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中国传统叙事史中曾出现若干有违史学原则的案例,如裴松之写道“请(刘)备宴会,……备觉之,伪如厕,潜遁出”,似引鸿门宴故事,类此书写却由文学家钱锺书指出,此即所谓叙事仿古现象。记事仿古虽称典雅,但所记之事有其时代的特殊背景,自不宜师之。如果以仿古为修辞,其结果必然事迹失真,实情难征而“转滋迷惘” 。所以历史文章如果也用典仿古,必然华而不实有失历史的实况,终不免因词害意,不知将走漏多少真相。于此可见历史叙事固可借重文笔,毕竟与文学殊途。然而现代史家为求真,欲与文学切割,划清界限,互不干涉,势必过当,且殃及历史叙事之式微。
近代科学日隆,世人膜拜科学万能,遂引发影响深远的“科学主义”(scientism) 。风尚之下,历史研究也要追求科学方法,20世纪之初,欲将史学自然科学化,以及统驭历史法则的尝试,虽然失败,然而重视实证分析,提出假设,讲究结构,重视理论,以追索议题为取向,而致力于议题的组织与解释,取史实以应理论之需的所谓“议题导向之史学”(problem-oriented history),继之而盛。作史者将课题概念化,解释所提之问题,探讨集体行为的模式 ,不以个别事件为重,叙事因而几无用武之地。法国安娜学派早于1940年代因轻视政治、外交史而略叙事,遂倾向采用人类学结构与量化分析 。英美史学界更有亨普尔者,相信可用法则来解释与预测历史之进程 ,至1960年代大西洋两岸流行社会科学的历史,社会科学方法风行之下,叙事不仅被视为不够专业,而且以欠缺理论架构为病。
就议题导向之史学而言,解释必须根据对客观或主观机制的分析,由资料分析出历史时期的行为模式以及所有机制的转变。然则势必是分析为重,叙事为轻,认为史家关切既往的古人或群体,其事十分繁杂,必须仰赖社会科学概念与理论,也就是要在理论架构上,将古人作为可资分析的实体,以求获致其行为模式的确切知识。换言之,历史虽属一门自主的学问,亦可自比为社会科学,更可借重其他社会学科,以达到其自身的目的。史家布罗代尔曾夫子自道:“历史的方方面面都应关注其近邻社会科学兴趣之所在。” 孰料有历史学者认为,史家利用社会科学方法与理论,是让社会科学“侵门踏户”,更明言:“史家的最终下场,只能将诠释权拱手让给社会科学而沦落为资料服务的副手,更不被容许置喙理论的创新。换言之,史学与社会科学仅存有单向的主从关系。” 怪哉斯言!所言乃误用社会科学方法之末流。布罗代尔以社会科学为邻,并未让邻居喧宾夺主,他所领导的仍然是西方一大历史学派,从未有被“入侵”的危机感。更有进者,布氏实有意将所有社会科学统合于史学,甚至将所有的社会科学视为史学的旁支,以建立其学派的“安娜典范”(Annales paradigm)或“霸主地位”(Annales hegemony)。再说以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历史最有成效的何炳棣,依然是著名的史家。乾嘉诸老考史常以金石、考古、器物、小学等为辅助,未尝有所谓“出主入奴”之患。盖各学科莫不有其主体性,一学科岂能被另一学科“侵门踏户”乎?史学更不可能失去其学科之自我认同。
量化方法为社会科学各学科所用,史学若能量化至少可跻身社会科学之林,书写更可望近乎自然科学之精确。现代庞大的官僚与工商体系,于行政、策划、评估与表格等作业上,量化尤见成效,而史家处理大量政经数据,以量化分析与统计数字解答,不仅简便,而且合乎科学。政治史家亦可以量化来处理民主化过程、选票估算、群众运动、精英组成、财产分配等等,也具见成效。早在19世纪末叶,在实证与科学的氛围下,已有史家尝试以量化方法研治史学,认为数字可以说话,若加以适当的解释,可以洞见内涵,知前所未知,于是量化成为新而科学的史学方法。量化用之于经济、社会史,尤其如鱼得水。例如二战后由人口数字转化为“历史人口学”(historical demography),成为一门有系统的精致学问,设计新方法,确认新材料,发现新史实,例如从长期的家族资料洞见结婚率、生育率、死亡率,作为估算与分析的基础;只是史料难全未免挂一漏万,而已有之大量史料又处理费时。不过由于计算机的使用,使史料的收集、储存与操作,皆称便捷。计算机更大有利于史家操作量化,由于规模较大倾向团队研究,有赖于学术机关的支持,声势更加浩大。
法国安娜学派即标榜社会经济史研究,拒绝传统历史叙事而倾向社会科学之结构与量化分析,于二战后崛起成为现代一大历史学派,俨然是西方史学界的显学。历史长时间中的数据,无论物价、工资或人口,都能呈现大势所趋,更期盼能集腋成裘,形成系统,配合由观察而综合、由综合而建立法则的科学化史学。量化史学用数学模式处理数据,并检验模式的成效,与旧日的叙事史相比,不仅分析细微,且颇具深度,遂令史家群起效尤,追随模式与理论的建构,号称“结构的历史”(structuralist history),以为以叙事来说古,过于浅显通俗而摒弃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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