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里的恐龙遗址,通常是采用化石和仿真雕塑构成的。这种策展和陈列方式是无法让参观者感受到恐龙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力的,参观者只能感受到恐龙逝去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由于距今时间太长而变得无从追溯,参观者只能采用一种凝视的目光、遥望的姿态,审视这段“遥不可及”的历史,因而并不能与恐龙及其生命故事发生内在、深切的联系。
云南楚雄市有一座恐龙遗址博物馆,该博物馆通过重建“消失的场景”的方式,把“基地”“事件”“记忆”串联起来,凝固下了亿万年前恐龙挣扎和死亡时悲壮而惨烈的瞬间(李宁等,2007)。而这座致力于“场景重现”的博物馆的所在地区属于云南禄丰,是中国恐龙化石最著名的发现地。展馆设计时便因地制宜,在原来地质地貌的基础上,重现了“山谷”“丘陵”“缓坡”“洞穴”等物理情境,由于天然地理因素的基础,到此地参观的场景感受与在博物馆中“无中生有”的场景感受显然是不同的。这座博物馆建立时,虚拟现实的技术还处在酝酿阶段,想要营造出“恐龙复活”的场景还只能停留在想象的层面。当前,谷歌与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联手,借助谷歌的头戴设备(Google Cardboard),在虚拟重现的场景中,再现恐龙的雄姿。
就心理场景而言,博物馆需要运用多元手段调动甚至是“创造”出人的心理需求,让参观者在场景中找到自己的角色,并产生参与的冲动,从而感受到自己被场景充分“代入”的体验。
例如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一个名为“心理咨询师和他的房间”展厅中,还原了世界著名精神分析师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工作室。弗洛伊德的工作室与参观者进入的空间用一面透明的玻璃相隔,参观者需要脱鞋才能进入,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两件物品:一张座椅和一个可以躺卧的沙发。玻璃另一侧咨询师的房间中,设有咨询师的桌椅,上面有打开的笔记本和掀开盖子的怀表,房间一侧立着挂有外套的衣架,似乎咨询师刚刚还在房间中。
房间最特别的设计在于,工作室这一侧有两张与参观者那一侧一模一样的沙发和座椅,摆放的位置也是毫厘不差。参观者进入空间,在座椅或沙发上坐下来,透过玻璃就可以看到自己仿佛进入弗洛伊德的房间,下一秒就会接受咨询或被催眠。在意识到玻璃两侧巧妙的、呼应式的陈列之后,参观者们也立刻明白了,在进入空间之前的脱鞋环节,这些都在帮助参观者们迅速进入自己的角色,参与到策展者想要营造的场景中:每一位进入空间的参观者,通过“镜像化”的方式,走进了弗洛伊德的诊疗空间。
就场景的营造而言,构造时间线索,能使得场景中的“虚拟时间”和参观者的“主观时间”相遇并产生交互。此外,得以保存下来的情境记忆通常是那些给个体留下深刻印象的亲身经历,深刻印象的产生往往伴随着自我情感的深度卷入。因而场景的还原和营造要尽可能诉诸情感,牵动参观者的情绪和情感,使博物馆构建出来的场景生成参观者的情境记忆。
三、创新融合模式,丰富记忆光谱
在本章的第二节,我们谈到了博物馆传播的几种模式。不同模式对应着不同的传播形态、受众和传播方式,适用于不同的情境。本小节中,我们先来探讨不同的模式,在“传播记忆”的功能中所处的位置,进而分析“创意”在融合模式的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以及预期可能实现的效果。
基本陈列,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对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公众,类似异时的大众传播,虽然参观者在不同的时间点进入博物馆,但参观到的展品大体上是相同的。常设的展品构成记忆光谱中的“主旋律”。
http://collection.sina.com.cn/cjrw/2016-10-24/doc-ifxwztru7013014.shtml。此前我们提到,由于藏品十分丰富,但展馆空间有限,或者说由于展品本身状态的特殊性不适宜在展馆中展示等诸多原因,许多著名的大型博物馆实际展出的展品数量较之藏品总数只是冰山一角。而根据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的说法,每年展出的展品不足藏品的百分之一,确切来说,只有0.5%。 因而,单霁翔院长将在任期间的工作目标定为让更多馆藏能被公众看到。
由此可见,除了基础陈列展示出的记忆“主旋律”, “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藏品承载着宝贵的历史文化记忆,有待进一步深度挖掘。其他模式下的博物馆传播可构成主旋律的补充。最主要的方式是专题展和特展。
专题展和特展历来是博物馆策展工作中的重要部分,本书对这一部分的探讨,并非泛泛地讨论博物馆要多举办特展,而是聚焦在特展和专题展的设计和策展中发挥的作用:如何与其他的模式产生有机互动,从而像“伴奏”一样,配合“主旋律”,实现模式共振,在特定的时空中产生最广泛的影响。
作为“伴奏”的特展,应当注意与“主旋律”的基础陈列在时间上产生某种对应关系。例如,我们在第三章谈到的,狗年伊始,各大博物馆举办的狗专题展览,利用萌犬在日常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并准确地把握了目标受众——少年儿童会成为主要的参观主体,恰逢寒假,各大博物馆推出的亲子游,成功地吸引了大批少年儿童前来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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