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歪曲”(Perversion)到“注定”(Prädestination):随着拉方丹抛出这种大胆的辩证手法,一种40年前由阿道夫·苏斯特尔亨等基督教保守派主张的、德国人的特殊的“超民族使命”(übernationale Sendung)观念完成了其从右到中再到左的变迁。在拉方丹看来,纳粹的罪行恰恰具有拉丁教父盎博罗削 [77]所谓“带来福祉的罪过”(felix culpa) [78]的特点。由此看来,德国人以其激进的转变在欧洲赢得了新的领导地位。拉方丹从德国人摧毁了他们的民族国家这个事实得出结论,认为民族国家彻底失去了其“存在权”(Daseinsrecht)。至于其他民族,包括那些早就被德国质疑其构建身份认同、建立主权国家之权利的民族,是否已经作好遵循这种逻辑的准备,作者没有提出追问。
但拉方丹对历史的解读在内政问题上同样适用。作者批评德国的“新保守派”(Neokonservativen),认为他们不愿承认“联邦德国的根在奥斯威辛”。而遗忘或者消解这一点是不道德和危险的。“因为如果我们联邦德国的民族认同不再及于奥斯威辛,而是仅仅回到1949年,我们就失去了对此前10年以德意志民族之名所做之事的责任感。” [79]因此,正如拉方丹所言,从德国历史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是德国左翼的一个标志,甚至是他们的专利和要求获得政治权力的道德理由。
1980年代,不仅仅是政治精英对“德意志民族”概念和“德意志民族国家”观念颇有微词。1986年7月的一份调查显示,37%的联邦德国民众把“民族”理解为联邦德国,35%理解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在回答“民主德国的德国人和联邦德国的德国人是一个民族还是两个民族”这个问题时,1987年春78%的民众选择了前者,21%选择了后者。1/3的联邦德国公民认为民主德国是外国,2/3的人不这么认为。
但调查结果中,联邦德国年轻一代的意见比例与整体比例大不相同。14—29岁的联邦德国公民中只有65%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单一的德意志民族。毕竟还有34%的年轻公民认为存在两个德意志民族。60岁以上的人群中,1976年和1987年间平均只有15%的人觉得民主德国是外国,而在年轻的联邦德国人中这个比例却占将近一半。经过对《德国档案》(Deutschland Archiv)中相关数据的评估,人们得出了清晰的结论:民主德国被年轻一代中的大部分认为是“具有另一种社会秩序的外国”,不再是德国的一部分。“这导致民族共同性(nationale Gemeinsamkeit)意识削弱,疏离感(Entfremdung)越来越强。” [80]这项调查报告于1989年10月,也就是柏林墙倒塌前一个月被发布。
[1]Fritz Fischer,Griff nach der Weltmacht.Die Kriegsziel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Düsseldorf 19611.
[2]Alexander und Margarete Mitscherlich,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Grundlagen kollektiven Verhaltens(19671),München 1991,S.13-85(80).
[3]Karl Dietrich Bracher,Die deutsche Diktatur.Entstehung,Struktur,Folg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Köln 19796,S.544.
[4]Heinrich August Winkler,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Bd.2:Vom 《Dritten Reich》 bis zur Wiedervereinigung,München 20202(Beck Paperback),S.434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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