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顾颉刚:《走在历史的路上——顾颉刚自述》(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89),页84。
顾炎武:《答李子德书》,《顾亭林诗文集》(香港:中华书局,1976),页72—77。
郭大有:《评史心见》(万历十四年刊本),12卷。
郭康松:《清代考据学研究》(武汉:崇文书局,2001)。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4册。
韩偓:《玉山樵人集》,《四部丛刊初编》169。
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卜大有辑:《明刻珍本史学要义》,页50—52。
韩愈:《韩昌黎集》(香港:商务印书馆,1973)。
韩儒林:《成吉思汗十三翼考》,收入《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页1—17。
韩兆琦编著:《史记笺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何炳棣:《华夏人本主义文化:渊源、特征及意义(上)》,《二十世纪双月刊》,第33期(1996年3月),页95—99。
何炳棣:《华夏人本主义文化:渊源、特征及意义(下)》,《二十世纪双月刊》,第34期(1996年4月),页88—101。
何炳松:《通史新义》(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
何冠彪:《论清高宗之重修辽金元三史》,《明清人物与著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页215—240。
何业恒:《大熊猫的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页10—11。
洪迈:《容斋随笔》(台北:大立出版社,1981),上下册。
洪亮吉:《洪北江诗文集》(台北:世界书局,1964),2册。
洪颐烜:《诸史考异》(广州:广州出版社,2008),18卷。
侯外庐等编:《王廷相哲学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65)。
胡适:《胡适日记》(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0),手稿影印本,18册。
胡安国:《春秋序》,《经史钞》(同治壬申旴南汲古书屋补刊),不分卷共26册,胡序在第12册。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上海书店,2001)。
黄裳:《翠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黄震:《黄氏日抄》(台北:大化书局,1984),影印清乾隆三十三年刊本。
黄定宜:《考辨随笔》(道光丁未冬月刊本)。
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台北:三民书局,2006)。
黄进兴:《历史的转向:二十世纪晚期人文科学历史意识的再兴》,《中国文化》,总第44期(2016年秋季号),页1—10。
黄永年:《〈旧唐书〉与〈新唐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黄宗羲:《明儒学案》(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0),4册。
纪昀、永瑢等:《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2册。
季羡林:《天人合一新解》,收入季羡林、张光璘编选:《东西文化议论集》(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2册。
金发根:《论史汉两书之传播》,简牍学报编辑部编:《劳贞一先生七秩荣庆论文集》(台北:简牍学会,1977),页1—21。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62)。
金岳霖:《论道》(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卡尔:《历史论集》(台北:幼狮出版社,1969),王任光译。
柯灵乌:《历史的理念》(台北:正文书局,1968)。
孔尚任:《孔尚任集》(台北:世界书局,1984)。
孔尚任:《桃花扇》(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王季思等注。
孔尚任:《桃花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康熙影本。
赖建成:《布劳代尔的史学解析》(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2004)。
赖建成译著:《年鉴学派管窥》(台北:左岸出版社,2003)。
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页86—98。
蓝勇:《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期,页203、210。
劳格:《读书杂识》(台北:广文书局,1969),丁宝书述。
雷海宗:《评汉译韦尔斯著〈世界史纲〉》,《伯伦史学集》,《南开史学家论丛·雷海宗卷》(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611—620。
雷海宗:《中国的兵》,《伯伦史学集》,《南开史学家论丛·雷海宗卷》,页56—101。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长沙:岳麓书社,1989)。
李贽:《经史相为表里》,《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61),卷5,页216。
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李心传:《旧闻证误》(台大史学会学术股据《丛书集成》印本)。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梁其姿译:《心态历史》,《思与言》,第20卷第4期(1982),页5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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