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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结构风潮转向语言的思想源头,可追溯到在德国受教育的瑞士学者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他嫌当时的语言学偏重文字的历史演变,而轻忽了当下的运作法则,遂欲打破以语言文字来会意、达义的旧格局,进而认为文字不是传达讯息的唯一方式,文字实际上是以符号系统表达思想,例如马之一字固然指称马,但画中之马也可指称为马。其他如路标、图像、指示灯、身体语言都能有所指涉与达意,明确显示了语言表达不限于文字,而文字也不过是符号之一种。所以索绪尔欲以“符号”(sign)代替“字”(word),以“符号系统”(sign system)代替“语文”(language)。他指出:每一“符号”包括两部分:其一“能指”(signifier),出于唇吻,著于简牍,如纸上的文字;其二,“所指”(signified),指事称物,然并不是物之“本身”(reality),只是物之“概念”(referent)。换言之,“马”字并不是马的本身,只是马的概念。索绪尔否认有所谓“言必称旨”,因“字”或“符号”与所指称之物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马未必一定要用“马”之一字来指称,如一开始就以鹿名马,以马名鹿,则赵高就会指马为鹿,而不是指鹿为马了,此可为《道德经》所谓“名可名,非常名”别进一解。因而在符号系统内,“能指”与“所指”之间、“所指”与“实物”(reality)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像赵高般的武断。不仅如此,“能指”也可以改变“所指”,如“马”字可发展出“马上”“马力”“马屁”等意义完全不同的“所指”。符号从其他相同或互异的符号也可以获致新的意义,所以是一错综复杂的符号系统。索绪尔之所以认为“概念”比“字”重要,是因为从概念之“所指”才能理解“能指”之出于唇吻的语言结构,“所指”“能指”“符号”因而成为后现代知识论最基本的三位一体单元,遂发后结构主义的先声,其结果颠覆了语言文字的稳定性,以及扎根于稳定语言文字上的整套知识系统。任何知识系统,包括历史知识在内,都是“所指”,而非既往的真实。然则索绪尔无疑是“转向语言”的始作俑者。

“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在结构主义的轨道上更迈向极端,进而攻击结构主义之自称真实、客观、确切而有系统。结构主义先后受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等人的批判,引发了后现代理论在西方世界的风起云涌。后结构主义者以“能指”为要,“所指”犹如过眼烟云,没有稳定的意义,仅随“能指”起舞。德里达有言:“意义具有无限言外之意,能指给所指的指引无法明确” ,亦即其所谓进入悬疑不定的“无道”(aporia)之陷阱。德里达据此欲彻底解构现代哲学,并寄望于激进的新哲学。后现代批判现代哲学的先驱不乏其人,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即为要角之一。尼采宣称“上帝已死”(God is dead),总结了他无神论的虚无主义形而上学,意图破坏上帝的威权,重新评估以基督教为最高价值的西方文化,其目的欲使其衰微,甚至消亡。他的新价值既虚无又悲观,认为价值及其改变与意志力的增加有关,“意志力”(will to power)遂成为尼采哲学的根本。意志力要有主导权,真理作为一种价值也为意志力所界定 ,其中讯息可以想见。尼采有文采,但认为语言难以状物,知识难以确定,故欲以“力”取代“理”,并质疑真理、价值、因果与系统。他早已怀疑“发展论述”中突出的理性与进步原理,如他所说:“本无事实,有意义之后,始有事实。” 他对重视历史时代之厌恶情见乎辞,直言不讳藐视客观的既往,认为历史要配合当下,甚至讥嘲史家为“活书橱”(wandelnden enzyklopädien),斥为“不合时宜”(out of season) 。尼采是尖锐的历史批判者固甚显然,也极具争议。他的哲学于其身后才举世闻名,别成一格,俨然成为20世纪超越基督教与启蒙传统之偶像,启发后现代理论,自然受到后现代主义者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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