碍，密切与贫下中牧的感情，积极要求到贫下中牧家“插包”(蒙古包)。内蒙古自治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代表、北京知青吴小明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

今年春天开始接羊羔的时候，我们十个人要分别住到十家贫苦牧民的蒙古包里去。分开时，大家都有些恋恋不舍，但是，跟贫苦牧民共同生活了一两个月以后，大家就再也不愿意回来了。《人民日报》，1969年8月22日。

一个蒙古包，不过七八平方米的面积，却是一户牧民生活起居的全部天地。一名女知青再加入进来，语言不通、习俗隔膜，对牧民和知青双方来说，都会有种种不便，且容易酿成矛盾在内蒙古牧区，男女同室是历史上游牧生活留传下来的习俗。有的牧民毫无恶意地将插户的女知青与自己的儿子安排在一室，结果招致男知青对牧民儿子的一番痛打。见傅子恒：《误会》，《难忘鄂尔多斯》，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某知青在牧民家“插包”，为了报答主人对自己的关照，特意将千里迢迢寄到的大虾仁奉上以表示感谢之意。岂料牧民将虾仁倒在地上，惊呼“虫子不能吃！”对知青大为不满。见韦立：《虾子的“委屈”》，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两起纠葛皆因风俗不同酿成。。但牧民淳朴善良的天性与知青本身“永远做贫苦牧民的好儿女”的一片赤诚，往往能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化解矛盾的黏合剂。

然而，光阴荏苒，许多问题却在意想之外。牧民按自己的观念“教育”知青。男知青整天外出放牧，女知青如牧民妇女一般，成天待在蒙古包里烧茶、做饭、拉水、捡粪(牧区以干牛粪为燃料)、缝缝补补、挤奶。一些知青对这种生活不满，与牧民渐生嫌隙。加之文化学习无法保障，一段时间以后，对“插包”已兴趣索然。于是重归集体户的越来越多。有的知青还找到北京安置办公室反映“插包”的问题《草原启示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627页。。牧区知青“插包”的失败，集中代表了风行一时的“插户”风的归宿。它向知青们揭示了理论上的“再教育”与事实上的“再教育”是多么迥然不同。知青也就通过这种对比逐步理解了“再教育”的真谛。

话说回来，60年代末70年代初，知青下乡人数过多，势头过猛，令许多农村社队应接不暇，安置工作跟不上，青年点的房屋无法落实，也推动了分散插户现象的扩展如福建龙溪县，自1968年至1973年共接收下乡知青三千余名，均实行分散安置，住在农民家里或生产队部。1974年开始建青年点，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见《龙溪县志》，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9年版，第516页；参见《南川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1页，文中提到同一现象。又，内蒙古敖汉旗“文革”中接收各地知青六千多人，有单人插队落户的，也有集体插队落户的。其中，以单人插队的最多。见《敖汉旗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分散插户，又有长期、短期之别。短期插户的时间为三个月到半年不等。官方舆论将这种做法誉为“一种很好的再教育学习班”《人民日报》，1969年11月16日。。

总之，60年代末70年代初“再教育”理论所向披靡时，知青集体户出现了由公社、大队建点向生产队建点的转变，知青点的规模呈现小型化，与此同时，插队知青的分布趋向疏散，单人插队，三四人插队的现象相当普遍。

青年点设在生产队上，确实有利于密切知青与农民的交往。知青吃、住、劳动、学习都在生产队，增强了对农村和农民的了解。不过这种方式对知青带来的不利影响还是主要的。

首先，使下乡知青在农村的处境更加捉摸不定。与公社、大队干部相比，生产队干部的文化水平、政治素质、管理能力更低，对国家有关知青政策也更加隔膜；他们的任务主要是组织本队农民从事生产，主持分配，按时向国家交纳公粮。他们更加关心的始终是农民的利益。当知青的到来只影响农民的收入而没有产生什么实际好处时，他们会比公社、大队领导表现出更多的不满。这当然会强化下乡知青的窘迫处境。

其次，随着青年点设在生产队，国家拨给下乡知青安置费的大部分也下拨到生产队。生产队账目本来就漏洞百出，上级部门又难以清查，以致各地生产队任意挪用、侵蚀知青经费的现象层出不穷。

再次，当知青的生活天地完全被限制在生产队时，集团力量单薄，无力抗拒外部压力，权益更易于受到损害。与农民同工不同酬，居住条件差甚至没有住房，生活不能自给，是众所周知的抱怨。因为缺乏管理，一些知青集体户如一盘散沙，不少分散居住的女知青沦为逼婚或者坏分子渔猎蹂躏的对象。

由于上述积弊，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决定中止分散插队，要求发展知青集体户和公社、大队兴办的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

对大多数插队青年来说，集体户也就是他们在农村的“新家”。显而易见，集体户有别于人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户”。后者是从户籍制度角度来指称的家庭，是以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包括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亲属；集体户则是由一群未婚男女知识青年组合的社会单位。当然，像真正意义上的“户”那样，集体户也拥有自己独立的户籍(户口本)和户主(户长，即一户的负责人)。

通常，集体户的成员只是集中食宿，他们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则是分别记工，并按个人实际劳动日(一个劳动日为一个工)和工分标准计算报酬。性别、体质、劳动态度上的种种差异，造成收入的差别。家庭经济状况的好坏，也直接影响到知识青年的生活水平。有可靠经济资助的知识青年不必为衣食操心，无家庭资助或少有资助的知识青年则往往为收入菲薄和囊中羞涩忧心忡忡。但无论这些差异多么鲜明，他们却要在集体灶(集体户统一办的伙食)合伙吃饭，同时还要分担集体户维持正常运转的各项开支。男女知青在饭量上的差异显而易见；集体户成员探亲回家或因病误工更是普遍现象。种种差异造成了集体户内部经济关系的复杂性，增加了集体户履行生活管理职能的难度。

在上山下乡运动初期，许多集体户的知识青年是按他们在学校中受到的有关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来处理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的。甚至像陕北那样非常贫困落后的地区，一些知青集体户也曾试行过“小共产主义”的制度。所谓“小”，是指“共产主义”的范围仅限于本集体户，而这种“共产主义”的实质则是极端艰苦条件下人们在分配上实行的平均主义的原则。集体户内，口粮和工分统算，轮流驮水做饭，成员没有什么“私有财产”，就连偶尔收到的家里寄来的包裹(糖果香烟之类)也是平均分配牛角：《片笺波澜》，《回首黄土地》，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页。。当时，许多集体户是在原先同一学校甚至同一班级基础上自愿组合的，关系比较融洽，增强了“小共产主义”的可行性。

往往哪一个地方的知识青年在思想上愈富理想主义，行动上愈富实践精神，文化素质与道德水准愈高，其集体户的“公有”色彩就愈鲜明。一名陕北知青在回忆录中将自己所在的知青小组说成“理想主义的一群”，过的基本上是“战时共产主义”或“共产公社”的生活。大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是可供分配的东西太少)。每个人都尽力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每个人(不分男女)都轮流做五天饭；每个人轮番参加公社、县、地区、省里的会议；工分也是集体户统一结算、集体分配。唯一的区别，每个人的工分是由生产队的记工员记在个人的记分册上郑秀满：《那时，我们还太年轻……》，《回首黄土地》，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381页。。

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里，老一辈革命者对“战时共产主义”的生活并不陌生。当他们为着一种理想的追求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时，又有什么必要去计较物质利益上的微小得失呢?同样，当一批批满怀豪情的知识青年在贫困落后的乡村重新尝试“战时共产主义”的生活时，精神上是基于同样一个理想的支撑。

在“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时髦一时，被吹嘘为“限制三大差别”的一项重要措施。它也助长了“共产”风在知青集体户中的蔓延。因此毫不奇怪，平均主义的种子有时会突破集体户的壁垒，在更大范围发芽开花。

1969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介绍了井冈山小通大队在知识青年中试行“合作互济”分配方法的经验，即把每个知识青年的劳动所得和国家发给他们的安置费集中起来，统一管理、统一使用、统一安排生活。由于这些知识青年到农村不久，劳动收入还不很多，又不善于安排生活，实行“合作互济”后首先是保证每个青年都能获得基本生活费用，其余作为积累。知识青年患病和家庭困难需要补助，经知青们讨论，由大队批准。这篇经验认为：这个分配办法，充分体现了阶级友爱，知识青年可以在不增加国家负担，不增加贫下中农负担，不增加家长负担的情况下，解决到农村后遇到的一些经济困难，更好地接受再教育。经验还认为：“合作互济”的分配方法，培养了青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很多青年积极劳动，为“合作互济”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合作互济”的思想基础。

小通大队经验的特点之一，是打破了同大队各知青集体户经济上的畛域，以大队作为一个统一的分配单位；特点之二，是典型的“大锅饭”(即平均主义)做法，与按劳取酬的原则则格格不入。应该承认，当知识青年在农村立足未稳之际，实行这种“大锅饭”分配方法，对于保证每个知识青年的基本生活需求，使他们尽快稳定下来，是会奏效一时的。不过，由于这种做法完全脱离农村的经济条件，也不考虑知识青年本身存在的差别和实际利益，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就注定了它虎头蛇尾，难以为继的结局。

一些地区的知识青年曾经自发地试行过类似于“合作互济”的经济管理办法，无不以受挫告终。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旗阿尔山宝力格的36名北京知识青年，在1969年初第一次年终分红时就组织了以大队为单位包括若干集体户在内的所谓“小共产主义”的经互会。经互会宗旨是：发扬阶级友爱精神，统一管理劳动所得，按照大家的实际需要支配。经互会设经委会，选出三人管理小组。经委会的六条公约是：经委会是在自愿基础上成立的群众组织；自愿加入，退出自由；每一个成员都要积极参加集体劳动；每人每月十元生活费，大件东西由集体统一置办；提倡勤俭节约，反对浪费；健全财会制度，定期公布账目。经委会成立后，除每月十元生活费外，还负责支付知识青年探亲路费、伤病者医药费、服装费。然而，知识青年思想状态本来不一样，有的自觉，有的不够自觉；个人情况也不同，有的年年探亲，有的二三年才探亲一次，在家逗留时间也长短参差；有的人爱惜衣着，有的则不太爱惜，个别人认为，坏了没关系，反正有经委会。这样一来，个人的实际收入与支出明显脱节，长此以往，就在“小共产主义”的躯壳内打入了分裂的楔子。所以，尽管经委会的管理小组恪尽职守，知识青年们还是感到在经济生活上过于受拘束，要求解散的呼声渐起。在宣布解散以前，这个经委会竟坚持了三年之久李仿：《小共产主义》，《草原启示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应该说已是一个奇迹!

知青集体户中一度流行的“共产”风，是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首先是历史的条件，主要是指长期以来学校中按部就班实行的理想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集体主义教育、阶级友爱教育；其次是现实的条件，主要是指“文革”初期平均主义思想在社会各领域的高扬。最终，知识青年的这种“乌托邦”倾向被严峻的现实生活一扫而光，他们的头脑也比较清醒起来。而曾经洋溢在知青集体内的互相理解、互助互爱、同甘共苦、扶贫济弱等等高尚品性，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当“共产”风陷入沉寂后，集体户知识青年普遍依照“按劳取酬”的原则领取个人报酬，同时共同分担集体户的必要支出。与此同时，知识青年间因为闹纠纷，导致集体灶散伙，每人“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劳动、生活自顾自的现象益发普遍了。

(二)农场(兵团)知青的安置

早在50年代中期，就有一些知识青年参加农场建设。1962—1966年，国营农场累计接收安置了42万城市知识青年此据国务院知青办编：《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3页。《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4页则说有257万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规模迅速扩大。截至1972年底，到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已有200万人，约相当全国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总和的1／4此数字系1962—1972年合计。目前两组数据略有差异。一组是国务院知青办《1962年至1972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1973年6月)提供的，称全国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总数为873万人，内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的207万人(占总数的24％)；一组是国务院知青办编：《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81年3月)提供的，称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总数为845万人，其中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的196万人(占总数的232%)。。这以后，多数农场、兵团人员极度饱和，安置知青人数剧减。整个“文革”期间，安排到国营农垦系统的知识青年近250万人(约为下乡知青总数的18％)此据国务院知青办编：《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2—3页。《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则说有220万人。。各垦区接收知识青年的人数是：黑龙江垦区55万人，广东垦区36万人，上海市农场32万人，辽宁垦区22万人，新疆、云南、内蒙古垦区各10万人，江西垦殖场8万人，江苏、湖北农场各5万人，湖南、安徽和北京市农场各3万人，其他省、区的农场在2万人以下。

到国营农垦系统的知识青年中，有60万人是跨省、区安置到边远地区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他们主要来自京、津、沪三大城市和浙江、四川两省。跨省安置的走向基本上依照“文革”前的旧轨而因时因事有所变通：北京青年12万人，大部分到黑龙江垦区，少部分到内蒙古垦区；上海青年27万人，其中12万人到黑龙江垦区，近10万人到新疆垦区，4万人到云南垦区；天津青年8万人，半数以上到黑龙江垦区，其余主要到内蒙古和甘肃农场；浙江青年4万人，大部分到黑龙江垦区；四川青年4万人，绝大多数到云南垦区《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个别数字不准确。如上海市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为97万人，书中却说有8万人。。

60年代后期，全国大部分省、区相继以国营农场为基础，组建了一大批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建师，划归各大军区或省军区领导。生产建设兵团是带有军队编制特点的大型国营企业，内部保持着军队师、团、营、连的建制和与之相关的政治工作机构和制度。由于“文革”期间进入国营农场系统的知识青年近半数被安置在生产建设兵团，遂使这种组织形式与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形成不解之缘。

生产建设兵团体制肇建于50年代初。1954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组建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以平战结合、寓兵于农，“屯垦戍边”为宗旨，实行以农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在发展农垦事业的同时兼有巩固边防的作用。

60年代初，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有过将1／3以上的军队改建为生产建设部队的设想，为此，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负责人做过详细调查和征询。1962年，中苏关系剑拔弩张，新疆数万边民越界外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周恩来指示下，在千里边防线上建起一条边境农场带，屯垦戍边。在当时的形势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

1966年2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把新成立的“西北农垦兵团”和“西北林业兵团”也管起来，即用该兵团雄厚的物质力量和大批有经验的干部，支援这两个兵团的建设。西北两兵团的筹建，意味着兵团体制由新疆推广到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但不久，对这个计划又做了调整。西藏的有关领导向周总理报告说，各地青年都愿意到新疆去，我们动员不到知识青年到西藏来。周总理当即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人，组成1000多人的一个团，由知识青年组成，动员到西藏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青年听说让他们去西藏，3天之内报名的超过了3万人，最后派去了2000多人张仲瀚：《周总理的光辉形象永远矗立在军垦战线上》，《人民日报》，1979年1月18日。。这年9至10月，河南开封市约2000名知青和社青，千里迢迢奔赴新组建的西藏生产建设兵团。这成为“文革”前上山下乡的尾声。

“文革”前，大批安置城镇知青的唯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疆古属“西域”，晚清正式建省。幅员辽阔，沿边旷土多未垦辟。新疆紧靠苏联，有着上千公里的边境线。新疆又是汉族与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混居地区，有史以来民族问题比较复杂。主要基于开发边疆、保卫边疆的考虑，国家自50年代起陆续组织大批内地人口迁徙新疆。1954年，以复、转军人和国民党军队起义人员为主体创建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紧靠苏联。60年代初苏、中关系急剧恶化，新疆的战略地位益显重要。与此同时，“大跃进”的失败导致国民经济凋敝不堪，百业萧条，农村饥馁遍地，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大城市一下子涌现出数量庞大的失学待业青年。尤其是上海市，就业问题相当尖锐。仅需要安置的初、高中毕业生就有十几万人。于是以这批青年为主要对象，制定了一个新的、大规模向新疆移民的计划。

上海市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派工作团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1师和农2师塔里木垦区作长期安置计划的考察，把该垦区作为安置上海知青的基地。这项计划曾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支持，他指示：“将童男童女分别组织部队，生产打下了基础，劳动熟练了，有对象结婚，就在边疆安家。”鼓励上海青年在新疆安家落户，既缓解了大城市的就业压力，又可起到屯垦戍边的作用。一举两得，是有深远考虑的。1963年9月，农垦部长王震在一次会议上充分肯定了将知识青年编入生产建设兵团的安置办法，他说：采取征兵组织生产部队的形式，首先是保证青年学生在吃穿用上面相等于步兵士兵的待遇(每月津贴费可比士兵略低)，每人每年伙食、服装、津贴等费用约需250—300元，三年后再评定农工工资等级，这样就能够巩固住。其次是参军可以激发青年革命精神和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军队形式的组织纪律性强，便于对青年进行管理和进行政治、生产技术教育，能够较快地成为有文化有生产技能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产业军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63年9月。。由此可见，当初是将生产建设兵团视作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的一个理想场所。军队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建立的殊勋，它在建国以后享有的崇高荣誉，以及它在年轻人心目中居有的神圣地位，都使这一设想变得切实可行。

生产建设兵团领导在上海做动员时，曾许愿进兵团就是参军，发军装；不满16岁的，到新疆可上技校，毕业后愿回上海的就回上海，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报了名。到“文革”以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接纳上海知青97万。据说，平均不到四户人家中就有一个知青到边疆落了户。加上来自北京、天津、武汉、浙江、江苏等省、市的知青，总数多达127万人。他们到新疆后，被分别安置在南起塔里木河南岸，北到中、蒙、苏边境的阿勒泰，南北相距2000公里的地方。

知识青年到兵团后，在“屯垦戍边”方面做出了贡献。1965年7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国归来路经新疆时，视察了石河子垦区。他们看到垦区良田棋布，渠道纵横，林带葱郁，工厂林立，非常高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石河子接见了上海知识青年杨永青等11人。周恩来指着陈毅对知识青年们说：“这是你们老市长，他关心你们，特意来看望你们。”张百顺等：《上海女知青采访录》，《新疆日报》周末版，1993年1月9日。杨永青的父亲是香港的资本家，她不留恋家庭富裕的生活，坚决要求到边疆扎根。周总理知道这一情况说，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们现在的表现和立场。只要能同原来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就会有光明前途《中国农垦》，1965年第9期。。周的这段话，对于众多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曾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周还引用“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的诗句教育兵团干部战士扎根边疆。

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使蓬勃发展的农垦事业受到沉重打击。农垦管理系统很快陷于瘫痪，各地垦区混乱不堪，加之漫长的中苏边境上形势日趋紧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农垦系统的秩序和生产，同时也为了加紧进行备战，中共中央决定在沿边各省、区和一些内陆省份，以国营农场为基础大批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和农业建设师，划归各大军区和省军区领导。兵团的师、团、营，甚至连一级主管干部，都由各军区调入的现役军人担任，用带兵打仗的办法管理企业。大规模组建生产建设兵团，为安置潮水般涌出城市的下乡知青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

从1968年到1971年，全国新组建的有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兰州生产建设兵团(在原甘肃、青海、陕西、宁夏农建师基础上建立)、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广东生产建设兵团、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山东生产建设兵团、湖北生产建设兵团、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安徽生产建设兵团、江西农建师、西藏生产建设师，加上前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计12个生产建设兵团、3个农业(生产)师，分布在18个省、区(参见附录表4)。

与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相比，去生产建设兵团应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在兵团，生活待遇有基本的保证，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医疗卫生条件较好，组织上有人管理。这几点尤为知青家长所看重。知青本人则往往为兵团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所吸引，对于众多因种种原因不能加入到解放军那所“学习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锻炼成长而沮丧不已的热血青年来说，参加兵团，“屯垦戍边”，在“反修的前哨”当“不戴领章帽徽的解放军”，未尝不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因此，当这种兵民合一、军政一体的庞然大物于60年代末在中国大地炫煌一时之际，立即成为面临下乡抉择的青年的首选甚至许多没有分配机会的青年也踊跃报名加入。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自1969年3—9月半年间，就接待了要求加入兵团的中学毕业生、退役战士、插队知青11万余人次。见《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

然而生产建设兵团的性质与任务，决定了它在接收知识青年时必须贯彻阶级路线，严格政治条件，而不能像对待到农村插队的知青那样，可以来者不拒，不分“良莠”。至少在运动初期，对于报名者感到应接不暇的兵团“招兵”人员，采取的政审标准是比较严格的。原则上应是符合民兵条件方可加入，“黑五类”子女表现不好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等“文革”中落难者的子女，以及直系亲属被镇压者、有海外关系或社会关系复杂或不清楚者，均在拒收之列《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有的青年只好隐瞒不良的家庭出身，得以如愿以偿王川娅：《归途已断》，载《红土热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页。。一些被“政审”淘汰的学生用写血书等极端方式表达自己要求加入兵团的迫切心情。有的知青虽百般争取，仍被拒之门外，最后只得“降一格”到农村插队当农民李士杰：《不是我不爱北大荒》，载《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173页。。但一般说来，在当时滚雪球般迅速膨胀的兵团队伍中，出身不好的知青还是为数很多。

下面是安置了大批知青的一些生产建设兵团的基本状况：

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革”爆发，兵团饱经动乱，生产遭受严重破坏，未再大批接收外省、市的知识青年。1971年全兵团共有10个师、149个农牧业团和181个独立的工矿企业单位。农一师位于南疆西北部阿克苏境内；二师位于天山南麓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三师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缘的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流域；四师位于伊犁河谷；五师地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六师地处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东南部，昌吉回族自治州和乌鲁木齐市境内；七师地处准噶尔盆地西南部，天山北麓山前平原；八师地处天山北麓中段，准噶尔盆地南缘；九师地处准噶尔盆地西部边缘的塔额盆地一带；十师位于新疆最北部，横跨阿勒泰、塔城两地区。

70年代初，兵团总人口200万人，其中职工91万人，主要成分包括复转军人、国民党军队起义人员、支边人员、自动流入人员以及知识青年。原先的127万知识青年中，除因各种原因倒流回关内者外，当时留在兵团的尚有7万人农林部、国家计委劳动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查组：《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工人现行分配制度的调查报告》(1971年8月20日)。又一说为：稍晚时候有知青十万人，见1973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在兵团庞大的职工队伍中，知识青年虽然仅占1／12，却是其中文化素质最高、年龄最整齐的一部分，成为兵团不可或缺的一支骨干力量。

2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是中国的东北边陲，地广人稀。特别是在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汇流区域的三江平原和大、小兴安岭以南的松嫩平原以及从完达山到兴凯湖的牡丹江平原，有纵横千里的大片荒原。人们对这片气候严寒，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的大荒原统称“北大荒”。老作家聂绀弩在他所写的《北大荒歌》中写道，“北大荒，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和苇塘……大烟儿炮，谁敢当?天低昂，雪飞扬，风癫狂。无昼夜，迷八方。雉不能飞，狍不能走，熊不出洞，野无虎狼。”这首歌真实地反映了北大荒荒凉的自然环境。然而这里地势平坦，有广阔的肥沃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50年代初，国家即组织力量开发北大荒。1955年一批铁道兵复转官兵在虎林县境创建了八五○农场，这是在北大荒建立的第一个军垦农场。1958年7万转业官兵进军北大荒，掀开北大荒开发史上最壮丽的一页。到“文革”前，在纵横千里的北大荒上，一大批国营农场建立起来。这些农场大部是以生产粮食和大豆为主的机械化农场，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北大荒成了北大仓。

1965年，中苏关系趋于白热化，黑龙江省的边境局势酝酿着危机。中共中央东北局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6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10万余名转业干部和战士(其中干部511人)分批到达东北农垦总局、省农垦厅、省水产局所属29个边境农场插场插队，组建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黑河农建一师和合江农建二师。不久，“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动乱使这项工作陷于停顿。1967年底，黑龙江省局势趋于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报请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重组兵团。1968年7月1日，兵团正式成立，共接收国营农场93个，合编为5个师，辖58个团，76个营，1300个连队，职工255万人，耕地面积1280万亩。一师在黑河地区，二师、三师在合江地区(以松花江为界)，四师在牡丹江地区，五师在嫩江地区。1969年，兵团大规模开发三江平原东北部的抚远，在当地又增编了第六师。

兵团的组建，主要是为了加强东北边疆国防建设，以及进一步开发边疆。为此，将本来属于地方政府主管的文教、政法、金融、商业、外贸、税收等部门完全接收过来，统一管理，成为党、政、军合一，工、农、兵、学、商一体的一个大而全、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和半军事化组织。

兵团主要领导干部由黑龙江省军区负责人兼任，以下师、团(场)的主要干部由现役军人担任，在兵团内部，干部有现役、非现役之分，劳动力也有兵团战士、兵团职工、兵团职工家属之别。他们之间，政治、物质待遇不同，相互关系错综复杂。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规模仅次于新疆兵团，安置知青的人数高居各兵团之首。1968年夏秋，北京、上海等地三万多名知识青年怀着建设农村、保卫边疆的热情，进入刚刚组建的兵团。年底，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下乡接受“再教育”后，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宁波、温州等大中城市的知青便蜂拥而至。1969年，全兵团接收知识青年19万余人，加上上年安排的3万人，共22万余人，总数已达兵团成立前原有职工人数的80％以上。到1972年底，仅仅3年多时间内，兵团就安置了知识青年31万余人，占职工总数的50％(当年兵团职工60万人)《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经济发展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5页；财政部行政事业财务司调查组：《关于新疆、黑龙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财务的调查》，1972年7月21日。。“文革”期间兵团安置知识青年近40万人。

3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自治区位于北部边疆，北部和东北部与蒙古、苏联交界。全区土地面积仅次于新疆、西藏而居全国第三位。内蒙古自治区水草丰茂，土地辽阔，畜牧业发达，素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50年代以来，国家在黄河河套、辽河平原、松嫩平原以及著名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锡林郭勒草原和科尔沁草原兴建了一系列国营农牧场。

1966年2月，为了加强北部边防，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指示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负责筹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经中共中央批准，于1969年5月7日正式成立，同日，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建设兵团职工、干部(包括300多名现役军人)3000多人并入内蒙兵团。同年秋，通过接收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河北、山东等省、市以及本区呼和浩特、包头、巴彦淖尔盟、乌兰察布盟的知识青年而迅速膨胀起来。兵团编为6个师、41个团(其中6个工业团)。一师、二师、三师设在巴盟，四师、五师、六师设在锡林郭勒盟。1971年5月兵团发展到145万人，其中现役军人5600人，职工101万人，家属38万人。知识青年76万人，占职工总数的75％农林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劳动局：《关于生产建设兵团和农场工人工资问题的调查报告》，1973年。。这一比例，在诸兵团中是最高的。不久，兵团知青增至近10万人。

4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位于远离赤道的热带北缘，是重要的热带作物产地。50年代中，大批复员转业军人被组织到滇边组建农场，昆明市也组织了青年志愿垦荒队分赴各军垦农场，或组建青年农场。50年代末60年代初，为发展橡胶及其他热带经济作物，从湖南等地抽调了数万农村青年支援云南农垦建设。1961年，昆明市知识青年400余人到了思茅地区的农场。第二年，又从昆明市下放了2000余名学生和社会青年。1965年，四川支边青年被动员到德宏、临沧、红河等垦区，他们来自成都和重庆，同时，湖南省的农民大量流入。“文革”中北京首批到云南农场落户的知青于1968年2月8日出发，2月21日抵达西双版纳的东风农场。不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波及充满神奇色彩的南国热土。

1969年10月6日，中央军委批准组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以云南农垦系统和华侨部门的20多个边境国营农场共9万余人为基础。兵团辖4个农垦师，一师驻思茅地区(西双版纳)，二师驻临沧地区，三师驻保山地区，四师驻红河地区。下设团、营、连建制。兵团建制庞大，并不严格按军队编制，有的团下辖20多个营，有的营下辖10多个连。每连虽定员109人，但初期皆不足数，为接收大批知识青年留有余地。

兵团借着大批安置城市知青迅速壮大。至1973年，已接收知识青年近10万人。其中，1968—1971年共有8385名北京知青安置在滇南的红河州、西双版纳的兵团各农场。四川知青41068人是集中在1971年到达的。这些知青是该省在“文革”中培养的首批初中生。他们大多于1969年春季入学，两年学制共学完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本相当于初中一年级的《数学手册》和数量惊人的学工、学农、学军课，从而实现了由学生到知识分子的“飞跃”，达到下乡接受农民教育的标准。成都知青16652人，安排在滇西的瑞丽、陇川、芒市、盈江、宾川、沧源等处农场；重庆知青24400人，进入滇南勐腊、景洪、河口、弥勒、文山、金平、勐海等地农场。上海知青为数最多，4年中共有47575人加入兵团。以上接收外省知青共97000余名。加上昆明知青7038人，总数超过10万人云南省档案馆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档案》卷129，转引自《中国人口?云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226页。

兵团组建时从昆明军区抽调2000多名现役干部。昆明军区颁布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编制表》规定了现役军人配备比例：兵团机关占80%—90％，师、团机关占50%—70％，营、连只配两名主管干部。兵团总人口约30万，干部、战士、职工188万人《热血冷泪——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这就是说，知识青年占兵团职工的一半以上。

5广东生产建设兵团。广东省地处华南，气候炎热，50年代初，国家抽调两万多名军队干部战士，组建林业第一师、二师，在海南岛、雷州半岛开荒，建立橡胶农场。经过十几年的开发，到1966年，海南岛等边远地区已是国营农场星罗棋布，农场内橡胶园、茶园，还有剑麻、香茅、咖啡、可可、胡椒、油棕、椰子……一片连着一片。

1969年4月，成立了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接管了原海南、湛江的国营农场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研究院。兵团组建时接收了大批本省知识青年和退伍军人。1971年兵团辖10个师(海南7个师、湛江3个师)，148个团(橡胶团131个，茶叶团3个，剑麻团2个，油棕团2个，谷物团8个，水果团2个)。职工43万人，其中知识青年12万多人，以及社会青年、复转军人、归国难侨和移民等。兵团成立后，各级机构和部门的主要领导由现役军人担任农林部、国家计委劳动局调查组：《关于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橡胶工人工资问题的调查报告》，1971年5月25日。。

6江苏生产建设兵团。1969年2月江苏省革委会发出通知，遵照毛泽东“五七”指示以及备战、备荒、为人民和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教导，组建南京军区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加强沿海地区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使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于是，将江苏沿海各农场，包括新浦、北云台(林场)、云台、东辛、南云台(林场)、黄海、滨淮、滨海(牛场)、淮海、临海、新洋、弶港、新曹、海安、如东(棉场)、南通、江心沙、东方红，以及部分劳改农场共25个农场(林场、牛场、棉场)划归兵团管辖。兵团辖4个师41个团。营以上配备现役军人干部。兵团知青约有8万人，号称“五湖四海”，主要来自南京、无锡两市，还有上海、杭州、北京等市知青不断调入。

7兰州生产建设兵团。是唯一一个横跨西北甘肃、青海、陕西、宁夏四省、区的兵团。西北数省、区地大人稀，农业劳动力不足，自50年代中期起，国家多次组织内地农民到当地移垦，因计划不周，缺乏经验，均以失败告终。1964年以后，仿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模式，在上述地方实行军垦。

甘肃省的河西走廊，是古代“丝绸之路”东段，酒泉地区是当时东西交通的要道，“丝绸之路”的咽喉，敦煌是东西交通的总枢纽，嘉峪关是万里长城的终点。上述地区海拔高，日照长，虽然降雨量少，但有丰富的祁连山雪水和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水系的数十条河流可供灌溉，适于发展农业生产。1964年，以河西国营农牧场为基础，组建了农建十一师，同时调进大批复转军人和知识青年。到1966年，共安置天津、西安、兰州、张掖、武威、山东淄博、青岛等城市的知识青年近25万人，占职工半数以上。1965年，青海以原劳改农场——格尔木农场为基础，成立农建十二师。同时，从山东青岛、济南等八个城市接收知识青年7000余人，从西宁市接收知识青年1200余人。于是，以山东知识青年为主体，加上部分复转军人，共计1万余人，实行军队编制，采取供给制办法。同年，4800多名北京知识青年和2000名天津、杭州知识青年到宁夏参加军垦建设，于1966年元月成立了农建十三师。另外，在陕西省组建了农建十四师。当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辖十个师，上述四省各农建师即依次顺排，并受其物资、干部、技术人员的支援。

各农建师组建不久，即遇“文化大革命”，经营管理混乱，经济入不敷出。1968年7月3日，周恩来指示兰州军区，要成立生产建设兵团，统管陕、甘、宁、青四个省、区的农建师。1969年4月，兵团正式成立，下辖6个师，57个团场。原甘肃农建十一师和水土保持建设师改编为农建一师、农建二师、林建师，分布甘肃省内；原青海农建十二师改编为农建四师，仍驻青海省境；宁夏农建十三师改编为农建五师，仍驻宁夏境；陕西农建十四师改建为农建六师。兵团组建后，主要安置了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城市知识青年。

除以上7个生产建设兵团外，其余安徽、福建、浙江、山东、湖北5个生产建设师(生产师)也于1969—1971年相继成立。知识青年无一例外地成为骨干力量。1972年，全国兵团系统职工292万人，其中知识青年100余万人总参谋部、农林部：《关于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管理体制问题的调查报告》，1973年2月8日。。

同样是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兵团知青与插队知青的安置环境是存在明显差别的。

首先，两者隶属的所有制形式不同。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到社、队插队的知青，被置于类似农民的地位，挣工分吃饭，一切花销自理，国家不提供任何生活保障(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设想的)。除到牧区插队的少数知青收入较高外，大多数插队知青的日工值只有数角钱，最低的如陕北一些穷队，劳动一天只能挣几分钱《回首黄土地》，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37、156、323、447页。。知青干一年，还填不饱肚子，没钱买衣袜，更别提回家路费。兵团知青，通称“兵团战士”，身份上属国营企业农工。内蒙古兵团知青，前三年实行供给制，平均每人每月33元，其中基本生活部分，包括伙食费、被服费和5—7元(第一年5元，第二年6元，第三年7元)的津贴，共29元，另加医药、烤火等费4元。三年后改行工资制，实际收入比以前提高10元以上。黑龙江兵团接收城市知青，一律定为农工一级，每月工资32元，劳保福利等各项待遇与原农场职工同。广东兵团对知青第一年发给生活费20—22元，一年后定农工一级，月工资24—26元。各兵团分配制度虽然有种种差异，但知青的收入都比较稳定，物质生活得到基本保证。

再者，知青集体的内部环境有别。插队知青集体户，一般由同一城市，甚至同一学校的学生组合而成，文化背景、生活习性接近。兵团知青却的的确确来自五湖四海。排是安置知青的基本单位。有的排由清一色知青编成，有的则与老职工混编。但同一排的知青总是朝夕相处，生活劳动在一起。所谓“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他们虽来自山南海北，却水乳交融地生活在一处，这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大文化景观。

其次，生活环境有异。插队知青尽管经济拮据，半数以上不能自给，但生活环境比较宽松。乡村中社会关系普遍疏散，即便是标榜“工、农、兵、学、商”集于一体的人民公社也缺乏强有力的干预机制，对插队知青无从控制。一般说来，生产队干部对知识青年管理松懈，多数放任自流。知青参加劳动多少，回家探亲的频率和居家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个人。兵团知青多数安置在边疆地区，生活条件、劳动条件相当艰苦。兵团半军事化生活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加上劳动强度高、纪律严格，没有不工作的自由，令许多知青难以承受。

兵团的政治气氛也更令人窒息。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的任务当仁不让地落在贫下中农出身的现役军人、复转军人、老职工的身上。评比“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组织“天天读”、“讲用会”、“忆苦思甜”、“一帮一，一对红”等等一整套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军队政工经验，以军事化的组织系统为依托，得以大范围推广，保证了“再教育”工作持久开展。相形之下，农村社、队的“再教育”工作大多虚应故事。兵团战士中广泛流传的一首顺口溜说：

部队当兵光荣花，工厂工人幸福花，

农村插队向阳花，兵团战士苦菜花。

“兵团战士苦菜花”虽是一种比喻，一种幽默，却有一些道理。中学毕业生参军当兵，既神圣且光荣；进工厂做工不但免遭风吹日晒诸般劳作之苦，而且留在城市，可以享受天伦之乐；插队知青生活固然更清苦，但行动比较自由。至于兵团战士，肩负“屯垦戍边”重任，既种地又进行军事训练，亦兵亦农，遍尝两者的艰辛却得不到两者的实惠，难怪要生出种种牢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