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4.1中的女士在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里,正通过显示屏与展品图像交互,左边是该博物馆馆藏展品的影像,参观者站在显示屏前时,屏幕会在左边随机播放有丰富表情的展品局部图像。参观者对着显示屏模仿图像中的表情,当表情与图像高度吻合时,会出现“通过(pass)”标识,接着播放下一张表情图片,供参观者模仿。研究者观察发现,参观者对这个模拟游戏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对夸张的表情模仿得不亦乐乎。根据具身认知理论,动作的模仿会调动相应的情绪反应,身心的卷入会深化认知过程。
在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3.0》高科技互动艺术展演中,也可以找到具身认知的运用。互动艺术展演的第三部分是4D球幕影院,重现《清明上河图》里描绘的汴河沿岸市井民生的热闹场面。最巧妙的设计是,展演将参观者的视角设计为北宋市民视角,参观者坐在球幕影院可活动的座椅上,仿佛穿越回北宋,正坐在汴河的一条即将出发的游船上。随着画卷展开,剧幕开启,游船徜徉河面,参观者所坐的椅子随之开始活动,顺着画卷中汴河的水波,时深时浅、时缓时急。座椅对船在水中荡漾的模拟,让人瞬间感受到游船的真切,思绪也被眼前的画卷带动,仿佛刹那间穿越到繁华的汴梁。笔者以参与式研究观察者的身份,体验到了模拟带给人的身临其境的真切感,以及与真切感相伴的丰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
二、空间感知:多层次的空间交互
展览展陈是空间化的艺术。策展人在限定的空间篇幅中,按照一定的结构和叙事方式,向参观者传递信息。在第三章详细论述过空间属性的四个方面:是参观者在运动中建构的主观的、立体的空间形象体系;是与他人交互的、共在的空间;是(通常)城市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城市交往聚集发生的场所;同时,作为城市文明符号的组成部分,是人们感知和理解城市的一种方式。
具体到空间感知上的问题,可以将其细分为几个层次,探讨博物馆的四重空间属性。一是探讨参观者在博物馆里的微观空间感知,例如,某个展品置于某一个空间背景之下,带给参观者的某种特殊感官体验,一旦脱离了那个生境,特定的感知便不复存在。二是参观者对博物馆的整体氛围感知,与一个层次相比,感知的对象不是具体的某一件展品,而是作为整体的博物馆:作为整体的展品、其他参观者以及展馆的整体氛围和光影给人整体的感官和情绪体验。三是跳出场馆本身,对博物馆这一建筑符号本身的感知。四是由于数字技术和虚拟手段进步,空间感知又出现了一个值得探讨的新层次,在某种设备和技术的辅助之下产生的空间感知:如“虚拟地”踏进博物馆,以“遥在”的方式感知博物馆的空间,甚至获得现场参观都不能体验的“极限距离”和“深度感知”。接下来依次从这四个层次探讨。
第一,空间是三维向度的构建,对三维空间的感知早已编码至人体的基因当中,牵动着我们的感官体验和情绪波动,支配着最原始的情感。第三章谈到,参观过程本质上是在运动中建立起主观的、立体的、有深度的形象体系。其中“主观”这一特性无需赘述,立体和深度是实地参观特有的体验,虽然虚拟现实的技术使没能亲临现场的参观者以某种方式补偿了“立体感”和“深度感”的缺失,但只有体验过置身于博物馆内才能感受到的特有氛围和精神能量的人,才会理解“实在”和“遥在”在立体和深度感知体验上的区别。
深度知觉是人类进化出来的本能,发展心理学家经视崖实验发现,刚会爬的婴儿就能够判断出深度差别,视崖可能会唤起婴儿对深度的恐惧,深度感知与人的生存本能、恐惧有密切联系。
博物馆在设计空间时,也会利用对空间深浅的塑造、对建筑形状的拉伸和挤压,让观众产生情绪的变化。如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入口处,采用了一个“悬挑4米的空框雨篷”,这种设计改变了此处原有的空间格局,让参观者一踏入此处就产生一种非常压抑的感觉(杨扬,2007),这个雨篷作为纪念馆空间语言的一部分,构成了空间表达的前奏,也设定了参观者心理活动的基调。然而雨篷本身并没有特定含义,脱离了纪念馆设定的空间背景和特定的空间设计,便失去了某种深意。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水泥墩森林,被设计成只允许一人通行的小径,逼仄的空间阻碍了参观者与他人的交流,目之所及全是灰色、巨大的石墩,让人产生窒息和压抑的感受(黄晓晨,2014)。
第二,通过对空间的安排,让人们形成对博物馆的整体感知。博物馆由于其特有发展历程的缘故,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是脱离社会公众和日常生活的。欧美博物馆在过去百年的时间里,做出了很多努力来改变博物馆与公众相隔离的现实。
例如卢浮宫曾将展馆的一面墙壁打通,旨在改变博物馆过于封闭的状况。原先全然封闭的设计使得博物馆即使在阳光明媚的正午也要完全依靠灯光照明,这样的环境也让博物馆彻底和现实生活隔绝开来。而将墙壁打通后,自然光照射进博物馆,这一设计让参观者可以从展馆内望向外面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的现实生活,使得展馆内的“过去的生活”与展馆外的“当下的生活”贯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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