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在童书创作中拾遗补缺

zhangwei

2019年，年过古稀的梁晓声出版了他的第一套童话系列。

两年间，他的童话系列在不断丰富、不断拓展，建构着充满真善美的童话世界，并向这个世界传达他对儿童成长深切的爱意、体贴和关怀。

“我早该从儿童文学中拔腿而出了。”2021年7月14日，济南书博会期间，梁晓声在接受读书报记者采访时如此说道。可是他无法潇洒地转身就走。因为他在这个领域仍有不断的思考和想要表达的欲望，更因为他和山东教育出版社的友情，老朋友刘东杰的期待像孩子一样纯真又迫切，这让梁晓声在儿童文学领域“越陷越深”。

新作《我那些成长的烦恼》是梁晓声为少年读者创作的一部自传体成长小说，讲述的是他从儿童到少年时期“成长的烦恼”，依然是他一贯乐观而光明的底色，叙述苦难却不失温暖甚至幽默的笔调。

中华读书报：《梁晓声童话》知识性很强、涉及面也很宽泛，蒲公英如何掌握风向、大雁为什么排成一字形或人字形、蒲公英种子的来历等等，看书的过程很开眼界。您是不是为了写作去有意搜集掌握各种信息和知识？

梁晓声：知识性不是主要的，是否经得起知识检验也不是主要的。《小王子》一开始说，大人看就是一顶帽子，小孩子才能看出是一条正在消化大象的巨蟒，这不符合生活，违反知识性，但它能打动孩子的情感。

我之所以写童书，有如下原因：一是我的成长史中没有童书阅读经历，小时候没那么多童书，家里也没有钱买。我是成为作家之后读了一些童话，包括很多以儿童视角切入的温暖的、带有童话色彩的成人作品，对我影响特别大。我想我是作家，应该写这样的作品；二是我在儿童电视制片厂十多年，那时关注儿童文学多；三是我在决定写儿童文学之前，扫描了中国的童书出版。

中华读书报：您看到的中国童书出版是怎样的现象？

梁晓声：国内国外的童书我基本全都了解。有一个时期我有意识地考察电影市场的情况，发现国外的动画中动物和生活联系在一起，比如《帕丁顿熊》，熊和形形色色的大人的成长连在一起。国内的儿童文学不是这样。父母带孩子进电影院，什么最逗乐看什么，因此我们看贺岁片，有一个共性就是“乐”字。

我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让母亲和孩子一个乐子接一个乐子，但我不能写，不能读者想要什么写什么，我只写我希望你们读的东西。

中华读书报：您的所有童话都传达了真美善。《小飞蛾漫游记》中，小飞蛾飞行过程中不断领悟，不断成长。蚯蚓告诉他：对生命应该持善良心，人类在变化，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也在变化。由此得出人类进化的方向是善良。人类每朝这个方向迈出一步，世界就会朝着美好的方向迈出一大步的结论。您觉得孩子能理解吗？ 是否稍显“沉重”？

梁晓声：严格说这是五年级以上的孩子读的书。我有意识地希望孩子看一看，故事该怎么讲。万一孩子读了以后作文有进步了呢？ 万一影响谁成为作家了呢——所以这些故事的文学性很强。《在动车上》出版不多久，新闻报道有多次类似的事情。我希望有这样的好母亲，在读了《在动车上》之后和孩子说：“咱们以后在列车上决不做这样的事情。”——万一有这样的影响呢？

我给自己规定了要做的事情。如果你是评论家，你会发表倡导的评论言语，希望童书怎么样；我是作家，就要拾遗补缺。童书在很大程度上有两点是我要补充的。一是励志。很多童书主题跟《狮子王》差不多：“我行，我一定行！”像安徒生的《丑小鸭》，它是天鹅种，如果它是野鸭种呢？ 所有孩子不可能都是“狮子王”，不可能都是海鸥乔纳森。理发师、面点师……平凡的人就不能出色吗？ 我要用《白鸭阿甲》传达“平凡也能出色”的观念。二是爱心。现实生活中缺失爱心的例子不少，比如动物的被虐待；比如一只为家庭下了那么多蛋的母鸡，外国文学中都会成为人类的朋友，但是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不是。这是我要通过《“白先生”与“黑勇士”》传达的。我觉得爱心要从娃娃抓起。

以我的眼看来，有些书一定是不受欢迎的。也许有些母亲会说，我的孩子凭什么让你教育？ 即使受到某些母亲的心理排斥，我也一定写。我不会揣测母亲喜欢给孩子读什么样的书。

中华读书报：您对笔下的人物有体贴之心。不止是站在家长，也站在孩子的立场上。比如《蕾蕾和姗姗》中，姗姗问：姐姐喜欢杂技吗？ 蕾蕾说，为了不让父母失望，也得坚持下去。既为孩子的懂事感到欣慰，也觉得有点辛酸，在某种意义上道出了很多孩子的苦衷。

梁晓声：这个故事是说杂技演员中尖子和底子的合作，还讲了应该怎么看待竞争。我不太知道是不是所有家长都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了能赢，要么自己言传身教，要么借助读物来给自己的儿女找到一种力量，好像恨不得尽早让孩子明白，这是一个竞争的世界。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这样的话，家长和拳击教练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不想我们有可能善而强？

我确实有主观创作的意图，就是传递友谊。首先你要有感觉，别人对你的友善，你没有感觉的话几乎等于不存在。一个人抱怨生活不如内省自己。如果抱怨别人冷，是否别人给你温暖而你没有反应。我提醒读者感激友谊，哪怕是微小的帮助。

中华读书报：您的很多作品，看了总会让读者有些思考——能说具有“教化”的作用吗？ 有些童书几乎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您怎么看？

梁晓声：可以说是教化的作用。全世界、全人类千百年来都是多么重视对儿童的教化这件事情。“教化”二字一定是庄重的，如果是反义的，那不是教化本身的问题。只不过看教化什么，教化爱永远都不过份。这也是我为什么写了《小毛驴“桑丘”》《可可、木木和老八》的故事。

中华读书报：故事都很温暖，但似乎写动物的比较少？ 为什么？

梁晓声：我考察到动物界的时候，不想触及这个层面。如果像《狮子王》那样，在自然现象中、在电影中是要经历打斗的。《狮子王》《黑豹》都是要为“王”。如果写食草类动物，不可避免地会写到它们生存的不安全，这就会出现“坏动物”，不一定可取。

中华读书报：但是您的儿童文学也涉及了生死观。比如在《小飞蛾漫游记》中，谈到生死的问题，谈到成长中应该懂得感恩的情感。

梁晓声：《小飞蛾漫游记》还是写植物的生死。我不希望我的书里有搏击打斗，不希望向儿童传达为了竞争“上位”什么都可以做，我不希望推助这些。我这样写，家长们如饥似渴地用这样的读物为孩子卯劲儿——我不希望加入这个行列，我也不认为这是好的现象。

中华读书报：您的故事取材很接地气，非常真实。《可可木木和老八》写疫情期间可可的成长，父母是医务工作者，体现了作家的责任感和敏锐的反应能力。

梁晓声：我确实感觉到，现实生活中有些孩子被疫情深度影响了。为什么作家不记录在案？ 这篇作品都被《小说月报》头条转载，编年度合订本时收入了，所以我说是这样的书是“桥梁书“，一方面是给孩子看的，但首先它是文学作品。

中华读书报：《北方印象》地域性很强，以小水珠的试验破解“滴水成冰”的说法，伐木工为什么喊“顺山倒”的来历等，有浓郁的地域风情。这是来自小时候的记忆吗？ 是否有日记，或后期加入了一些想象？

梁晓声：我有一篇散文叫《赶集》，这篇散文应该写在二十五六年前，那时我五十岁左右。其中有三名同学，在《我那些成长的烦恼》中都提到过，这本书里的名字大抵都是真名，我哥哥的老师的名字，老师的老伴的名字……都是真名。我认为生活中应该感激的人——最大的感激应该写进书里，成为永远的纪念。因为是真实的，而且心里经常想着，不会忘记，不需要进行虚构。

中华读书报：《哥俩好》疫情期间哥俩的相守非常温暖，描写“二胎”题材特殊视角也非常有趣。您很在意作品的叙述视角？

梁晓声：视角非常重要。《白鸭阿甲》的思想，我在大学课堂讲过。

大家都认为大学应该讲成人文学，大学课堂一定是通过文学作品分析人物所面临的困惑——为什么不能读安徒生？ 我认为《丑小鸭》并不是安徒生最好的作品，过于流露了出身决定论的思想。丑小鸭长大后成了天鹅，飞起来了，但是我们设想，更多的现象是，如果就是一只麻鸭呢？ 它有了天鹅梦，怎么办？ 再梦也不能成为天鹅，但可以变成连天鹅都尊重的麻鸭。

中华读书报：您的文学理念是什么？

梁晓声：在进入北京语言大学之前，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儿童电影制片工作，始终“在场上”，这个场今天这个流派明天那个流派，丰富多变。但后来到大学讲文学课，首先要回到文学的意义。

刚开始我甚至也不知道从哪个角度讲起。后来我想起来，法国雕塑家罗丹有一个著名的雕像，叫人马。人马是希腊神话中的怪兽，对人和神都会形成共同的危害，它有人的上半身，上半身拼命向上伸展、扭动，那种动感明白体现它要从马腹中挣脱，这个过程很痛苦，但只要双足落地，才能成为大写的人。好的文学就是帮我们这个忙，千百年来一直这样。我在大学里反复说这个问题，从那个时期我就调整了我的创作理念。

古今中外之文学现象，大抵可归为三类：一类以揭示人之“人马”真相为目的；一类以呈现人如何努力成人为要义；一类昭示人之为人之后的善好，并且证明这是人皆可以实现之事。我不属于第一类作家，因为那创作过程首先便不合自己的心性；我也不属于第三类作家，因为在我所感受的现实中，“大写”的人、“纯粹”的人不是没有，委实甚少。并且，我对于何谓“纯粹”的人，目前也还是未得要领。于是，我的创作逐渐有了明确的方向，也逐渐形成符合自己心性的理念，即——呈现人不但要一心成为人，还想一心成为好人的过程。

中华读书报：您写了几十年，写作技巧娴熟自不必说。但是在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些叙事策略？

梁晓声：写作的过程也是和自己对话的过程。我在写作中有另一个感觉：不但影响读者也教化自己，写作是自我教育的过程。我写作的过程也会像沐浴了一样。我相信，这样才能写得自然而不矫情。如果矫情，真诚度是打折扣的。好多写作者忽略了这个问题，要是把这些搞清楚，写作的技巧性都在第二位。

中华读书报：《我那些成长的烦恼》描写了很多苦难生活，但读完并不觉得苦，有温暖，有欢乐，有幽默，回忆过往是怎样的心情？

梁晓声：我一直觉得，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个案。我努力地回忆，在我的成长史中很少遇到坏人。所有故事中的情节都是有温度的，可能跟我看问题的角度有关，也可能是基因的影响。我的母亲没有和邻居们红过脸。再就是读书，我年轻的时候读了很多俄罗斯文学作品，那些文学作品中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宽容悲悯的情怀对我影响很大。

中华读书报：《我那些成长的烦恼》让我们充分了解到您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梁晓声的原因，也更深刻地了解到为什么您会有那样的作品。

梁晓声：我下乡之前经历文革，经历了六年的知青生活，复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生活中也经历过很多不愉快。但是我觉得这些恰恰可以在生活中忽略不计。谁也没有理由活得那么超脱。比较之后就会觉得，你没有记住的必要。所以在写作中我是选择性地记忆，有意识地体现温暖。那些不友好的表现，都会变成人生在世一些微不足道的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