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以美国内战为例,说明史事发生原因的难测。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普莱斯利(Thomas J. Pressly,1919—2012)教授曾有专书叙述美国人如何解释其内战。有关美国内战之起因,可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涉及真正的原因是否可得的问题。内战时期北方著名史家莫特利(John Lothrop Motley,1814—1877)直言原因无他,就是南方叛乱。林肯总统也同样指责南方政客挑起战端,斥南方有权脱离联邦之说为“异想天开的诡辩主义”(ingenious sophism)。然而南方史家如波拉德(Edward A. Pollard,1832—1872)则将启衅的罪魁祸首归诸林肯与“邪恶的北佬” 。一般认为解放黑奴是美国内战的主因,其实解放宣言是开战后延伸的作战目标,除了维护国家统一外,还要推翻南方的奴隶制度。史家威廉姆斯(James Williams,1796—1869)则指出黑奴不是内战的原因,而是北方想要主宰南方的借口 。美国内战后国力逐步崛起,至19世纪末史学界人才辈出,对南北战争的起因仍无定论。极具影响力的美国史家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1861—1932)从自然地理与经济因素,看到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制度与利益,所以南北主要是地区间的冲突。他认为黑奴是主要的冲突之一,却绝非唯一的重大议题;有关黑奴的制度与缘起,基本由地区扩张到西部的动力所致 。进入20世纪,尤其欧战后产生厌战情绪,美国史家对内战有了新的看法,认为那场骨肉相残的战争,既无必要也可避免;战争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南北双方的极端政治人物破坏了可行的协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史家尼柯斯(Roy Franklin Nichols,1896—1973)认为先前把地区的意识形态、经济制度以及其他层面的不同作为发生内战的原因,不能成立,因类似情况在其他时段也曾发生过。他的新看法是,激情(hyper-emotionalism)扮演了关键角色,例如每逢总统大选盲目操作政治机器,不顾公众利益,不断制造不负责任的激情,最后导致兵戎相见 。换言之,当时的政治人物如果处理得当,内战未必发生。类此翻案论点也可见诸斯坦普(Kenneth Milton Stampp,1912—2009)的论述之中,如谓美国“内战不比其他战争更有必要,亦不是非发生不可。不幸的是争议经常产生仇恨,导致人与人以性命相搏。有些战争根本没有严肃的原因”。这位美国著名史家认为内战维持了国家的统一,但对绝大多数的美国人而言,并无胜利者,只有被征服者 。另一名家内文斯(Allan Nevins,1890—1971)也遗憾南北双方都未能舍去情绪与夸张坐下来冷静地解决问题,否则协议可得,所以双方都难辞发狂之咎。他也将当年开战之罪归于政治人物,不过不再认定一方之罪,即使奴役黑人也是制度的问题,并非南方人的罪恶;黑奴问题未能解决,南北双方都有责任 。另有学者有鉴于1930年代欧美对法西斯国家绥靖政策的失败,质疑南北战争时期政治妥协的可能性。据普莱斯利所说,直到他写书的20世纪中叶,美国史家对南北战争何以发生的不同意见,不亚于当年战时政坛上尖锐的争论 。
从美国内战起因的例子,可见史家不仅很难精准掌握史事的原因,而且所选择的原因,不是透露价值裁判,就是反映时代意识。史家不论中外古今,皆习于追问史事发生的缘由,中国传统史家自不例外,但所遭遇的问题不二。在中国传统中,最常见的问题不是激情,而是经常以道德价值定因果,不免陷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简单公式。班固撰《王莽传》为其纪传之佳作,于王莽之兴亡,直叙其事甚详,首揭其欺世盗名以窃国,次述其借改制而启乱阶,最后叙盗贼蜂起,内外交困犹欲欺天罔人,卒不免于败亡,若谓“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莽虽崇儒,然其以六经之事文饰其奸言,恶不下于秦始皇之焚诗书,所谓“同归殊途,俱用灭亡”。两人之人品如此,终无德居高位,不得天命 。全传虽着力于莽之品格,尤突出其善于伪装,暴露其处心积虑之微,见诸事实,但仍难免以道德定因果。后现代之弃因果而讲究史事的意义,不谓无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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